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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科學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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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科學發展

      一、后現代系統理論的精神實質在于它的有機整體

      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自然界、社會、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由若干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群構成。整個系統一旦形成,其整體性、關聯性、動態性等就具有了鮮明的個性特征和目的性。按照西方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大衛·格里芬的觀點,后現代科學的特征包括整體論和有機論。整體論認為,部分與部分之間、部分與整體之間擁有內在聯系。有機論認為,具有內在聯系的部分與部分之間、部分與整體之間是一種動態生成關系。整體有機論對“有機”、“整體”、“內在聯系”的強調提示人們:人類與世界是一個整體,我們不僅包含在他人之中而且也包含在自然之中。[1]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反對把事物看成是完全外在的、機械作用的,無視內在的和整體的聯系的還原論的方法,主張科學應將其方法建立在整體的有機性基礎之上,只有用整體論研究宇宙與科學的統一性,才能超越個人主義、人類中心論、經濟主義、生態危機等種種現代性的消極后果。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正是在吸納和揚棄了建設性后現代主義這些科學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的精神實質就在于它的有機整體性。

      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揭示整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性,認為在發展過程中要保持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精神的有機聯系,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與經濟社會整體結構的合理性。科學發展觀認為,系統性表現在一切方面,正確使用系統思想進行分析,可以使人們從宏觀上把握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等各子系統的相互作用關系。任何事物(包括系統)都是對立統一的整體,它既具有矛盾運動、發展變化、否定自我的力量,同時,也存在肯定自身、保持自我、維護自己整體和統一的屬性。后現代系統理論就是關注人與自然和諧的整體統一性。并認為,發展本身也是一個全面系統的概念,內涵著增長、穩定、公平、民主、價值等要素,但發展并不僅僅簡單等同于經濟增長,還應包括自然的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發展的全面系統性,決定了任何發展都是一個開放的、充滿矛盾和曲折、不平衡的過程。發展不僅是個理論概念,更是個實踐的概念。因此,無論在宏觀決策上,還是在微觀制度上,后現代系統理論始終應該成為人們的指導思想。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非有機、非整體發展的傳統思維模式,引導人們以片面的目標與狀態從事要素群之間的協調與合作,碎裂了系統的有機整體性,其結果不僅難以促進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相反還導致自然資源的浪費和環境污染,破壞生態平衡。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從有機整體的高度有效克服了這些傳統思維模式的弊端。

      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有機整體性還在于揭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理性控制和現代社會發展信息的對稱性要求。強調在發展過程中,通過對經濟社會發展邏輯的把握,盡可能避免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社會群體的不安定和環境的過度污染。而在信息社會和虛擬世界中,信息既非“純粹物質”,也非“純粹精神”,是主觀和客觀內容的統一。它作為能指者不同于所指者,其意義包含著很大的主觀性、虛擬性、建構性、能動性、多元性、不確定性、相對性、協同性及實用性,與人之生存狀態和歷史進程緊密相關[2]。科學發展觀認為,由于世界是由物質、能量和信息三部分組成,因此,信息是一切系統保持一定結構、實現其功能的基礎。社會各子系統只有擁有更多的信息,才能有助于實現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把握,做到對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的理性控制和理性發展。由于經濟社會各子系統具有耗散結構,它們的存在與發展需要引入負熵,各子系統之間存在密切的熵交換聯系,在熵交換的過程中,經濟社會本身的作用相當于經信息流來調控系統間的熵交換,減低系統所構成的復合系統內部的熵增,合理地分配負熵,走向共同有序與發展。科學發展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就是在熵交換的有序均衡性上提升了系統的人文精神,達到經濟社會整個系統的和諧,共享負熵,走向共生的發展之路。在國際上,通過融入國際社會的發展大環境,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發達經濟和民主政治等發展信息,為我國的科學發展制定卓有成效的決策;在國內,使全體人民能夠及時獲得更多國際國內的最新技術及政治經濟、環境生態等方面的信息,包括涉及這些信息的新內容與新知識,增加國內人們對于獲取發展信息的對稱性要求,減少人們對于經濟社會發展認識的不確定性,消除經濟社會系統的熵增現象。

