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與展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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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都躬逢其盛，既享受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也體味到它帶給我們的困惑，對一個喜歡平時對社會生活進行思考的人來講，尤其如此。

一個民族的思考或者說研究的責任是什么？或者一個學者的最高責任是什么？我看，是在于要理解我們自身所處的時代，是把我們所關注到的和關切的事實呈現出來，并且，給這個事實以充分的理解。如果對我們已經遭遇到的困難、問題和諸多的現象不能給予理解的話，那么作為一個學者個人，或者一個民族的思考，會陷入一種思維的困頓、迷茫和焦慮。這種思考的焦慮是需要解決的。但是，就我個人而言，這二十年來也沒有少思考，沒有少調查，也沒有少讀書，總的概括是，從八十年代的自以為是到九十年代更多的困惑，所以，我下面要講的，是困惑多于理解。主要是與諸位同仁交流這些看法。我想講一個多鐘點，余下些時間與大家一起交流，聽聽諸位朋友的看法。

剛過去的二十年怎么看？這二十年改革的理論預設，我們可以在《鄧小平文選》的三卷里看到，它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導向，以加快現代化工業化與世界接軌為訴求。而當時把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作一種工具，把蛋糕做大的工具，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在鄧的關于社會主義的界定當中，也是作為一種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共同富裕。在三卷里面，他反復地強調，如果出現貧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就產生兩極分化，就是說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如果這從一種手段轉變成了目的，轉向一種難以逆轉的結果，那么，他反復告誡全黨，這個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在1990年的時候，他甚至這樣說過，如果出現兩極分化，那么，四大矛盾就會出現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區矛盾，他指的是東部和西部之間的矛盾，這是地區之間的矛盾；第二個矛盾是民族之間的矛盾，中國的民族區域的布局、區域之間的差異，最終會影響到民族之間的關系，產生民族矛盾；第三大矛盾是階級矛盾，而不是像我們今天用的階層分析，他還是使用階級這個概念，階級之間的矛盾，在我理解，階級矛盾就是財富的增長，引起了不平等的分配，如果一部分人之所多得乃是另一部分人之少得，那就是階級矛盾；第四大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那就會更尖銳起來，他說如果是這樣，中國就會出亂子。

現在，我們回顧鄧在1990年的這個講話，可以發現我們今天中國所有的問題、矛盾以及我們的焦慮，都可以概括在鄧的這四大矛盾之中。那么，在八十年代改革的整個預期到九十年代的實踐結果，兩者之間的裂痕在加大，原因又在哪里？從上個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有許多學者在那里思考這個問題。有種觀點是危機論，而我看到的危機論大概就有五六份了，說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危機時期。

說到貧富的高度分化，我們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數也已經接近0.4的警戒線了，而最高的好象是0.46，這個貧富問題，尤其是加上區域的差異，就有特殊的意義，先面我們或許還會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黨政的腐敗，尤其是行政權利，二十年來持續的擴張，這個擴張，行政機構的增設、人員的膨脹是其表象，而實際上是這個行政權利日益的凌駕于社會，而在中西部地區，這個行政權利擴張的成本，就全部轉移到小農經濟的頭上，從而引起了一個傳統性的矛盾，就是政府和農民之間的矛盾。

還有關于生態之類的問題。在北京的這幾天，我深刻地感受到風沙的猛烈，剛從上海來的時候，就喝了兩天的風沙。關于生態問題，各人的看法和估計也不同，有的學者說，我們二十年的經濟增長是以百分之七八的速率遞增，但是二十年的環境則是負增長，最保守的估計，是百分之八，我和幾個關注環境的學者交流過，像楊帆，他說是百分之二十四，按他的說法，那我們這些年的經濟發展就是吃環境、吃后代的了。如果，是百分之八的話，把這個經濟發展放到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中來看，那就是一個不增不減了。這和我們直觀的感受好象不一樣，就像我個人感受，這幾年生活改善的怎么這么快啊？快速地進入到“修正主義”的生活了。

