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理論框架下政府社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產權理論框架下政府社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論文關鍵詞:內部性;外部性;產權;社會性管制

論文摘要:由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內部性市場失靈在本質上是由交易中的產權未能完全明晰所產生。在此基礎上,我們運用現代產權理論基本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了政府內部性社會性管制的產權基礎。因此,無論是內部性,還是外部性的市場失靈,都可以統一于產權理論分析框架內。

一、信息不對稱與內部性市場失靈

“信息不對稱”指信息在相互對應的經濟個體之間呈不均勻、不對稱的分布狀態。在信息不對稱理論中。研究事前的信息不對稱稱為“逆向選擇”(adverseselec-tion);研究事后的信息不對稱稱為“道德風險”(moralhazard),逆向選擇通常是在信息不對稱的狀態下,進行市場交易的一方擁有另一方所不具有的私人信息并且利用另一方缺乏這些信息的特點而使對方不利,從而使交易過程偏離信息缺乏者一方。由于這種交易如果達成則對信息優勢方有利,信息劣勢方受損,從而不能滿足帕累托效率原則,使交易雙方共同得到剩余的條件。在經典的意義上,這被稱作“檸檬市場”(marketforlemons),即阿克羅夫(Akelof,1970)的舊車市場問題。雖然阿克羅夫分析的是舊車市場,但是,該研究所包含的理論意義已遠遠超出了舊車市場所表現的問題,因為,在以食品、藥品和醫療服務為核心的健康與衛生產品市場、有關生命安全的消費品質量市場上,也都如同舊車市場一樣。廣泛存在因信息不對稱而引發的逆向選擇,進而導致內部性的市場失靈。

“道德風險”來源于經濟活動中一方的信息優勢。信息優勢分為“隱蔽行動”(eoncealact)和“隱蔽信息”(concealinformation)。前者指信息優勢方有不能為他人準確觀察或了解的行動;后者則指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對事態的發展掌握某些信息,這些信息足以決定他們采取恰當的行動,但別人則不能完全察覺到。在內部性問題中,隱蔽行動主要有涉及生命安全的以工礦商貿企業為核心的職業衛生與安全行為等,政府無法不付代價就可監督:而有關保護消費者的廣告行為、傳銷行為以及民事責任行為等,政府也不可能無代價地進行監察。隱蔽信息主要包括食品、藥品和化妝品在內的產品質量信息以及各種服務,如醫療、保健和產品售后服務等。由于機會主義動機,經濟人有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強烈愿望,再加上信息不對稱形成的隱蔽行動和隱藏信息,致使另一方無法進行限制或索賠。由道德風險產生的敗德行為必然導致內部性侵權的隨即出現。

無論是事前隱匿了信息的“逆向選擇”,還是事后隱匿了信息的“道德風險”,都導致了內部性的市場失靈。傳統分析方法正是基于這一認識,主張政府對此進行干預:強制性要求市場交易方特別是以食品、藥品和醫療產品為核心的產品、服務供應方和具有生命安全信息優勢的工礦商貿和交通企業披露某些重要信息,以實現交易雙方信息的均衡配置,進而擺脫市場失靈和社會資源的低效配置。但在現代產權理論視野下,由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內部性市場失靈,在本質上是由于交易中的產權或產權中某些有價值的屬性,因種種原因沒能事先在交易合同條款中明晰下來,從而在價格上得到明確的反應,結果,在交易過程中,交易的潛在利益被有信息優勢的一方攫取,并給另一方帶來未在合同中得到反應的額外成本。

二、現代產權理論的基本分析要素與政府內部性社會性管制的產權基礎

產權的本質是物掩蓋下的排他性的權利關系。產權是由“人們消費其物品、從這些物品中取得收入和讓渡這些物品等多種權利所構成的一組權利”。但正是這組權利規定了人們在使用這些物品時“所引起的人們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因此,“產權不是物品,而是抽象的社會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由于物的存在而引起的、與其使用相關的關系”。產權安排確定了“每個人相應于物時的行為規范,每個人都必須遵守與其他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承擔不遵守這些關系的成本”。

