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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貿易經濟增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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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貿易經濟增長

      【摘要題】研究與探討

      【關鍵詞】進口貿易/結構效率/經濟增長/動態分析

      【正文】

      長期以來,進口始終被認為是國民收入一個漏出的量,是經濟增長的減量因子。20世紀90年代,美國通過技術創新和擴大進口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創造了“低通脹、低失業、高逆差、高增長”的新經濟。美國的成功實踐表明,在靈活的經濟制度下,進口也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增量因子。

      一、進口貿易、產業升級與經濟增長分析(注:本文將國民收入增加或國民收入溢出等同經濟增長。)

      在動態的國民收入公式中,國民收入Y的增加既取決于消費C、政府支出G、投資I和凈出口NX的貢獻,也取決于增量因子C、I、G、NX的結構變化。如果其中一個因子的減少可以使另一因子貢獻增加,即使EX<IM或EX=IM,國民收入Y同樣增加。

      國民經濟是一個動態的體系,生產要素處于經常性的流動之中。“每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最有利的用途”。(注: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5頁。)生產效率(注:生產效率指投入1單位生產要素與創造的國民收入的數量或比例。)(要素報酬)低的生產要素必然要流向生產效率高的產業。由于不同產業的生產效率不同,創造的國民收入也不相同。表1中,假設美國有100個單位的生產要素,按各20%比例分別投向計算機、制藥、飛機、汽車、鞋類五個產業,每個產業投入均等的20個單位要素,合計創造國民收入111個單位。如果將鞋類產業原有20個單位生產要素轉移到生產效率最高(1.4)的計算機業,平均單位要素生產效率由1.11提高到1.23,國民收入比以前溢出12個單位,產業結構升級對國民收入貢獻率是10.81%。(注:凈進口和產業升級的國民收入貢獻率以新增國民收入占原國民收入的比重計算,即(123-111)÷111×%=10.81%。)進口是美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前提,由于放棄鞋類生產,必須從國外進口鞋。如果按著國內生產和進口商品生產效率1∶1的比率,會出現相當于16個單位國民收入的貿易逆差。見表2。不過美國的貿易逆差一般低于16個單位,原因在于相同產品的進口價格往往比國內便宜,如果高于國內價格,便沒有人進口。假定進口鞋價格只相當美國國產鞋價格的1/2,(注:1996年美國非橡膠鞋類平均價格20.05美元,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平均價格只有7.09美元。引自《國際經貿消息》1998年6月25日。)用8個單位的國民收入就足以支付鞋的進口,可以節省8個單位的國民收入,貿易逆差只相當8個單位國民收入,國民收入溢出從原來的12個單位增加到20個單位。進口成為經濟增長的增量因子,凈進口和產業升級帶來的結構效率對國民收入貢獻率增加到18.01%。(注:(131-111)÷111×%=18.01%。)其中產業升級的貢獻率10.81%,廉價進口的貢獻率7.2%。