這些問題，到底怎么看？年輕一代對這類問題表現的很焦慮、反感，而且，在追究這些責任的時候，都怪罪于我們黨的腐敗和專權。是不是這樣？

一認識中國歷史的線索

為了提供這二十年改革開放的一種理解，有的學者認為，是發展戰略出現了問題，如果是這條發展戰略出現了問題，那就是大問題，對此，我不敢說。那么，是不是說，這條戰略基本正確，而我們執行的某些政策出現了偏差，過錯過多呢？昨天，我和陸學毅(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所的所長，《中國社會十大階層報告》的作者和主編)談了一個晚上，他認為中國的許多具體政策有問題，尤其關于農業發展的政策。他把這些年來承包制小農日益陷入困頓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十年來政策方面的失誤，比如說糧食流通體制的改革，比如說1994年的這個國地區稅的分稅制，尤其是一些對鄉鎮企業的政策，又比如說對戶籍制度的改革緩慢等等，當然，政策失誤還有國有企業改革的失誤等問題。這些都使小農經濟日益陷入困頓。這是講戰略路線是正確的，但具體政策出了問題。

如果說，是戰略上出了問題呢？有學者還提出這樣一種看法，如果我們運用黑格爾正反合的命題，那么前三十年是一個正的命題，那么，后二十年是個反題，正題走了二十幾年，反題也走了二十幾年，正題走了二十幾年走不下去了，所以，有反題出來，那么，后二十年的反題也顯現出走不下去的樣子。所以，到了本世紀初，中華民族往何處去的問題重新被提出。他們建議，應該走合題。

這些，都是學術界的議論，那么，就我本人來看，應該把這二十年，放到五十年的時段來考察，把這五十年放到近一百五十年的時段來考察。因為考察當代，我們必須把當代的一些現象和問題，首先應該把它放在一個更長的時段里來考察，這就是一個法國的歷史學派，叫做布魯代爾講的“長時段理論”，這個理論我很服膺，它也符合馬克思的歷史觀學說。

追溯百年來，或者更長一段時間以來的歷史，我們應當看到，中國進入現代是被迫的。所以，中國的百年來改革開放或者說革命，它的主要目標，就是獨立與追趕。

追趕發達國家，至少從孫中山開始，就提出“”的口號，是繼承了“”思想，并且付諸了實踐。我們在批毛的這個“左”的思潮、“左”的觀點的時候，我們其實并沒有認清激進追趕給我們民族帶來的什么樣的后果。其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這二十年也是“躍進”，而且是“”。

中國一百年來，一直處于躍進的心態和躍進的發展之中，而整個民族緊迫的追趕這種心態，主要表現在知識界和政界。那么中國這一百年的發展路線，也是這種追趕之中優秀的思想的成果，但是，它所遭遇到的問題，在我看也是這種急于追趕心態所遭遇的結果。

這種追趕的心態，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其實在上世紀之初，已經被人察覺了。有位參與了中國1927年革命的美國學者，在大革命失敗后的1928年發表了一本著作，這本著作當時的職能是要解決誰對中國27年革命承擔責任，因為此人屬于“第四國際”的托派，他要說明的是問題出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還是斯大林的“第三國際”。這本書代表的是托洛茨基的意見，在書的序言中，把中國百年的問題揭示出來了，書的名字叫《中國革命的悲劇》，作者伊羅生(國內沒有出版，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找到的)。序言中認為：中國的社會革命來得太晚了，它不可能按照西方國家曾經的那樣去循序漸進地走完其發展道路，因而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追趕上去，它要越過西方循序漸進發展的階段，就是說它要大跨步的姿態來完成追趕，而中國全部的問題都出在這里。他說，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古老的轎子和現代的飛機可以同時并存于世，而這個問題，很難得到有效的解決。但這個現象可以解釋中國近五十年來(作者可能是指洋務運動到著書當時)所發生的許多現象。

