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合同法定解除的效績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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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創設某種法律制度，總是通過預設違反該制度的法律效果，從而對社會生活進行規范。在保險合同中，沒有人能夠比投保方更了解承保標的的風險狀況，有時保險人即使負擔相當大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也難以了解此類相關信息。因此，投保方應當將與風險相關的信息告知保險人，以便保險人決定是否保險或者保險費率的高低。但是，投保方在某種利益（支付較低保險費獲取對高風險的保障）驅動下，可能知而不告或者虛假陳述。這樣會導致保險人在收取保費與承擔風險的關系中利益失衡。在此情況下，各國保險法規定，保險人可以依法解除保險合同，不承擔保險責任，并且不返還已收取的保險費。這樣做是使投保人承擔其違約的不利益后果，以此效果實現對其違約行為的警戒或者懲罰。從法理學的角度觀之，法律為社會生活提供一般的、常態的行為模式，當規制主體沒有按照法律規則的指引行事，背離了分配正義和交換正義，致使其行為違反了法律希望達到的秩序要求時，法律將對行為進行必要的矯正，而矯正本身必須符合正義的要求。這正符合先哲亞里士多德關于正義的分類理念。從利益平衡的角度看，保險合同法定解除制度就是以矯正正義為基礎而設計的，即以保險合同解除后的利益重新分配來矯正當事人違約或者客觀情況變化所破壞的平衡。這種設計包含兩個部分，一部分是行為模式，另一部分是法律效果。其中，法定解除的效果是關鍵。甚至可以說，效果的明確與否直接影響著法定解除制度本身功能的實現。原因在于，科學的效果設計不但可以矯正并恢復保險合同各方當事人于締約時所認同的利益格局，完成對“公平”的“二次加工”，而且能夠為意圖違約的投保方提供一種預警機制，令其在考慮到違約所產生的不利后果時“駐足不前”；相反，不適當的法定解除效果設計將有害于制度本身，妨礙其價值追求的實現，甚至于引發制度內部以及外部的混亂，導致現實與期待之間的不一致狀態愈演愈烈。依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來分析，保險合同法定解除的效果將體現在兩方面：剝奪利得和懲罰。在第一方面，剝奪投保方對保險合同所享有的全部利益———投保方不得要求保險人承擔保險事故的責任，不得要求保險人返還已收取的保險費，并負有返還保險金的義務———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投保方的行為和意愿違反了以法律方式所表現的群體約定義務，并且違反這種約定義務的行為和意愿是造成保險合同對價失衡的原因。任何主體都不能從自己的過錯行為中獲取利益，否則，將違背社會正義。進一步講，從風險負擔的角度來看，如果說投保方未履行相關合同義務導致了合同預期利益不能實現的風險，那么，由最容易防止風險產生的投保方承擔風險產生的不利結果，是一種最公平、最有效防止損失的做法，也是一種有效率的公平。在第二方面，懲罰是通過這樣體現出來的，即對投保方違約行為的制裁措施應當足夠嚴厲，使其達到產生阻止投保方違約的客觀效果。關于懲罰在私法中的應用，歷來存有爭議。從本意上講，懲罰與制裁是同義語，它們都是在懲罰者與被懲罰者地位上存在差異的情況下才可發生的行為，而且是地位高者對地位低者實施的行為。所以，在法律體系中，懲罰一般在公法中體現，私法是不應該以懲罰為手段和目的的。有學者認為，補救也是實現制裁的方式，它通過使加害人承擔他所造成的損害后果，使社會對行為的價值判斷和約束反應得以宣示和實現。并且認為，作為一種規范關系，制裁是指法律機制對行為的控制、約束。因此，行為人承擔責任即是接受制裁，不論其主觀上是否自愿，也不論是否經過訴訟程序，都不會改變這種性質。這種觀點很明顯是把制裁或者懲罰放在一個非常寬泛的范圍中進行解釋，履行法律義務或者承擔法律責任并不是接受法律的制裁或者懲罰。商法中強調風險的自愿性負擔規則，對于保險合同法定解除的后果可能很難用制裁或懲罰的本意來解釋。尤其是考慮到投保方已經處于保險交易的弱勢地位，如果以懲罰的手段實現對保險人的救濟功效，似乎過于嚴苛，并且有加重投保方責任之嫌。
