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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崇洋情結已經滲透到各個角落，不僅僅是時尚、而且成為價值趨向。銀行業也未能幸免。
幾年前一只美國“蛇果”（蘋果）標價35元，這種蘋果在美國是很普通的，簡直不可思議，讓人感覺價格標錯了。“麥當勞”在美國多開在高速公路旁，供遠途的客人歇腳打尖，可是“麥當勞”一來我們這里，可謂鯉魚躍上龍門。無數少男少女們來此聚會，多少小伙子在這兒請自己的女友。在報上看到，一家的婚宴竟在“麥當勞”舉行！一語道破：此乃吃“文化”。很多人把嚼那些垃圾食品當作一種優越的文化，而對自己本民族的產品歧視，文化上自卑。當然，這就是西方新殖民主義思想文化滲透的效果了。當年輕人把情人節、圣誕節當作一個重要盛大的日子，把一束束玫瑰、戒指、圣誕樹送到情人、家人的手中時，七夕、端午、清明卻日漸被人們淡漠。曾幾何時一把金黃色的、紫色、棕色的頭發是街頭的時尚，咱的頭發黑黑的土死了，看見就煩，就差不能把皮膚染成白色、瞳孔漂成蘭色……我曾經和我的女兒探討這些，言談中透出對我“老土”的置疑讓我很是寒心――不經意之間我們原本民族的、傳統的東西已經逐漸被一些無形的東西從意識里驅使。
正是10年前消費日本、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產品帶有某種炫耀性的性質，導致當今人們骨子里形成“崇洋的情結”，其實在“洋品”很多時候并非因為質量、性能真的比中國的好，而是嚼漢堡包、喝“可樂”比起吃米飯、喝茶水來得“酷”、透著進步、演示時尚；身上套幾件外國名牌，顯得有品位、懂文化；更重要的是那些外國名牌在向別人證明著自己或自己的老爸、老公的社會地位，當然還有支付能力！
社會分化在我們國家造就了一個富裕的階級，這個階級比發達國家的富裕階級具有更加奢侈的消費傾向，甚至更貪婪、更炫耀。但是，這些新興的富裕階級的極其強烈的消費欲望和極其強盛的消費能力，卻無助于拉動本國的國內消費市場。原因很簡單，富裕階級不屑于消費國內產品，而是青睞進口產品。這種消費傾向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文化態度，即富裕階級的優越感演化而成的崇洋情結。富裕階級的文化態度，使民族經濟、國內產業缺乏需求與消費拉動。而一個社會中最強的消費能力不能引導和拉動本民族的產業，這個國家的民族產業的境遇是可想而知的——民族產業只能去適應低消費群體的購買力。
國門的打開使得很多有識之士不遠萬里漂洋過海去求學，他們不僅僅學習了西方的管理、技術，而且也“拿來”了西方的各種“文化”，其中的很多人并未能真正理解這種“文化”的真實內涵，也沒有能像80年前同志那樣“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而更多的是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一切服從共產國際、一切照搬蘇聯”。更為可怕的是掌握我們國家的經濟命脈權貴很多都是這樣的出身，代表的是這樣的利益。
社會的文化、經濟政策、消費取向是由上層（權貴、錢貴）引導的，相對貧困（錢、權）的階級、階層，購買力低下、人言維輕，在思維、意識、價值取向上更多受上層引導，因而在精神上同樣向往西方，也要得到享受進口品的榮耀。別人開著開著寶馬、穿著登西路、打著高爾夫、吃著法國蝸牛……多拽啊。俺家沒錢，等中彩票了也風光一把。孩子他爹你看廣告上面那個力士洗發露多好啊，下個月發工資了，也給咱閨女買一瓶…..消費力和消費取向的不對稱，這恐怕就是假、冒、偽、劣商品盛行不衰的深層的經濟及社會心理原因吧？
正是這樣的一些人、這樣的價值趨向、這樣的經濟政策導致多數企業打著支持國貨的牌子，私下里卻行著“洋為中用“的事實。放眼望去，彩電、手機、電腦、汽車……無數的所謂“國貨”背后隱藏著其他西方國家的影子，當然也包括日本。目前，大多數國貨的處境其實并不妙，其中手機行業尤其明顯。表面看國內手機市場興旺發達，但個個都是用的“貼牌戰術”，核心技術都在人家外國人手中，主要利潤也都給了國外。對于這種貌似強大的國貨行業，我覺得就算說句“仰人鼻息”也不為過。
