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經濟學科構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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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經濟學從萌芽、初創、產生到發展,歷經兩個多世紀的演化,其豐富的理論和實踐研究成果在學術界及實務界中影響深遠。但,國外學者至今仍未對“法律經濟學”這一概念達共識。由于法律經濟學涉足經濟學與法學兩大領域且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對法律經濟學擁有不同的學術世界觀,加上,法律經濟學的理論和研究范圍在不斷地發展,“法律經濟學”也因此被冠以不同的稱謂、被賦予豐富的內涵。就名稱而言,LawandEconomics、EconomicAnalysisofLaw、EconomicApproachtoLaw、Eco-nomicsofLaw、JurisprudenceofEconomicAnalysis等都被不同的學者所采用。其中,LawandEco-nomics(法律經濟學)和EconomicAnalysisofLaw(法律的經濟分析)是最普遍的名稱,并廣泛運用于各種英文文獻中。這里,以“法律經濟學”一詞統稱上述不同英文稱呼,即廣義的法律經濟學。雖然大多數學者對這些名稱不加以區分,但不同學者從不同的分析視角、不同的分析方法賦予了法律經濟學不同的內涵。比如,《新帕爾格雷夫法經濟學大辭典》中就分別從經濟學、法律、批判法學、哲學、女性主義等視角探討法律經濟學。按照分析方法的不同,法律經濟學又可劃分為芝加哥學派、耶魯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制度學派、新制度學派、馬克思法學理論;有學者將法律經濟學劃分為實證學派(PositiveSchool)、規范學派(NormativeSchool)和功能學派(FunctionalSchool);也有學者從學思想出發,把法律經濟學區分為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左派共產主義、新馬克思主義以及古典自由主義六個學派①。一般而言,國外經濟學界趨向于將法律經濟學謂之“法律的經濟分析”或“法和經濟學”,認為法律經濟學是歸屬于制度經濟學的一種經濟學與法學交叉的研究方法或學科理論。國外法學界也將法律經濟學謂之“法律的經濟分析”或“經濟分析法學”,認為法律經濟學是歸屬于法理學范疇的一種經濟學與法學交叉的研究方法或學科理論②。我國學界在引入國外法律經濟學概念時,也沒有擺脫國外學者的影響。特別是在法律經濟學究竟是一種方法還是學科理論,究竟是一種法學方法或學科理論,還是一種經濟學方法或學科理論,至今仍無定論。茲就主要觀點及理由,評述如下:
一、作為研究方法的法律經濟學:法律的經濟分析
從方法論角度定義法律經濟學,法律經濟學是法學和經濟學的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法律經濟學的發展史也印證了法律經濟學是研究方法創新的結果。法律經濟學思想的萌芽就產生于早期法學家、經濟學家將經濟學分析方法運用于法律、制度的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法律經濟學被認定為獨立的研究領域之前,法律經濟學一直以研究方法的形式存在。顯然,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經濟學強調經濟學是方法,法律是研究對象。由于法律經濟學發端于借用經濟學的工具和理論,而經濟學的核心是研究方法,因而法律經濟學的核心也在于方法。學科理論的革命首要起因于方法論的革命,加之方法的革命對學科理論的創新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③。因此,作為研究方法的法律經濟學,引入傳統經濟學研究和傳統法學研中,將有利推進經濟學和法學的理論創新。“法律的經濟分析和其他經濟學的應用之所以能在法學領域取得巨大成功的其中一個原因,在于經濟學為這些原來并不存在在先理論或可比性分析的領域提供了一種系統的觀察現象的方法”。無論將法律經濟學視為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分支,還是將法律經濟學作為法哲學的一種流派,經濟學方法論乃其精髓所在。雖然從提升法律經濟學的地位的角度,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者更愿意將其謂之邊緣學科,一些學者甚至寄希望于通過法律經濟的學科建設,重構法學理論和實踐體系。但是,從初創階段的中國法律經濟學發展的實際出發,首先應該強調法律經濟學的方法論意義。其原因在于法律經濟學起源于國外,加之法律經濟學的學術資源主要來自于國外,特別是作為傳統研究方法之補充方法的法律經濟學,其引入傳統經濟學和傳統法學招致的學術障礙,較之作為交叉學科的法律經濟學引入傳統經濟學和傳統法學招致的學術障礙,前者顯然優于后者。因此,方法論意義上法律濟學,是一種流行的法律經濟學觀點,也是
