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國際貿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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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朗的挑戰

1994年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在《世界觀察》雜志（1994年第9—10期）上發表了題目為《誰來養活中國？》的文章。這篇文章一經發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性報刊和新聞機構都在顯要位置上作了轉載和報道，中國政府和學術界也迅速作出了強烈反應。隨后，布朗又在幾個重要的國際會議上發表講話，宣揚他的觀點，并不斷補充新的證據。1995年下半年他又出版了系統全面地論述他的觀點的專著——《誰來養活中國？》。

1布朗問題的內涵

在《誰來養活中國？》一書中，布朗向全世界也向中國提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他提出這個問題的前提假設是中國在1990年至2030年期間將實現持續的快速的工業化。他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省的共同經歷中發現：在工業化之前人口密度就很高的國家和地區，即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國家和地區，在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糧食的大量進口。他把這一發現當做一條規律確定下來。布朗根據中國和國際上某些機構的統計數據，分析了中國未來30年至40年期間的人口、人均消費水平、耕地、復種指數、水資源、化肥投入、單產和生態環境的動態趨勢，他也分析了未來世界上主要糧食出口國和進口國的供給與需求情況。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他得出了五條重要的結論：

一、在1990年至2030年之間，由于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長，中國的谷物總需求量將達到4.79億噸至6.41億噸，而中國的谷物總產量卻將減少1／5，只有2.72億噸，從而中國將出現2.07億噸至3.69億噸的谷物缺口，相當于目前全世界谷物總出口量（2億噸）的1至2倍。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進口國。

二、實現了持續的快速工業化的中國將有足夠的外匯進口所需要的谷物（按現價計算），但是國際市場上不會有這么多的谷物供中國進口，因此以1990年為分界線，世界糧食市場將由買方市場轉變為賣方市場。中國的經濟繁榮將使世界進入糧食短缺時代。

三、由于中國的大量進口，世界市場上的糧價將大幅度上升，致使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國家和低收入人口無力購買必需的口糧，因此中國的糧食進口將剝奪這些國家和人口的食品權利，加劇世界的貧困問題。糧價上漲還將引起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崩潰，并在低收入國家引起政治動亂。糧食短缺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沖擊將超過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機。

四、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在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時代，中國的人口和經濟發展所形成的需求缺口將通過國際貿易產生全球性影響，中國的人口對中國的土地的壓力將轉變為對全球生態系統的壓力，所以中國的糧食危機也就是全球的生態危機。

五、中國的糧食危機不僅將剝奪窮人的生存權利，引起世界性的經濟崩潰和政治動亂，還將摧毀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系統從而危及全人類以及我們的后代的生存權利，因此中國的糧食短缺對世界的危害比軍事入侵還要嚴重，全人類和各國的政治家應當從糧食短缺而不是軍事沖突的角度重新定義人類“安全”的概念。實際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僅是“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還是“一個養活不了自己的中國將如何危害世界”的問題。

2馬爾薩斯的幽靈

“布朗問題”的提出有著深刻的西方思想淵源。在從人與自然關系的角度探討人類社會發展前景方面，西方一直存在著相互對立的兩種思潮：一曰樂觀派，一曰悲觀派。悲觀派的思想也被稱為馬爾薩斯主義。布朗的主要觀點可以歸入現代馬爾薩斯主義，他的分析路數也與現代馬爾薩斯主義的代表作《增長的極限》如出一轍。從1798年馬爾薩斯發表《人口原理》至今已有200年，其間馬爾薩斯主義有了很大的發展，現代馬爾薩斯主義的代表作是本世紀70年代初期羅馬俱樂部發表的轟動全球的《增長的極限》。盡管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各種馬爾薩斯主義流派其理論基礎和政策建議互有不同，但其核心宗旨卻是相同。它們共同的宗旨有五條：

一、他們都認為人口數量不會持續增加，人類的生活水準也不會持續提高，人口和人類消費水準的無節制增長的唯一的也是必然的結局就是人類的貧困化、人類社會和自然界同歸于盡。

二、人類生活資料的生產不能脫離自然界而獨立進行，而自然界存在著固有的供給生活資料的極限。對于馬爾薩斯本人和新馬爾薩斯主義者來說，這種極限來自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作用，對于現代馬爾薩斯主義者來說，這種限制來自不可更新資源的有限性、可更新資源最大可持續利用量的有限性和人類生命支持系統同化能力的有限性。

三、他們都堅信人類的生產技術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即不會出現能夠突破自然極限的技術進步。盡管他們的這種信仰被歷史一次次地擊碎，但一代又一代的馬爾薩斯主義者仍然執迷不悟地堅守他們的這一古老信仰。

四、他們都主張通過限制或減少人口解決人與自然的沖突，消除或減輕社會問題。現代馬爾薩斯主義者還強調不僅要限制人口，還要限制工業化或經濟增長。“零增長”方案就是他們的杰作。