更有甚者一些民族產業、企業，是國家、老百姓幾乎兩代人千辛萬苦、節衣縮食的付出將它們培育成長的，曾幾時全民動員“儲蓄支援國家建設”、“買國庫券支援國家建設”，可是面對當外國資本的時候，我們的權貴們缺忘記了這些曾經支援的“下層百姓”，為什么不能“先讓利于國人”、“讓利于民族資本”？這些所謂的企業的擁有者、負責人到底是誰的利益的代表者？為什么會毫不猶豫的把產業賣給外國人？賣出的價格是否合理？這正是我們反腐敗、實行民主目的之一。一言以蔽之，我們不能將心血、利益讓度給那些虎視眈眈企圖殖民我們的國家和利益集團，否則那講引狼入室！
那些支持銀行應該堅持將“殖民化”進行到底的觀點主要有：
胡祖六（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高盛集團董事總經理）：
ü首先是補充銀行資本金；
ü其次是增加了公眾投資人的信心，確保IPO圓滿成功；
ü再次是移植先進管理經驗；
ü最后是提供持續改革的“催化劑”。
劉明康（中國銀監會主席）
l“花錢買到機制”，實現機制和體制的創新，促進商業銀行營運的基礎條件發生根本的變化；
l通過合作來迅速提升國有商業銀行的競爭能力。
l只有從根本上改變以往國有銀行產權結構國有獨資的單一性，實現股權結構的多元化，國家財政才可能不再為商業銀行的經營虧損買單，否則就有悖于市場公平競爭的環境和原則。
黨的思想路線也叫認識路線，是我們黨制定各個歷史時期政治路線的理論基礎，是正確貫徹和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保證。我們黨經過長期的革命實踐，在全黨確立了一條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這就是《黨章》中規定的：“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這就是對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的完整準確的表述。這條思想路線大體包括三層意思：一是要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事實，通過深入周密的調查研究，認識和掌握事物運動的客觀規律；二是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但不能把理論當作教條，理論與實踐要緊密結合起來；三是要確定我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是否是真理，還要回到實踐當中去，通過實踐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根據我們黨不同時期革命和建設實踐得出的經驗和教訓，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堅持黨的思想路線，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有機結合，否則我們前進將失去燈塔、失去方向。
二、民族銀行業的改革并不等同于一定要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
按照我們黨的思想路線去檢驗我們民族銀行業的改革趨向，筆者不敢茍同上述觀點，有以下疑問祈望討教：
（一）中資銀行確實存在很多需要改革和創新的東西，因此筆者贊同銀行業“股份制改造和發行上市”的改革戰略，可是“股份制改造和發行上市”并不等同于一定要將民族銀行業股權賣給外國人？這豈不是“掛羊頭賣狗肉”，我們討論的是如何“股份制改造”的問題、如何定價銀行資產問題！通俗講就是賣給誰、賣多少錢的問題，而不是賣不賣的問題！
另外，看著上述銀行業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緣由，筆者似乎覺得是那么熟悉。曾記得我們的民族、國家在上個世紀初，被稱作“東亞病夫”、“劣等民族”，那些打著“教化病夫”、“診治病夫”的侵略者也是打著這樣的旗號。我想請教胡先生是不懂還是站錯了隊伍？到底代表誰的利益？