“EconomicAnalysisofLaw”(法律的經濟分析)這一稱謂被普遍認可的因由。進一步分析,法律經濟學的方法論發揮著獨特的導向功能,既為經濟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前進的方向,又培育著法學學科各個學派理論之間的觀點及差異,可參看羅賓·保羅·這種劃分表明,麥樂怡更多的從法哲學視野看待法律經濟學。其劃分基本能在法哲學思想上找到對應的流派。比如新馬克思主義法律經濟學與以哈伯馬斯、阿爾塞都、普蘭查斯等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法學,自由主義法律經濟學與以哈耶克、諾錫克等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法學。著名經濟學家,作為法律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的諾斯教授認為,法律經濟學是一門運用經濟理論(主要是微觀經濟學及其福利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來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運作以及法律與法律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新興經濟學學科。而著名法學家、法律經濟學集大成的波斯納教授認為,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方法全面運用于法律制度分析”,“使法律制度原則更清楚地顯現出來”的法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見理查德.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第四版)(上),中譯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第三版序言、P25。波斯納在《法理學問題》一書中,以單獨一章的篇幅從法理學角度介紹并分析了法律的經濟學方法。見波斯納:《法理學問題(TheProblemofJurisprudence)》,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P444-492。顯然,在法律經濟學的集大成者波斯納眼中,法律經濟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乃經濟學與法學的邊緣學科,它既是非市場經濟學的一個分支也是法學前沿理論的一個組成。科學界里不乏因方法論的革新而導致理論、科學飛速發展的例子。例如,在自然科學界,由于17世紀前半葉伽利略創建了實驗和數學相結合的科學方法,這種方法論的創新成為近代科學產生和發展的主要動力,至今仍為推動現代自然科學向前不斷發展的動力。它不僅產生了伽利略的運動學、牛頓的力學、拉瓦錫的氧化燃燒學說、法拉第的電磁理論等物理科學學科,而且產生了生理學、遺傳學、分子生物學、心理學等生命科學學科。在經濟學界,由于歇爾將數學邊界分析引入經濟學分析,開創經濟學的“邊際革命”,并促使數學與經濟學的聯姻。這一方法論的創新,產生了計量經濟學、數量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等經濟學分支,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和新理論的萌生、成長和結果。因為一種重要理論具有明顯的缺陷或不足,也常常來自其方法論的先天不足或缺陷。特別是,“如果一個學派統一于研究方法而不是實質性的原理,那么它的壽命將會更長。方法論并不局限于實質性的問題,因而學派的成員能夠更容易地適應新問題和新挑戰”[1]。不難看出,對于所有關注法律經濟學深刻理論意義并試圖將國外法律經濟理論借鑒于我國理論與實踐的人們來說,準確把握法律經濟學方法論極為重要。有關法律經濟學方法的論述,容后詳述。這里強調的是,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經濟學,其核心不是分析對象的法律,而在于分析方法的經濟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將突出方法論意義的法律經濟學,謂之“法律的經濟分析”。誠然,法律經濟學方法為相關的經濟學與法學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思路,但它無意也不可能以此方法否定或取代傳統經濟學和法學的方法。因此,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經濟學,因其“低調”而受到了傳統經濟學和法學研究的歡迎,并從法學方法論意義上將法律經濟學理論作為法理學的范疇,給予其一席地位,并將其謂之經濟分析法學,以區別于經濟學研究范疇上的法律經濟分析。