五、他們談論的對象都是全人類的命運和問題，但他們幾乎都是站在富人和富國的立場上談論這些問題，他們都從窮人自身的行為中尋找窮人貧窮和世界末日的根源，他們中很少有人主張通過社會改革和科技革命來消除或緩解人類的貧困。

從1798年至今的200年的歷史中，馬爾薩斯主義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審判式的預言，但所有已到期的從而可以用事實檢驗的預言全部破產了，無一例外。那些尚未破產的都是預言期限尚未到來的，因而既不能被證明是遠見卓識，也不能被證明是鼠目寸光的杞人憂天，但可以懷疑是別有用心的聳人聽聞。布朗也認為人口和經濟發展會把人類推入新時代，即短缺時代，不但人類的生活水平要降低，而且地的自然生態系統也要被破壞。他也認為土地、水資源、自然的同化能力會對人類的食物生產施加不可克服的阻礙。他也認為農業生產技術不會出現重大突破。他也主張限制人口的無節制增長。他也談論人類共同的命運，也站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立場上談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長和工業化與食物供給之間的沖突。因此，我認為布朗是一位典型的馬爾薩斯主義者。但是他與其他的馬爾薩斯主義者有一個重大的不同：其他的現代馬爾薩斯主義者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整個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世界創造的現代工業技術體系、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而布朗卻把整個現代文明與自然的沖突歸結為中國的發展與自然的沖突，把全人類對自然的壓力全算在中國頭上。他認為遲到者是罪魁禍首必須承擔全部責任，而先行者盡管造成的問題更大卻可以不予追究。因此，我認為布朗不但是一位馬爾薩斯主義者，還是一位與眾不同的馬爾薩斯主義者，與其他馬爾薩斯主義者相比，他的論述更不科學，也更不公正。

3中國威脅論的發展

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蘇聯的解體和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調整，美國最大的爭霸對手消失了；而中國做為獨存的社會主義大國，不但沒有垮掉，反而自1978年以來一直保持了令全球為之震驚的經濟增長勢頭，綜合國力空前壯大。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西歐和日本等國的一些戰略分析家們經過幾年的搜索，最后把目光集中到中國身上，把中國看成它們未來最大的也是最危險的“假想敵”。他們認為日益崛起的中國將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格局，將對整個西方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脅，將向美國的霸主地位提出嚴峻的挑戰；他們提出要像冷戰時代遏制蘇聯那樣對中國實行政治、軍事和外交上的遏制。這種“中國威脅論”的興起和泛濫，既有對東西方之間文化隔閡的憂慮，也有出于意識形態差異的忌恨，但是更為關鍵的卻是從政治現實主義出發對世界霸權興替的關切。

“中國威脅論”的鼓吹者們比中國的大多數學者更早也更為清醒地意識到：占人類總數1／5的中國向現代文明的邁進將把現代工業文明所內涵的人與自然之間的沖突和現代市場體系所內涵的國與國之間的利益摩擦以及由此而來的國際政治和軍事對抗推向極端。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實際上提出了一種新的“中國威脅論”，即“中國糧食威脅論”和“中國環境威脅論”。它豐富了“中國威脅論”的內涵，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它能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的根本原因。

繼布朗之后，美國世界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馬丁·沃克提出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的遏制不應是冷戰時期那種典型的軍事和外交遏制，而應當是與過去大不相同的多種遏制，其中包括“污染遏制”、“生活方式遏制”、“飲食遏制”、“貿易遏制”、“能源遏制”等等。《大國的興衰》一書的作者保羅·肯尼迪在他的新作《為21世紀做準備》一書中也引用布朗的資料和觀點對中國的“威脅”進行了大肆渲染。一般的“中國威脅論”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大多是在國際政治領域活動和研究的政治家和學者，他們都是從本國的利益出發來談論中國對它們的“威脅”，而毫不隱藏自己的利己動機。“直言不諱”，這是他們的可愛之處。

而布朗卻與眾不同，他從窮人的利益、窮國的利益、地球的利益、未來的利益出發談論中國的“威脅”。巧妙地隱藏起自己的真實動機，而且幾乎達到了目的。一般的“中國威脅論”的炮制者和鼓吹者，主要是從軍事、政治和經濟角度談論中國對他們的國家利益的“威脅”。而布朗卻是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來談論中國對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所有的人的“威脅”，而且他認為這種“威脅”要比軍事上的“威脅”更為可怕，他要求各國領導人把這種“威脅”放在第一位來考慮。可以說，他的《誰來養活中國？》代表了“中國威脅論”研究領域中的一種“新思維”，那就是把中國塑造成全人類和大自然的共同的敵人，讓全人類聯合起來共同“遏制”中國的經濟發展。

