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時開始落于西方之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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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唱盛中國”是近年來西方學術界重新評估中國落后問題的一股新潮流，與西方新聞界、政治學界和史學界長期以來“唱衰中國”形成對照。近年來西方漢學界有一種傾向，即為已成定論、童叟皆知的“中國落后論”翻案。此派西方學者試圖從社會經濟、科學技術、外交禮儀、人文意識、行政管理等角度，全面修正中國落后論。這種愿望顯然與近年來中國的興旺崛起有直接關系。由于中國近年來飛速而穩定的發展超出了包括許多“中國通”在內絕大部分人的預期和想象，于是一個重大問題提了出來，即中國的重新崛起以其廣度和強度來看，不可能是偶然的，而必定有其長遠而深厚的歷史原因，唱盛中國流派旨在探明這個歷史根源，從而證明中國強大的延續性和合理性。
【關鍵詞】唱盛中國/學術潮流/西方漢學
“唱盛中國”這一命題源于西方特別是美國新聞界長期以來的“唱衰中國”的積習。隨著改革開放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崛起，美國媒體和輿論界對中國日益關注，但直到最近，其主流仍是“唱衰中國”。①雖然說學術獨立，學術界不必與時勢緊密相連、亦步亦趨，但學者并不生活在時代之外，時勢對學者肯定有影響。
在我們談學術界的“唱盛中國”學派前，先提一下學術界以外幾部比較有影響的“唱衰中國”的著作。這些書還不能算“妖魔化中國”，但其基調是消極的。中國的發展也使其中一些著作很快過時，更有一些作品入了荒誕滑稽者之流。但這些出版物基于一定的研究，寫作風格在雅俗之間，讀者群遠遠超過純學術著作，它們所反映的是西方社會對中國的一種認識水準。
由著名的蘭登書屋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一書，出版于2001年。作者章家敦(GordonChang)是美國一家法律事務所的企業律師，曾在中國工作過近20年，20世紀90年代起長期在上海當美國公司的法律顧問。此書出版時正值中國進入WTO之際，人們普遍看好中國經濟。他卻預言由于腐敗、管理混亂和經濟失控等原因，中國在2008年奧運會前將全面崩潰。此書出版后曾轟動一時，作者也應邀在世界各地演講，散布他的“崩潰論”。現在此書已成笑話。②
另一部最近出版的討論臺海兩岸關系的書稱兩岸必有一戰。此書題為《即將來臨的與中國的戰爭：為臺灣而起的沖突》。作者卡朋特(TedGalenCarpenter)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超黨派智囊組織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專管國防和外交政策研究的副所長。卡朋特預言由于美中各自對臺海形勢的錯誤估計，雙方終于在2013年兵戎相見。作者寫得繪聲繪色，預測臺灣2012年大選中，一位比陳水扁更臺獨的領袖被選為總統；第二年，這位總統宣布中華民國改名為臺灣共和國，引得大陸動武，美國卷入。作者由此建議美國政府放棄對臺灣的軍事承諾，而代之以只售軍火。沒有了美國的承諾，臺獨勢力會比較小心謹慎；而臺灣有了最高級的軍火，大陸方面會比較小心謹慎。這樣雙方更能保持力量的均衡，而一旦臺海有事，美國則不必直接介入。這種觀點對美國人有吸引力，因為它既符合軍火商的利益，又迎合一般美國民眾不愿卷入戰爭的心理。當然，2008年馬英九的當選和兩岸關系的回暖已使此書的預測顯得太夸張了。但作者的武裝臺灣以求得兩岸勢力均衡一說在海外仍有相當的市場。③
坊間還有有關想象中的未來中美戰爭的小說，屬通俗讀物，銷售不錯，反映了這種題材有一定的市場，這里就略而不談了。與西方新聞界、政治學界和人文學界長期以來“唱衰中國”的著作形成對照，近年來西方的中國史學界有一個傾向，即為過去已成定論、人所皆知的“中國落后論”翻案，可稱是一種“唱盛中國”的潮流。下面以近年來西方出版的幾部最有影響的學術著作及其引起的爭論為例，介紹和分析西方（主要是北美）清史和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唱盛中國”流派。
可與英國媲美的江南
挑戰中國落后論的最有爭議的著作是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④此書獲2000年美國歷史學會的費正清獎(JohnK.FairbankPrize)和2001年的世界史學會的著作獎，并被美國圖書館領域中權威性的《選擇》(Choice)雜志選為2000年最佳學術書籍之一。此書國內已有譯本，也引起一些討論。⑤
