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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中國和東盟各國積極推進CAFTA的發展。運用貿易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和分析框架，對CAFTA的發展做些初步分析。CAFTA具有經濟基礎比較脆弱、非經濟因素敏感、具有合作博弈愿望等特征，因此，推進CAFTA的建設，政府的決策要綜合考慮經濟、政治和國家的戰略目標，超越利益集團的要求；要充分發揮政府主導型體制的積極作用，發展產業內貿易；同時，CAFTA要分步驟、分層次發展，并且努力擴大經貿合作的規模。
關鍵詞：貿易的政治經濟學；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區域一體化
一、文獻綜述
20世紀80年代，許多學者提出了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模型，其中Grossman和Helpman最早在1992年提出了“保護待售（protectionforsale）模型”。相對于其他的模型而言，Grossman和Helpman的模型從貿易政策的需求方（利益集團）和供給方（政府）分析了貿易政策的形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和利益集團都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目前，Grossman和Helpman的保護待售模型是最主要的內生貿易政策模型。同時，他們還將這個模型擴展到國際層次，將貿易政策制定的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結合起來分析，既考慮了政府與國內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又考慮了國家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國際貿易政策不僅僅是國內利益集團游說的結果，還涉及國家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大國的貿易政策制定，影響的不僅僅是本國，它還會引起他國的反應。用這個擴展的模型，Grossman和Helpman分析了國家間的貿易談判、貿易戰和自由貿易協定的問題。
在Grossman和Helpman合作完成的論文《自由貿易協定的政治學》中，他們指出，如果FTA必須完全使伙伴國之間的貿易自由化，那么一個特定的政府將在兩種情況下支持該協定。第一種是，當FTA對一般選民產生了很大的福利收益，同時受到相反影響的利益集團不能夠聯合起他們的努力打敗這種協定。第二種是，當協定給實際的和潛在的出口者創造的利潤收益超過了進口競爭產業遭受的損失與可能給一般選民造成福利損失的政治成本之和時。自由貿易協定要求兩國政府的一致同意。Grossman和Helpman的研究認為，當伙伴國之間的潛在貿易存在相對平衡并且協定給大多數部門提供更高的保護而不是更低保護時，這個結果最可能出現。
運用貿易的政治經濟學對區域一體化的研究集中于歐盟，對CAFTA研究的文獻幾乎沒有，但是它的基礎理論和研究范式也適用于CAFTA，同時對擴展CAFTA的研究視野具有重要的意義。
對歐盟研究方面的文獻很多。除此以外，Tornell和Esquivel（1995）研究了墨西哥加入NAFTA的進程，認為墨西哥政府正是利用了國內兩大利益集團的博弈和危機的契機，適時推進了區域貿易自由化。國內學者盛斌（2002）成功地將這一理論范式運用于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分析，但沒有深入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陳漓高、白當偉（2003）認為，只有把政治因素，具體指政府和國內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與妥協也納入分析之后，區域一體化的研究才更為全面和合理。但是，鑒于考慮到政治因素后的分析更為復雜，他們對東亞一體化的研究目前只是拓展到“新地區主義”的非傳統收益。
貿易的政治經濟學之所以很少應用于東亞地區的研究，很可能是因為東亞多數國家沒有西方式的代議民主和立憲制度。不過，貿易的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對CAFTA研究仍具有重要意義：其一，中國和東盟各國國內都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團，這已是客觀事實，只是集團的利益訴求方式與西方國家不同而已；其二，不管“中位選民”理論是否正確，建立FTA作為一項政府決策，必須要有獲益集團和經濟基礎；其三，國內外利益集團的沖突劇烈與否，與政府決策的難度與風險程度正相關，決定了政府的決策即政治的敏感性。本文正是運用這些理論的研究范式對CAFTA的現實問題進行分析。
二、以貿易的政治經濟學視野審視CAFTA
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現狀來看，其發展具有下面的一些特征：
（一）經濟基礎比較脆弱