假設真像胡先生所言：
ü為什么不允許民族資本來補充銀行資本金；
ü難道只有“鬼子進村”才能激起公眾對民族銀行業的“信心”；
ü民族汽車、家電等行業引進戰略投資者后到底引進了多少先進核心管理和技術？
ü“鬼子”真能傳道、授業、解惑？
再次，“花錢真能買到機制“嗎？假設能買到，那到底應該多大成本？
筆者不是要全面否定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對民族銀行業改革的作用，而是認為我們的決策者、專家，不要本末倒置！“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外因僅僅是變化的條件，而內因是變化的根本，民族銀行業的發展絕對不能把希望寄托給“外國資本家”，否則真會“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堅持黨的思想路線，堅持民族和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堅持共和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二）難道我們已經無法通過本民族的資源(無論是政治資源、經濟還是文化資源)來改革中國的國有銀行，而必須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國家的全球化力量嗎？為什么不能首先鼓勵和允許民族資本參與民族銀行業改革？我曾經帶著這樣的問題和金融界很多專家進行交流，被告知：假設由民族資本參與銀行業改革，那些目前利益集團代表者未畢能得到真正實惠，比如年工資收入、期權等等，假設給了“鬼子”，他們既享受“領導干部“待遇、又享受“資本家”待遇。
據《財經時報》記者牛麗靜報導：
ü截止目前，外資共參股15家中資銀行；中外合資成立的基金公司有19家(其中，2004年以來成立的有11家)；外資參股和控股的保險公司有19家。據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中國金融機構預計出讓的股權總標底超過200億美元。
ü中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速度之快由上述數據可見一斑。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其對內開放還存在諸多限制。很多私營資本謀劃成立民營銀行多年，但至今未有實質進展。民營企業在金融領域所受限制有例為證。據傳，溫州民間游資多達5000億元，其中用來炒房、炒油、炒煤的達2000億元。溫州一些企業家因此想通過一些創新方式利用這些資金，去年，9家民營企業聯合成立名為中瑞財團的金融控股公司，希望搭建一個金融平臺。該財團一成立似乎就引起監管當局的恐慌，隨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對該財團進行監控。銀監會通告所有銀行，對這9家股東企業的貸款要謹慎對待，于是，工行不得不終止其與中瑞財團簽訂的協議。中瑞財團投資的項目旋即也被叫停。
（三）國際金融的職能是最大限度的發揮資本的邊際效用，這必然導致國際資本在全球范圍流動，因此當今世界金融力量的對比越來越成為影響各個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導致很多發展中國家政治危機和社會動蕩的直接原因。如果一國金融業控制在別國手中，那么和殖民地又有何區別？難道這些利益集團的代表者不清楚“金融軟肋”曾帶給中國的恥辱嗎？
學習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兩個事件：第一個是甲午戰爭后，中國必須向日本支付兩億兩銀子的賠款；第二個是1900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清政府被迫簽定庚子條約，賠款4.5億兩白銀。19世紀90年代的時候，清政府一年的所有稅收大約8千萬兩，2億兩甲午賠款相當于清政府當時兩年半的稅收。而庚子賠款的4.5個億，就幾乎是其6年的全部稅收了。