彭慕蘭的一個主要觀點是18世紀長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同時期的英國不相上下。例如他以生活水平為例，指出歐洲一般工人在肉食品方面的消費與中國的普通民眾相差無幾。以18世紀末英國工人的飲食的營養比例：肉類5%，乳制品1.5%，脂肪3.1%，其余90%以上都是面包和土豆，即碳水化合物，與中國百姓的以米飯谷類為主的營養結構相同。
彭慕蘭認為19世紀中國落后于英國或西方的原因是英國有豐富的煤礦和廣大美洲殖民地（主要是美洲的資源和市場）。彭慕蘭利用英國史學家安東尼·雷格萊(E.AnthonyWrigley)有關英國煤礦和工業化的研究來支持他的觀點。根據雷格萊的計算，如果沒有煤礦，18世紀的英國在已有的森林資源下，需要至少再加1500萬英畝的森林。如果沒有美洲新大陸，英國需要至少130萬英畝的土地用來產糖，2300萬英畝的土地來種棉花。⑥煤礦和新大陸使英國避免了東亞的勞力密集和節省資源的經濟模式。換言之，如果英國沒有豐富的煤礦和新大陸，英國也必須走克勤克儉的道路。中國用的是人力和牲畜力，英國用的是機器動力，而機器動力的能源來自煤。
煤的產量，英國在1700年的年產量是250萬到300萬噸左右，1800年達1500萬噸，一個世紀里翻了五六倍。與此相比，長江三角洲遠離中國的主要煤產地滿洲，所以彭慕蘭認為英國和長江三角洲在1800年以后出現的大差距或“大分流”(greatdivergence)是一種歷史的機緣巧合。
彭慕蘭的觀點受到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權威學者黃宗智的激烈批評。黃宗智指出彭慕蘭夸大了煤礦的作用。雷格萊不過指煤礦是英國工業革命成功的客觀原因之一，彭慕蘭則將其夸大為英國工業革命成功的兩大主要原因之一。黃宗智指出，湖南和江西交界處的萍鄉煤礦離江南不遠，卻未被利用。中國沒有重視或開拓煤礦資源，主要是沒有需要或需要不大。黃宗智指彭慕蘭的說法本末倒置，是“把拖車放在馬前面”。黃宗智甚至指摘彭慕蘭在中國史和歐洲史領域里兩頭充當權威：中國史的學者因不熟悉歐洲史，故對彭慕蘭信以為是或不敢置評；歐洲史的學者因不熟悉中國史，亦復如此。⑦
美國《亞洲研究季刊》2002年5月專門刊登黃宗智和彭慕蘭的各自的辯論文章。另有兩篇文章各幫一方：李中清和王豐的文章意在回復黃宗智對他們的中國人口學著作的批評，黃宗智的一位歐洲史的同事羅伯特·布倫納(RobertBrenner)和黃的學生艾仁民(ChristopherIsett)則把歐洲和長江三角洲做了比較，結論與彭慕蘭迥異。因《亞洲研究季刊》是英語世界在該領域中的旗艦刊物，這場辯論更使彭著聲名大噪。⑧
黃宗智和彭慕蘭辯論的另一個主要焦點是人口問題。黃宗智的觀點是中國人口壓力造成勞力密集性農場，每畝土地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效益遞減，形成“內卷”型經濟。這個理論已為國內外史學界所廣泛知曉。彭慕蘭則認為18世紀中國和英國人口壓力相差不大。而彭慕蘭觀點的主要依據為李中清等人關于中國人口的研究。
李中清近年來和同事們一起發表了不少有關中國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影響較大的有與康文林(CameronCampbell)合著的《中國鄉村的命運與運氣：遼寧的社會組織和人口行為，1774-1873》和與王豐合著的《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神話和中國的現實，1700-2000》，后者獲2000年美國社會學協會的社會人口學杰出學術獎和2000年美國社會科學歷史學會最佳著作獎。⑨此書已有中文譯本。
根據馬爾薩斯的理論，人類對自身的人口發展有兩種抑制，一種為陰性抑制或預防性的抑制，例如晚婚、節制性欲、避孕等，西歐發達國家就是如此；另一種為陽性抑制，即人口無限制地發展，最后導致普遍的貧困，而普遍的貧困的結果是死亡率上升。這是非西方國家人口發展的現象，中國也在其例。李中清等則認為中國的情況要比一般想象的復雜得多。如果照馬爾薩斯理論中的陽性抑制模式來計算中國人口出生率（7.5%結婚生育）和平均期待壽命（30歲），則中國人口會從1700年的2億到1800年的13億，而到1900年可達100億。換言之，如果沒有中國民間的自覺地對生育的抑制，中國人口早已爆炸。中國人口發展遠遠沒有符合馬爾薩斯理論中的陽性抑制模式，就說明中國有一定程度的陰性控制。例如1750-1850年這100年內江南的人口幾乎沒有增長，而同時期中國的總人口差不多翻了一倍。江南是全國生活水準最高的區域之一，其人口之穩定應與民間自覺的計劃生育或稱陰性抑制有關。這種陰性抑制并非貧窮的結果，因江南并非貧困地區。李中清等并根據遼寧省1774年到1873年12000個農民的材料，指出當時當地中國人的男女平均期待壽命跨度很大，男子為31-45歲，女子為25-35歲，與同時期的英國人的平均期待壽命34-35歲相差無幾。
