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貿易介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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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國際貿易理論，理論界有兩種流派：一種是向來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說，我們稱之為傳統貿易理論；另一種是隨著國際貿易的空前繁榮和發展，20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來，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迪克西特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的新貿易理論。

傳統貿易理論假設在完全競爭的前提下，各國間進行自由貿易，由市場機制決定價格，對關稅、進口限額等保護貿易或限制貿易的政策持否定態度，它考慮的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最優配置經濟資源的問題。按照李嘉圖的學說，各國都應該致力于自身有相對比較優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交換自身相對劣勢的產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說，各國應該出口那些使用本國密集要素，進口那些使用本國非密集要素的產品。傳統貿易理論解釋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

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新的變化，如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產業內貿易量日益增加、跨國公司在國際經貿活動中作用空前加強等現象，這些都是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于是新的貿易理論隨之產生。新貿易理論對前者進行了否定，認為國際商品市場具有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兩個基本特征，從而合理地解釋了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新貿易理論提出的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即一國政府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借助研發補貼、生產補貼或出口補貼等政策手段，保護國內市場，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實現規模經濟，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或者通過進口征稅攫取外國壟斷利潤。

以上兩種理論歸結到國家外貿政策上就是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政策，對這兩種政策國內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傳統貿易理論更適合我國，戰略性貿易政策不切實際；另一種則恰恰相反。下面筆者將從他們的觀點出發，結合我國實際來分析著兩種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問題。

一、主張傳統貿易理論的主要觀點

（一）我國現階段不具備戰略性貿易政策賴以實施的條件，戰略性貿易政策在我國不樂觀

1、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成功的關鍵在于行業的不完全競爭特性，至少在國內市場上應具有規模經濟。據發達國家經驗，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對象包括商業航空部門、半導體、電信設備部門、汽車部門等。而在我國這些行業企業規模普遍偏小，重復生產，地理集中度偏低，達不到最小有效規模。

2、戰略性貿易政策易導致新的市場扭曲，首先，將扭曲微觀經濟主體。我國許多重要行業多屬國有企業，企業在內部轉制中仍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還帶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場競爭中自然產生的，缺乏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對其進行扶持反倒會使其依賴性增強，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產性尋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全面實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補貼或經濟支持，這往往過多占用稀缺經濟資源，導致過高的機會成本，從而削弱我國的比較優勢產品的出口。

3、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成功還取決于單方面采取戰略性行動，即假定外國沒有采取相應報復措施。顯然，這種理想狀態不可能達到。

4、鑒別戰略部門需要大量、及時、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誤都將導致極為嚴重的后果。

（二）傳統的貿易理論更適合我國

1、我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發達國家。有資料顯示，與我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與我國資本勞動比率差別大的發達國家或地區，如中國香港、日本、美國和歐盟是我國的四大貿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國出口額為11，036億美元，對上面四大貿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國出口總額的62.9%。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對外貿易理應并且必須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

2、我國出口商品更多地面臨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我國在國際市場上控制能力差。我國目前出口的工業制成品中，絕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輕紡產品和一般機電產品，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并且不具備生產資料的獨占性、規模收益和專利技術等形成壟斷的因素。但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是有相當強的國際競爭力，這是我們的比較優勢。

3、當前世界經濟正趨步走向全球化、一體化，各國的生產、貿易和投資日益融為一體，特別是WTO的加入，各國之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正逐步取消，順應這股國際潮流，才會有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

二、主張新貿易理論的主要觀點

（一）傳統貿易理論會導致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并且許多假設與現實不符

1、傳統貿易理論會導致我國外貿條件惡化，比較優勢陷入低水平循環的陷阱。比較優勢論雖然在短期內有利于世界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在長期內卻導致各國貿易條件的變化。由于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技術進步慢，需求彈性低，且規模收益遞減，完全競爭特征明顯；而發達國家主要出口技術產品，需求彈性高，且規模收益遞增，這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就是一種“不平等貿易”，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將日趨惡化。如果發展中國家一味奉行比較優勢論，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貧困陷阱”。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面對這樣的情況應該積極改變外貿條件。

2、由于主流貿易理論的諸多基本假設與現實嚴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釋世界貿易中的如下現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謎展現的美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實證分析與該理論不符；其次是國際貿易伙伴結構揭示出的國際貿易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而非在要素稟賦不同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進行；最后是國際貿易內容主要是資本品與資本品之間的貿易而非資本品與勞動密集型產品或資源密集型產品之間的貿易。而新貿易理論恰恰可以解釋這些現象，從而可以為我國外貿的發展提供更好的理論依據。