單說甲午賠款，當時簽協議時規定，清政府必須兩年以后交清賠款。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清政府可以有這樣幾個選擇：第一，發國債；第二，借外債；第三，賣土地，也就是向日本割讓更多的領土，但是從民族感情而言，這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當時就要盡量考慮通過金融借貸來解決這個問題。
清政府在1895年至1897年間試過發行一億兩銀子的名叫“昭信股份”的國債，利息5%。可由于當時中國并沒有自己的銀行體系，也沒有投資銀行，國債的銷售談何容易！試過一段，只銷售了一千多萬兩銀子的國債，就被迫停止。最后清政府被逼無奈，不得不向法國、英國、德國、俄國等一些國家的銀行借外債。
借外債與在本國國內發債有很大的差別。外國銀行的權益怎么保護？即使可以給予外國銀行抵押，但是拿什么做抵押呢？或許有人以為可以將故宮作為質押品，但即使外國人能夠接受這種質押品，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一旦遇到中方賴賬的情況，作為債權人的外國銀行和外國投資者也不可能把故宮接管過來。如果強行接管，那么全體中國人民都會出于民族尊嚴而反對。因此如果清政府想借外債的話，就必須給外方銀行提供可以接受的質押品，這種質押品不可以是不動產，惟一可行的質押品只能是某種現金流權益。當時清政府的現金流只有稅收。從金融契約的監督執行角度而言，因為外方銀行不可能派人來接管中國的地租、地稅，所以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中外最后達成了共識：用海關的關稅作為質押品。因為當時的關稅只在幾個口岸征收，比較集中，方便驗證。特別是通過英國人掌管中國海關，負責監督和管理關稅的收入流，增加了海關關稅作為抵押品對中外雙方的可接受程度。我們當然認為這對中國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因為同樣侵犯了我們的主權。但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安排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當年中國的金融業不發達逼出來的。
與對日本的2億兩賠款相對應，后來的庚子賠款也使清政府面對同樣的情況。到1901年，中國的證券市場仍然是不發達，所以在當時的情況下，外債還是惟一可以依賴的途徑。
我們透過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所遭遇的苦難，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銀行業發展對一個國家的意義是多么重大了。
同時銀行業對目前本國政府、企業、居民個人而言，不僅僅提供更為便捷的支付、清算、結算、匯兌、信貸融資等功能，更為主要是政府、企業、家庭和個人都可利用金融產品把任何一次性的大開支盡量去攤平，讓這種大開支不至于把一個政府、一個公司或者一個家庭拖垮。如果沒有“最大限度的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本國銀行業”，短期巨額支付所能帶來的沖擊會是很致命的，人或者國家的自主權在短時間內會很容易被犧牲。上面剛講到的那2億兩銀子以及后來的4.5億兩庚子賠款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清政府最后破產，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當時中國金融市場不發達。