      表1投入均等生產要素所形成的國民收入

      生產領域投入要素生產效率國民收入貿易差額

      計算機201.40280

      制藥201.20240

      飛機201.10220

      汽車201.05210

      鞋類200.80160

      合計100平均1.111110

      表2制鞋產業生產要素轉移到計算機軟件業的國民收入和貿易差額

      生產領域投入要素生產效率國民收入國民收入增減貿易差額

      計算機401.4056+280

      制藥201.202400

      飛機201.102200

      汽車201.052100

      鞋類00.800-16-16

      合計100平均1.23123+12-16

      國民收入溢出△Y來自產業升級(△Y[,1])和廉價進口(△Y[,2])的兩個方面,即△Y=△Y[,1]+△Y[,2]。國民收入溢出一方面取決于生產要素轉移的數量和低效率產業與高效率產業之間的效率差,即△Y[,1]=△q(m-n)。其中,△Y[,1]代表產業升級增加的國民收入,△q代表轉移的生產要素量,m、n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產業的效率水平。兩種產業的效率差(勢能)較大,生產要素從低效率產業向高效率產業轉移的動能也越大,國民收入溢出也越多。圖1中,鞋類比汽車業生產要素轉移創造的國民收入溢出多5個單位。換句話說,轉移相同數量的生產要素,效率差大的產業之間生產要素轉移對國民收入的貢獻大于效率差小的產業。表3中,鞋類產業與計算機業的效率差(1.40-0.8),大于制藥產業和計算機業的效率差(1.40-1.20),鞋類進口帶來的新增國民收入(12個單位,20個單位生產要素×效率差0.6)高于藥品進口帶來的新增國民收入(4個單位,20個單位生產要素×效率差0.2)。與此同時,按著國內生產和進口商品效率1∶1的比率,鞋類進口帶來的貿易逆差(16個單位國民收入)也比藥品進口形成的貿易逆差(24個單位國民收入)小的多。另一方面,凈進口對國民收入的貢獻還取決于進口數量的多少及進口產品與國產產品的價格差(P[,N]-P[,I]),即△Y[,2]=△Q(P[,N]-P[,I]),△Q代表進口數量,P[,I]代表進口產品價格,P[,N]代表國內產品價格。進口的產品越便宜,凈進口帶來的國民收入溢出也越多,造成的國際收支逆差也越小。

      附圖

      圖1單一生產要素轉移和國民收入溢出

      表3其他產業生產要素全部轉移到計算機業的國民收入和貿易差額

      生產領域投入要素生產效率國民收入國民收入增減貿易差額

      計算機1001.40140+1120

      制藥01.200-24-24

      飛機01.100-22-22

      汽車01.050-21-21

      鞋類00.800-16-16

      合計100平均1.40140+29-83

      低效率產業生產要素向高效率產業轉移過程中,會出現轉移效率遞減(鞋類、汽車、飛機、制藥與計算機業的效率差分別是0.60、0.35、0.30、0.20)和貿易逆差遞增(16、21、22、24個單位的國民收入)的趨勢。如果美國計算機業以外其他產業的80個單位生產要素全部轉移到計算機業,國民收入總量將達到140個單位,國民收入比轉移前凈增29個(140-111)單位。同時,按著國內生產和進口商品生產效率1∶1的比率,出現相當于83個單位國民收入的貿易逆差,這是結構效率的成本和代價。同時,低效率產業的生產要素轉移在相當程度上受高效率產業吸收轉移要素空間大小的制約,如果不能完全轉移到效率最高的產業上,它將向次高產業轉移,直到不能吸納為止。

      二、自由競爭下貿易與增長的動態分析

      經濟學中,開放經濟的國民收入增長恒等式是Y≡C+I+G+NX。(注:[美]保羅·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頁。)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是國民收入增長的三個增量因子。在世界經濟范疇,一國的出口必然是另一國家的進口,即NX=EX-IM=0。這似乎意味著國際貿易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為零,與人們看到的國際貿易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的現實相悖。在傳統的兩個國家、兩種商品的國際貿易模型中,(注:[美]金德爾伯格:《國際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40頁。)不存在競爭。出口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在本國國內價格和進口國內價格之間。低于國內價格,出口商不愿出口;高于進口國國內價格,進口國將自己生產,不再進口。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雖然出口國的出口量與進口國的進口量相等,即EX-IM=0,貿易帶來生產和消費的擴大,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于零。

      假定在進行國際貿易前,A、C兩國均生產鞋類。圖2中,A國國內鞋類生產和需求在E[,a0]達到均衡,均衡價格P[,a0]。C國國內生產和需求在E[,c0]達到均衡,均衡價格P[,c0]。A、C兩國國內的供給和需求數量分別是Q[,a0]和Q[,c0]。C國的均衡價格P[,c0]低于A國的均衡價格P[,a0],即P[,c0]<P[,a0]。C國鞋類價格比A國自己生產更具競爭力,A國從C國進口鞋類。在只有兩個國家而沒有競爭的情況下,C國的出口價格應當等于或高于P[,c0]。但由于其他國家的競爭,C國只能以P[,c0]價格(高于這個價格,就會被競爭者替代)出口Q[,c0]-Q[,c2],A國進口Q[,a1]-Q[,a2],Q[,a1]-Q[,c2]=Q[,c0]-Q[,c2]。競爭和出口需求增加使C國的供給線S[,c0]向右下方移動,由S[,c0]變為S[,c1],C國的供求均衡點由E[,c0]推向E[,c1],價格水平也由P[,c0]下降到P[,c1]。新一輪貿易將在P[,c1]價格水平上進行,出口量擴大到Q[,c1]-Q[,c3],進口量同時擴大Q[,a3]-Q[,a4]。C國第三輪的出口價格由于競爭和規模經濟而進一步下降到P[,c2],供給線向右下方移到S[,c2],供求均衡點下移到S[,c2]。下一輪的出口價格更低,直到不能再降低為止。

