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疾人就業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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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的殘疾人就業政策及就業形式的演變

我國歷來重視對殘疾人權利的保護。法律是保障殘疾人公平就業的基礎，我國政府也先后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1990年頒布，2008年修訂)、《條例》(2007年頒布)。為了保障這些法律法規的有效實施，各部門還制定了一些相關的政策，如1995年的《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管理暫行規定》、2007年的《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促進殘疾人就業稅收優惠政策的通知》等，這些政策的出臺提高了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殘疾人是一個特殊群體，他們的就業也有其特殊性。目前，我國殘疾人就業主要有三種形式:集中就業、按比例就業和個體靈活就業，而殘疾人就業政策也主要是對這三種就業形式的相關問題作出規定。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這三種就業形式對促進殘疾人就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集中就業是計劃經濟時期解決殘疾人就業的重要形式。經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過渡和調整，我國很快進入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期，消滅失業、全部就業是當時就業工作的主導思想。在此背景下，集中就業是我國安排殘疾人就業的主要途徑，殘疾人在福利企業集中就業成為了解決殘疾人就業問題的主要形式［19］。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始建立一些福利企業，但在“”時期福利工廠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大量工廠關停。改革開放后，福利企業得以恢復重整，同時一些針對福利企業的優惠政策(如財政部《關于對民政部門舉辦的社會福利生產單位征免稅問題的通知》)的實施，使得福利企業在之后的十余年間得到了快速發展。市場經濟體系逐步建立后，競爭日益加劇，福利企業不能適應這種變化，開始出現虧損。1996年我國福利企業數第一次出現了減少的情況，之后十年福利企業大量倒閉［20］。殘疾人集中就業由此走上了下坡路。在福利企業開始出現問題的同時，我國政府已在探索適合殘疾人就業的其他形式，按比例就業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種。殘疾人按比例就業制度于1992年開始在上海、廣州等地試點，按照1%－1.5%的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截至2005年底，按比例就業制度在全國范圍內基本實施。2007年《條例》出臺，將“用人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1.5%”明確寫進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規定“機關、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城鄉集體經濟組織，應當按一定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并為其選擇適當的工種和崗位。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規定具體比例”。自此，按比例就業成為殘疾人就業的一種重要形式。事實上，與集中就業、按比例就業相比，1996年以來個體靈活就業的數量一直占據了殘疾人就業總人數比例最大的一部分。我國政府對殘疾人自主擇業、自主創業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如在稅收優惠、經營場地、小額貸款等方面對從事個體經營的殘疾人諸多照顧，實行對殘疾人個人提供的勞務免征營業稅和減征個人所得稅等政策。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就業方式，殘疾人可以利用互聯網、微信等新媒體足不出戶實現就業。網絡、電商等就業途徑打破了殘疾人身體的限制，正在成為未來殘疾人個體就業的新方向。最近幾年我國也開始努力探索其他新的殘疾人就業形式，如公益崗位就業，居家、社區與輔助性就業，使得殘疾人就業形式更加多元化。但到目前為止，集中就業、按比例就業和個體靈活就業仍然是我國殘疾人就業的主要形式。針對這幾種主要就業形式，《條例》也做出了相應的規定，如確定了按比例就業的“比例”，對福利企業也實行了新的認定原則。《條例》是我國第一部專門針對殘疾人就業所制定的法規，是現階段殘疾人就業政策形成的重要標志，它的實施能否使我國殘疾人就業邁上新的臺階，亟待實踐的檢驗。