二、作為學科理論的法律經濟學:法和經濟學
作為學科理論的法律經濟學,正是經濟學方法不斷被用于分析法律問題的結果,法律經濟學也因經濟學與法學兩個學科的不斷交流而被最終確認為獨立的學科①。我們不難看到,更多的法律經濟學學者愿意從學科角度將法律經濟學定位為一門法學與經濟學的邊緣學科,即認為法律經濟學是用經濟學闡述法律問題的學科,是把經濟學作為分析工具、把法律作為研究對象的交叉學科②。換言之,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方法全面運用于法律制度分析,主要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結構、過程、效果、效率及未來發展的一門法學和經濟學整合的邊緣學科。法律經濟學這一邊緣學科的發展是理論發展、實踐需求的必然。1·法學與經濟學的聯盟極大地推動了各自的理論發展,并加深了對這兩個學科的理解。法律經濟學成為過去50年里法理論的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其打破了傳統法學對自足性的迷戀,推動了法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結合,如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心理學、史學、哲學等,法學也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同時,法律經濟學的產生激發了經濟學分析方法研究范疇的擴張,推進制度、非市場現象的經濟學研究。2·現代學技術發展的規律表明,“邊緣學科”是完成科研創新項目和培養科研創新人才的必備學科條件。所謂“邊緣學科”,是指在兩種以上不同領域的知識體系的基礎上、采取“跨學科的方法”(interdisciplinaryapproach)發展起來的綜合性科學門類。法律經濟學是將分屬于傳統法學和經濟學領域的知識納入統一的理論框架之內的邊緣學科新現象,從而形成了現代經濟學和法學發展的一個“前沿部門”(therontiersofscience)。加之邊緣學科在科研創新、創新人才培養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代社會中許多重大的經濟和法律問題具有綜合性,要求眾多的經濟學和法學用各自的理論、思維、觀念、技術和方法協同合作方能解決。3·從前面的論述可知(法律經濟學在我國部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法治建設等實踐需求呼喚法律經濟學交叉學科的發展,借此為與法律相關的社會實踐提供理論指導的同時培養滿足社會需求的法學復合型人才。
三、作為經濟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法經濟學
我們注意到,法律經濟學作為制度經濟學的MercuroandMedema在《法律經濟學:從波斯納到后現代主義》一書中就指出法律經濟學正是從經濟學、法學的小小分支發展為從學科意義上影響經濟學、法學自身發展的學術革新。見Mercuro,
確指出在法學研究中最重要的交叉學科領域就是法律經濟學,“LawandEconomics”是交叉學科意義上更為普遍的稱呼
波斯納曾在《法律經濟學運動》一文中提到:“努力獲得一個獨立的領域并被命名為法律經濟學的這一學科的目的是將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與法學理論和法律制度的有關實質性知識結合起來”,他更傾向于將法律經濟學定位為經濟學與法學結合的交叉學科一個分支,最早產生于經濟學領域,其后關于法律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分析顯示,產權理論、交易費用理論、企業理論、制度變遷理論等制度經濟學的主要理論乃法律經濟學中最廣為運用的理論。將法律經濟學視為從屬于經濟學的一種研究方法或學科分支,業已為經濟學界所公認,并被多數經濟學者謂之法經濟學。斯蒂格勒一語道出經濟學界將法律經濟學納入經濟學體系的根本原因之一:“法律如同其他社會制度,在經濟學家的視野中,社會生活組織的工具”[2]。法律的這一經濟學屬性,自然而然地把法律經濟學推進眾多經濟學分支之列。因而,從經濟學范疇理解法律經濟學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作為經濟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強調其作為經濟學分支(尤其是制度經濟學分支)在發展、完善經濟學理論體系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強調法律經濟學研究者在充分理解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運用真正的經濟學技巧與語言對法律問題進行探索,反對“幼稚”的法律經濟學,反對“庸俗”的法律經濟學①。與此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經濟學也存在學科局限性,加之經濟學對法律的研究,不能取代對法律的法學研究,所以明確經濟學范疇意義上法律經濟學研究法律(以下簡稱法經濟學)的以下特點,是十分必要的:
其一,法經濟學使用的范疇是經濟學范疇,而非法學范疇。因此,不能用法經濟學意義的法律概念,取代法學意義上的法律概念。如法經濟學更多是從企業內部管理這一角度研究合同這一經濟概念,而法學更多是從企業外部財產關系債權關系)這一角度研究合同這一法律概念因此,不能用經濟學中的經濟概念,套用甚至取代法學中的同名法律概念。因此,那種合同、所有權的經濟學概念,取代合同與所有權的法學概念的做法,不僅是片面的,而且容易混淆法律與經濟基礎的關系,所導致的后果是有害的。在法經濟學研究中,“不要把法學家所使用的作為權利要求的利益和經濟學家所使用的作為有利的利益二者加以混淆。(龐德)”而針對法經濟學研究中一些經濟學基礎薄弱的學者(主要是法學學者)在使用經濟學概念和范疇時,存在對經濟學概念的非規范化使用和錯誤使用的情況,認真學習經濟學基礎知識是必要的。
其二,法經濟學關心的不是“書本上的法”,所謂以白紙黑字形式表現的法條,而是“行動中的法”,即為立法和法律適而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理性選擇行為。對“行動中的法”的關注,要求我們進行法律制度改革、立法時要充分了解現實中人們對法規、制度的反應,即要注重法律法規的事前分析。由此產生了法經濟學研究中開放式研究(強調邏輯不自足,以變適應不變)的特點,這一特點雖然不利于法律秩序的形成,但優點是增強了法律與現實社會經濟關系適應能力,超前立法的高效率恰好是該點的例證。這正是法經濟學對法學研究最有價值的地方。
其三,法經濟學關心的不是法律內部結構的邏輯一致性,而是法律外部結構的實踐一致性。此點,往往使法經濟學,成為法律改革的一個重要政策指導。相關的問題是,在法經濟學中,相關經濟學概念往往是多義的,或者不甚明確的。如所有權在張五常的論著中被定義為享受某種企業組織的形式,在阿爾欽的論著中被定義為剩余價值索取權。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法律概念的界定與權利和利益的分配密切相關,它必須是確定和明確的;而經濟學中的概念通常服務于研究內容的便利,因而會出現同一名詞在不同分析背景中有不同的經濟學含義。
其四,法經濟學從經濟學視角對現行法律采取懷疑和批判的態度。因此,法經濟學堅持的不是法定主義,而是合理主義,即堅持合理是合法的前提,惡法不是法,為此應該采取“變動”的法律技術,以期及時修改或廢除惡法。比如,經濟學家則更多看到法律過多的后果,害怕法律過多使政府干預能力過大,會限制社會的自由、侵犯產權,故經濟學家主張適度的法律才是好法。而在法學語境中,合法是合理的前提,惡法亦是法,強調的是法律的邏輯自足和嚴格的規則主義,典型是具體大陸法特點的法律解釋學
①所謂“幼稚”的法律經濟學是指在進行法律經濟學分析時,僅限于對所分析的法律問題加入經濟學注釋,經濟學理論與法學理論只作為兩張皮,并沒有實現兩種學術資源的真正融合;所謂“庸俗”的法律經濟學指的是在對經濟學一知半解的基礎上進行法律的經濟分析,在運用經濟學理論時卻沒把握、理解經濟學理論的前提條件及缺陷所在,出現“張冠李戴”、“病急亂投醫”等現象。(如所謂民法是裁判法)。因為法學家們傾向于認為法律多多益善,要建立一個法律帝國,用律調節社會中的所有關系。再比如,由于英美法的判例法或曰“法官造法”的變法技術,較之大陸法的成文法或曰“立法者造法”的變法技術,前者更為成熟,所以英美法就成為法經濟學產生和發展的最有“希望田野”,而英美法即普通法也因其合理主義的價值取向,成為一種有效率的法系(波斯納)。
其五,法經濟學關心的法律改革不是服從于法學理論,而是服從于一個更大的經濟理論思考,其目的從更廣泛的經濟角度理解法律。所以其研究的路徑是經濟-法律-經濟。因此,法經濟學研究主要圍繞經濟學展開,法律是研究對象,結果是經濟學范疇,形成制度、產權、交易成本經濟學從經濟學角度看法律,法律是價格,是行為激勵。“經濟學界是從制度經濟學角度看法律經濟學,以至于他們對強調法律對經濟重要作用的法經濟學觀點,有意識回避”[3](P18)。關鍵的問題是,法經濟學將削弱政治因素對法學研究的制約:在經濟人的統一標準下,廠商和消費者都是追求利潤或者效用最大化的主體,他們主要受到預算的或者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及市場價格因素的約束。因此,側重講政治的經濟學往往是失敗的經濟學。