黃宗智則質疑李中清在研究方法上的合理性。其中一個主要爭論之點是溺嬰問題，特別是李中清的研究中把出生六個月之內被溺殺的女嬰歸屬于避孕或人口控制（所謂“產后墮胎”）的一種手段，不被計算在死亡率之內，也排除在人均期待壽命之外，顯然尺度太寬。如果李中清的女子29歲預期壽命這一數字，用他所估計的25%的溺殺女嬰率來修正的話，則新生女嬰的真實預期壽命還不到22歲。這將使預期壽命根本無法與18世紀英國34-35歲的數字相比。李中清認為，在中國溺殺女孩乃是在偏重男孩的文化下所作出的抉擇，也由于“對于生命的某種特殊態度”，即“中國人不把不滿一歲的孩子看做完全的‘人’”。黃則認為溺殺女嬰首先是因為窮，其次才是重男輕女。中國人口控制是陽性的，是各種社會危機綜合的結果。⑩
這里談一下“社會科學歷史”和社會史的差別。與傳統的歷史學相比，“社會科學歷史”(SocialScienceHistory)是一個很新的概念，到1970年代中期才稍成氣候，有自己的專業組織。(11)一般而言，社會史以資料為依據，在占據大量資料的情況下作敘述性的研究。“社會科學歷史”也以資料為先決條件，但特別重視以數據資料立論，企圖從量化中找出一種理論模式。李中清等人關于中國人口的研究顯然屬于后者。
復興科學的中國文人
17世紀起西方在機械制造業的基礎，如鐘表、螺旋、杠桿、滑輪等方面先進于亞洲國家。但遲至18、19世紀之交，西方仍在想方設法學習中國的絲綢、紡織、陶瓷和茶葉種植技術。中國科技何時開始落后于西方？西方學界普遍的講法是從明代（或更確切地，從明代中期即16世紀初起）。宋元時期中國科技達到一個高峰，此后便停滯不前并落后了。雖然有些學者，例如日本的宮崎市定，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指出直至18世紀中，中國和西歐的技術發展水平還不相上下。但這種觀點在西方世界似乎影響不大。一般中國歷史的教科書大致把明代永樂(1403-1424)后即15世紀初作為中國落后于西方的起點。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艾爾曼(BenjaminA.Elman)在其新作《自有其理：中國科學，1550-1900》和其他一些文章中對此提出異議。(12)艾爾曼認為只有蒸汽機普遍使用后，也即18、19世紀之交時，中國才開始落后于西方，即中國的落后基本上是1800年以后的事。艾爾曼認為因為中國在19世紀落后了，所以人們開始問中國何時起落后的，于是將此前推至明代。事實上19世紀前中國有許多地方仍先進于西方。例如瓷器的制造，直到1778年英國王家的渥切斯特窯廠開工后，景德鎮瓷器才慢慢落伍了。絲綢、茶葉業的情況也復相同。
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帶了一個蒸汽機到中國，但未向他的中國主人乾隆皇帝展示。他的一個隨行人員名叫丁偉迪(Dinwiddie)的給廣州的商人們看了，他們喜歡得不得了，但丁偉迪沒有留在廣東教他們怎么使用這機器，而是去了印度的加爾加德并在那里開了一個學校教印度人蒸汽機原理。事實上當時馬戛爾尼本人對蒸汽機的重要性也不是很清楚，那時還是工業革命的初期。馬戛爾尼后來在日記中略帶幽默地寫道，如果丁偉迪留在廣東，他一定可以靠蒸汽機賺大錢。
對蒸汽機的忽視反映了當時的中國社會對機器的需求沒有急迫感。問題的重點在于：中國為什么注重于使用勞動力而不重視技術的改進？艾爾曼雖然并沒有明確回答這個問題，但他強調明清兩代中國人（包括上層知識分子和統治階級）對科學的興趣和重視程度遠遠超過我們以前所了解的。一般而言，學界對以下這一點有共識：如果說晚清、民國、共和國這三個政權有共同之處的話，那就是政府對科學技術的重視。從晚清的洋務運動、新政到民國時期的政府官僚、社會精英，到共和國時期，科技總放在人文學科前。但我們對此前中國人對科技的態度如何就有點不甚了然了。艾爾曼指出中國的知識界和精英分子對科學技術有著熱切的學習態度。當西方人在學習中國的絲綢、紡織、陶瓷和茶葉種植等技術時，中國人則在學習歐洲的代數（起源于印度—阿拉伯）、幾何、三角、對數等知識。尤其在清代，一些優秀的學者對數學極有興趣并作出重要貢獻。
例如梅文鼎(1633-1721)、戴震(1723-1777)和錢大昕(1728-1804)，他們都懂得中國古代的《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戴震在參與編撰《四庫全書》時將唐代的《算經十部》挖掘出來。長期以來，人們低估了明清時期儒家學者對數學的興趣。對明清時期中國科學（主要是數學）有影響的是耶穌會傳教士和基督教新教傳教士。耶穌會傳教士并不懂得微積分。微積分是18世紀牛頓時代新科學的一部分，但它到19世紀才通過像李善蘭(1811-1882)、華衡芳(1833-1902)這樣的學者介紹到中國。所以在傳教士將微積分等新科學帶來之前，中國人已經在復興他們的數學。而且耶穌會的傳教士們身在中國，他們自身的知識也并沒有與歐洲當時最新的科學同步。
