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學中的管理模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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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永嘉單位：北方工業大學

一、問題存在的背景

管理哲學作為一門分支哲學誕生以來，國內外進行相關研究的學者不少，但是在業內尚未形成有足夠影響力和領袖氣質的大家。除了這門學科誕生時間短、研究方法龐雜等客觀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恐怕是業界對一些概念沒有達成“一致性的同意”①。比如說，就管理哲學中的“管理概念”來說，學界就有不同的認識。從大家研究的對象來說，事實上包括了政治管理、公共管理、企業管理等各方面的內容，而這些內容又橫跨古今東西②。那么，管理哲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把各種部門管理和具體管理都包容進來，進行一般性的抽象和分析。但是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應該把管理的概念收縮于近現代以來的管理理論。否則，什么都談等于什么也不談，容易把概念泛化了③。蘇州大學的周可真等人也認為管理哲學是20世紀初葉哲學“向下發展”(從形而上學轉向科學哲學)和管理學“向上發展”(從管理藝術轉向管理科學并從管理方式研究上升到對管理本質、意義及規律的研究)而造成的科學哲學與管理科學之間交匯、合流的產物。顯然，他們是把管理(包括管理思維和管理行為)看作了科學活動的特殊形態之一④。就現代科學體系的精細化要求和專門化要求來說，后一種觀點好像更能站的住腳。但是從哲學本身的研究特點(宏大敘事)以及“管理哲學”產生的背景來看，我們認為前一種觀點更有利于這門學科的發展和推進⑤。現代的科學精神經過后現代的洗禮和批判早已脫下了神秘的面紗，作為人類認識世界的一個角度，單純的“科學眼光”應該從屬于“人義論”的研究背景。最近所提倡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正好反映了這樣一種主張。我們認為，現在的人類應該有這樣的高度對有文明以來的各種管理模式進行梳理，并為將來的各種管理模式提供參考。這也許就是“管理哲學”誕生和存在最為現實的意義。

二、從語源學角度的分析

從語源學的角度來看，管理在西方有兩個對應的詞匯:分別是“management”和“administrate”。這兩個詞的英文解釋略有不同。“management”更傾向于企業的管理以及更為精細的管理，而“adminis-trate”則更接近于宏觀的管理以及政治管理的概念。從國外研究“管理哲學”學者的著作來看，二詞都用過，比如目前所知道的管理哲學方面的第一本書，20世紀初的謝爾登所寫《管理哲學》書名是“manage-mentphilosophy”，而在80年代加拿大著名學者霍金森所寫《管理哲學》的書名是“administratephiloso-phy”。我們認為不能因為吉登斯寫的第一本書用的是“management”就應該把管理哲學的研究概念偏向于企業管理或現代管理方式上。因為一門學科的誕生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應該包括20世紀一百年來整個學界對此問題的著作和看法⑥。如果進一步分析，manage的語源有操縱(hand)的意思，因此management多帶有管理藝術、技巧的意思。administrate詞根有服務(serve)的意思，而政府本質是作為服務公民的機構，因此政府管理就用administration多一些。management來自manage，16世紀中期英語即出現此詞，原意為put(ahorse)throughthepacesofthemanage，意即在馴馬場遛馬⑦。該詞可追溯到拉丁語manus(hand，手，駕馭的意思)，該詞與英文詞manual有同源關系。所以management作為管理，傾向于通過操作一定的對象達到一定目標，沒有凸顯為對像服務的意思。ad-ministrate由拉丁語administrare轉化而來，該拉丁詞則由前綴ad(to)與ministrare(serve)組成的。現今英語單詞minister(部長、大臣等)同樣繼承了拉丁用法，拉丁原意為仆人servant，詞根為minor，今天mi-nor已經是一個英語詞了，代表未成年人，小的意思。