      附圖

      圖2自由競爭條件下的國際貿易

      競爭和規模經濟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商品價格更加便宜,世界商品價格不斷下降的趨勢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00年5月號,第181、183頁。美國等發達國家平均物價上漲水平從1982-1991年的4.9%下降到1992-2001年的2.3%,發展中國家同期從45.7%下降到20.3%。)生產量和消費量大幅增加。貿易前,A國生產和消費的數量是Q[,a0],C國生產和消費的數量是Q[,c0]。A、C兩國進行貿易后,在P[,c1]價格下,A國消費量從Q[,a0]增加到Q[,a4],C國的消費量從Q[,c0]增加到Q[,c1],Q[,a4]+Q[,c1]大于原有的消費量Q[,a0]+Q[,c0]。A、C兩國的合計產量Q[,a3]+Q[,c3]也大于原有產量Q[,a0]+Q[,c0],即Q[,a3]+Q[,c3]>Q[,a0]+Q[,c0]。從全球角度看,世界經濟總量增加了。從表面看,A國的產量似乎減少了,即Q[,c3]<Q[,a0],但如果A國相應的生產要素轉移到更高效率的產業,A國的經濟總量也會增加。

      三、開放經濟下的相關動態均衡

      長期良好的經濟運行必須保持經濟增長與國際收支、通貨膨脹和就業的動態平衡。如果不能保持這些基本平衡,經濟增長就難以持續。

      1.進口貿易與國際收支的動態均衡

      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是實現長期進口和產業升級及經濟增長的前提。人們可有多種政策選擇。第一,如果進口國貨幣是可自由兌換貨幣,高效率的計算機產業增加的國民收入△Y(28個單位)足以支付增加鞋類進口△IM(16個單位),而且還有12個單位國民收入剩余。第二,生產要素從低效率產業向高效率產業轉移過程本身也會逐漸形成自身平衡,高效率產業形成的國內競爭優勢會變為國際競爭優勢,出口能力擴大,從而實現貿易平衡;第三,高效率產業的高收益會吸引更多的國外資本流入,從而在資本項目上實現國際收支平衡。貨幣可自由兌換的發達國家可以同時選擇三種方案,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不能自由兌換,只能通過增加出口和吸引國外資本來實現國際收支的長期平衡。

      2.國際貿易與通貨膨脹的動態均衡

      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經常是一種共生現象。產量增長率y取決于貨幣增長率m、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率v和通貨膨脹率π,(注:[美]多恩布什:《宏觀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頁。)即y=m+v-π。一般情況下,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率v的變化空間是十分有限、也是難以預期的。提高貨幣增長率m雖然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也會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傳統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提高利率增加儲蓄來抑制通貨膨脹,同時也抑制了投資和消費,抑制了經濟增長。1965~1980年間,美國年平均增長只有1.7%,而年平均通貨膨脹率高達6.1%,(注:世界銀行《1987年世界發展報告》第203頁。)經濟“滯脹”長期困擾美國和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各國政府在“滯脹”面前束手無策。國際貿易提供了消除“滯脹”、保持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動態平衡的鑰匙。如果出口國的供給曲線靈活而有彈性,在外部競爭和規模經濟成本遞減規律的作用下,生產效率的提高使出口價格和國內價格水平不斷降低。進口國可預期的進口商品價格低于國內生產的商品價格,廉價的進口商品降低了總體價格水平,從而打開了通貨膨脹的減壓閥。