艾爾曼還就科舉和科學研究的關系問題作了一種新的解釋。一般認為一流的人才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政界，二三流的落第知識分子才有可能去研究科學。但能高中進士、狀元的所謂一流畢竟是鳳毛麟角。大部分是所謂的二流。在中國龐大的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才群中能進入舉人、貢生這樣的二三流也是極為優秀。不能通過科舉立身揚名，這些人就必須把精力投入其他領域，其中就有研究科學的，如上述李善蘭、華衡芳等人。所以中國科舉制度一個意料外的結果是一些極優秀和極有文化的人必須在別的領域里尋找出路，使這些領域里也人才濟濟。
艾爾曼還指出，在復興數學的同時，明末清初中國人已經在復興傳統醫學。清代的考據學不僅是考據儒家經典，同時也有許多優秀學者在重新挖掘整理古代醫學文獻。雖然鴉片戰爭后幾十年內西醫在中國已有一定的市場，但直到20世紀上半期，特別是1940年代后一些特效藥發明后，西醫才取代中醫成為主流。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艾爾曼在重現或繪制一幅17、18世紀中國從科技、醫學到人文領域的文藝復興圖景。
外交上并不蒙昧的清廷
何偉亞(JamesHevia)的《懷柔遠人：清代的宮廷禮儀和1793年的馬戛爾尼使團》，試圖在外交上為中國落后論翻案。此書由杜克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獲1997年美國亞洲學會勒文森獎(JosephLevensonPrize)，并有北京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譯本。(13)
馬戛爾尼使團是早期中外關系中的一個重要題目，而中外關系又是二戰前后美國中國學研究的主題，早在1936年就有極具分量的專著問世，費正清、鄧嗣禹在1941年也有專文。馬戛爾尼的日記也在1962年出版。1989年用了大量新檔案寫成的法文《巋然不動的帝國》出版，三年后出了英文版。這些著作都用了大量的檔案材料。
何偉亞的著作在材料上沒有新的發掘，主要是詮釋材料，但他顯然以此為榮。何偉亞批評過去的研究限在一種“東方學”的框架里，不注意中國方面的資料，或者根據西方的語義來翻譯或理解中文資料。何偉亞認為清王朝和英國都十分重視禮儀在外交中的作用和意義。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國文明，正如英國政府不能代表西方文明。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所引起的禮儀之爭，主要不是兩大文明的沖突，而是兩大帝國的沖突；就是說雙方都了解對方，只是為了利益的不同而各自固執己見。由此何偉亞提出兩點：一是清王朝并沒有中國中心思想。清統治者心目中的世界是由多種君王組成的，而清統治者自己則是王者之王(overlord)。清統治者也沒有把中國視為文明中心、其他國家是野蠻民族的“夷夏之辨”思想。二是駕馭朝貢制度的禮儀之爭不過是詞語上的問題，而非死板的制度。在馬戛爾尼使團問題上，清政府很有靈活性，只要馬戛爾尼恭敬如儀即可，并沒有固定的模式，倒是英國人想要通過外交關系來實現歐洲式的等級制度。
此書獲獎后引起一些爭議。周錫瑞(JosephW.Esherick)在《近現代中國》上撰文對此書所代表的所謂后現代主義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評。周錫瑞批評的重點在后現代主義的虛夸學風。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后結構主義，以詞語分析(discourseanalysis)為號召，以重新解釋史料（而非發掘新史料）作為學術的基點，卻往往在詞語上錯誤百出。周錫瑞批評何偉亞連文本都未讀懂，就妄出宏論。他羅列了何偉亞著作中的許多“白字”，例如“皇帝”寫成“黃帝”，“貢差”寫成“頁差”，“一視同仁”寫成“一視同人”，“懇求無厭”寫成“懇求無壓”，等等。周錫瑞公開申明他關心的重點并不在于此書本身，而在于將此獎授予此書。因為勒文森獎是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在漢學領域的最高獎，將勒文森獎頒給一本觀點新穎但史料不嚴謹的著作無疑是鼓勵這種學風。
有意思的是周錫瑞在美國學界向以左派著稱，以“革命”起家（周錫瑞的成名作即是關于辛亥革命的），是20世紀70年代“討伐”費正清學派的主將。(14)何偉亞所批評的西方漢學界對朝貢制度的理解正是費正清關于近代中外關系的主要架構。但在這場辯論中，周錫瑞倒反而成為保守派，在為關于朝貢制度的傳統說法辯護了。不過唯其如此，周錫瑞的批評更顯得有分量。