首先，從雙方經貿關系的現狀看，雖然近年來雙方經貿關系發展迅速，但是，中國和東盟都是以美、日、歐為主要貿易伙伴，雙邊貿易占各自貿易總額的比重都非常低。2006年中國與東盟10國的貿易額僅占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9.13%。與此相對應，中國在東盟的對外貿易中也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比重一直在5-6%左右。中國與東盟相互直接投資的規模也非常小，截止到2003年底，東盟對華直接投資的99.1%都來源于新、馬、泰、菲、印尼五個國家，僅新加坡一國就占了72.7%。截止到2005年，新加坡投資占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的3.65%，馬來西亞占0.60%。同時，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總額截止到2003年底，只有9.4億美元，占東盟吸引外資的比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也只有8.25%。
其次，從雙方經貿關系的發展趨勢看，中國和東盟在出口商品方面很多部門存在競爭關系，部分商品部門具有互補關系。同時，東盟各國經濟發展參差不齊，水平差距很大，難以形成區內較完整的產業水平分工結構?？梢灶A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會產生貿易創造和貿易轉向效應，但是都不會很顯著。另外，中國和東盟主要成員都屬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還沒有進入到大規模對外投資的階段，在以后，相互投資的規模也難以迅速擴大，且關稅降低、取消還有可能減少一部分引進投資。
第三，從中國、東盟在第三方市場的經貿關系看，由于雙方在產業轉移和國際分工調整中有著相同的演化路徑，雙方在美、日、歐市場越來越強勁的競爭具有長期性。中國與東盟的出口結構，包括產品結構和市場結構，趨同態勢也越來越明顯。在引進外資領域，中國、東盟基本上都屬于接受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國家，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更為明朗的發展前景使得國際投資者更看好中國的投資機會，造成外來投資從東盟轉向中國，從而形成了雙方在吸引外資領域的激烈競爭。
（二）非經濟因素具有敏感性
首先，在追求國家權力的過程中，東盟一直試圖以集體的力量提高其在地區性和國際性事務中的影響力，而中國在亞太地區和整個國際社會的固有地位和發展態勢，可能會對東盟的這一努力造成不確定的影響。如果中國在CAFTA中占據主導地位，那么東盟對CAFTA的態度就可能會發生轉向。
其次，東盟主要國家不僅在經濟上依賴美國和日本，在政治和安全上也與美國存在特殊的關系。長期以來，東盟一直推行“大國平衡”戰略，注意處理好美、中、日三個大國錯綜復雜的平衡關系。CAFTA框架協議的簽署，使得大國平衡發生了傾斜。但是，一方面，東盟不會放棄傳統的平衡戰略，另一方面，美國和日本也不會袖手旁觀。美國已經開始與東盟商談建立自由貿易區，日本現在則采取“1+1”談判的方式建立FTA，并且已經和新加坡達成了協議。
第三，中國與東盟在國際關系與區域安全的一些具體領域，也存在著一些敏感問題。這些問題主要包括臺灣問題、南海主權爭議、華人華僑問題等，如果處理不好可能會影響到雙方的合作進程。
（三）雙方存在相互依存關系以及合作博弈的愿望
CAFTA經濟基礎比較脆弱，非經濟因素敏感，但是框架協議的確立也反映了雙方存在著相互依存關系的現實和合作博弈的愿望。貿易的政治經濟學所講的相互依存，是指的需要彼此付出代價的交往活動，包括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上的交易或者博弈。緊密的相互依存關系要求可預見和可控制結果的規則和程序，同時這種依存關系也只能存在于這些規則和程序之中。這些規則和程序就是國際機制，比如區域一體化的制度安排。CAFTA框架協議的簽署正是中國與東盟各國的相互依存關系的反映。
同時，CAFTA框架協議的簽署也反映了雙方合作博弈的愿望，這種合作博弈的愿望至少存在于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雖然CAFTA存在著許多非經濟因素的障礙，但是在追求國家權力的博弈中，雙方的合作至少提供了彼此都受益的可能，如果不合作則很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第二，中國和東盟各國都是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產業鏈的組成部分，盡管雙方因為各自在產業鏈中的地位和利益分配而進行競爭，但是合作才能更好地與產業鏈的主導方進行博弈；其三，面對歐盟和NAFTA加速發展的國際競爭態勢，中國、東盟和東亞地區的其它國家，是否能夠并且如何實現某種形式的區域合作，就直接關系到東亞地區的各個經濟體如何面對歐盟和NAFTA的挑戰，參與全球經濟競爭。
三、結論