我們做這樣一個假設：如果沒有發達的金融市場，英國能否建立起18、19世紀的大英帝國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必須承認金融發展為英國從17世紀末開始崛起提供了力量。在1700年之后，英國政府大舉國債，在18世紀中，其國債最多時大約是當時英國國民收入的兩倍，英政府每年要用近一半的財政收入來支付國債利息。按照當時英國2%至3%的國債年利率推算，那時它的總負債差不多是其財政年收入的15到20倍。換句話說，那時英國政府的負債程度遠比庚子賠款之后的清政府嚴重，是后者的兩倍。然而，晚清政府被這些債務拖得破產，而債務負擔相對更嚴重的英國不僅沒破產，反而在那之后變得更強大。
我們再有個疑問？為什么在經濟全球和金融一體化呼聲最強烈的美、英、德、法、日等國都能夠保持母國金融業的本民族化？再看看亞洲金融危機后的韓國、泰國，我們清晰的可以看到銀行業“國際化”帶來的災難和付出的代價！
（四）銀行業改革不能簡單的復制汽車、家電等工業改革。銀行生產的不僅僅是一輛性能價格比的汽車或者一臺電視、冰箱。工業企業、工業產品呈現技術、資本和勞動密集型特性，產品基本是可以被貿易的、也是可以被貼牌的，當然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將研發、生產、營銷進行完全分割的，所以生產企業的組織形式、商業模式是可以在時間、空間上被細分。而銀行缺不然，它的研發、生產、銷售是精密相聯的，是一切以一個特定區域、特定客戶為特定對象進行的，更多的產品不是“流水線”下來的，更多產品研發是不能拷貝、也不能通用的，必須要適應服務對象的文化、習慣、嗜好、行為等等，因此更多體現為個性化產品，而更多產品是通過一系列總體解決方案來體現的，試想一想花旗銀行在美洲某地的產品能完全被簡單復制到中國某地使用嗎？假設需要客戶化誰來做？難道美國人或者“海龜”比“土鱉”還了解中國？我說這些并非否定引進外資，而是想說明我們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別南轅北轍！
筆者也認為外資銀行在信用卡、理財等業務的經驗和工具創新等方面都具有我們不可比擬的優勢，但是這些工具必須要與國人的消費傾向、文化等密切結合。那些單純認為引進外資銀行就可以大功告成的理想主義未畢過于烏托邦，引進外資僅僅是戰術、并非戰略，根本上是必須要從體制上建立：銀行管理者、經營者、從業者的責權利體制，像招商銀行完全是我們民族銀行業的典范，其在產品創新、服務提升等方面給那些企圖完全借助“鬼子”的機會主義者當頭一棒！
今天早上偶爾在我女兒寫字臺上看到《圣誕節又到了，我們過嗎？》，不知誰的大作？其中有這樣一疑問句：“現在中國人過外國節日都是一種時尚，什么愚人節、萬圣節、圣誕節等等。這究竟是不是西方文化的侵入，是不是‘和平戰略’的表象？”。文章認為中國人之所以如此崇洋迷外，其根本的原因是“沒有信仰”，看到這兒我似乎記得很早以前在網上也曾經看到這樣的認識，也記得前幾天在北京大學參加一個小范圍的專題講座時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認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組織、一個家庭、一個個人必須要有非常明確的信仰，否則就形同走獸！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于理想、世界觀、價值觀、民族觀、修養、品質等等意識形態方面的詞語幾乎被我們所遺忘，對于很多現在40歲上下的人來說原來所崇尚的東西幾乎被打碎，可是新的又未能樹立，這時候除了“金錢”、“權力”還能有什么？我們民族銀行業的發展也不例外！傳統的體制、機制、組織、業務流程、產品、分配等等都已經不適時宜，但新的是什么？因為各種緣由，自己不思創新，那只好尋求“外力”，把期望寄托予“外國資本家”，可是完全這樣又怕失去控制、遭到國人的唾罵，怎么辦？除了尋找一些借口予以搪塞國人，剩下的就是尋求更大的利益集團壯大自己“話語權”隊伍。