我們知道,任何交易在本質上都是產權交易,經濟學在本質上是對稀缺資源產權的研究,“一個社會中的稀缺資源的配置就是對使用資源權利的安排”,因此,“經濟學的問題,實質上是產權應如何界定與交換以及應采取怎樣的形式的問題”。要交易,“產權在法律上界定清晰是其前提”,因為產權的實質“就是不同所有者不出讓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占有、使用、控制某物的能力”,所以,“產權是所有者和所有權的各項權利的法律安排”。但由于產權安排的完整內容很難明晰,因此。產權在法律上能界定清楚,并非在事實上也能界定清楚。但我們進一步認為,只有在事實上可以界定清楚的產權,才是完整的產權。交易成本為正,產權就不能被完整地界定清楚,從而需要政府管制。要完整地界定產權,信息必須不費代價地獲得,從而交易成本為零。但信息完全且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F實中,由于交易費用昂貴,不同的權利界定,就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野配置。人們將權利安排即制度形式與資源配置效率對應起來,并將交易費用拓展為經濟制度運行的費用,這樣。一旦我們從“紙面的法律”轉向“運行中的法律”,那么,“立刻變得清楚的是,在這個新天地里,法律制度至關重要”。

置于“公共領域”的資源,成為有成本優勢的交易方攫取的財富。公共領域中的全部資源的價值叫做交易合作租金。由于參與交易的各方有著不同的知識結構和偏好,不同的技術條件和心理約束等等,所以,對公共領域中租的價值便有著不同的評價。只有那些對追租的收入超過其追租成本的人們才會花費資源,進入公共領域攫取公共財富,直到其邊際收入等于邊際成本,實現“產權充分界定”,達到“產權博弈均衡”。

在這里,明晰產權邊界,成為政府解決市場失靈的關鍵。當經濟人打破均衡的產權界定后,就會對公共財富進行過度攫取,產生如同“公地的悲劇”的情形,從而導致公共資源的濫用、破壞甚至枯竭。所以,產權不能被完整地界定,相對完整界定而言,其資源配置的效率是低下的,產生市場失靈。因此,明晰產權,降低產權充分界定的成本,成為政府解決市場失靈的關鍵。

首先,產權在法律上的清晰界定,成為政府內部性管制的制度基礎。由于內部性問題是因事前或事后信息不對稱引起交易者承受的未在交易合同中反映的額外成本,因此,在本質上是交易中的產權未能完整界定清楚而起的市場失靈。所以,政府對內部性的社會性管制,就是明晰產權的管制:通過“建立一整套清晰和可讓渡的、且受私法保護的產權制度”,明確產權中水平隨商品或服務品不同而各異的各種有價值的屬性,從而明確“一個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關系”。這正如科斯在研究負外部性的政府管制所說的,“只要產權不明確,公害就不可避免;只有明確產權,才能消除或降低外部性帶來的危害,在明確產權的基礎上,引入市場、價格機制,就能有效地確認相互影響的程序、關系及其相互負擔的責任”。同理,對于消除負內部性的社會性管制來說,也莫不如此。這樣,在商品或服務品的產權交易中,就可以實現“與收入最大化相一致的權利轉讓,從而完全清楚地界定產權”。

其次,產權在事實上的完全確定,成為政府內部性管制的應用基礎。產權雖然在法律上能界定清楚,但由于度量和監督其屬性的成本很高,商品的某些屬性難以定價,所以,產權并非在事實上也能界定清楚。然而,只有在事實上可以完全界定的產權,從而信息完全、對稱且可以顯示和甄別,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產權清晰和完整。因為交易雙方按照事實上可以界定的產權進行交易,產權邊界十分清晰,交易雙方在交易過程中都將獲得全部潛在的交易所得。使產權在事實上得到清晰界定的重要手段就是技術創新。例如,在電子稱進入市場之前,稱重用的是桿稱,由于重量邊界模糊,并且在稱重的技術上買賣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消費者普遍受到缺斤少兩負內部性的侵害。而政府管制部門的監督成本很大,消費者測度和投訴的邊際收入又小于邊際成本,因此,處于公共領域的總重量以及由此引起的價值總量就持續受到賣方的攫取。電子稱進入市場后,稱重可以精確到克,并且連同單價和總價在電子稱上都可以得到顯示和甄別,商品重量,從而價值總量可以得到事實上的充分界定,所以,消費者所承受缺斤少兩的負內部性在電子稱這一新技術的作用下就消失了。有關食品藥品安全檢測技術、生產安全監測技術以及交通安全監控技術等的進化也莫不如此?？梢?在政府內部性的社會性管制中。通過創新技術的引入,不僅可以使產權不斷得到事實上的界定,而且能發揮其管制的規模經濟效應,使交易成本降到盡可能低的程度,從而成為政府內部性管制的應用基礎。