原來名詞性的minister是小臣的意思，可能是相對于國王而言，今天已經是部長、大臣的意思了。所以administration側重于服務型管理。在“管理”概念的演變史上，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組織的演變問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國家及政府可能居于一個重要的組織地位，作為經濟的商會和家庭作坊式經營是從屬于它的。但是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尤其是西方國家先后進入金融寡頭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大企業或者跨國壟斷企業的管理范圍和管理對象在某種程度上是超越國界的。因此，今天不能簡單的從宏觀管理或微觀管理上來區分不同組織的管理特征。更確切的說法應該是宏觀中有微觀，微觀中有宏觀，各種不同組織所利用的管理模式也是交叉進行，這事實上是符合辯證法的。同時，除了部門管理不同的管理特征，完全還有可能有一般的管理概念和管理理論存在，這就是管理哲學應該研究的對象⑧。換言之，哲學應該是研究一般概念的，對具體管理技巧和管理模式的研究不應該是管理哲學的研究重點，而且也是超出哲學的研究能力的。今天對于“人本主義”回歸的呼聲，正是對管理哲學研究的最大動力。事實上，在現代英美語系中，這兩個詞一般情況下是可以通用的。也就是說，在西方人的觀念中，談及管理已經包括了公共管理、政府管理等宏觀方面的管理也包括了企業管理、具體管理等微觀層面的管理。這也從一個側面給我們以旁證:管理哲學對管理的研究千萬不能沉溺于對部門管理和具體管理技巧的研究上，它必須對“管理為什么存在，管理是怎么產生的，什么樣的管理模式是好的，管理將走向何方”等這些更基本的問題予以回答。

三、已有立場和現狀

從研究現狀來看，側重于從整體上把握管理和從現代科學理性的角度研究管理，這類研究成果不少。前者的代表人物比如20世紀30年代的梅奧和福列特等人，他們的出發點雖然是解決工業生產中的效率問題和組織問題的，但是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到了人性以及管理與人的關系問題。比如梅奧的代表作《工業文明中的人的問題》、《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以及散見于福列特政治哲學論文中的管理觀點都反射出人性的光輝，梅奧在開篇之后不久的一句話就指出:“定型社會以它的學徒制度來同時發展個人的處理技術的能力和處理人事的能力;但是在適應變動的社會里，在發展處理技術的能力和處理人事的能力上是存在著不平衡的。”

“我們曾經篤信‘經濟人’會給社會帶來進步。但是，如果我們面對工業社會的事實，我們所知道的不幸而為工業社會的全部特點時，當各式各樣的團體組成后，他們并不熱望全心全意同其他團體合作。相反的，他們的態度常常是戒備和敵視”⑨21。福列特創造性的提出“建設性沖突”這個提法，她說:“盡管處理沖突的方式主要有控制、妥協及整合三種，但是我希望大家暫時將沖突看作是不好不壞的;不帶任何道德上先入為主的判斷去考慮沖突;不要將它看作斗爭，而是將它看作觀點或者利益差異化的表現。……”⑩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還有巴納德等人，他的著作《經理人員的職能》更多的從人在組織中的地位而不是從工業效率的角度探討了管理問題。按照巴納德權威接受理論來說“一個命令是否有效取決于接受命令的人，而不決定于權威者或命令的人。”

后者的研究人物就更多了，現在一般認為泰勒的《科學管理原理》一書代表了管理從藝術上升到了科學時代，后來的研究者包括有傳播效率主義的代表人物卡爾•巴斯、亨利•甘特，哈林頓•埃默森等人。他們一般認為勞資方面的沖突很多種情況下都囿于工作效率的問題，只有把蛋糕做大了，矛盾和沖突相對就減小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研究時必須注意全面把握作者的本意，比如泰勒在《國會聽證會紀錄》的第1387頁就這樣談到:“科學管理不是一種有效率的方法，不是一種獲得效率的方法，也不是一串或一批有效率的方法;科學管理不是一種計算成本的新制度，不是一種支付工人工資的新辦法，不是一種計件工作制，不是一種獎金制度，不是一種付酬制度，也根本不是一種支配工人的計劃;……科學管理在實質上包含著要求在任何一個具體機構或工業中工作的工人進行一場全面心理革命。”

從我國的研究現狀來看，由于管理哲學的概念引入時間不長，又由于我國所處的工業化的歷史階段。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對管理的看法和研究也是放在科學這個大背景下進行的，這從我國長期以來對于管理的學科界定就可見一斑瑏瑢。而由于現實需要，市面上流行的書籍更多的是企業管理或工商管理方面的內容，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人們對于管理概念的全面把握和理解。