一個有著三千年記憶，并且有過漢唐輝煌的民族在近代遭遇到落棄和落伍，急于追趕這個心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在較短的時間內要越過西方國家經歷了數百年發展演進的過程，這就造成了中國的心態以及可能造成的巨大甚至是災難性后果，這個后果，我們在1958大1961年的已經看得很清楚。當時，是以餓死至少兩千萬人為代價的(關于的饑荒情況，我無法準確估計，但幾個重災區，如河南信陽和安徽的部分地區我去調查過，像河南信陽死去的人口約占十分之一，這里，可能平原和山區存在很大差別，山區比平原地區的情況會好些)。

那么，現在這二十年的躍進該叫什么躍進？“洋躍進”？這可是我們曾加諸于頭上的罪名呵，無以名之。但是，我們在整個發展當中，整個接軌的焦慮的心態之中，確實發現了這個問題，就是躍進帶來的失誤，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所謂現代化，被簡單理解為高樓、馬路、政績，而這些東西的成本，基本上就落到農民和土地頭上，而很難成為持續發展的一種投入。當然，這可能是我本人一個比較極端的判斷，實際情況諒不至于如此糟糕吧，因為有些投入還是有些成效的。

這是描述我們近代以來的追趕戰略。第二就是，因為中國進入近代是被列強打出來的，按照我的觀點，中國是被打入現代化的，而不是自發成長到現代化的，所以，中國的改革，中國百年來的改革甚至于革命，是很難用馬克思的經典來判斷的，也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個判斷，分析中國百年歷史，并不是這樣，而是相反，是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中國的改革、變革或革命，首先是從觀念開始，從頭腦開始，從輸入西方的思想觀念開始，這個觀念，在知識界醞釀，然后要求政治界接受，如果政權不接受新觀念，這個觀念就起來顛覆。所以，滿清政府的滅亡、袁世凱短期政權的顛覆、民國政權的顛覆，在我看來，都是因為不能滿足為追趕、發展這樣一類目標出現的新觀念的要求，所以，被顛覆。在這個意義上講，共產黨新政權的成立，它的合法性，主要是滿足追趕的要求，要在較長的時間內達到民族的獨立和民族的富強，要能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從知識界的觀念變成政府這種上層建筑的意志，從觀念變成制度，從觀念到最終推動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這是中國特殊的規律，我們從國共兩黨的形成史可以清晰地驗證我總結出的這一看法。共產黨的成立就是先從觀念開始，我們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這就是觀念，然后就有黨，作為激進知識分子的一種信仰組織，然后有軍隊，然后組織民眾，然后打敗一個不能夠快速實現追趕目標的政權。而新政權建立以后，立即著手開始農業的、工業的、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改造的成敗得失，歷史學家自有評說。我這里講的是理解中國歷史的兩條線索，它既是理解百年中國、五十年中國，也是理解這二十年中國的重要線索，這兩條線索就是：追趕和由觀念到實踐。而許多問題，，我把叫做“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二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

這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放在什么樣的背景下理解呢？有許多提法，當然，最普遍的提法就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轉軌。這是一種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話語判斷，從法學的角度來講，就是從人治社會向法制社會的轉軌，還有一種提法，是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轉軌，如果把中國社會放在世界歷史背景下來看，這個轉軌，實際上還可以看作是從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的轉軌，而近百年的中國就處于這樣一個轉軌的過程當中。

試圖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手段試圖來實現這個轉軌，那么，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是用市場經濟的手段和方式來實現這個轉軌。但是，對市場經濟的本身，我們前面講了，只把它當作是一個把蛋糕做大的手段，用經濟學屬于講，是比計劃經濟更有效的資源配置手段，是一種工具。放在較長的歷史長河中，尤其是這百年中國的特殊的歷史時期，就有特殊的意義。這個特殊的歷史我把它用李鴻章當年的形容來定義，就是這是中華民族“千年未有的大變局”。這句話到“五四”前后又被重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或再往前追溯，如“洋務運動”時期，中國的“西學東漸”是從沿江沿海逐漸展開和深入的，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的農耕經濟地區基本上沒有被觸及，我們喜歡在歷史中講，二三十年代西方經濟的大舉入侵，但主要還是表現為沿海地區的手工業被破壞，其影響還是比較大的，但是對中西部地區則是另一種方式，表現出它的負面效應，就是說傳統的農耕經濟、家族村落，這種自古以來的生存方式未被大的觸及。