周錫瑞還藉此褒揚了中國學者重史料的學風。周錫瑞指出，中國大陸學者們對以政治立場來左右或評估學術的做法很有警惕性。因為他們經歷過政治掛帥時期，經歷過意識形態為主、史料和史論不必相佐的時期，經歷過以長官意旨為學術準則的時期，所以他們比何偉亞這樣的學者更能認同“實事求是”的口號。中國學者也許過于重視史料而輕于詮釋了，但學者們對客觀的知識要有一種共同的責任心。周錫瑞諷刺后現代主義標新立異，他尖銳地指出：如果“新就是好”，這是商業主義，而非學術了。
勒文森獎書獎評委會委員之一的艾爾曼等人則為何偉亞的新觀點辯護。香港的《二十一世紀》和北京的《歷史研究》雜志對此都有載文討論。(15)
有現代意識的士大夫
羅威廉(WilliamT.Rowe)在其力作《救世：陳宏謀和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也有意作中西的比較研究。(16)他試圖證明歐洲近代早期的一些進步思想，諸如國家主義、自由主義、個體主義等，在18世紀的中國士大夫階層中也不乏其信奉者。不過羅威廉并沒有過分強調這種比較的重要性，而是通過小心翼翼地刻畫陳宏謀(1696-1771)其人其事來證明18世紀的中國官僚階層中已有不少現代思想和意識。
羅威廉通過陳宏謀身上反映出來的三種矛盾對立來看18世紀的中國社會。
首先是正統說教性的“理學”和務實性的“經世致用”之間的矛盾。陳宏謀既是一個正統的理學家，又是一個非常實際的行政官員。從學問上講，陳宏謀大概只能算普通。梁啟超曾評論說陳宏謀的著作以廣西的標準是杰出的，但類似他這樣的學者在其他省份可以車載斗量。盡管如此，陳宏謀像當時許多的士大夫一樣，是個理學家，是朱熹的信徒，極其推崇四書，尤其是《大學》。陳宏謀還是司馬光的崇拜者。而在另一方面，陳宏謀又強調“實學”，并付之行動。例如他在興修水利方面就成績突出。《皇朝經世文編》提到陳宏謀處達52次之多，其中最多的是有關水利建設。陳在河南巡撫任上政績卓然，水利是主要的。此外，他在云南、江西、陜西、甘肅任上都曾進行過雄心勃勃的水利工程。
其次，在經世致用上，陳宏謀意識到國家機器的局限性而極重視如何合理地用地方和民間社團力量解決社會問題。陳深知有些事情國家并無能力去做或去管理，例如他對清政府曾大力提倡的保甲制度就持保留態度。
最后，在眾所周知的尊卑有序的等級制度下，陳宏謀對個體主義（包括個人思想的表達和對個人的尊重等）以及個人的欲望、需求和個人對團體、社會網絡和等級制度的適應看作是一種“義”和“欲”的關系，認為“人情”“私情”也是一種社會需要。陳宏謀心目中有關人的概念可以分成四類：人作為一種天然的動物，即人類；人作為家庭和社會的一個成員，例如作為兒女、作為臣民；人作為某種類型或團體之成員，例如男人和女人（性別）、富人和窮人（地位）、漢人和滿人（種族），等等；人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陳宏謀的個體主義思想大致可總結為五個方面：第一，個人的救世思想。陳宏謀這類士大夫將本階級看作是有救世責任的或以天下興亡為己責的階級，而非特權階級。第二，個人的尊嚴。第三，良心和天良。遇事先求諸于心，然后才求助于法律和政府。第四，故中國民間處處有“有心鄉紳”、“有心者”。第五，為自我、個人求得利益是天性。所需者是在市場動力和社會控制、個人私德和儒教的大道德之間求得平衡。
總而言之，羅威廉筆下的陳宏謀在“人情、私情、良知、為人、為己”等諸多個人與社會、群體、國家的關系中，已體現出類似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精神和人本主義思想。學界一般承認王陽明的“良知”屬儒家思想中的“個人主義”，但認為這只在明末曇花一現。而在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王陽明的“良知”大行其道，促使日本的現代化。陳宏謀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王陽明式的“良知”，從明末起就一直在延續。
現代中國的傳記作者大多有一個道德標準，并以這個標準去評判傳主。西方學術界的傳記著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臧否人物，不是歌功頌德，不是鳴怨叫屈，而是著重于通過一個歷史人物來看一個時代或分析一種時代精神。羅威廉的《救世》就在一個方面體現了傳記著作在這場重估中國落后問題的史學潮流中的作用。
通俗性的學術著作中的“唱盛中國”潮流
本文開始提到美國大眾出版物中多的是唱衰乃至妖魔化中國的著作，與此相反，英語世界比較通俗的學術著作中也出現了一些與此相反的可稱唱盛中國的著作。雖然這些著作都偏重歷史，它們反映了西方知識界對妖魔化中國的一種反動，也是學術界“唱盛中國”潮流的一種延伸。下面介紹幾部比較有影響的作品。