      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有機整體性更在于揭示了關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非平衡理論、非穩定性轉變規律、非突變式質變過程。

      首先,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不平衡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常態,而平衡是需要有文明程度與制度、立法等來保證的。科學發展觀并不否定差別,更不是主張經濟社會絕對平衡的發展觀,而是堅持統籌經濟社會平衡發展,使差距控制在社會系統能夠容許的限度內,使經濟社會在適度發展差別中良性運行,從而實現真正的科學發展。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一方面主張發展的均衡性,另一方面主張發展的漸進性,要讓人民認識到,發展是分層次的、有先后的,不可能讓所有的人在同一個時點進入同一個層次的小康水平。

      其次,后現代系統理論承認發展的非穩定性,但是,更關注社會發展非穩定性的轉變規律。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穩定是動態的,是發展過程中的相對狀態。這種動態的穩定,不是封閉式的絕對穩定,而是一種充滿活力的開放式的相對穩定,是一種有著局部變化而全局相對不變的大局穩定,是一種通過對局部變化的制度化調節而保持全局穩定的動態平衡。例如,在體制改革過程中,各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并不一致,甚至尖銳對立,但它并不影響經濟社會總體的健康發展,倘若管理者能高度重視發展中具體而微的民生問題,并及時采取措施進行調適疏導,就能達到更高層面的社會穩定。

      再次,后現代系統理論主張社會發展的非突變式是常態,是和平演進的量變過程,而非沖突式的社會變革。按照系統的相變理論,如果中間過渡態是穩定態,相變過程就是漸變。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重視非突變式的常態研究。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現階段,人們都更加注重社會變革中的非沖突形式和漸變過程,強調縮小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貧富差距,強調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人們的公平正義,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相處。而這正是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主旨之一。

      二、后現代系統理論的基本內涵在于它的動態共生

      從后現代系統理論的角度看,所謂動態,是指一個具體系統如果不同周圍其他系統發生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即進行物質、能量、信息的轉換和交換,它既不能存在,也不能發展,因此,系統運行狀況的好壞直接取決于系統與環境的互動。所謂共生,是事物存在和變化的一種現象,是一個客觀的過程和趨勢,是全球化進程中人類社會的必經階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共生”還包含和諧的基本指向,涵蓋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精神的共生、不同文明的共生等各個方面。這種全面的共生觀念不是簡單的概念堆,而是應內化到具體的人的各種實踐活動之中的核心理念[3]。一般來說,動態共生是一個復合概念,在實踐中不可分割。

      后現代系統理論的動態共生觀認為,個體與環境之間是相互依賴、相互改變的;開放系統隨著時間而改變和發展,并日益復雜化,而不像封閉系統一樣在既定均衡和非均衡狀態之間擺動;系統變化體現在其內部的各個參數內;系統內沒有一個發展狀態或階段是靜止的。動態共生的系統又是一個自組織、自糾正、自穩定的系統,發展過程存在多種可能性,但其結果卻具有普遍性。在動態系統的發展過程中有兩點非常重要:(1)子系統在與整體保持一致的過程中缺失了靈活性,但更加穩固;(2)如果整體內某一個部分顯著,則系統集中于那個部分,且這個部分有一個重要的頂點,在這個點上,當系統處在一個敏感狀態時,一個小小的變化都將改變系統的基礎狀態[4]。由此可見,發展就是一個動態共生系統的變量互動變化的結果。