四、問題與展望

盡管如此，由于近年來西方式管理暴露出來的弊端越來越多，而對于挖掘中國傳統文化，展開中西深度對話的呼聲越來越多，因此從中國的傳統角度對管理進行梳理和研究的學者也越來越多了。在此舉四個例子:美籍華人哲學家成中英教授一貫致力于從本體論的高度對中西哲學進行比較和分析，為我們進行深度對話奠定基礎，他的代表作《C管理———中國管理哲學》以《易經》為基礎，注重管理功能與中華文化資源的整合與組合，將中國傳統學術七家(易學、儒家、道家、兵家、墨家、法家、禪學)之言滲透在各部分管理的功能與整體的管理體系中，是這方面較全面的著作。臺灣的曾仕強等人，注重管理方式發生時的文化背景，他們通過現實的案例和心理分析，為中國管理文化普及做出了貢獻，代表作有《中國式管理》等等。中山大學黎紅雷教授等人的研究路向和前者應該是比較類似的，只不過他們的研究更為深入和系統一些，他們從史、論、經、注等各個方面都對中國傳統管理思想進行了梳理，并實現了現代管理文化的對接。代表作有《人類管理之道》、《東方管理智慧》等。中國人民大學的葛榮晉教授也是這方面研究的翹楚，他敏銳的看到中西管理的本質區別是對管理對象的看法:“西方管理強調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標，偏重于從管理程序和職能來界定管理的本質。在他們看來管理學只是如何管理別人，而忽視如何有效的管好自己，這就勢必在管理場中造成管理主體的‘缺位’……而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崇尚人文精神，倫理道德和中庸和諧的‘價值理性’文化，是一種‘德性’文化。所以，中國人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念和‘德性’文化，把管理的本質規定為一門大寫的‘人學’……中國管理哲學所謂的‘人’，不只是被物化了的‘機器人’或‘經濟人’，還是有道德、有智慧、有理想的‘全面人’。強調管理是始于‘正己’(或‘修己’)而終于‘正人’(或‘治人’)的過程。‘人’是中國管理哲學的出發點，也是它的落腳點。”瑏瑣以上學者研究的共同之處是都沒有和現實割裂開來，他們經常把中國傳統思想和現實生活中的案例結合起來，使人看到有一些傳統思想和文化在今天還有旺盛的生命力，使人清楚的看到除了歷史的滄海桑田之外還有一種不變的東西完全可以橫亙古今。

如果考慮到上文所談及的管理哲學的研究立場來說，我們當然愿意對“一般管理”方面的研究更關注一些。這方面西方集大成者應該是德魯克，他的文章一般既注重組織管理的功利性要求，比如提出“目標管理”的重要概念，同時也注意組織中的人性分析，比如德魯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書中提到的一些管理原則顯然在各個領域都是有效的，也就是說這些原則符合一般性的哲學法則，由于他的案例一般比較具體，研究的內容也比較瑣碎，而且缺乏歷史哲學方面的分析，因此很難稱其為管理哲學家，但是他的不少思想仍然值得研究者借鑒。上文已述，由于國內對于管理研究的工具性的要求，因此學者大都從工具的角度研究管理，企業管理、工商管理方面的著作比較多。當然，他們談及管理必然擺脫不了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這也就是管理哲學的本質要求。另外，從打通中西，提煉一般管理理論的角度進行研究的也有一些學者，比如中國人民大學管理哲學研究所的劉敬魯、李萍、彭新武等人，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有一些文獻問世，比如《管理哲學導論》、《西方管理哲學》、《西方管理名著賞析》等，還有公共管理學院張康之教授的《一般管理學原理》等等。但是由于一般管理所涉及領域的寬闊性和內容的復雜性，需要有更多的有識之士加入到研究隊伍中來。另外，近年來還涌現出一些年輕人，他們從純思辨的角度對一般管理進行了思考和研究，比如馮軍及其著作《管理價值研究》，還有郭海龍及其著作《現代化與自我管理問題研究》，這些著作可能還不夠成熟，但是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管理哲學發展的方向。總之，現代社會對于管理的研究有兩個不同的路向，一種是向部門化走，越來越精細化、工具化;另一種是從管理的一般意義上走，這只有站在“人義論”的立場上才能理解。管理哲學作為一門新興哲學不應該在具體管理模式和技巧的研究上錦上添花，而應該更多的從歷史的角度，從整個人類的角度對管理進行梳理和反省。這應該是解決馬克思“異化難題”瑏瑤的一條出路。在此，筆者想起梅奧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提出的著名論斷，“對于人的研究，現在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