計劃經濟，我們通過單位、公社把人重新固定在各個單位，社會資源的流動是通過行政權利來加以調劑的，人們還是生活在從屬于小的共同體，如果說，解放前，人們生活在家族和村落中的小共同體的話，那么解放以后就從屬于單位共同體，而在農村地區，所謂單位主要就是指生產隊，就是1961年所確定的以隊為基礎，三級所有，那個隊在南方主要是指自然村落，自然村落是農村共同體的自然邊界，超越這個邊界，如果把所有制級別提高到大隊或公社這一級別，那么，立即就形成了混亂，1958年到1963年這一時期，是在農村尋找什么樣的共同體作為集體的基本單位的實驗期，他最終確定自然村落是基本單位。這二十年來，市場經濟、商品經濟、貨幣經濟的高速發育，就使得我們民族的所有家庭和個人都必須依賴于市場而生存，尤其是2.34億農戶家庭，他們的自給率已經逐漸降低，都必須為買進一些東西，如果他的農副產品銷售所取得的現金，不足以維持家庭的正常運轉，那他必須要出賣一部分勞動力，就是打工。因此，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貨幣經濟當中，卷入了市場，人口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高度流動，這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是第一次，原有的生存方式，習慣和交往方式都處于接體和不適應的狀態，而新的習慣和交往方式都還處在艱苦的摸索過程當中，整個社會各階層都處于一種相當不適應的過程。這個過程，如果借用西方社會學家的語言來說，是原始群體的解體，從群體到個人的過程，這個觀點諸位如有興趣可以參看梅因的《古代法》，也可以看馬克思的著作，很短的一篇，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序言中有段話就專講這個問題，我在1994年也專門就這個關系寫了本書叫《中國單位體制研究》，還有個副標題叫《走出理想城堡》。

我們回到這個話題的開頭，市場經濟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它把原有共同體肢解，將其成員變成追求獨立的個體利益的個體，在這個意義上講，這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講，是從群體走向個體。復雜的社會關系就是建立在這些獨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個人基礎之上，這樣，建立原有的共同體或者單位共同體基礎之上的道德準則，還能不能夠適應于今天這樣一個已經被分解了的社會呢？換言之，以德能不能治國呢？這是一個很讓人焦慮的問題。當然，我這里不是對江總書記的治國方略提出疑問的意思，我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如果法都不能治，德能治嗎？

而這個問題，在整個十九世紀，西方社會學家都在不斷探討不斷設想，試圖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說，現在市場經濟的發育，肢解了原有的共同體，使得人成為在市場經濟當中追逐獨立的個人利益的個體，這個過程正在今天的中國處于逐漸展開的過程當中，也就是群體的衰亡之中，建立在群體基礎之上的集體主義、群體主義同時處于衰亡，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個人在成長之中，個人主義也在發育之中，在這樣一個時代，德無法治理無法調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惟一的辦法就是把法律和個人的權利結合起來，這個結論是托克維爾在經歷了法國大革命后，懷著對本民族的焦慮到美國考察美國人是如何治理她的基層社會和國家的，于是就有了一本重要的著作《民主在美國》。這個過程當中，因為市場、私有制、競爭它一方面造成破壞原有的共同體，一方面造成了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復雜的有機的關系，社會變成了一個有機體，而從前的社會包括計劃經濟，很難說是一個有機的社會，簡單的比方，唐山發生了毀滅性的地震，但對中國居民的影響幾乎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對中國的經濟也沒有大影響波動，但我們看看“911”美國世貿大樓被撞塌，不但對美國造成巨大沖擊，而且影響到了整個世界，這就是有機和無機的差別。?執撓謝緇幔僑擻脛涓叨攘得懿豢煞值撓謝緇帷?/P>