      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強調動態共生。以往的發展觀,因其片面性,所以都未能形成科學的發展理論體系。現代社會的發展觀歷經了工業文明觀、增長極限論、可持續發展觀、綜合發展觀、“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六個階段。到20世紀80年代,由于多學科介入發展觀的研究,產生了綜合發展觀,加進了對“人”的因素的研究,但當時還并沒有突出人的地位。至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與發展會議上,“以人為中心”、“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全體人民”,才被提上議事日程。這些發展觀雖然隨著時代的進步也在不斷地完善,但它們都缺乏發展過程中的動態共生理念,都未能把握發展過程的本質特征,也因此都沒能進入科學發展系統理論所追求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境界。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以后,面對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特別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以及我國國內相繼發生的南方雪災、四川汶川大地震及三鹿毒奶粉事件等一系列災禍,因此,如何深刻總結國內外在發展問題上的經驗和教訓,充分吸收和綜合人類社會發展研究的優秀成果,深入研究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成為學界的重要課題。毫無疑問,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即不僅涉及自然界、社會,還涉及人的精神領域。這些研究,擺脫了以往各種片面的發展理論中單純地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忽視人的倫理判斷和道德底線的設定,從哲學的高度豐富了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從而實現在揚棄中達到經濟社會動態共生發展的目標。

      科學發展觀后現代系統理論的動態共生學說還主張,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動態共生的過程,由于共生的元素的多樣性,因此,不可避免會出現形形色色的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前進中的問題,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唯物辯證法認為,前進中的問題只能在前進中解決,發展中的矛盾只能靠加快發展和科學發展來解決。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就是這個觀點的堅定持有者。

      科學發展觀認為,后現代系統理論,特別是它的動態共生學說,來自于社會現實生活的需求,合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遵循這個規律同樣是對動態共生的科學發展邏輯的尊重。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吸收了其他發展理論的合理成分,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不斷豐富和完善。自然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人的發展和精神的發展都推動了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發展。反過來,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又更好地促進了自然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人的發展和精神的發展。特別是在社會發展領域,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在探索人口、資源與環境和諧共生的關系及其規律性等現實問題上,具有重大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眾所周知,人口爆炸、資源短缺、環境污染是全球性問題。對尚處于轉型期的我國而言,這些問題尤為嚴峻。在既有約束條件下,經濟增長太慢則難以滿足人們生活水平日益增長的需求,經濟增長過快又極易陷入人口、資源與環境的惡性循環。傳統的社會學與經濟學理論都未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如西方人口經濟學理論偏好技術分析,而忽視人的因素;我國人口經濟學理論則側重制度分析,而忽視現實需求;新興的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理論又大多是以新古典范式,試圖破解面臨的經濟社會發展難題,雖然它們的闡釋均具有各自的部分合理性,但均難免視角陷于狹隘,無法根治經濟社會發展所遭遇的人口、資源和環境的瓶頸問題。究其根源,或是過于陷入理論演繹,或是過于就事論事,因此,都未能從理論上真正理解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精神動態共生的核心要義。而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則能最大限度地闡釋這些問題并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如關注人口增長的適度規模問題、資源利用的代際公平問題、環境保護的自律與監控問題,等等,無不可以動態共生的理論來開拓人們的思路,求得全面協調可持續地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三、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在于人與自然和諧

      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善待自然便不能善待人類自身,而不能善待人類自身顯然不符合人類追求自由發展與完善的終極目標。因此,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就在于主張人與自然的高度和諧,如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改變消費模式,避免過度消耗自然資源;抑制人口膨脹,緩解地球生態環境壓力;提倡全球的綠色運動,倡導生態文明等,以實現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認為的,我們這個世界面臨的兩大變革:一是人同自然界的和解,二是人同人本身的和解[5]。而“和解”首先便是和諧。

      傳統的人與自然關系經歷了從原始物本、神本、近代物本到人本不同的歷史發展過程。原始物本強調構成客觀自然界的各種具體物質元素,把它們看成是構成世界的本源,尚未涉及人的重要性問題;在中世紀,神本思想成為奴役人的工具,現實世界的人只是神的奴隸;到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才第一次提出“以人為本”的口號,主張一切以人為中心,強調人的利益,提倡個性自由。但資產階級革命后,又異化了早期的人本精神,把社會發展理解為就是發展經濟,形成近代的“物本主義”。物本主義認為,人的本性是“經濟人”,物的增長是人類發展的最高和最終的目標,一切發展都應該以人為中心,最終形成了現代主義的“人類中心論”,強調人對自然的權利,人是自然的主人,一切從人的利益出發。這種“人類中心主義”,必然導致“人類沙文主義”,導致對自然資源進行無限度、無休止、破壞性的索取和掠奪,忽視人對自然的道德責任和義務。這種反自然的價值觀,不能不說是導致今天生態危機的根源。