      通貨膨脹主要表現為物價上漲,它不僅與貨幣供應量有關,也與物價水平有關。(注:[美]多恩布什:《宏觀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頁。)假定通貨膨脹率π=(P-P[,-1])/P[,-1],現行價格P與基期價格P[,-1]的變化決定通貨膨脹或緊縮,如果P高于P[,-1]便是通貨膨脹,反之是經濟緊縮。如果我們能使未來價格P[,+1]低于現行價格P,就可以在貨幣供應量m+v不變的情況下,降低物價水平,進而降低通貨膨脹率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價格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雖然技術進步和市場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價格水平,但這是不可預期的。然而,相同商品的進口價格P[,I]低于國內價格P[,n](如果高于國內價格就不會進口)則是可預期的。(注:[美]金德爾伯格:《國際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40頁。)我們以可預期的、較低的進口價格P[,I]作為未來價格P[,+1],由于未來價格P[,+1]低于現行價格P,那么未來的通貨膨脹率π+1預期也會比現在低,即π+1≤π。人們也擔心出口國會因供給短缺導致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而實際上,日本、中國等貿易順差大國不但沒有出現通貨膨脹,相反普遍出現了通貨緊縮。價格競爭、規模經濟的邊際成本遞減和進口貿易的綜合作用抑制了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1999年日本在出口高速增長的同時,物價水平下降了0.3%。

      3.進口與就業的動態均衡

      菲利普斯曲線表明,失業率和貨幣工資增長率之間是一種反向關系。工資增長率越低,失業率越高;工資增長率越高,失業率越低。(注:[美]多恩布什:《宏觀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頁。)提高工資增長率,雖然有助于降低失業率,但工資增長會增加生產成本,降低產品競爭力,不利于經濟增長。那么如何提高工資增長率又不增加生產成本呢?我們知道,人們關心的是實際工資而不是名義工資,保持名義工資不變,提高實際工資增長率,就可以降低失業率。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相同商品的進口價格P[,I]要低于國內價格P[,n],即P[,I]≤P[,n],而且是可預期的。在名義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廉價進口降低了消費支出,實際工資便增加了。假設一個工人年收入6000美元,按著國內物價水平,用于食品的消費比例是20%,即1200美元。如果進口食品價格僅相當國內價格的2/3,那么只需792美元就可以滿足食品消費,他的實際工資便相對增加了408美元。

      人們總是擔心進口就會沖擊國內產業,增加失業。實際上,進口對就業的影響因情形不同而不同。最好的情形是伴隨進口擴大的產業升級,隨著生產要素流向高效率產業,勞動力也隨之流向高的效率產業。在靈活的經濟結構中,如果高效率產業具有更高的增長率或較高的就業彈性,進口和產業升級帶來的經濟增長可以增加就業。1995~2000年間,美國電腦和芯片業產值從857.7億美元增加到2661.6億美元,增長210.31%。同期就業人數從55萬增加到60萬,增長9.09%。就業彈性系數(就業增長率/產業增長率)0.043,就業彈性非常小,電腦和芯片產業增長1%,就業才增加0.043%;同期美國計算機軟件業產值從1849.3億美元增加到3296.2億美元,增長78.2%,就業人數從120萬增加到211萬,增長75.8%,就業彈性系數為0.969,就業彈性比較大。計算機軟件業每增長1%,就業可以增加0.969%。同期汽車業產值從3162.7億美元增加到3435.5億美元,增長8.62%,就業人數從95萬增加到96萬,增長1.05%。(注:約瑟夫·威伯等:美國《商業周刊》(中文版)2000年第3期,第44、48、54頁。)就業彈性系數為0.121。相比之下,就業彈性高的產業比就業彈性低的產業更能吸納就業。如果汽車產業的工人因失業而轉移,相同產業增長率下,轉移到電腦或芯片業可能過剩,轉移到軟件業可能不足。見圖3。

      附圖

      圖3經濟增長、就業彈性與就業增長率

      進口對就業的沖擊與進口國的供給和需求彈性有關。圖4.1中,進口國的需求彈性比較大,進口10個單位的商品,消費需求增加8個單位,國內生產僅減少2個單位,進口沖擊率(國內生產/進口量)是0.2,進口更多地為擴大的消費所吸收,國內生產縮減和失業的比較少。圖4.2中,進口國的需求彈性比較小,同樣進口10個單位商品,國內生產減少8個單位,消費需求僅增加2個單位,進口沖擊率0.8,國內生產縮減和失業比較多。最好的情況是進口國國內供給曲線沒有彈性,需求有充分的彈性,如圖4.3。進口10個單位全部被國內擴大的消費所吸收,沖擊率是0,進口對國內相關產業和就業沒有影響。最糟的情況進口國國內供給曲線有彈性,需求曲線沒有彈性。如圖4.4。進口沖擊率是1,進口10個單位的商品將減少同樣數量的國內生產。