二、方法與數據

1.研究方法目前國際上較為成熟的用于評估殘疾人就業政策的方法大致有四種，一是雙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二是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ScoreMatching)，三是使用斷點回歸的方法(RegressionDiscontinuityDesign)，四是利用混合橫截面數據評估政策效應。雙重差分法和傾向得分匹配法一般都是采用準實驗設計，需要區分對照組和處理組，處理組是受政策影響的群體，對照組則不受政策影響，而且這兩個群體的特征應大體相似，這樣才能剝離其他影響從而準確判斷政策的效果。一般而言，除特殊情況外，一個法案通常都是在同一時點全國范圍同時實施，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很難在殘疾人群體中識別處理組和對照組。可見雙重差分法和傾向得分匹配法更適合評估那些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所進行的改革，這樣的改革可能只影響了殘疾人群體中的一部分。改革就相當于一個準實驗，因而可以區分出對照組和處理組，根據數據特點選用其中某種方法進行研究，如維瑞克對德國的研究、坎波列蒂和里德爾對加拿大的研究、卡斯泰洛對西班牙的研究等［12－14］。斷點回歸方法是針對配額法的特定研究方法，因為配額政策通常會要求企業雇員達到某個數值才有雇傭殘疾人的義務，因此這個數值就成為一個自然的“斷點”，在這個數值之上，雇主需要雇傭殘疾人，而不到這個規定的數值雇主則可以免除這個義務。采用此方法研究配額政策的包括拉里夫等人的研究［10］以及馬洛(Malo)和蒲甘(Pagan)對西班牙配額政策的評估［21］。對于評估一個法案的出臺對殘疾人群體所產生的影響，更為常用和易行的方法是德雷勒對ADA進行政策評估時所使用的方法［2］，即第四種方法，采用這種方法可以比較政策實施前后相對于非殘疾群體而言殘疾人就業情況的變化。本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評估《條例》對殘疾人就業的影響，尤其是相對于非殘疾人來說殘疾人的就業率和收入在《條例》出臺后是否有顯著提高，不是專門針對按比例就業政策或是政策實行中的某項改革的研究。因此，根據本文研究目的的需要和現有的數據條件，筆者選用德雷勒評估ADA實施效果時采用的實證分析方法［2］，具體步驟如下。首先，采用三次調查的混合橫截面樣本對殘疾人就業在政策實施前后做評估分析，設定Probit模型。其中，Emp為就業虛擬變量，已就業為1，未就業為0;Disabled表示殘疾虛擬變量，殘疾為1，非殘疾為0;Post07是時間虛擬變量，《條例》出臺后為1，出臺前為0;X''表示個體的人口學特征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作為控制變量。交叉項的系數δ是我們感興趣的，它揭示了政策實施后殘疾人的就業情況變化。與就業緊密相關的一個指標是收入，因此接下來，我們用收入替換上述模型中的Emp作為因變量，進行OLS回歸，以分析就業政策的實施是否對殘疾人收入造成影響。2.數據來源及統計性描述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于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公布的2002、2007和2008年的中國家庭收入調查項目(ChineseHouseholdIncomeProject，CHIP)數據，本研究使用的是城鎮住戶調查部分。CHIP數據是中國居民住戶調查的權威性數據之一，被國內外學者廣泛使用。由于CHIP數據在2002年、2007和2008年的調查覆蓋省份不同，而中國的地域差異又比較大，為使研究結果在不同年份間具有最大限度的可比性，我們將樣本限定在2002、2007和2008年三次調查都覆蓋的7個省份。其中，江蘇、廣東屬東部地區，安徽、河南、湖北屬中部地區，重慶、四川屬西部地區。目前我國缺乏殘疾人領域實證研究的原因之一是普通調查數據一般較少涉及殘疾人問題，即便有殘疾人的相關問題其數據條件仍然有限，對一些研究設計而言會存在較多局限。選擇2002、2007和2008年三次調查數據來研究殘疾人問題的原因是，首先，這三次調查中都詢問了調查對象是否有身體殘疾(其他調查年份如1988、1995年的調查并未涉及殘疾問題或殘疾人樣本過少)，因而可以識別出殘疾人;其次，這三次調查的時間正好是在《條例》實施的前后幾年，可以更為清楚地看到殘疾人就業情況在其前后的變化。2007、2008兩次調查的問題為“是否有身體殘疾”，將選擇“有，但不影響正常工作、學習和生活”和“有，且影響正常工作、學習和生活”的對象定義為殘疾;2002年的調查問題與2007、2008年的有差異:“您是否具有以下殘疾或虛弱的身體特征?”———包括肢體殘疾或偏癱、視力障礙、聽說障礙、精神類疾病、智力障礙和其他殘障，對該問題的選項為:①沒有;②癥狀輕微、無須他人幫助;③癥狀嚴重或需別人幫助。調查對象若選擇了上述六個方面中的任一或幾個方面所對應的選項②和③則定義為殘疾(視力障礙方面選擇③才定義為殘疾，因可能有較多近視者選擇②，但他們不應屬于殘疾范圍①)。將樣本的年齡限定在16－60歲的工作年齡段，這樣共獲得混合橫截面樣本共計25610個。從表1中可以看到，工作年齡段平均殘疾發生率為3.03%，三次調查的殘疾人發生率數值較為接近，只2002年略高于其他兩年，各年份的男性殘疾發生率均高于女性。表2是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具體來講:就業為0－1虛擬變量，已就業=1，未就業=0，計算勞動力時扣除了在校學生、離退休人員和喪失勞動能力者;已婚是指結婚且配偶健在的情況;女性=1，男性=0;教育程度分為，小學及以下=1，初中=2，高中和中專=3，大專及以上=4。為了避免極端值所造成的估計結果偏誤，我們將每次調查中收入的頂端和低端的1%數據剔除，各年的收入通過CPI調整到2008年②。所有年份個體的月平均收入為1736.17元，從各年份的變化來看，收入隨時間的推移逐步增加。不同群體就業率有較大差異，總體上呈現殘疾人就業率低于非殘疾人，女性殘疾人就業率低于男性殘疾人的狀況。殘疾人就業率為72.98%，非殘疾人就業率為84.49%，前者約為后者的86%，而女性殘疾人就業率則約為男性殘疾人就業率的85%(見表3)。從年齡來看，殘疾人的平均年齡高于非殘疾人，這符合年齡越大殘疾發生率越高的一般規律。殘疾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非殘疾人。就收入而言，殘疾人的月平均收入明顯低于非殘疾人，各個年份皆如此，且這種差距有隨著時間推移逐步加大的趨勢;女性殘疾人的收入則低于男性殘疾人。