二工業化進程與糧食進出口演變的基礎理論

1國際貿易的基礎

決定一國對外貿易結構的力量主要有兩種：一是經濟力量，即由該國的資源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二是政治力量，即由該國國內各種利益集團的力量對比決定的政治力量格局。一國在實際貿易活動中進口什么、進口多少、如何進口，以及出口什么、出口多少、如何出口，都是由這兩種力量決定的。

比較優勢理論：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指出，各國都應當生產自己機會成本較低的產品，然后通過國際貿易用自己機會成本較低的產品換回機會成本較高的產品，這樣可以同時提高參與貿易活動的各國的福利水平，而且各國的分工和專業化的程度愈高，它們各自的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也愈大。所謂“機會成本”是指為多生產一單位的某種產品而必須放棄生產其他產品的數量。

李嘉圖雖然提出了比較優勢的概念，但卻未能恰當地說明比較優勢的來源。對這一概念做出了正統解釋的是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他們認為，在國際貿易中各國比較優勢的產生是由于它們的生產資源結構或儲備比例各不相同；國際貿易的發生源于各國之間資源稟賦的差異；各國都應當集中生產并出口那些能夠充分使用本國充裕要素的產品，以換取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品。

組織行為理論：

盡管經濟學已經從理論上證明了國際貿易會給參與國帶來廣泛的利益，然而它卻會給參與貿易的國家內的不同人群帶來不同的影響，有些人會得到好處，而另一些人卻要承受痛苦，于是得到好處的人就會支持相關的貿易活動，而那些受到損害的人往往要采取行動反對這種貿易活動。當今世界上貿易保護之所以會存在于所有的國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國際貿易對各個社會群體的福利影響不同。

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發現，如果由于某個個人的行動而使整個集團的處境有所改善，那么個人付出的代價換來了集團的收益，但是集團的收益不能由付出代價的個人壟斷，而是由集團中的所有成員共同分享，付出代價的個人只能獲得其行動收益的一個極小的份額。也就是說，在集團的范圍內，集團的收益具有公共性，每個成員都能共同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為之付出了代價。集團收益的這種性質促使每一位“理性的經濟人”都想“白搭車”，自己不出力但卻能白白地占有別人付出代價換來的好處。因此，集體行動是很難成功的。奧爾森進一步指出，相對于小集團來說大集團的集體行動更難以成功，一是因為在大集團內個別成員的代價和收益之間的不對稱性更高，二是因為組織成本隨集團規模的擴大而急劇增加。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小集團比大集團更容易成功地組織集體行動。

在對外貿易活動中，如果貿易帶來的好處由少數人分享，而代價和痛苦分散到大多數人身上，那么貿易自由化的主張往往會占上風，少數的利益得到體現。如果貿易帶來的好處分散到大多數人身上，而代價和痛苦卻由少數人承擔時，這些人就會組織有力的集體行動迫使政府采取貿易保護政策。這就是市民比例較低的國家在農產品貿易中實行貿易自由化政策，而農民比例較低的國家在農產品貿易中實行保護主義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2工業化與農產品貿易結構轉變

工業化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之一就是改變一國的資源結構。在工業化過程中，相對于土地和人口、資本和技術存量不斷地快速增加，于是該國的資源結構由土地和勞動豐裕型向資本和技術豐裕型轉變。資源結構的改變引起比較優勢的改變，它的比較優勢由生產工地和勞動密集的產品轉變為生產資本和技術密集的產品。比較優勢的改變又引起貿易結構的改變，該國由主要出口初級產品轉變為主要出口制成品。在這一過程中，絕大多數國家都從農產品出口國變成了農產品進口國。

工業化另一個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就是徹底地改變了一國的國內政治格局。工業化使得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動力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數量日益減少，而且在減少他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數量的同時卻使他們的組織化程度和政治談判能力大為提高，以至于他們可以迫使社會和政府保護他們的利益，利用各種手段阻礙農產品進口。工業化還使社會財富空前增加，使得社會有可能用微小的收入轉移換來農業人口的巨大滿足。現代化過程中政府財政收入的日益擴大也使這種轉移支付成為可能。

因此，工業化一方面使一國的土地和勞動密集的農產品生產喪失比較優勢，由出口農產品變成進口農產品；另一方面也使阻止或反對農產品進口的政治力量變得日益強大，甚至有可能使該國再次成為農產品的出口國。這就是工業化過程中農產品貿易結構轉變的政治和經濟邏輯。

對于糧食這種土地高度密集的產品來說，除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這類土地極為豐裕的“新大陸”國家之外，其他發達國家在它們的工業化快速推進時期都是凈進口國。實際上，只要讓市場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只要不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在工業化的中期和后期，谷物的凈進口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和有利的。西歐之所以能在本世紀80年代再次成為凈出口地區，那是農業利益集團活動的結果，而且此時這種違背比較優勢的貿易行為帶來的損失對它來說是微不足道的，至少也是可以承受的。