（五）民族工業發展的歷程告訴我們不能完全依賴外國人來改良技術和管理。我們就拿具有典型代表的汽車工業來佐證：汽車工業與我國的家電、個人電腦、手機等許多產業由合資陸續轉入自主開發相反，不但合資沒有減少，原來沒有合資的汽車廠，近年來也紛紛與外商合資；東風集團，從轎車已發展到全行業（含貨車、發動機）合資，還自詡為“全方位開放”。我國汽車工業超過90%已走上了與外商合資的軌道。聽說一位汽車大企業的負責人感嘆：長此以往，在中國的汽車工業舞臺上，將上演一出沒有中國演員的中國話劇。
為什么如此？表面看，合資后迅速投產，國家有稅收、企業有利潤，不太費勁，汽車工業就很繁榮，特別是企業領導人和職工工資增加了，于是皆大歡喜。可只要我們加以研究分析，就會發現，原來是我國的一系列政策寵出來的。請看：①合資企業，只吸收我方的精兵強將，老弱病殘等等包袱，一概由原來的老企業、國家背起來；②在稅收上優惠：兩免三減（前兩年免征所得稅，第3~5年減半征收，實際上更低）；設備、CKD等散件進口減免關稅。③用高關稅保護合資廠的“國產”汽車。從超過200%逐漸降低，2003年排量3L以下轎車整車進口還有38.2%的關稅。④國家對合資企業，只要求提高國產化率，不要求提高自主開發能力。其他幾乎沒有任何要求（巴西等國還要求有一定數量的出口，因而產品具備國際競爭力）。于是就出現了廣州本田，在我國生產的雅閣牌轎車，銷售價高達30多萬元，折合390萬日元，高出日本國內價格六成左右，2001年的利潤率高達36%；德國大眾與我國合資生產的汽車數量僅占其總量的14%，但利潤的80%卻來自中國；通用汽車公司每輛車在美國賺145美元，在中國卻賺2400多美元的怪現象。這不是駭人聽聞的暴利和掠奪么？汽車界業內少數有識之士對這種現象義憤填膺，有的離開了合資企業，轉入自主開發企業（以下簡稱民族企業）。令人不安的是，大多數人卻熟視無睹，對國家和老百姓財富大量外流的現象不感到心疼，個別人甚至還為之叫好，說什么“不要為民族（工業）所累”。
透過現象看本質。國家減少的稅收，國家買公車、老百姓買車多花了高出國際市場價格百分之幾十的冤枉錢，都流入了合資企業；而合資企業收益的大頭（據估算大體為我方利潤的2~5倍）卻被合資的外方拿走了。因外方除利潤分成外，還有高額的技術轉讓、零部件實驗、設計更改開發費、散件、設備進口費，外方人員高額工資等額外收入。實際上外方是老板，我方只是打工者。
據統計計算2003年我國生產了202萬輛轎車，以90%合資生產，平均每輛20萬元計，銷售額約為3640億元，平均利潤率按20%計（實際比這還高），利潤達727億元，我方分得其中的363億；保守估計，外方的各種所得為我方利潤的3倍，一年就拿走1100億元。怪不得有的外企合資不到幾年，就把投資全部收回去了。日本的跨國公司，原來只賣汽車給我國，看到合資的油水如此之大，于是紛紛與我合資了。
有人說，凡是在中國土地上建設的外商獨資或合資企業，就是中國的企業。人們不禁要問，這種“中國的企業”，享受了中國政府這樣多的優惠政策，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又很低，為什么賣給中國政府和老百姓轎車的價格，卻要比國際市場高出好幾成？在合資企業中，外方股份僅占一半（有的僅30%），為什么拿走的收益，卻為我方利潤的好幾倍？
這么大的被掠奪換來了民族汽車工業的發展了嗎？中國搞汽車工業發展50多年，可是中國自己的主流市場主流品牌依然不見自主品牌身影。十幾年來，中國民族汽車工業堅持“以市場換技術”的構想實踐證明也基本落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招牌下，汽車合資公司50對50的股比成為一塊“遮羞布”。我國汽車工業的主體迅速滑向“巴西模式”，成為外資品牌的加工廠。
在此同時我們來看那些真正為民族汽車工業發展勤勤懇懇、孜孜兀兀、不折不撓的人們和企業，2005年4月當筆者身處上海車展這樣名車林立的環境中時，讓我久久不能平靜的卻是那些懷揣著“中國心”的自主品牌――比亞迪F3、奇瑞A21、華晨M2、長安風尚號稱國產汽車的四多金花。這些車型不僅刷新了人們以往對國產車的陳舊概念，更多的是一種心靈上的震撼，汽車自主品牌的崛起和發展，讓我們看到了希望，看到身邊有這樣一群人正在實現民族汽車工業崛起理想，至少是在朝著理想奮進。這里筆者想選擇兩個純粹沒有任何外資合作的企業來分析，一個是地方國營企業“奇瑞”，另一個是民營企業“吉利”。