第三,沒有博弈或市場交易均衡的產權,成為政府內部性管制的實體基礎。在產權理論框架中,由于交易成本為正,任何交易過程都是產權得到重新界定的過程,因此,只要信息對稱分布,交易雙方都會在各自的約束條件下進入公共領域攫取未定價的財富,從而,使其產權博弈達到某種均衡,這就不存在內部性問題。所以,內部性問題總是在信息不對稱性條件下由具有信息優勢的交易一方進入公共領域攫取公共產權,從而使交易另一方承受未在合同條款中反映的額外成本。雖然內部性如同外部性問題一樣無處不在,但并非都需要政府管制。例如,大學生買了一次盜版書刊,下次他就不會再上當了。推而言之,只要這種交易能夠重復足夠多次,就會達到產權博弈均衡,也即產權充分界定的水平。這時賣方的“商譽”就可以自動解決該內部性問題。由此得到的推論就是:那些可重復多次交易的內部性問題,并非一定要政府管制;但是,如果交易一方憑借其信息成本優勢,過度攫取公共領域的產權,對交易另一方造成了極大傷害,并且這種傷害因交易成本太高而很難通過多次的市場交易過程即反復的博弈過程使其產權得到充分界定,那么,政府就應對這種內部性的侵權問題,如有關健康與衛生的食品、藥品和醫療服務等產品的安全,有關生命與安全的工礦商貿企業場所、娛樂場所以及交通等的安全等就屬于這一類問題,要進行嚴厲的管制,以促進信息對稱分布,不斷降低產權得到充分界定的成本。沒有市場交易均衡的產權,就成為現實中政府內部性管制的實體基礎。

第四,公共領域中未界定的產權,成為政府內部性管制的保護基礎?！敖灰渍咚浭艿牡珱]有在交易條款中說明的交易的成本”,在產權理論框架中,就是交易中沒有被完全界定的、而被置于公共領域中的產權,它們如同公共財富。任何人都可以進入此領域攫取這些權利,當然,其條件取決于對公共領域中諸多有價值屬性的評價以及各自的追租成本。對于那些擁有信息成本優勢的交易者來說,他們勢必在追租的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之前,過度攫取公共領域中有價值的資源,從而必對其他的交易者造成未在交易合約中得到說明的額外成本。并且,由于交易雙方進行產權交易后,就發生了附著在有形物品或服務產品上的兩組權利束的交換,因此,在交易合同中沒有明確的權利關系也就不止一種,從而置留在公共領域中未被界定的價值或價值屬性也就有多重,這就為具有信息成本優勢的交易一方攫取公共領域的產權提供了很多的機會,所以,政府對內部性管制的作用就在于通過明晰產權邊界保護公共領域中未被界定的產權,以免這些財富被市場中具有信息成本優勢的不法經濟人的過度攫取。而這正是科斯定理的靈魂所在。

第五。實現產權的充分界定,成為政府內部性管制的方向基礎。交易成本為正,信息不可能完全獲取,產權注定是不可能被全部界定清楚,從而必有一部分置留在公共領域。所以,政府對內部性的社會性管制,以產權的充分界定,公共領域財富的最小化為其發展的基本方向。產權得到充分界定,實現了博弈均街,交易雙方便處于公共領域的邊際狀態,也就是交易雙方處于公共領域邊界“卻步的均衡點”上。當約束條件失去約束效力。原有的產權博弈均衡被打破,交易雙方在已有的均衡點上不再卻步,政府必然隨著管制環境的變遷,管制條件的變化,管制需求的改變而形成新的管制供給。政府在前一輪強制性管制基礎上形成的任何新一輪內部性管制都是產權得到更高水平的充分界定,權利邊界不斷明晰,模糊領域不斷縮小,資源配置向更優的均衡點不斷收斂,從而,信息分布不斷均衡,管制制度不斷優化,管制效率不斷提高的動態變遷歷程。在這一過程中,盡管擁有信息優勢的交易一方總是設法打破這種均衡,不斷通過自己的知識和技術的積累,將原來游離于均衡狀態之外的資源或資源的某些有用屬性,即處于“公共領域”中未定價的財富,納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下。產權實現了充分界定,也就實現了既定約束條件下的資源最優配置,從而構成政府內部性管制的方向和動態發展基礎。