除“新大陸”國家之外，一般的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其糧食貿易結構的演變規律可以表述如下：在工業化初期，農業人口和農業增加值的比重都很高，農業具有國際貿易比較優勢，農產品出口是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農業剩余是工業投資的主要來源，國內工業受到保護，處于工業產品的進口替代時期，城市利益集團主導對外貿易決策。在工業化中期，城市人口和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轉向工業，工業進入出口導向時期，農業比較優勢下降或喪失，農產品開始進口。貿易自由化加強。國內市場上工業和農業處于平等競爭狀態。在工業化后期，農業人口和農業增加值的比重已經很小，國內具有了保護農業的經濟條件，同時農業利益集團的組織化程度和談判能力大為提高，農業受到保護。這一階段，或是農產品由進口轉為出口，如西歐國家；或是農產品繼續進口同時國內農業結構升級，如日本和韓國。

三中國糧食需求、產出與進口的長期趨勢

1中國糧食需求的長期趨勢

國際經驗：對世界上100個國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與人均谷物使用量進行分析發現：

一、64％的國家其人均GNP低于3000美元，而人均谷物使用量低于350公斤。

二、當人均谷物使用量超過350公斤以后，人均谷物使用量對人均GNP的變化不敏感；隨著人均GNP的增加，人均谷物使用量增加得極為緩慢。

三、絕大多數的社會主義國家或前社會主義國家與人均GNP相當的非社會主義國家相比，它們的人均谷物使用量遠遠地高于后者。我利用這100個國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與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經驗數據，通過回歸分析建立了人均GNP與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經驗公式。1990年中國的人均谷物使用量為357公斤，用上述公式反推可知對應的人均GNP為3900美元，是1990年實際人均GNP（370美元）的10.5倍。

從上述分析出發，我得出三條重要的推論：

一、由于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均谷物使用量遠高于非社會主義國家，因此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中國，其未來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將遠低于不進行這種轉軌的情況，即市場化改革將降低中國未來的人均谷物需求水平。

二、如果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快速而且徹底，歷史的慣性不大，再考慮到中國目前相對于現有的人均GNP水平已經很高的人均谷物使用量，那么可以推測在未來的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國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不會有較大的提高。

三、如果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受阻，或者歷史的慣性過大，那么中國未來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將會大幅度上升。1950—1994年中國的糧食消費：1950—1952年是中國的戰后恢復時期，到1952年中國的人均糧食使用量達到了283公斤。從1953年到1960年人均糧食使用量經歷了先上升后下降的過程，峰值為1956年的303公斤，低谷為1960年的213公斤。從1961年到1977年人均糧食使用量在波動中緩慢上升，1977年達到304公斤。1978—1984年是中國的人均糧食使用量急劇增長時期，從1977年的304公斤上升到1984年的397公斤。從1985年到1994年，人均糧食使用量先是回落，然后穩定在375公斤上下。

1978—1984年中國人均糧食使用量急劇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一、中國農村進行了全面的社會經濟改革。

二、國家大幅度提高了糧食的收購價格。

三、但是國家并沒有提高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銷售價格，而是用越來越大的財政補貼支持食品的低價消費政策。

四、這一時期糧食進口達到了空前的水平。1984年以后，中國政府減少了對糧食生產的支持，同時提高了糧食和其他食品的銷售價格，1991年實行了食品消費的全面市場化。糧食生產和食品消費的市場化改革，加上此前超越經濟發展水平的糧食高消費水平，使得中國的人均糧食使用量在1985年以后非但沒有提高，反而回落到375公斤的水平，并在這一水平上徘徊。市場化不僅阻止了人均糧食使用量的增長，也大大降低了人均糧食使用量相對于人均GNP的增長彈性，使這一數值從市場化之前（1978—1984年）的0.39下降到0.016（1985—1994年），下降了96％。

中國1985—1994年的經驗證實了我根據國際比較提出的猜測：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市場化改革會大大減緩它的人均糧食消費水平的增長速度。

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改革能夠降低其人均糧食消費水平增長速度的主要原因是：

一、市場化改革改變了此前的糧食和其他食品的低價消費政策，使糧食和其他食品的銷售價格合理地反映出較真實的生產成本和銷售成本，而價格的上升自然減少了需求。

二、市場化改革使居民的消費多樣化，而且非食品貨物和服務的價格上漲以及補貼的減少也相應地壓低了食品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

三、市場化改革擴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使得在同樣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人均糧食消費有所下降。

四、市場化改革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一方面提高了動物性產品的飼料轉化效率，另一方面使動物性產品的生產結構向減少使用稀缺資源（如糧食）的方向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