二、保險合同法定解除效果的理論探討：以溯及力問題為核心
法學界關于法定解除后果上出現的觀點分歧，關鍵在于對溯及力問題的判斷。保險合同法定解除有沒有溯及力，也就是保險人是否應當返還投保人已經繳納的保險費，以及投保方是否應當返還保險人已經給付的保險金。正如學者所言，判斷一種學說是否可取，僅僅憑該學說本身具有邏輯力量還遠遠不夠，更重要的在于它必須融合于所處的法制之中，必須符合規范目的，應當與相關的法律制度銜接配合得當。保險合同法定解除的規范目的，是在投保方違約或者客觀情事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給予保險人救濟自己利益的權利。因此，對待法定解除的溯及力問題，也應當以此規范目的為出發點。保險合同具有射幸性、附合性、信息不對稱性以及遠期服務性，因此，應當從以下方面分析保險合同法定解除的溯及力問題。
1.保險合同之間的差異性。現代保險法將保險合同分為損失補償保險合同和定額給付保險合同。財產保險以及人身保險中的健康保險或者意外傷害保險中的醫療費用保險，具有典型的補償被保險人損失的功能，因此屬于損失補償保險合同。這些合同被依法解除時，在投保方有過錯的情形下，解除的效果可以不產生溯及力。而定額給付保險合同不同，投保人所繳納的保險費具有儲蓄的性質，多次繳納的保險費構成人身保險責任準備金，投保方可以對其享有儲蓄方面的權利。在保險期間內，如果合同被解除或由于某種原因終止，保險人應當將保險責任準備金扣除少量退保手續費后退還給投保方。對于這類保險合同，即使投保方存在過錯，也不能全盤否認保險合同解除的溯及力。
2.保險合同當事人利益之有效維護。合同的訂立與履行是當事人利益交換的結果，任何一方當事人的允諾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合理預期目的。應然效果是當事人雙方都能夠按照合同中約定的內容履行自己的義務，可是，當合同因當事人的過錯或者其他意外事件發生而破壞了這種預期或者利益時，法律制度將發揮其平衡或者救濟作用。恰如英國合同法學家科賓所言，合同法“為之努力的，乃是實現由允諾之作成而產生的合理預期。無疑地，這不是激發人們創立合同法的唯一目的，但是可以相信它是主要的目的，并且可以相信，對許多現行規則的理解以及它們的有效性的認定，都要求具有對這一目的的強烈意識?！北ｋU合同法定解除制度就是如此，其解除權的行使效果應當滿足維護各方當事人利益的要求。具體來講，對于可歸責于投保方的原因而引起的保險合同解除，返還保險費不利于行使解除權的保險人。由于法定解除制度要實現對責任方的制裁，所以，否認合同解除的溯及力才能更有效地維護非違約方（即保險人）的利益。對于不可歸責于投保方的原因而引起的保險合同解除，例如，非因當事人主觀過錯的承保標的危險程度增加，由于當事人雙方對造成保險合同解除都沒有過錯，法律就應當平等地保護雙方的權益，選擇對雙方都有利的解除方式，盡量把損失降到最低點，承認保險合同溯及既往的效果，使雙方恢復到合同訂立前的狀態。
3.以社會整體效果的評判為根本出發點。在整個國民經濟格局中，保險業是為社會生活提供風險保障的行業，保險產品不僅是人們日常生活正常進行的基本需要，也是商業活動正常開展的基本要素；保險市場職能的發揮對全社會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因此，維護保險交易公平、保障保險業健康發展、擔負特別的社會功能承載。作為社會經濟保障制度的保險法具有社會公共政策的普遍意義。原因在于，社會整體經濟是由無數個體交易構成的，兩者密不可分。“從被保險人角度而言，他或她會更加有效地利用保險所具有的危險分散功能將本應由其承受的危險轉嫁給保險人承擔；進而言之，無數投保個人有效率地應用保險轉嫁危險的機制，其累積的整體效應提升了整個社會有效率地分散危險的能力，既實現了保險的公平，也促進了保險的效率?！