羅伯特·天普(RobertTemple)將李約瑟(JosephNeedham)主編的多卷本《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大陸中文版譯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縮寫成一本通俗讀本，適合用作大學教科書，題為《中國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學發明》。此書自1998年出版后，已重印多次，深受歡迎。這是因為李約瑟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卷帙龐大，連科林·羅南(ColinA.Ronan)為此鴻著做的簡寫本也有五卷之巨，即使是專攻中國史的學者也未必都能仔細閱讀。(17)天普指出，英國科學家富蘭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曾言，紙張與印刷、火藥、羅盤的發明對人類從中世紀過渡到現代社會的影響超過了任何宗教和政治強權的影響。培根當時并不清楚這些科學技術都源于中國。李約瑟等人的研究就是試圖證明中國在中世紀在科學技術的絕大部分領域里都領先世界。
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的專業作家路易斯·勒瓦舍司(LouiseLevathes)的《中國統治大海的時代：龍廷的寶船隊，1405-1433》，1994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是通俗性的學術著作中講鄭和下西洋的一部佳作，《紐約時報》將其列為該年出版的百部值得關注的著作(nobrbook)之一。(18)作者最初在英國劍橋大學得到李約瑟收集的許多中國古代航海業的材料，后來又在南京大學、臺灣中研院等地作研究，并收集了一些非洲、阿拉伯和印度的材料。路易斯·勒瓦舍司的書已提到鄭和的航船可能到過澳大利亞。
有關鄭和下西洋最轟動的著作是英國皇家海軍一位退休的潛水艇軍官孟席斯寫的《1421年：中國發現了美洲大陸》一書。(19)孟席斯先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發現了一幅1424年的地圖，上面畫有的幾個名不見經傳的島嶼，經他考證這些島嶼位于現在中南美洲的波多黎哥等地。于是一個大問題出現了：當時哥倫布尚未發現新大陸，是誰畫制了這張地圖并準確地標示了這些島嶼？孟席斯的結論是，當時的世界只有中國有此技術和財力進行遠海航行，中國人是美洲的最早發現者，而發現美洲大陸的正是15世紀初明朝政府派出的鄭和航隊。1492年，哥倫布就是利用鄭和繪制的航海圖到達了美洲，葡萄牙探險家費迪南德·麥哲倫16世紀在航海時也用過鄭和的航海圖。孟席斯認為，現在人們都說是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陸，但哥倫布卻是靠了鄭和的地圖才摸索到了美洲，所以事實上“全世界都欠了鄭和的債”。孟席斯所用的證據主要是美洲、澳洲、印尼等地許多中古時代港口發現的中國沉船、瓷器和非洲的刻石等，他還利用DNA測試證明太平洋一些島嶼上的居民有中國血統從時間上可上溯到15世紀，由此推論鄭和船隊的一些成員留在了美洲并在那里建立了家庭。
此書2002年在英國出版時題為《1421年：中國發現了世界》，中文譯本即據此翻譯。(20)但2004年在美國出版的版本題作《1421年：中國發現了美洲大陸》，顯然為了迎合美國市場的需要，而它在英語世界的影響由此也大得多。作者稱為這項研究訪問了120個國家，900多個博物館、圖書館和檔案館，還訪問了中古時代晚期的每一個港口，費時10年。
孟席斯最近又有新作。2008年出版了《1434年：中國宏大艦隊駛入意大利點燃文藝復興》一書，是為《1421年：中國發現了世界》的姐妹篇。在這本書中孟席斯更提出了一個大膽新論，他認為根據種種跡象，鄭和的艦隊曾到達意大利等地，并于1434年即明宣德九年在佛羅倫斯多次會見教皇歐欽尼斯四世，與教廷建立了密切聯系，從而直接將中華文明介紹給歐洲。這個明朝的代表團為歐洲帶去了中國的藝術、印刷、天文地理（包括后來為哥倫布等航海探險家所用的世界地圖）、數學、建筑、冶金等知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歐洲的文藝復興是明朝中國直接“點燃”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巨子達芬奇、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都深受中國影響。(21)孟席斯這些語出驚人、挑戰傳統的觀點當然引起了爭論，他的書雖然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銷路極好，但卻毀譽參半，在學術界普遍評介不佳。有人諷刺孟席斯如有第三本書出版，這本書可以題為《1438年：中國向火星放射第一顆人造火箭》。(22)
結語