三、實證結果分析

1.回歸結果表4是就業和收入的Probit回歸的邊際效應，為節省篇幅，將其結果放入同一表格中。(1)－(3)列和(4)－(6)列按各自的順序分別是不控制其他變量、控制人口學背景變量(年齡、年齡平方、教育程度、性別和婚姻狀況)、控制人口學背景變量和省份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在(1)－(3)列的每一個回歸中，Disabled的系數都是負的，且在1%的水平上統計顯著，系數絕對值為8%－10%，結果非常穩定，說明殘疾人的就業率顯著低于非殘疾人。所有回歸的交叉項系數為負，但都不顯著，也就是說，不管是否控制其他變量，《條例》的實施對殘疾人就業率的影響都不明顯。再看收入的變化。將個體的月收入對數作為因變量，進行OLS回歸。殘疾主效應即Disabled的系數顯著為負，系數絕對值在24%－35%之間，說明殘疾人比非殘疾人月收入低30%左右。而交叉項的系數仍然不顯著，說明《條例》實施后殘疾人的收入并沒有受到實質性影響。這與德雷勒對美國的研究結果相似，他的研究結果也表明ADA實施后殘疾男性的收入并無顯著變化［2］。2.《條例》的出臺為何沒有對殘疾人的就業和收入產生顯著影響按照上述的回歸結果分析，《條例》沒有對殘疾人就業和收入產生顯著影響。為了尋找其中的原因，筆者對2000年以后每年的城鎮殘疾人就業的總體數據進行了統計分析(詳見表5)，發現每年城鎮殘疾人總就業數的增加值低于本年度新安排的殘疾人就業人數。我們對殘疾人各種就業形式的年增長值和殘疾人的失業人數進行了如下的計算，并列入表中，其中:年增長值=當年殘疾人就業數－上年殘疾人就業數(2)失去工作的殘疾人數=每年新安排的就業人數－總就業數的年增長值(3)可以發現，在政府和殘聯的領導下和相關企事業部門的配合下，2001－2013年我國城鎮殘疾人就業總人數從352.3萬人增長到445.6萬人，有了將近百萬人次的就業增長，最高時463.6萬城鎮殘疾人實現了就業，從總體上看是增長是相當喜人的。但如果采用上述計算方式來考察就業情況，就可以發現一些問題。我國每年新安排殘疾人的就業數保持在30萬上下，情況較為穩定(見圖1)，但總就業人數的年增加值的波動則相對較大，尤其是2006年較上一年大幅度下降，2007、2008年得到恢復，但之后又有所下降，直到2013年也未恢復到2005年之前的水平。自2001年以來，失業的殘疾人數則有逐漸上升的趨勢，2006年達到了峰值64.3萬，2007－2013年失去工作的殘疾人數量的年平均值達到33萬人，而這期間每年新安排的殘疾人就業平均數為35萬，新安排的殘疾人就業人數僅能抵消失業的殘疾人數。可見，從總體上看殘疾人的就業情況不甚樂觀。從上述分析中可知，《條例》在2007、2008年對殘疾人就業總數的提升效應還是存在的，但不可否認在現實中有部分殘疾人工作不穩定、失業風險大，使得政策只出現短暫效果，整體而言殘疾人的就業情況仍然堪憂。這使我們不得不反思出現這樣的情況到底原因何在，筆者認為其可能的因素有以下幾點。第一，作為城鎮殘疾人就業的主要形式之一的按比例就業制度實際上在《條例》出臺之前就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實施了，因此《條例》的出臺并不會給這方面的工作帶來非常大的變化。這也可以從表5中的按比例就業數據得到印證，2007和2008年按比例就業的殘疾人數的年增長值分別為0.4萬和1.1萬人，增長幅度較小。第二，《條例》中對集中就業的規定較以前有較大改變，尤其是2007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出臺的針對殘疾人集中就業的相關稅收政策使得福利企業實際享受的稅收優惠大幅削減，這給福利企業的發展帶來了困難。福利企業退稅政策優惠變小，政策吸引力減弱，導致很多企業主動摘掉福利企業的“帽子”:2007年4季度到2014年1季度，我國福利企業從25969家銳減至17876家，降幅超過30%［22］。福利企業的萎縮必然導致殘疾人集中就業的人數減少。第三，對于個體自主擇業和創業的殘疾人來說，現行的法規政策則存在較多問題，無法有效擴大這種就業形式的規模。如政策的扶持范圍較狹窄，主要針對的是一些從事傳統經營的個體靈活就業殘疾人，網絡時代的電商、網店等相關就業形式無太多涉及;此外，政策的準入條件較高，程序較為繁瑣，不利于殘疾人個體自主就業和創業。而個體靈活就業目前占殘疾人就業的較大比例，如果情況不能發生明顯改變，那么整體上殘疾人的就業狀況也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第四，《條例》可能并沒有實施到位。201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實施情況的報告中指出:相當數量的用人單位(包括國家機關、事業單位)長期以來存在既不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也不按規定繳納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等問題;有的省份接收殘疾人就業達到規定比例的單位不到5%［23］;相關法律中關于殘疾人福利性單位專產專營的規定基本上沒有落實。法律的實施效果尚且如此，還未上升到法律層面的《條例》其約束力就可想而知了。