而中國的這個有機社會依然處在發育和成長的過程中，但是，這個社會已經在客觀上造成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迫使人們從事精細的社會分工，通過一種職業來獲取他的報酬，他通過自己的報酬來與市場上他需要的一切產品和勞務相交換，所有的人都需要其他的人。“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這個概念也是出于馬克思的一個提法，馬克思的這個概念又是出自于黑格爾的《法哲學》。但這一過程在人們的日常經驗當中，在主觀上，我們感受到的是個人與共同體的分離，作為個人，他只感到利益的存在、個人地位的存在，而且，個人的利益和財富必須要通過貨幣來加以表達，所以，財富就成為個人身份的基礎，這個財富又是指個人的財富，這樣，就個人主義者和他所處的社會有機體之間是無法建立起意識上的聯系的，個人與社會的聯系，個人與其小集體的聯系，在精神上、在觀念上、在個人主觀意識上都是建立不起認同的聯系的。

三轉型期的社會心理

十九世紀的相當多的社會歷史學家，試圖把分化了的個人和有機化的社會打通聯系起來，由此運用社會的紀律來約束每一個人的行為。如孔德在1838年建立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說，現在這個社會是工業社會，(此概念來源于1820年的圣西門，基本在整個英國的工業革命接近完成的時候，孔德是圣西門的學生)，他繼承和發揚了圣西門的看法，他想出一種看法，對這個新來臨的世界提出自己的理解，他認為維系這個社會的，是個人與社會新的對應維系關系，并迫使每一個人用社會的紀律和社會的要求，來約束每一個人的不斷膨脹的欲望，而使得社會建立秩序。而這種維系的工具，第一個是語言，第二個是宗教。語言，這里我們不詳說，對宗教，他提出舊的基督教不行了，就要創新，叫做“人道教”，以替代原來的上帝為中心的基督教，以人來命名，以愛為中心，以社會為膜拜對象。這個觀點被后來另一個社會學家土爾干充分的加以吸收，而在整個十九世紀，這一觀念都在進行緊張的摸索當中。

簡要地回顧十九世紀的歷史，會發現這和我們今天的情形很相似，我們最近一次精神文明建設會議是在1996年舉行的，可能是覺得沒意思吧，現在好象沒再提精神文明這檔子事情了。當然，我們也看到高層領導人的焦慮，這和當年孔德的焦慮也差不多，也和我們的焦慮相似，。因為這個由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轉型、由自給社會向商品社會貨幣社會轉型的時代，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過程。而這個千年未遇的轉型還只是剛剛展開，我們對剛剛展開的社會的不適，是產生焦慮、彷徨和牢騷的重要根源。那么，如何在這一時期建立起個人和與社會的聯通關系呢？我自己也是很困惑的，找不到一個好的方法。但是，所謂“以德治國”我認為是無效的。因為它沒有診斷出我們這個轉型時期社會問題出現的癥結所在。

記得我曾經叫一位朋友把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的歌詞翻譯過來，歌詞的最后一段來自席勒的一首詩，它這么說，社會的分散把我們分開，共同的精神把我們凝聚起來。他要找的，是那個把我們所有分散而且相互競爭的個體共同凝聚起來的精神共識、信仰共識，當然，他也沒有找到。在德國，我們知道，后來用國家主義來取代共同認識的問題。