如前所述，本文所用“唱盛中國”一語，是相對“唱衰中國”這一習語而言。雖然無論“唱盛”或“唱衰”在涵義上都有指論者以主觀意識評判客觀事物的傾向，本文提出“唱盛中國”這一命題卻并無貶意，只不過是借了大家熟悉的“唱衰中國”一詞，反其意而用之，希望能比較生動地說明海外中國史研究中的一個最新潮流而已。學術研究需要有創新精神，一個優秀的學者往往善于在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水平上發現問題，提出見解，推陳出新。這種創新精神應該是建立在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基礎上，以扎實的材料、獨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在某一課題或領域內另辟蹊徑，從而能言人所未言。上述各種著作，除了幾部通俗讀物外，幾乎全是由海外中國學領域杰出的學者創作的，其中不乏該領域中的領銜人物。對其觀點雖然見仁見智，也不能排除某些學者有點中國情結，或者矯枉過正，但無可否認的是它們基本上都是嚴肅的學術著作，而且代表著西方知識界對重新認識中國近代歷史、特別是解釋中國落后這一問題的一種迫切愿望。這種愿望早就表現在人們習稱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sGrandQuestion)中，即中國科學技術在千百年遙遙領先世界后，為何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唱盛中國學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回應這個問題，并試圖從比較史學和世界史的角度討論明清史和中國近代史。(23)
這種愿望顯然與近年來中國的興旺崛起有直接關系。從小處來講，中國自194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開放，使海外的中國研究者有條件在中國城鄉作長期研究，從圖書館、檔案館到田野調查，學者得以深入中國社會，獲得前所未有的感性知識，并與中國同行交流心得，加深了解，增加了他們提出問題的深度和廣度。
但更重要的是，中國近年來飛速而穩定的發展超出了包括許多中國通在內絕大部分人的預期和想象。于是一個重大問題提出來了，即中國近年來的重新崛起以其廣度和強度來看，不可能是偶然發生的，而必定有其長遠而深厚的歷史原因，唱盛中國學派就是要探明這個歷史根源，從而證明中國強大的延續性和合理性。從上述討論可知，目前西方學術界的一個主流意見就是近代中國的落后在時間和范圍上都被夸大了。2008年夏天，我在上海召開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討論這一問題時，做評論的美國肯塔基大學歷史系教授司昆侖(KristinStapleton)就提出“中國何時落后西方”這一命題有可商榷之處，因為這個命題的前提是中國落后于西方，而事實上中國未必落后于西方。也許只有海外學者才會對中國是否落后于西方這一點提出商榷，因為這在國內是童叟皆知、無可質疑的常識；但這種責疑也反映了西方學界急于要重新審視中國落后論的一種傾向。(24)
在很大程度上，這一觀點與學術界較早的挑戰中國社會在近代以前長期停滯不前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雖然至今似乎尚未有人注意這兩者之間的聯系。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前，“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不前”是學術界的共識，似乎中國自秦漢以來二千年是鐵板一塊，此后史學界質疑這一觀點，并花了大約20年時間來證明東亞（主要是中、日兩國）在19世紀西方介入以前一直在變化和進步著。這一觀點在今日的西方史學界已成共識，誰再用“停滯不前”(stagnation)來形容近代以前、特別是明清時代的中國就不僅是落伍，而簡直是忌諱(taboo)了。如果將這兩個學術觀點加在一起，中國自19世紀中期以來一百多年的動亂和落后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長河中就只是一個插曲，用學者唐德剛的話來說，這是一個“歷史三峽”，過了以后，中國又會是“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再現一個漢唐盛世，世界超強。(25)
本文根據作者2006年在清華大學歷史系作學術訪問時的演講稿修訂而成。
注釋：
①近年來的中國強勢經濟使這種局面有所改變。主要媒體開始減少基于意識形態的負面報道，而視中國為新興的世界強國之一，其代表觀點可見美國《新聞周刊》首席專欄作家FareedZakaria:ThePost-AmericanWorld,NewYork:W.W.Norton&Co.,2009，第87-128頁。
②GordonChang,TheComingCollapseofChina,NewYork:RandomHouse,2001.