（二）新貿易理論、特別是國家干預的政策可以為我國經濟水平提高發揮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實現產業高度化。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兩者的產業結構級別通常不同）的競爭優勢是由產業級別決定的，兩者間的貿易越自由對發達國越有利，而同產業結構的發達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之間則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并不會使某國自然具有競爭優勢，所以政策主張傾向于干預。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一方面多邊貿易體制致力于減少管制，促進自由貿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種所謂“戰略貿易理論”的形成正掀起為保護正言的逆流。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可以從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理論得到啟示：接受現有國際貿易格局的產業發展政策會使發展中國家陷入一種低水平增長，并且在國際貿易利益這塊日益膨脹的“餡餅”中分得的份額越來越小；干預的貿易理論與產業政策的結合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業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國市場，開拓國外市場。首先，“戰略性貿易政策”框架內的多種貿易干預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國企業進入國內市場，增加本國企業成本競爭性；其次，出口補貼可降低本國企業的成本，增加其市場份額和利益；最后，通過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緊密結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術機會和外在型產業的發展。

三、這兩種貿易理論在我國目前都有其適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發展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出口自身相對優勢的產品，這是傳統貿易理論的核心所在，我國在任何時候都應該遵循這一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優勢，也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貿易中有利可圖。就這方面而言不是新貿易理論可以替代的。但是我們還要看到我國的對外貿易目標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擴大開放和擴大對外貿易中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

任何國家的貿易比較優勢和貿易比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其原因是一國的生產結構類型和貿易結構類型在不斷逆轉。這種貿易結構類型逆轉的速度，決定了一個國家在國際分工階梯中有相對的位置。如果一個國家不能適時地完成生產結構類型和貿易結構類型的逆轉，或者貿易結構類型的逆轉滯后于生產結構類型的逆轉，那么它將處于貿易比較利益的劣勢地位。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不可能也不應該靠自身的貿易比較利益來改善自身在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發地完成動態比較成本優勢和貿易比較利益地位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結合。對此，我國應該正確把握國際經濟的變化趨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運用國家干預力量扶植和促進重點產業發展，開發新的比較優勢；同時，利用國際投資及采取相關政策來促進自身生產結構和貿易結構類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化，才是取得在國際貿易中比較利益地位的必要條件。

（二）新貿易理論強調貿易利益不僅來自比較利益，而且來自對外開放產生的規模經濟和技術外溢效應，這對我國外向型發展戰略的確定，有著重要的理論啟示和政策意義。

1、我們應該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分工，推進貿易自由化進程。貿易自由化也是傳統貿易理論所倡導的。如果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產品所面臨的市場就會擴大，需求會增加，企業生產規模就會擴大。由于生產處于規模經濟階段，產量的增加使產品成本降低，從而在國際和國內市場上都增加了競爭能力。因此，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必須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分工，推進貿易的自由化進程，不僅要看到國際貿易帶來的直接利益，更應看到參與國際經濟分工所能帶來的技術外溢和邊干邊學的效應。不能把擴大進口和開放市場看作是一種“入世”的代價，是為了獲得某種權利而不得不承擔的“義務”。

2、新貿易理論中關于商品生產模式和貿易模式的不確定性能給我們一些借鑒意義，尤其對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具有指導價值。由于商品生產模式和貿易模式是不確定的，一國政策就能夠根據自己的經濟目標，通過適當的干預，較靈活地調整生產要素的組合，使生產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發展，從而達到調整產業結構、保護幼稚產業的目的。例如，我國有13億人口，汽車工業市場潛力很大，發揮規模經濟的潛力也很大，政府管制引導產業向規模經濟方向發展應是我國保護和發展汽車工業的主導措施。

3、政府干預作用內生化是比較優勢形成的關鍵因素。將政府干預作用作為比較優勢內生為國際貿易理論的一個變量，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的一大進步，而比較優勢依然是國際貿易的基礎。一方面技術變量已成為現代企業和國家相對比較優勢形成的關鍵變量，而技術變量的提升，無論是來自于“邊干邊學”，還是R&D，都與法律、投資激勵等形成的經濟環境密切相關，都需要通過政府的支持，即取決于政府的干預情況；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資源稟賦的內涵發生了變化，相對于“自然資源”而言，“創造型資源”（如信息、知識資本、創新、制度、技術等）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企業以及一個國家越來越依靠這類資源來獲得比較優勢，因而政府干預也被內生為主要因素，成為直接影響這種“創造型資源”比較優勢形成的關鍵變量之一。

因此，我們不能妄加斷言地說哪種理論好，哪種更適合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應該切合我國自身的實際從不同的角度來選擇、來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