      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內在的、本質的、構成性的,人與自然是一個系統的有機整體的兩個部分,不存在誰優誰劣的問題。反對人類優于自然的觀念。提出消除人與自然的敵對的或冷漠的異他關系,重建一種聯合的、快樂的人與自然的系統關系。主張人類應既充分有效地運用自然資源,同時又善待自然,反對那種靠大規模地破壞其他生物來獲得人類社會“進步”的形式,否則,人類及地球上的大多數生命都將難以逃脫毀滅的命運。后現代系統理論的實踐價值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這些內在邏輯。

      1.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在于它強調自然生態與社會“人態”的同生共存。后現代系統理論看到了傳統生態觀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生態觀,主張自然生態與社會“人態”的和諧共生,其積極意義已遠超出生態本身的境界。生物學意義上的生態一詞源于古希臘文,原意是指家或者人類的環境。生態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它們之間和它與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關系。而“人態”通常指的是人的精神生態、人格生態。人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精神生態健康、人格生態健全,才能真正理解和實踐自然生態與社會“人態”的同生共存、和諧相處,才能真正實現哲學意義上的和諧。人當然有改造自然的權利和自由,但同樣有呵護自然的義務和責任。因為人與其他物種都是宇宙生物鏈中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享用自然并非人類的特權,而是一切物種共有的權利。要使人類和自然能夠共同發展,人類首先要在維護生態系統動態平衡的基礎上合理地開發自然,把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規范在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范圍內,倡導在熱愛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和維護生態系統動態平衡的基礎上,積極能動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無論是傳統生態觀,還是現代人類中心主義,都既沒有正確認識自然生態,也沒有正確認識社會“人態”,更沒有認識到發展的價值目標和倫理關懷最終是為了人的,同樣也沒有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關系實質上就是人與人的關系。馬克思曾經指出:“人們對自然界的狹隘關系制約著他們之間的狹隘關系,而他們之間的狹隘的關系又制約著他們對自然界的狹隘的關系。”[6]當代社會,人類之所以面臨著生存危機主要就是人類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出了問題。其實,人的問題是社會的根本問題,環境問題歸根結底仍是人的問題,人如何對待自然界實質上就是如何對待自身的問題。

      2.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還在于它全面整合了傳統生態觀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構建了一種全新的人—自然—社會和諧共生的生態觀。后現代系統理論從“人與自然的關系”與“人與人的關系”二者互為邏輯前提入手,把人與自然之間的協調發展作為其前提和條件,而且從人類發展的實踐困境和生態倫理學的邏輯困難雙重前提出發,將后者歸結到前者來解決,因而獲得了更有力的說明性。它一方面立足于人的尺度來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價值觀,而不是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它另一方面立足于自然的尺度來衡量人與人的關系,因此,也是一種環境主義的價值觀,它實現了以人為本與以自然為友的結合。后現代系統理論的發展觀是人口、經濟、環境等各要素之間的協調發展,它將人類的經濟活動、環境保護活動與培育健全人格、造就人的全面發展有機統一起來[7]。它要求把握好“以人為尺度”和“以自然為尺度”之間的必要張力,明確在什么條件下以人為尺度,什么條件下以自然為尺度。正確把握和利用自然生態環境演化規律,自覺而積極地協調改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身的復雜關系,真正達到生態—經濟—社會三者共贏和諧發展的境界。因此,后現代系統理論并不尋求對自然的盲目征服,而是主張人與自然協同進化,科技也不再是征服自然的統治工具,而是維護并增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重要手段。隨著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的加劇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人類的命運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后現代系統理論要求在更深層次上和更廣范圍內采取有效的協調行動,共同應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嚴峻挑戰,推動人與自然同生共存的發展。