      附圖

      圖4進口沖擊與進口國內的供給和需求彈性有關

      四、20世紀90年代美國、日本經濟狀況的相關分析

      20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的GDP增長率高出日本2個百分點,生產率高出2.7個百分點,失業率低于日本0.5個百分點。美國和日本的財政盈虧占GDP的比重分別是1%和-5.7%,美國5.4%的利率水平高于日本5個百分點,財政貨幣政策力度低于日本。美國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似乎主要來自以計算機和網絡為代表的技術創新。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在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的同時,美國應當是貿易順差,而不是巨大的貿易逆差。顯然,經濟增長不僅來自技術創新,同時還來自進口帶來的以產業升級為特征的結構效率。

      表420世紀90年代美國和日本主要經濟指標(%)

      GDP增長率生產率通貨膨財政盈虧失業率利率貿易差單位

      脹率占GDP比重額/GDP勞動

      成本

      美國3.44.01.81.04.25.4-3.7-0.5

      日本1.41.30.1-5.74.70.42.50.5

      資料來源:根據世界銀行《2000/2001年世界發展報告》和IMF《世界經濟展望》2000年第5期整理。

      經濟增長往往導致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引起通貨膨脹。但大量廉價的進口使美國的通貨膨脹率能夠控制在1.8%的低水平,進口不但彌補了生產和投資需求的缺口,同時也降低了投資和消費成本,抑制了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1992~2001年間,美國單位勞動成本下降了0.5%。相反,每年有大量貿易順差的日本單位勞動成本卻上升0.5%。

      1999年美國貨物貿易進口10591億美元,出口6952億美元,逆差3639億美元,占GDP的3.7%,但美國對如此巨大的貿易逆差置若罔聞。原因在于美國有巨大的服務貿易順差和源源不斷的國外直接投資。730億美元的服務貿易順差使凈貨物貿易逆差減少到2909億美元,2760億美元的國外直接投資使美國的國際收支實現了基本動態平衡。(注:世界貿易組織:服務進口1804億美元,出口2534億美元,轉引自2000年12月6日《國際經貿消息》。聯合國《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第2頁,對外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

      靈活的經濟結構也使美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實現了動態平衡。在美國,每進口5萬美元商品就會減少1個工人的工作崗位,按1999年美國3639億美元貨物貿易逆差計算,共計會減少727.8萬個就業崗位。但同期美國的失業率沒有增加,反而下降到4.2%這個197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這些工人在短時間內不可能移民到國外,顯然被轉移到其他行業中去了。

      日本雖然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1990~1999年貿易順差占其GDP的2.5%。然而從90年代初開始,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低迷。這不完全歸罪于日本政府的經濟政策不力,零利率政策和大量政府投資已經遠遠超過美國對經濟的刺激力度。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缺乏靈活的經濟制度,勞動力在終身雇傭制度下不能自由流動,缺乏技術創新和以產業升級為特征的結構效率,生產率和經濟增長踟躇不前,失業率大幅增加。另外,長期沉溺于機械、汽車、家用電器等傳統工業領域,沒能及時轉向信息經濟也是日本經濟落后的重要原因。在這樣的情況下,貿易順差雖然為日本帶來經濟增長,但不足以提高生產率、帶動日本經濟復蘇。日本需要美國那樣靈活的經濟制度、技術創新,需要結構效率,通過大量進口替代國內低效率產業,將生產要素轉移到高效率產業,促進生產率的提高,擴大消費、增加就業,使經濟走向開放型的良性增長的軌道。

      五、結論

      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的實踐,為各國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可借鑒的新的增長模式。在全球化的環境中,利用靈活的經濟制度,通過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進口貿易可以創造一種結構效率,帶來國民經濟的結構性增長。這種結構性增長對于缺少生產要素和技術創新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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