其六,法經濟學思考的法律是“向前看”的法律,而不是“向后看”的法律,所以對案例的經濟學研究重在以后問題的“處理”,而不是以前問題的“處理”。正如波斯納指出的,經濟學對侵權的分析,不重視事后補救,而看重事先預防,所以是“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和“一切向前看”邏輯思路。而在法學語境中,法律具有滯后性,一方面表現在它不能對未來發生的情況做出裁判;另一方面表現在它通常是行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成就以后,對行為的評價以及對社會關系的調整。比如侵權法關注侵權行發生以后何種賠償方案是合理公平,合同法關注合同違約行為發生以后違約責任的合理承擔。
其七,經濟學范疇的法經濟學,更多地體現在與經濟相關的法律領域,比如稅法、公共事業管制、反托拉斯法、合同法、公司法、證券法等,強調從經濟學角度理解制度、法律制度如何影響經濟活動,其目標更多地落在通過法律來改革和完善經濟制度。以我國證券法為例,2005年新一輪的證券法修改活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①,眾多法學家、經濟學家共同探討《證券法》在投資者保護、分業經營和管理、現貨交易、融資融券、禁止國企炒股和銀行資金違規進入股市等問題上的修訂。他們從經濟學、法學、法律經濟學角度進行充分論證的目標在于:如何使法律在現實中得到有效實施的同時應對入世后混業經營背景下的外資金融機構逐步全面進入中國大陸金融業對分業監管的挑戰、增強證券公司自身競爭力、完善資本市場的要求所在,即完善證券市場制度、上市公司和券商的經營機制。一言以概之,經濟學視角的法律經濟學注重對經濟理論的準確把握,強調法律問題在經濟學語境與法學語境中的差異及統一,關注相關經濟體制的完善。
四、作為法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經濟分析法學
如前所述,法律經濟學是經濟學研究方法“入侵”法學領域的結果,而且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以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為主。那么,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是否應以經濟學或經濟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研究為主呢?經濟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法律制度如何影響經濟活動,目的是改革和完善經濟制度。這里強調的是,法學范疇法律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是法律規則、法律制度背后的經濟原則,并據此原則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因此,法學范疇法律經濟學,在運用諸多經濟理論分析法律諸現象過程中,不僅應置身于經濟學研究之際,而且時刻要注意超然于經濟學之上,亦即提出符合法學理論范式的法律內容和命題。此點,是法學范疇法律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本質特點。在作者看來,對我國法律的法律經濟學研究中,這種對經濟理論既“置身”又“超脫”問題的解據報道,著名學者錢弘道就主張以“經濟分析法學”來命名這門前沿學科,認為從法學角度看,該稱呼更能反映該學科的特征,同時也符合西方法學流派的命名傳統相互脫節之“兩張皮”困境的根本途徑之從法律經濟學的發展史可知,早期法律經濟學,以經濟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研究為主,有關法律的論述主要是為了佐證經濟學家對法律制度的某種認識。現代法律經濟學,則以法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研究為主,其研究中貫穿的經濟理論,主要是為了佐證法學家對法律制度的某種認識①。這種研究重點的變化,拓寬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出現了“重經濟學研究的舊法律經濟學,與重法學研究的新法律經濟學法學的不同”。(容后詳述)典型例證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波斯納專著《法律的經濟分析》的出版,不僅全面吸收了以往對法律經濟學的各種研究方法和成果,而且將經濟分析的視角從以往的經濟法律領域擴大到非經濟法律領域;更重要的是,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分析還在現存法律體系整的基礎上構建了全面闡釋法律的經濟原則的宏大法律經濟學體系,法律經濟學才得以經濟分析法學的名義,正式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流派。