四、政策建議

本研究利用CHIP2002、2007、2008的混合橫截面數據對《條例》出臺前后我國城鎮地區殘疾人就業和收入狀況進行了研究，政策分析的結果表明，相對于非殘疾人而言，殘疾人就業和收入并無明顯變化，但殘疾人的就業率和收入水平都顯著低于非殘疾人。同時，城鎮殘疾人就業情況的宏觀數據也反映出殘疾人就業所存在的問題:2000年之后每年殘疾人的失業人數有逐漸上升的趨勢;平均來說，每年新安排就業的殘疾人數僅能抵消當年失業的殘疾人數;殘疾人存在工作不穩定、失業風險大的問題。基于此，本文從政策的角度提出以下促進殘疾人就業的建議。第一，集中就業優惠政策需加大力度。應加大對集中安排殘疾人就業單位的稅收力度，對福利企業實行保護，如福利企業的水、電、氣、熱可考慮參照居民生活類價格執行。考慮到市場競爭會不利于福利企業的產品和銷路，應制定政府部門優先采購殘疾人集中就業單位產品和服務的辦法。但由于現行的政府采購的門檻較高，殘疾人企業較難進入，因此對于殘疾人企業參與競標的政府采購產品，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考慮適度降低對產品的要求，一些產品可以專門指定殘疾人集中就業企業來生產。對于精神、智力以及重度肢體殘疾人的就業，輔助性工場、庇護工場可能是更適合他們的就業形式，相關部門應研究制定相應的就業政策，以妥善安置殘疾人中就業困難的群體實現就業。第二，建議建立監督按比例就業制度實施結果的組織機構，并適度提高公共部門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根據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的結果，我國各類用人單位從業人員數超過2.7億，如果每個單位都能完成《條例》的規定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按1.5%的比例計算可安置殘疾人405萬，而2012年累計按比例就業的殘疾人數約為120萬，即使扣除那些不足以安排殘疾人就業的小微企業，這當中的缺口仍然相當大。如果能夠落實好政策，殘疾人就業數量可得到較大的提升。我國的事實情況證明，如果沒有法規監督用人單位，按比例就業制度實施起來就會很乏力，因此建立監督機構是很有必要的。監督按比例就業的機構有權收集殘保金、審查就業記錄、重新分配資金、監控其使用并公布結果等。一個強有力的執行組織是按比例就業制度實施成功的必要條件，否則政策就會失效。此外，從已有的世界上實施按比例就業制度國家的實踐來看，將公共部門納入制度范圍的，其按比例就業的完成率較高，反之較低。公共部門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可為其他用人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做出表率，因此，筆者建議公共部門雇傭殘疾人的比例應適當提高。第三，拓寬殘疾人個體靈活就業的政策扶持范圍，降低優惠政策的準入條件，將申請程序化繁為簡。現有的殘疾人個體靈活就業政策，主要還是限于傳統經營的個體就業殘疾人，對于信息時代新的經營模式，如網絡創業，開網店、微店等并未納入政策扶持范圍。比如有的地方只對有固定經營(服務)場所或有租賃合同的個體經營給予優惠，網店、微店的經營模式顯然不符合政策要求，同時申請程序也相當繁瑣，需要交各種各樣的表格和證明材料。殘疾人本身就行動受限，這無疑給他們接受政策扶持平添了許多障礙。因此，政策制定者應調整和更新思路，考慮殘疾人的現實狀況，制定符合實際且能切實滿足殘疾人個體就業需求的政策。雖然保護性就業政策可以督促用人單位吸收殘疾人就業，但筆者更希望的是，社會各界能夠轉變歧視殘疾人的觀念，各行各業、每一個就業單位都能自覺自愿地承擔起為殘疾人提供合適就業崗位的責任，這不僅能夠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更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標志。

作者：廖娟單位：首都師范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