“奇瑞”是安徽蕪湖市新興的地方國有企業。1996年購買了一條發動機生產線，1999年12月開始生產轎車。2001年自主開發出第一款轎車，至2003年共開發了4款轎車投放市場。2003年銷售轎車9萬多輛，其中出口1200多輛，占2003年我國轎車出口的50%左右。2003年簽約，為伊朗建一個年產5萬輛轎車的整車廠，用奇瑞的品牌和散件裝車，成為我國第一個到國外去建合資轎車廠的企業。奇瑞的成就意義重大，戳穿了我國汽車工業的兩個神話：一是中國汽車工業不能自主開發轎車的神話；二是中國汽車工業企業必須與外商合資的神話。
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汽車及汽車零部件生產經營為主要產業的民營企業集團。1997年進入汽車制造領域以來，憑借靈活的經營機制和不斷的觀念創新，快速成長為中國經濟型轎車的主力品牌，吉利汽車進入汽車領域的短短8年，給沉睡50年的中國汽車工業帶來了巨大的震動：2003年實現中國轎車出口零的突破；2004年產銷量突破10萬輛，社會保有量超過40萬輛，名列中國轎車企業前八名，轎車整車出口量全國第一；2005年1~6月轎車整車出口量全國第一。吉利汽車還創造出數個震驚中外的第一：中國第一輛國產跑車——美人豹；中國第一臺功率超過57.2的高性能發動機；第一臺中國人自主研發的自動變速箱；第一臺電動智能助力轉向……現已擁有年產20萬輛整車、20萬臺發動機和15萬臺變速箱的生產能力；隨著寧波、臺州、上海等新建項目陸續竣工投產，集團的整車生產能力將提升到年產30萬輛，發動機生產能力將提升到年產30萬臺。被喻為“中國第一跑”的都市休閑跑車“美人豹”成為永久收藏在國家博物館中的中國自主設計開發的第一輛跑車；華普系列轎車被評為“性價出眾產品”；吉利系列轎車被評為“消費者喜愛的自主汽車品牌”；自行研制的MR479Q系列發動機處國內同類機型的先進水平；自主研發的自動變速箱成為國內第一款擁有自主產權的自動變速箱。讓筆者感到萬分自豪和為之振奮的是2005年9月13日，當我置身于素有世界汽車工業“奧運會”美譽的法蘭克福國際汽車展時，看到的是成千上萬熱愛汽車的觀眾，懷著好奇和尊敬，向第61屆法蘭克福車展上空的五星紅旗行注目禮。他們被告知，世界汽車工業行列中名不見經傳的一名“新兵”—中國浙江吉利控股集團來到了這里。當自由艦(CK-1)AT版、FC-1、豪情203(HO)右舵車、美人豹新款中國龍(CD)、海域303H(Marindo)等五款代表其目前最高研發水平的轎車全部擺到了展臺上時，似乎展出的是中國人的志氣、中國“龍”的骨氣！
這就是我們金融監管高層被用來予以佐證對洋人必須開放中資銀行的民族汽車工業發展歷程和現狀。
（六）假設我們主要的銀行被外資控制（直接或者間接），那么我們黨的思想路線在銀行系統還能貫徹下去嗎？除非仍然延續目前四大國有銀行主要領導由中組部任命！可是果真這樣那“機制和體制的創新”就成了奢望，更何況外資是不會接受又出錢、又出管理經驗、又出技術，而不能行使管理職能這樣的條件，否則豈不是“天上掉餡餅”。
三、誰來真正拯救我們民族銀行業？
筆者也并非是說中資銀行不能允許向外資開放，而是不能一窩蜂、不能趕超、不能“”、不能絕對化。要根據不同銀行的屬性、功能、定位決定選擇銀行的戰略投資者，要尋求彼此雙方“都需要”進行聯姻，要堅決多決投機主義和機會主義者，要量力而行、量需而行，切忌追星，否則看似一片熱鬧、繁榮，其實背后是虛假和不真實。就像“泡妞”一樣，并非一定要是明星，不然自己被賣掉還不知道找誰要錢！最后傷害的是國人利益。
其中的關鍵是我們必須清晰的明白靠誰來拯救我們的民族銀行業？外資紛紛踴躍排隊進入中國銀行業真是來拯救我們的嗎？通過變賣中資銀行股權果能實現民族銀行業的真正復興嗎？
我看未畢，不然哪個決策者、倡導者敢于站出來承擔這個民族的責任？
我們總是期望別人做什么。愿望是良好的、純潔的，但是如果真實按照這個意愿去制定戰略，那我們豈不是太幼稚了！從一開始就知道不能達到預期目的的事情為什么還要斷然堅持？知道這樣做不會成功，而且自己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受到損失是慘重的，也就是得不償失，又為什么還要為之？