而受到波斯納影響,研究法律經濟學的法學學者,往往習慣于將法律經濟學謂之“法律的經濟分析”或“經濟分析法學”。經濟學范疇意義上的法律經濟學,不能代替法學范疇意義上的法律經濟學。為此,有必要正確認識和把握法學家運用經濟學研究法律的特點。而初步分析,法學家運用經濟學研究法律的特點②是:其一,這種研究從屬于法學范疇。雖然在法律研究中運用經濟學研究的方法是新問題,但它提出的法律問題是法學界所熟悉。權利和義務、實體和程序這些法學問題,往往是法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問題,而在國外的“法和經濟學”或“法律的經濟分析”著作中,大致包括以下內容:財產法;合同法;侵權法;犯罪和刑法;訴訟程序法;憲法;等等。
其二,它關注的是“書本上的法”(如法律條文)與“行動中的法”③(如立法與司法活動)的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要提出解決這種不一致的法律方法和途徑。對“書本上的法”與“行動中的法”的一致性的關注,要求我們“運用經濟學預言法律規則的效果”,“運用經濟學決定何種法律規則在經濟上是有效率的”,“運用經濟學語言法律規則的演化和發展”,在此基礎上設計、制定法律制度和法規。只有充分考慮到各主體在某特定法律制度、法規下的理性選擇行為、才能設計和制定出“書本上的法”與“行動中的法”高度一致的法律制度、法規。比如基于學者們從法律經濟學角度論證私力救濟的合理性,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2004年11月1日正式實施)以及進一步規范和完善人民調解制度的努力,其出發點之一在于從效率出發節約司法資源并有利于解決
“執行難”問題。
其三,對法律的改革不是服從于經濟學理論,而是服從于法學理論思考,所以其研究的路徑是法律-經濟-法律。法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以法律為研究對象,同時,法律也是研究目的、研究結果,即為了完善法律制度、法律原則及發展法哲學。結果是法學范疇,為了“使法律制度原則更清楚地顯現出來”,進而發展并完善立法、司法原則,如效率原則。借用波斯納描述,“(法律經濟學)這種努力闡述了一個包羅萬象的正義觀,同時解釋了司法決定的制定并將之置于一個客觀的基礎上”,換言之,波斯納強調法律經濟學乃“一種實用主義的法理學”如波斯納所言,早期法律的經濟分析集中在反托拉斯法和顯性經濟市場其他法律管制領域,他們所做的工作與經濟學家們傳統上所做的差異不大,均為了更好地解釋這些經濟行為、經濟制度。20世紀60年代以后,法律經濟學已擴展至非市場領域,“經濟學理論和經驗主義方法全面用于法律制度的分析”,“使法律制度原則更清楚地顯現出來”。有學者從法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的具體研究對象、研究目的、意識形態傾向四個方面指出法學范疇、經濟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的差異與“法律的經濟分析”這兩個稱呼的差異;其中他所定義的“法與經濟學”在性質上具有比較意味,注重經濟哲學、政治哲學與法律哲學的互動關系,涉及關于促進一個“正義”社會的政治、經濟關系的意識形態。可以說,麥樂怡教授強調法學范疇的“法與經濟學”。這里的“行動中的法”指現實中的各種法律行為,法在現實生活中的運作和實現,包括立法、司法、執法活動,用以區別于國家的立法機關頒布的法律規則,即“書本上的法”。律制度如何改善以有效地實現法哲學所追求的“正義”“公平”等原則。
總而言之,經濟學范疇意義上的法律經濟學不能代替法學意義上的法律經濟學,正是法學范疇意義上的法律經濟學運動的廣泛開展,法律經濟學才得以在法學界真正確立,我們應正確認識和把握上述法學家運用經濟學研究法律的特點。
五、法律經濟學概念的特征及其意義
恰如《法經濟學雜志》的創刊人阿倫·迪萊克特(AaronDirector)曾考慮以“LaworEco-nomics?"(法學抑或經濟學?)命名該雜志一樣,法律經濟學概念的不確定性可謂與天俱來。綜合上述四個不同視角的法律經濟學概念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法律經濟學的概念具有多元化、動態、法學與經濟學相結合這三個本質特征。
1·多元化的概念。法律經濟學作為法學與經濟學“交集”的產物、交叉學科的結晶,這種雙學科結合的特征從根源上決定了法律經濟學具有多元化的概念。既可以從學科革命的導火線———方法論革命著手,從研究方法創新———運
