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購在經濟中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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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各國經驗，從經濟總量上看，政府采購總額和GDP的總量大體上呈正相關關系。以目前發達國家政府采購總額占GDP總量來看均在10%左右，甚至更高。以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為例，政府采購所占GDP比重雖然不及該數字，但也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在國民經濟總量中的地位不斷提升。當然，如果在經濟蕭條時期，財政在政府采購支出的數額必然隨之下降，但少數情況下為刺激需求而擴大政府采購額度的例外。

我國GDP總量目前位列世界第三，政府采購總量在GDP中的占比勢必日益上升。通過實施政府采購相關政策，可以加強其對宏觀經濟的調節作用，促進經濟結構的升級。

一、政府采購對宏觀經濟實現調節作用的機理

1．政府采購的政策性傾向可實現社會再分配的調節

市場經濟條件下實行政府采購，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彌補市場本身的缺陷，提供社會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通過帶有政策性傾向的政府采購，可以對需要鼓勵發展的行業進行資助，對于需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行業彌補市場失效的不足，對于區域性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可以在財政支出上通過政府采購予以不同的傾向。比如通過法規和政策引導，鼓勵環保節能行業產品和高新技術行業產品的采購，扶持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優先采購中小企業產品等等。

2．政府采購的財政性支出影響社會總需求

政府采購對總需求的影響，在于總需求不足時，加大政府采購；在總需求過大時，減少政府采購，以此實現政府的反周期調節政策。

以占GDP比重不可忽視的需求控制主體---政府的行為，通過相對較直接的政府采購支出，可以對總需求產生影響。當然，鑒于政府采購的內容絕大多數是常規需要的貨物、服務，因此其數量、品種都是相對穩定的，難以隨經濟周期大幅調整。即使象基礎設施那樣的大型項目，也應當有一個長遠的、穩定的規劃，而不宜隨便用作反周期工具。

二、我國目前利用政府采購對國民宏觀經濟的調節

可以說，我國推行政府采購的初衷還是強調加強財政支出管理和規范政府機構采購行為的功能作用，對于國民經濟宏觀調控作用職能并沒有太多的重視。經過十余年的發展，特別是最近6、7年的法制化、制度化的規范，政府采購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已初見成效。特別是經濟較發達地區，基本可以嚴格按照法律法規的要求，開展采購工作。

隨著不斷的實踐，我國逐步意識到可以發揮政府采購的國民經濟宏觀調控職能，并通過有關的法規規范加以促進。例如《政府采購法》第九條規定，貨物服務招投標活動應當有助于實現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目標，包括保護環境、扶持不發達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等。

但是有關的實踐和法規執行情況并不樂觀。因為政府采購中的采購人多為相對獨立的機關、事業單位，有其自身的使用習慣、采購偏好，而采購資金來源是財政支出，有別于其自有的資金。這就使響應政策、法規號召，優先考慮宏觀調控要求的驅動力不足。

通常情況下采購人提供的需求是以保障自身的需求和偏好為前提的，對于資金的節約、產品供應商的選擇方面向政策、法規傾斜并不敏感，最終會導致更樂于采購成熟的進口高價產品，而對合理低價、技術不斷提高中的國產產品并不“感冒”；甚至會采購技術成熟的非環保產品，而排斥暫時不被大多數采購人接受的環保節能產品等情況。像目前這種靠法律、法規的非強制性規定，在宏觀調節中依靠微觀經濟主體支持的辦法，效果并不明顯。

三、進一步加強政府采購宏觀經濟調節職能的探討

1．以標準法引導或強制政府采購，以此為前提開展其它工作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建立政府強制采購節能產品制度的通知》，我們已部分引入政府節能采購的“綠色標準法”。所謂“綠色標準法”，是指國家相關標準管理部門根據政府節能與環保的需要，對政府需要采購的工程、貨物或服務，制定統一的節能與環保標準。這個標準不僅要求末端產品符合環保技術標準，而且規定產品研制、開發、生產、運輸、使用、循環再利用的全過程均需符合環保要求。政府要求采購人在采購時，必須采購或優先采購達到政府節能環保標準的產品、工程或服務。對于參與政府采購的供應商而言，當其提供涉及節能環保的產品時，必須接受具有節能環保認證資格認證機構的認證。只有達到節能環保標準，才能獲得或者優先獲得政府采購合同。

對于是否必須強制執行，可以將標準法劃分為強制性和指導性標準。強制性標準針對政府采購節能環保標的時，必須無條件采購符合標準的產品；指導性標準則僅作為指導性要求，不具有強制性。目前多數國家對于節能環保產品采購的要求都以標準法為基本調節方式。

目前，我國的政府采購相關規定暫未完全實行強制性和指導性標準。本著謹慎和逐步推進的原則，我國政府采購節能產品目前僅提出“優先采購”的指導性標準，并未出臺強制性標準。一般在會采購文件中列明評審加分的條款，而在實踐中，供應商爭取自身權益的意識和優先采購條款的實效性并不強，應該適時推出強制性標準。只有更加全面、有效的推行政府采購節能產品，才能支持節能環保生產企業，促進產業的升級和國內相關企業的技術革新，同時改善環境質量。