大國之間政治都是利益權衡的結果，沒有太多想當然的，中國作為一個有一定經濟、外交實力的大國，目前因為人民幣匯率、資本流動、銀行管制等等致使我們對很多問題有寬裕的周旋空間和耐受能力，可是假設中國70％銀行變成我們自己無法完全控制，別說行政干預，恐怕所有宏觀經濟政策的傳導都要大打折扣。
撇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遮蔽，僅就目前的銀行引資改革而言，這種單向開放的思路可能將引發嚴重的后果。其中最有可能發生的就是，中國國有銀行無所不在的網路資源可能成為外資金融機構品牌和高端業務的廉價銷售渠道。這種情形，在中國的其他行業、特別是筆者前面詳細論述的汽車行業中已經廣泛出現。在這個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價值鏈中，中國銀行獲得的可能只是一點面包屑式的代工費。在中國分配格局已經嚴重失衡的情況下，這種后果將不僅僅是一切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人士心里難以接受的，而且也是中國政治、經濟很難承受的。
同樣，另外一種后果也同樣可能發生。國際資本通過超高工資以及其他種種看上去完全符合國際慣例的手段，贖買中國的技術官僚階層，強化國有銀行(到那時可能是外資銀行)的壟斷地位，獲取在別處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壟斷溢價。以跨國巨頭的資本實力和中國政治體制固有缺陷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壟斷，可能比現有的金融壟斷更加具有隱蔽性和壓迫性。如果這種情況真的成為現實，那么我們現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國的本土銀行服務業已經被徹底繳械并將在長時間內被邊緣化。壟斷，是任何資本都孜孜以求的，在這里，任何僥幸的假設和不符合實際的幻想都沒有存身之地。
筆者試圖描繪一幅不甚清晰的未來全球銀行版圖，但可以清晰看到倘若跨國巨頭掌握了市場占有率極高的中資國有銀行，有著頑強儲蓄傳統因而儲蓄資源特別豐富的中國，就可能成為跨國公司在全球進行資金配置的一個主要的儲蓄抽取地；外商通過控制中國遍布經濟生活各個環節的銀行，便捷地掌握了我們企業、組織、家庭、居民個人的所有信息。如此，中國就隨時可能成為全球經濟、金融乃至政治版圖中被“偷窺者”，成為全球資金流動的候補受害者。金融作為一種工具，具有極強的財富分配功能，在這種全球性的財富分配游戲中，中國除了某些頂層階級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階層的在食物鏈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實上，中國納稅人在與國際金融資本的第一場博弈中就輸得一敗涂地，因為他們對國有銀行數以萬億計的注資，已經部分被跨國金融資本通過參股方式輕而易舉地收入囊中。跨國資本不會比權貴資本更貪婪，但也決不會比他們更仁慈。最理性的選擇因此也是最可能發生的結果就是，跨國資本與權貴資本攜起手來，進行一場超越國界的合謀。
筆者無意為中國金融改革描繪出一幅陰郁的圖畫，但上述種種后果并非是小概率事件。對于這些重大的不確定性，集中了中國目前一批最優秀技術官僚的金融管理當局，不可能不察覺到。而之所以要在現在冒險推進，一來是因為他們與國際資本有著深刻的文化認同，二來則是因為現實的形勢所迫。2006年12月，是中國全面履行WTO相關金融協議的最后一年。大限一過，武裝到牙齒的金融大鱷將魚貫而入。不難推斷，在那些偏愛“以開放促改革”、“以市場換取管理”的戰略家眼中，這是中國金融改革畢其功于一役的最佳時機。顯而易見，中國金融正面臨著一場生死豪賭。不幸的是，這是一場并沒有太多勝算的賭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