第一，政府的決策要反映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同時在必要的情況下，政府也要超越利益集團的訴求，從國家長遠和根本的利益出發，進行決策。一方面，盡管雙方都存在政府主導型的特征，但是東盟主要國家都已是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而且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也在不斷深化。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企業、企業集團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也是推動國際經濟合作的基本力量。政府的決策，包括貿易政策的制定，應該反映市場主體的要求。由于CAFTA非經濟因素具有敏感性，那么調動企業在開展國際經濟合作方面的積極性就具有特殊的意義和作用。“民間先行”的非經濟因素顧慮較少，在企業逐漸探索出成熟的合作機制之后，政府再進行決策，這樣可以降低決策的風險性。另一方面，現有的利益集團都傾向于維護自身的既得市場地位和勢力，因而它們會做出各種努力影響政府的決策，包括在政治、輿論、選民、民族或宗教等方面施加影響。這些努力不單單是維護利益集團本身的壟斷利潤，還有的是保護落后，這樣不僅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而且會影響國家產業升級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應該超越利益集團的訴求，從國家的利益出發進行決策。
無論在中國還是東盟主要國家，具有壟斷地位的利益集團往往都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利益集團既有可能成為CAFTA的重要推動力量，也有可能成為主要的障礙因素，因此政府做出決策時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第二，充分發揮政府主導型體制積極面的作用，實施積極的產業政策，擴大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產業內貿易。如果一些國家的貿易結構原本是產業間貿易，而且存在要素稟賦相似的條件，那么一體化創造的市場擴大和規模經濟效應，完全有可能導致某個（些）產業向某一個（些）國家轉移，獲得更多產業的國家收入水平會上升，而失去產業的國家收入水平會下降。這正是一體化條件下國家利益沖突的深層原因（GomoryandBaumol，2000）。但是，歐盟成員國的要素稟賦也相似，一體化同樣創造市場擴大和規模經濟效應，卻并未出現上述情況，原因就在于歐盟成員國之間大量的產業內貿易。中國-東盟的貿易結構1997年前雙邊貿易以產業間貿易為主，1997年后以產業內貿易為主，1999年以來，產業內貿易指數穩定在0.7以上。產業內貿易的擴大具有積極作用：首先是擴大了雙邊貿易，增強了合作的基礎；其次是可以有效解決要素稟賦和產業結構趨同的問題；第三是能夠防止成員國之間收入水平差距擴大，有助于非經濟分歧的彌合。但是，產業內貿易有兩大問題值得注意：一是產業內貿易大量發生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而資源密集、勞動密集以及低技術含量的產業，由于規模經濟和產品種類的有限性，一般難以產生大規模的產業內貿易；二是產業內貿易分工模式的確定主要有三條途徑：創新、競爭和協調，其中創新需要大量知識積累和資金積累，且風險很高，競爭則會進一步強化區內經濟的競爭性，削弱合作的基礎，因此只有協調才是最優選擇。在這兩大問題上，中國和東盟的政府主導型體制可以發揮其積極作用，政府通過積極的產業政策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同時也可以通過政府的特殊優勢推進聯合研發，分擔創新的費用和風險。另外，政府還可以直接出面進行國際產業協調，防止區內出現直接的產業定位“撞車”。
第三，中國政府應該正確認識在區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積極擴大雙方經貿合作，共同推進CAFTA建設。中國GDP總量大，市場容量大，外匯儲備充足，在東南亞具備一定的替代能力，應該在推進CAFTA方面起更大的作用。第一，我們要繼續大力引進跨國公司投資，同時積極開展自主技術創新，以此推進中國-東盟區的產業結構升級；第二，主動開放市場，成為區域性的市場中心；第三，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強維護區域性貨幣金融穩定的能力；第四，在明確機制化要求的前提下，承擔起維護體系穩定的責任，尤其是對CAFTA中落后國家的責任。
東盟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框架協議中采用分期推進的方式促進CAFTA的發展。因此，中國可以考慮與東盟各國中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經貿關系密切、政治關系良好的國家先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比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同時，從多博弈的角度出發，中國還應繼續推進與日本、韓國等國家地區的經貿合作。隨著CAFTA的發展，其存在的經濟基礎脆弱、非經濟因素敏感、經濟競爭性大于互補性等問題會逐步減弱。借助CAFTA，東盟各國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目標，東盟成為美國、日本、歐盟都不可忽視的力量。盡管中國-東盟目前經貿關系的現狀是競爭大于互補，而產業結構調整又需要一個過程，但是CAFTA的發展仍然具有廣闊的前景。雙方政府應該積極努力擴大雙方經貿合作的規模與層次，進一步推進CAFTA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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