這個從群體到個人的變局，在中國還可以描述為從政治到經濟的轉軌，以經濟為中心替代以政治為中心在今天我們已經耳熟能詳，但對“經濟為中心”和“以政治為中心”這兩個范疇的意義，我們并沒有把它揭示出來。在計劃經濟時期，或再往前追溯的中國古代，人們身份的確認和劃分是以政治或以權利做標準的。在計劃經濟時期，可以從權利的多寡和有無把社會分成不同的階層。那么在這二十年的改革開放當中，我們會發現現代社會重要的不是權力，不是POWER，是財富。所以，從權力為中心向以貨幣財富為中心的轉軌，就可以解讀為以權力劃分階層轉向以財富為中心進行社會劃分階層的運動，在這個過程當中，由于財富在社會分層過程作為標準的確立，就使得權力在財富面前自慚形穢，底氣不足，如果掌權者的權力如果沒有財富的依托，這個財富不是指掌管者管理的國有資產的財富，而是供其個人消費和炫耀的財富，那么這在現代社會中，這種權力就是一種責任。而要在這種社會當中找到這樣的一個個人，他只有對社會財富負責而不謀求足夠的個人財富，要找到這種像大禹、孔繁森、焦裕祿式的官員來執掌現代權力，我覺得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覺得由于在社會價值評判標準的轉移，就使得權力者必然將在財產?魑約旱鬧鞣絞降男鹵曜濟媲鞍芟掄罄礎?/P>

那么，這個轉軌過程對整個民族的考驗也是空前的，從前的封建社會為什么把貴賤原則凌駕于貧富原則之上？為什么要重農抑商？因為商人可能會憑借他的商業財富來改變原來的貴賤等級，所以，封建社會的價值中心是貴賤原則，把貧富原則依附于貴賤原則，貴者享受的越多，譬如皇帝，天下最貴，享有天下財富女子。那么現代社會以貴賤為中心轉向財富為中心，是有史以來第一次，而且以后的發展也必然是以這個原則，我們無法預見到未來還會有什么原則可以取代以財富為中心的原則，當然，按照馬克思講，在將來，社會物質極大豐富，以至于人們不需要以財富來比較高低，就必須出現新的價值判斷標準，或者是多元的價值標準。或許今天在歐洲福利國家已經出現的以體育、藝術、探險、環保之類的熱潮。

我們民族進入這個全新的過程是有個適應過程的。在我看，法論工就是對這個社會轉型一個不適的群體性的心理反映，他們的那些語言當中，把我們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看做是一個殘忍的社會、一個魔鬼社會、地獄，他們認為這個你爭我奪的社會是一個墮落的社會，他們要求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一個要上層次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你物質上失去越多，你的道德會得到越多，這些李弘治的觀念，從社會科學理性來看，充滿了歪理邪說，當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來看，它卻反映了這個社會當中許多階層中的個體對巨大轉型的心理不適而引起的反應，如果，不是我黨下決心把法論工宣布為邪教嚴厲禁止，那么，我可以預言，中國就進入了一個新宗教蓬勃發展的時期，民間宗教極盛的時代將到來。將來回否出現這個局面呢？不知道。

四勞動力過剩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中國從農耕社會轉向工商社會的轉軌，一般來講，我們知識界和政界已經達成了共識，但是，能不能把我們沉淀在小農經濟當中的過量剩余勞動力在較短的時間內轉移到工商社會來？這個課題，對我們整個知識界而言，由于焦迫的追趕心理而被輕視、縮短，把一個很漫長的、艱苦的、甚至是動亂因素的過程加以短化、甚至于理想化了。

我們比較早期歐美率先實現資本主義和進入工商社會的國家，它們這一過程的完成，都依賴于一個巨大的海外市場，當時叫做海外殖民市場，從農業流出的勞動力，轉向工商社會，它們生產的工業品，依靠內需，是無法帶動一國的工業化的，它必須依賴廣闊的世界市場，所以象英、法等歐美國家(美國是個特例，它的資源特別豐富，有一個可以不斷擴張的“國內”)都是依賴海外擴張，從海外獲得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以及原材料的供應市場，同時將從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轉軌過程中大量產生的剩余勞動力向海外轉移，如英國，從工業化的早期到完成，在一百年的時期，英國的人口轉移出去四分之一以上。在法國，大革命以后，形成了一個小農經濟的社會，到了波旁王朝復辟也就是拿破侖失敗的1816年，就進入了它的工業化發展時期，而馬克思寫《法蘭西內戰》的時候，法國的人口只有3600萬，農業人口占65%左右，以小農經濟為主，產業工人只占17%左右，和我們今天的比例結構有些類似，不過，不要忘記我們是13億人口。所有這些完成轉型的國家都是人口小國，雖然人均資源比較豐富，但依舊依靠海外的殖民來完成它的工業化過程，而法國踏上工業化的道路后，卻持續震蕩了百年，等到它的穩定和歐洲的穩定，是到了二戰結束以后，到了戴高樂的第五共和國。