用經濟學方法研究法律角度將法律經濟學定義為“法律的經濟分析”,強調作為研究方法的經濟學,也可以從學科發展的規律入手,從邊緣學科角度將法律經濟學定義“法和經濟學”,強調其是一門法學和經濟學整合的邊緣學科。既可以立足于研究方法———經濟學范疇,將法律經濟學視為“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產物———屬于經濟學的一種研究方法或學科分支,稱之為“法經濟學”,也可以立足于研究對象———法律范疇,將法律經濟學視為法學“進口”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產物———屬于法理學、法學理論的一種研究方法或學科分支,謂之為“經濟分析法學”。多元化也暗示著法律經濟學概念多種狀態依存。四種不同的稱謂從四種角度賦予法律經濟學概念四種不同的內涵,進而構成有機的、全面的法律經濟學概念體系。
2·動態的概念。法律經濟學概念不僅僅多元化,而且具備動態性,揭示著法律經濟學乃開放式理論體系。進一步來說,研究對象法律制度的開放性以及研究方法經濟學理論的演進性也預示著法律經濟學概念的動態性。具體分析如下:從縱向維度看,法律經濟學的發展史清晰地說明了法律經濟學概念在不斷的延伸。如前所述,17、18世紀萌芽期的法律經濟學概念限于亞當·斯密、休謨、弗格森、邊沁等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對法律進行經濟學思考的一種輔助思維,作為有關哲學和經濟學研究論據的一種“間接”佐證,未真正形成一種清晰的概念。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初創期的法律經濟學概念,在舊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將包括法律在內的制度納入經濟學研究范疇、現實主義法學家開始為了澄清一些現實經濟立法和司法活動中使用的經濟學原理、目標和假設的推動下,雖未在廣大經濟學學者和法學者中形成共識,但業已形成一種較清晰的概念———對法律制度進行經濟學分析。到20世紀30年代以來,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高速發展、法學者開始大量接受經濟學分析方法、法律經濟學形成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法律經濟學概念開始形成強調研究方法的“法律的經濟分析”、強調學科理論的“法和經濟學”、強調經濟學范疇的“法經濟學”、強調法學范疇的“經濟分析法學”四種不同概念“四足鼎立”的狀態。初步分析,導致法律經濟學不同概念的原因主要是:其一,從橫向維度看,學者的研究目的、研究背景的不同,其法律經濟學分析視角不同,進而所強調的概念也不同。為了研究法律制度如何影響經濟活動、為改革和完善經濟制度出謀獻策,學者們則強調經濟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例如,在剖析公司控制權正當行使的法學、經濟學內涵的基礎上,通過實證分析提出以實踐中最有利于改善公司績效、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的獨立董事比例和股權結構為立法依據,借以規范公司控制權的正當行使、實現股東權益保護和改善公司治理。其主要強調就是經濟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5]。若主要為了研究法律規則、法律制度背后的經濟原則并據此原則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學者們往往強調法學范疇法律經濟學。例如,為挖掘和揭示物權法背后的經濟邏輯,運用經濟學的范疇、原理、方法對物權法進行一新的透視,提出對物權法的制度和規則進行效率比較的經濟學標準。其主要強調的是法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
其二,從研究范疇看,法律經濟學概念在不斷擴展。波斯納所區分的“舊”法律經濟學與“新”法律經濟學就反映了法律經濟學概念從主要限于反托拉斯法和顯性經濟市場其他法律管制28的經濟分析(如稅法、公司法、公用事業和公共運輸業管制)擴展至對囊括顯性市場行為和非市場行為的法律制度的全面經濟學分析(包括實體法、程序法、法理學等)①。其三,從研究工具看,法律經濟學概念在不斷更新。經濟學作為法律經濟學的主要分析工具,隨著經濟學理論的迅速發展和不斷完善,法律經濟學所采用的經濟學理論、方法也隨之不斷更新,因而法律濟學概念也出現不斷更新的趨勢。從早期主要運用微觀經濟學理論、福利經濟學理論(如“舊”法律經濟學),到目前主要運用微觀經濟學理論、福利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公共選擇理論。“新”法律經濟學以來出現的芝加哥學派、耶魯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制度分析學派等所主張的理論的不同也從不同程度上印證了法律經濟學概念中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變化。不僅僅所用的經濟學理論在不斷更新,同一經濟學理論組成也在日新月異。以法律經濟學的主要經濟學理論微觀經濟學為例,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法律經濟學概念中的微觀經濟學理論主要局限在價格理論、福利經濟學理論(如關于效率標準的選擇問題),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微觀經濟學中博弈理論、信息經濟學理論開始被大量的用于分析特定的法律問題。