③TedGalenCarpenter,America''''sComingWarwithChina:ACollisionCourseoverTaiwan,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5.
④KennethPomeranz,TheGreate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
⑤參見王家范：《中國社會經濟史面臨的挑戰——回應〈大分流〉的“問題意識”》，《史林》2004年第4期，第46-52頁。此書中文版有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史建云譯本和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年邱澎生等譯本。
本文來源于CSSCI學術論文網:/全文閱讀鏈接：/eco/jingjisixiang/866750_5.html⑥KennethPomeranz,TheGreat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pp.274-275.
⑦PhilipC.C.Huang,DevelopmentorInvolutioninEighteenth-CenturyBritainandChina?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61,No.2,May2002,p.502.
⑧這四篇文章載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61,No.2,May2002,pp.501-662；黃宗智：《發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岔：歐洲，另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49-176頁。
⑨JamesLeeandCameronCampbell,FateandFortuneinRuralChina:SocialOrganizationandPopulationBehaviorinLiaoning,1774-1873,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JamesLeeandWangFeng,OneQuarterofHumanity:MalthusianMythologyandChineseReality,1700-200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
⑩國內學者中與李中清的研究相呼應的是清華大學歷史系李伯重對唐宋以來江南地區人口行為的研究。李伯重對清代前中期即17、18世紀江南民間對人口的陰性控制（避孕、墮胎、絕育等）有開拓性的研究，其主要論文收在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一書中。
(11)例如，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成立于1884年，總部設在美國杜克大學的社會科學歷史學會(SocialScienceHistoryAssociation)則成立于1974年，其影響遠不能和美國歷史學會相比。
(12)BenjaminA.Elman,OnTheirOwnTer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艾爾曼此書同時有簡明本問世，即ACulturalHistoryofModernScienceinChina,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
(13)JamesHevia,CherishingMenfromAfar:QingGuestRitualandtheMacartneyEmbassyof1793,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1995.
(14)周錫瑞關于辛亥革命的著作為JosephW.Esherick,ReformandRevolutioninChina:The1911RevolutioninHunanandHubei,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6，有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楊慎之譯本。他的另一著作，TheOriginsoftheBoxerUprising,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7，探討義和團在山東的起源，有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譯本。
(15)JosephW.Esherick,CherishingSourcesfromAfar,ModernChina,Vol.24No.2,April1998,pp.135-161.
(16)WilliamT.Rowe,SavingtheWorld:ChenHongmouandEliteConsciousnessin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1.
(17)李約瑟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原擬出版25卷，現已出版7卷，但從第4卷起每卷分多冊出版，如第5卷就有13分冊之多，故實際上已出了24本。科林·羅南的簡寫本，TheShorter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從1978年起陸續出版，至1995年的5卷，篇幅僅為李氏原著幾十分之一。
(18)LouiseLevathes,WhenChinaRuledtheSeas:TheTreasureFleetoftheDragonThrone,1405-1433,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
(19)GavinMenzies,1421:TheYearChinaDiscoveredAmerica,NewYork:HarperPerennial,2004.
(20)大陸簡體字版有京華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師研群譯本。
(21)GavinMenzies,1434:TheYearAMagnificentChineseFleetSailedtoItalyandIgnitedtheRenaissance,NewYork:WilliamMorrow,2008.
(22)也許因為英國傳統上對遠洋航行和海外殖民地的關心，這些語出驚人的書往往是英國人撰寫的。例如大英博物館中國館館長弗朗西絲·伍德(FrancesWood)博士在《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書中，提出了她的著名質疑：馬可·波羅根本沒到過中國。參見FrancesWood,DidMarcoPoloGotoChina?London:SeckerandWarburg,1995。
(23)可參見R.BinWong,ChinaTransformed:HistoricalChangesandtheLimitsofEuropeanExperience,Ithaca,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7，有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伯重、連玲玲譯本。
(24)“歷史研究的回顧、探索、展望”國際學術會議，由上海大學歷史系和中國旅美歷史學會聯合主辦，于2008年6月21-22日在上海大學召開。
(25)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1冊，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年，第35-36頁。唐德剛本人不屬于質疑中國社會“停滯不前”派，唐甚至認為19世紀之前中國社會曾“千年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