對中國來講，中國的工業化發展來得太晚，這個被西方打出來的工業化的開始來得太晚，留給中國工業化的整個外界環境大變，整個世界市場已經被第一世界占領，而且也不能容許中國如此之多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海外。19世紀的民族國家和主權國家是保護自己的產品向海外擴張，促使自己的剩余勞動力向海外轉移，而在今天它們的主張就完全不同了，他們一方面要提防著我們這樣國家的剩余勞動力向第一國家轉移，當然，美國希望我們花了大量資源培養出來的精英分子到他們那里去，據說現在，英、法、德也學美國的樣子招募中國的精英分子。中國的剩余勞動力到底有多少，專家有不同的估計，因為這個估計是可以區分為絕對剩余還是相對剩余的，如果計算絕對剩余的話，那么按照現有的核心家庭(關于核心家庭，中國的這一轉變也是奇跡，中國的大家族徹底的崩潰變成核心家庭，西方這一轉變花了幾百年時間，而中國就是五六年的時間，無論是江浙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這種三代同堂的大家族都是瞬間就消失了。)匡算，以家庭規模和機械裝備來綜合考量，在北方的麥黍區，大概一個家庭可以耕種八十到一百畝左右，在南方的水稻耕種區三十到四十畝土地，這就意味著以中國現有的耕地(耕地在中國傳統中有兩種?屏糠絞劍皇茄有窆澆夥懦跗誒吹乃澳叮皇鞘的丁H繚謖憬業募蟻紓陀寫竽逗托∧噸穡∧妒?.8畝做一畝，大畝是2.5畝做一畝，這種不同的標準之產生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的產量是按產定畝的，如過去明清時代，一畝的產量是三百斤一畝，那么，什一稅是一畝交三十斤，政府關心的就是它拿的那三十斤，而不是實際多少畝，如果我那里的產量是一百斤一畝的話，就是三畝做一畝，所以就叫做大畝，而兩畝合一畝就是小畝，還有就是丘陵地帶農民自己在山上一路開墾上去，這些零碎的土地不計畝。這種產量和平均產量接近的稅畝和實畝是一樣的，在北方平原地區應當是這樣，而在南方，稅畝和實畝有較大差距，嚴格來講，稅畝也是一個比較可信的單位)，不知道現在19億畝和14億畝的計量口徑和標準哪個更準確，但按照現在的生產力，估計只需要8000萬到1億勞動力就足夠，1億勞動力我們乘以2.5或3這個系數，那么只需要2億多的農村人口，就可以提供現有社會需求的農業產品，從戶籍這個角度講，就意味著9億農民，2.5億就足夠，那么多人該到哪里去？當然，我們城市化的發展解決了大批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在這里，又有兩個統計口徑，一個說是30%，一個說是37%(呵呵，這就是黃仁宇說的“數目字管理”，中國其實是?小笆孔止芾懟鋇模也樵墓罅康拿髑逑刂荊昂偷囟季返叫∈愫蟮乃奈唬餉淳罰訓啦皇炕穡康侍饈牽返氖趾竺娑際嗆蛋說?。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能不能在較短的時間轉移到工商業呢？現在鄉鎮企業的就業者大概是有1.2億，這個民工是7800萬，這兩個數字的統計口徑是有重合部分的，估計這二十年來，我們大約有1.2-1.5億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工商業來，另有1.2-2億的勞動力沉淀在農村或處于半失業狀態。新晨

有人認為，既然過去的二十年消化了這么多勞動力，那么再過二十年呢？這種線性思維，我覺得是有問題的，如果我們不能在較短的時間自我消化如此之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那么，我們民族整個的發展戰略該做怎樣的安排？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