3.法學與經濟學相結合。不同學者從不同的分析視角定義法律經濟學所形成的多元化概念,均強調了法學與經濟學的結合,差別在于所強調的結合度有所不同。強調分析方法的“法律的經濟分析”,法學與經濟學的關系為研究對象與分析工具;強調交叉學科的“法和經濟學",不僅強調研究對象與分析工具的關系,更重要的是關注兩個學科的全面結合,即關心這一叉學科對經濟學、法學自身發展的影響,不限于交叉學科自身的成長;強調經濟學范疇和法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者更多的關注其對經濟學或法學單一范疇的影響,即法律經濟學如何完善或促進經濟學研究或法學研究。述一系列詳盡分析,主要目的在于把握法律經濟學研究的基本方向。如波斯納所言,“定義法律經濟學的惟一可能準則是它的實用性而不是準確性”[6](P905)。探究不同視角法律經濟學概念,不在于追求概念的準確性,而在于法律經濟學的實用性。這種實用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其一,全面理解法律經濟學。多元化、動態、法學與經濟學相結合這三個法律經濟學概念的本質特征表明,我們在進行法律經濟學研究前,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單一視角,應從研究方法視角、交叉學科視角、經濟學視角、法學視角全面理解法律經濟學,了解不同視角所強調的內容及各自的差別與聯系。在此基礎上,結合自身的研究目的、研究背景來確定自己的分析視角,選擇最佳的研究角度。
其二,與時俱進地推進法律經濟學理論與實踐。法律經濟學概念的動態性已充分顯示法律經濟學研究體系、理論框架的開性。這要求法律經濟學學者要時刻關注和把握經濟學理論發展動態及研究方法的發展,而不能局限于原先所運用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與此同時,盡可能地把這些新理論和新方法作為新血液注入法律經濟學理論和實踐體系,把握好新分析工具的更新節奏,進而實現與時俱進的法律經濟學研究。正如馬克思的信條所言,我們不僅僅是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我們不僅僅了解理論、方法的新動態,更重要的是將其運用于法律經濟學理論研究和實踐。
其三,構建法與經濟學研究的共同語境。法律經濟學領域作為法學者和經濟學者的“合作企業”,由法學者和經濟學者分工協作、聯合投入,最終聯合“生產”出法律經濟學這一相對獨立的邊緣學科。這種聯合性迫切的要求法學和經濟學共同語境的構建,即法學與經濟學之間的交流平臺。這也是法律經濟學這一法學與經濟學的學術共同體的基本需求。這要求我們進行法律經濟學研究時應注意經濟學與法學的語境差異,力圖使自身的研究同時符合法學與經濟學的研究規范,進而有利于兩個學科之間的交流與發展。這也是本書所努力的方向之一。
其四,強調法律經濟學作為一種方法論,更容易為經濟學學界、法學界所接受,更有利于其在經濟學領域、法學領域的發展,有助于法律經①波斯納將20世紀60年代以前的法律經濟學稱為“舊”法律經濟學,20世紀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關于風險分配和侵權法的一些思考》、科斯《社會成本問題》和貝克爾《人類行為的經濟學研究》三篇開山之作的發表標志著“新”法律經濟學的出現。
其五,強調法律經濟學作為一種交叉學科,有利于通過學科建設這一途徑來加速法律經濟在我國的基礎理論研究、增強法學與經濟學的跨學科創新,提升中國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水平,實現法學與經濟學學術資源(包括財力資源和人力資源等)優化配置,從而為理論創新、研究水平提高奠定堅實的基礎。
其六,強調法學范疇和經濟學范疇雙重意義上的法律經濟學,一方面,有利于在進行法律經濟學研究時,要把握法學范疇與經濟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的差異,并通過經濟學、法學視角法律經濟學的結合,來實現經濟學理論與法學理論、經濟學方法與法學方法的真正融會貫通,從而杜絕經濟學與法學“兩張皮”、“幼稚”和“庸俗”的法律經濟學現象。另一方面,在進行法律經濟學研究時,要從經濟學角度準確把握經濟理論和方法,清楚認識到經濟學理論及方法的前提條件、局限性,同時,強調法律問題在經濟學語境與法學語境中的差異及統一,關注相關經濟體制的完善,而不僅限于法律制度的完善,關注“書本上的法”與“行動中的法”的一致性,注意從法學理論角度進行思考、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