雹購谋韺由峡矗ｋU合同解除有無溯及力涉及的是當事人的具體利益，可實際上法律的價值取向在于幫助當事人盡量從無效益合同的履行困境中解脫出來，令其對社會整體經濟利益造成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從而實現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從宏觀角度而言，包含保險合同法定解除效果的系列制度規則應當考慮社會整體利益的維護，并使社會資源的流轉更加公平和效率，以致最終促進社會財富的最大化。
三、保險合同法定解除溯及力的類型化設計
保險合同履行的特殊性決定了保險合同法定解除原因的多樣化，不同的解除原因也決定著法定解除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果。為對這一問題展開全面又準確的解構與分析，本文依據不同分類對保險合同法定解除溯及力進行類型化構建。
（一）因不可歸責于投保方的客觀事由而導致的顯著危險增加，保險合同法定解除在一定期間經過后發生效力依照保險原理，保險人收取的保險費及所承擔的保險責任，是以保險合同訂立時承保標的的危險狀態為依據。保險合同履行過程中的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導致承保標的危險程度增加時，原來的對價平衡遭到破壞，保險人因此而享有相應的合同解除權?？墒?，危險增加的原因并非單一，根據行為人的主觀過錯，顯著危險增加可以分為行為人所致（主觀原因）和不為行為人所致（客觀原因）兩種。主觀過錯不同，法律效果評價亦不同。對于后者由于各方當事人均不存在過錯，因此，法律無法要求任何一方承擔不利后果。投保方對于危險增加負有通知的義務，保險人在收到通知后一段時間才可解除合同，該解除并無溯及力。如果在這段時間內發生保險事故，保險人可以適當給付。
（二）因可歸責于投保方的過錯而導致的保險合同法定解除，當事人不同，過錯類型不同，法定解除溯及力的效果也不同第一，因投保方的故意行為而導致保險合同被解除的，該解除對保險人具有溯及力。②保險合同一旦被解除，保險人不必承擔任何責任，已經給付的保險金可以要求返還?？墒?，對于投保方來講，由于具有主觀的可歸責性，所以，解除的效力自解除行為始向后發生，保險人不必向投保人返還已收取的保險費。第二，因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的過失行為③而導致保險人解除合同的，其解除的效力對投保方具有部分溯及力。④在保險實踐中，投保方可能因過失而不知道重要事實的存在而未告知；可能投保方知道重要事實存在，但因為過失而不知道它們的重要性而未告知；也可能投保方知道重要事實存在及其重要性，可是由于過失而未告知。無論怎樣，從立法技術上看，過失行為的法律后果顯然應該輕于故意行為的后果。一旦否認投保方請求返還保險費的權利，將使兩者毫無差別。法律規則又必須考慮對投保方未盡注意義務的警戒或者懲罰。所以，在存在過失的情況下，基于對價平衡的理念，投保方可以請求返還解除以后年度的部分保險費（在長期保險費一次性交付的情形下）；如果保險人已經給付保險金，投保方應當予以返還。
（三）定額給付保險合同被依法解除后，對保險合同雙方均具有溯及力在人身保險合同中，除健康保險或者意外傷害保險中的醫療費用保險外，其余人身保險合同均具有儲蓄性，屬于定額給付合同。尤其是人身保險中的壽險合同，就其目的與公共政策而言，“人壽保險是一種投資和儲蓄，及幫助受扶養者的一種方法。”投保人經年累月所繳納的保險費，其中部分金額在保險合同終止后要返還給投保方，以實現對生活的保障。因此，定額給付保險合同被依法解除后，對保險合同雙方均具有溯及力。保險人應當將已收取的保險費（扣除少量退保費后）退還給投保人；而投保人已經取得的保險人所支付的保險金，應當返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