      3.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還表現在特別強調人與自然及人與人的平等觀,主張人與自然及人與人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發展平等。后現代系統理論的人與自然平等觀并不是指不能消耗自然資源和對生態進行“必要傷害”,而是指這種“必要傷害”必須設定生態底線。“必要傷害”是人類為了發展而對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損害。“必要傷害”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客觀現象。在自然界生態系統中,存在著大量的“傷害”現象,并以“傷害”的形式維系著生態系統的平衡,如森林生態系統中的食物鏈。對此,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必要傷害”雖然有它的自然生態學意義,但不能因此就成為人類大肆揮霍掠奪自然資源、破壞生態環境的理由。主張,“必要傷害”的底線是:第一,它是一種條件傷害。即這種傷害是有條件的,主要是指傷害行為的實施只有在人類和自然發生沖突時進行,才是合乎道德的,才是能夠被容忍的。第二,它是一種限度傷害。這種限度,從個體上說,對個體的傷害不能危及到該個體的種的滅亡;從整體上說,這種傷害不能破壞生態系統的完整和穩定。第三,它是一種特殊的保護。這一特征是從必要傷害的另一層面來表達的。如人類通過利用一種生物的天敵來限制另一種生物的過度繁殖,以保護生態系統的和諧;再如,令人通過科技手段采取節育來保持人口的生態平衡等[8]。設定“必要傷害”的底線,前提是生態安全原則。生態安全包括生物安全、環境安全和生態系統安全這幾方面組成的安全體系。生物安全和環境安全構成了生態安全的基石,生態系統安全構成了生態安全的核心。沒有生態安全,系統就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也只有在生態安全的原則下,“必要傷害”的底線才有現實意義。在人與人的平等觀上,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一部分人的發展不能以犧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既要求代內公平,也要求代際公平。代內平等的原則強調當代人在利用自然資源,滿足自身利益上機會均等,在謀求生存與發展上權利均等。代內公平要求從成本效益的角度實現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環境保護兩者的公平分配和負擔,主張誰污染誰治理,誰最先享用了地球、最先破環了自然的生態平衡,誰就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發達國家對“全球生態赤字”理應負有更大責任。而代際平等的原則要求當代人與后代人享用自然、利用自然、開發自然的權利均等。人類應站在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不能以犧牲環境和后代人利益為代價換來現代人的高速發展,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特征的“綠色文明”。

      參考文獻:

      [1]朱傳信.后現代“整體有機論”的生態和諧意義[J].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

      [2]張之滄.“信息”的后現代解讀[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6).

      [3]李剛.科學發展觀與“系統和諧論”[J].黨史文苑:下半月學術版,2007,(12).

      [4]陳向陽,張艷玲.動態系統理論研究進展[J].社會心理科學,2007,(5).

      [5]海瑞.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意義與原則探討[J].現代商業,2008,(21).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5.

      [7]汪才明.和諧發展:發展倫理學的價值核心[J].安徽大學學報,2008,(1).

      [8]李宏斌.“必要傷害”作為生態倫理規范的合理性[J].倫理學研究,2007,(6).

      摘要:后現代系統理論是科學發展觀的一個新領域,有效突破了以往系統理論的局限性,提出:在整個科學發展理論體系中,有機整體是后現代系統理論的精神實質,闡述了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性本質、經濟社會的理性控制和現代社會發展信息的對稱性要求,揭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非平衡理論、非穩定性轉變規律、非突變式質變過程;動態共生是后現代系統理論的基本內涵,認為發展就是一個動態共生系統的變量互動變化的結果;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強調自然生態與社會“人態”的同生共存,主張人與自然及人與人的發展平等。后現代系統理論把有機整體、動態共生、人與自然和諧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完成了對科學發展邏輯的理論準備。

      關鍵詞:有機整體;動態共生;后現代系統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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