同樣，對于其它需要在政府采購中體現政策性傾向的行業、區域以及中小企業等，可以同樣借鑒“綠色標準法”，在不斷嘗試、調整中尋找一套適合而切實有效的標準法加以推行。

2．進一步保護民族產業，為其盡快壯大提供有利的促進

事實上，我國目前已經實施了保護民族產業的政府采購措施，通常是優先采購本國產品，如采購進口產品應通過相應的論證、審批程序。但國外的相關規定更加細化，例如，日本在貿易自由化之前，公開保護電信網絡設備市場，而日本政府采購中的繁瑣手續和長期形成的關系網，也使國外廠商望而卻步。再如，泰國法律規定，如本國產品符合國家標準，只要價格不高于其它國家產品的10%，就要優先購買本國產品；美國國防部、能源部、航空航天局的國內訂貨價格則明顯高出國外訂貨，商業部也以國際收支為由優先采購本國貨物。

當然，政府采購這一職能的發揮，受到政府采購市場國際化、自由化的挑戰。《政府采購協議》

中就將國民待遇和非歧視性原則引入。雖然我國還暫未加入該協議，但開放政府采購市場是大趨勢。其他國際經濟組織如APEC、世界銀行等也都有關于開放政府采購市場的相關規定。

在加入《政府采購協議》之前，包括在加入之后的磨合期，政府采購工作在支持民族工業發展和壯大方面作出努力還是有很大空間的。也正是因為我國有逐步開放政府采購市場的壓力，也迫切需要在開放市場之前提高民族工業的競爭力以應對國外同業的競爭，所以，我們目前采購進口產品的審批制度對于保護本國產品的手段還比較單一。在貿易保護多樣化的國際形式下，我們在采購本國產品時的優先制度不妨更多一些。

3．利用政府采購，調整、優化產業結構

政府采購可以通過對所需購買的產品品種、質量進行選擇，引導產業發展方向。但限于政府采購本身規模與職能，政府采購對產業結構的引導，應該將重點放在“市場失效”領域內，其典型就是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

眾所周知，高新技術產業化過程是一個充滿風險同時又有著較大的“外部效應”的過程。一項技術創新，一般要經過下列主要環節方能達成：應用研究---技術發展---中間試驗---市場化初期---產品改進和成熟---技術擴散。其中，中試與初期市場化階段是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這個階段投資多、風險大，而且又不易引起政府和市場的關注。中試環節薄弱是我國技術創新領域的一大難題，而美國公司在發展高新技術時，其研究成果經過中試環節即進入市場的約占55%，此時正是政府采購在該領域大顯身手。原因是政府采購能解決中試與初期市場化中的資金需求問題，并降低個別企業的風險水平。

調節總需求、保護民族產業是政府采購傳統經濟職能，但近年來，西方國家政府已將采購政策的重點轉向了刺激技術的發展和促進新興產業的成長方面。例如，美國西部硅谷地區和東部128公路沿線地區高技術產業群發展迅速，是當今世界技術發展最活躍的地區，其成功的關鍵即是美國聯邦政府的采購政策。近年來，美國政府利用采購法支持重要產業的成功例子還包括振興集成電路工業，它使美國重新奪回霸主地位。早在克林頓政府的“全面經濟計劃”中，為扶植創新產品的初期市場，僅就計算機相關新產品的政府采購就高達90億美元。新晨

與此相對應，我國的科研與生產脫節現象非常嚴重。在每年近2萬項具有相當水平的科技成果中，真正轉化為產業化的不足5%。我國高新技術產業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甚大。當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值占工業總產值30%左右，其出口占工業制成品出口額的30－50%，而我國這兩項指標僅為8%和6%左右。

近年來，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逆差持續擴大，占工業制成品逆差的80%－100%。長期以來，政府一直重視技術引進與技術開發工作，并投以巨資，每年采購國外軟技術的費用多達40－60億美元。但用于科研轉化為生產力的資金數量極少，特別是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過去一些鼓勵技術創新的優惠政策也消失了。因此，我們應考慮從每年幾千億元的政府采購支出中，劃出更多一些用于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

目前，正是需要我國參照發達國家利用政府采購政策傾向，引導每年數千億元人民幣財政支出向急需發展的高新技術行業傾斜的時候。

四、結論

我國應加快完善政府采購體系的步伐，在加強財政支出管理、規范政府機構采購行為的同時，充分發揮政府采購進行宏觀調節的作用。根據我國政府采購目前所面臨的情況，在利用其宏觀經濟職能時，應做到切實考慮實踐的可行性，在有效的運行體系中逐步實現其調節的有效性。目前的采購財政支出中，要特別重視其保護民族產業和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職能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