第六,降低人們獲取有關信息,從而降低產權得到充分界定的成本,成為政府內部性管制的社會收入基礎。要充分界定產權,對產品中有價值的屬性就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從而能充分獲取與其相關的信息。獲取全面信息的困難有多大,界定產權的困難也就有多大,從而交易成本也就有多大。產權屬性信息向完全、對稱分布的收斂過程,也就是產權得到充分界定,從而交易成本不斷縮減的過程。因此,政府管制效力的核心就是信息的獲取與傳播。隨著政府社會性管制法律、法規以及合同等產權制度的不斷完善,管制技術的不斷提升,人們對產權中有價值屬性的認識就更深入。產權在法律和事實上的界定就更清晰,信息分布就更完全和對稱,交易成本也就來得更低。如果產權能被完整界定,那么。所有的屬性都是明確的,從而信息可以不費代價地獲取,交易成本為零。而作為這一過程終結者的政府管制組織,在本質上“只不過是人與人之間各種合同的表現形式,可以還原為個人以及與之聯系著的一組合同”,因此,降低交易成本對于社會性管制組織而言,具有內生性質。政府內部性的社會性管制以降低產權得到充分界定的成本為其根本目的。產權界定成本降低的過程,也就是社會福利不斷改進的過程,從而構成政府內部性管制的社會收入源泉。

三、產權理論框架下政府內部性與外部性社會性管制的統一性

外部性是指某一經濟主體如生產者或消費者的行為不經市場交易而對其他經濟主體施加的利益或成本,也就是說,這種行為對其他經濟主體造成的好處即正外部性或者損害即負外部性,并不是通過市場交易,從而在價格上得到實現的。而內部性,是指交易者經受的沒有在交易合同中反映出來的利益或成本,這就是說,在交易過程中交易一方從中得到的好處即正內部性或者損害即負內部性,并沒有事先在交易合同中界定清楚,從而也不是通過價格實現的。這樣,內部性和外部性的區別,只在于某一經濟主體對其他經濟主體造成的利益或成本這一行為,是在交易活動之內還是在交易活動之外。

然而。這種區別只是表面的,在理論上沒有太大的意義。從產權的角度看,無論是外部性還是內部性問題,它們都是因具有稀缺資源的產權未能完整界定清楚,從而使未界定的產權置留在“公共領域”,成為具有信息成本優勢的人攫取的公共財富。因此,只要追租的成本小于其收益,市場中的經濟人就會不遺余力地過度攫取公共領域的財富,從而對其他相關的經濟主體即處于這一交易活動之內或者之外的人造成損害,這就產生了所謂的內部性或外部性。所以,在產權理論框架中,內部性與外部性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例如,各國企業向空中排放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氣溫上升,進而對整個人類帶來了巨大的負外部性,其原因就是因為空氣質量的產權未能在法律上界定清楚,從而使空氣質量成為公共領域的財富,即未定價的資源;由于企業向空中排污具有成本優勢,即企業由此行為得到的收益遠大于因污染空氣而分攤由自己承擔的成本,于是,各國企業就有積極性進入這一公共領域,攫取未界定的財富,即向大氣中排放溫室氣體,從而造成全球氣溫上升,危害全人類。但是反過來說,假設可以把潔凈空氣質量的產權在法律上界定給每一個人(實際上很困難),那么,外部性問題便不會發生,也就是說,各國企業只有在與本國居民進行市場交易之后才可排污,即由政府根據排污者對環境造成的污染程度強行征稅,從而企業的排污行為便是有價的。這就是德姆塞茨所說的“產權的功效”,即外部性內在化。但是,在溫室氣體排放企業與擁有潔凈空氣質量產權的居民進行交易后,即由政府代表人民向企業征稅后,立即便會產生內部性問題。因為交易總是有成本的,“產權雖在法律上界定清楚了,但并非它的每一有價值的屬性在事實上也都完全界定清楚了”。潔凈空氣質量的產權雖然在法律上能界定清楚,但潔凈程度的完整內容在事實上很難完全界定清楚,這樣就必有一部分未界定的產權成為公共領域的財富,從而為有信息優勢的交易方即企業提供了攫取這種未界定的財富的條件。換句話說,由于企業在技術上擁有信息優勢,它在與擁有潔凈空氣產權的人民即國家付費交易排污時就可以憑借其優勢少付費多排污或在既定費用下多排污,使各國居民為此承擔未在交易合約中反映的額外成本,即承擔氣溫上升帶來的危害。由此可見,在產權理論框架下,外部性與內部性問題是同一的,它們都是因交易一方在既定的約束下,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對公共領域未界定的財富亦即未定價的資源進行攫取的結果。這正如汪丁丁從產權博弈的角度所說的那樣。“在資源稀缺的世界里,由于每個人從他行為約束的邊界向里看,就是他自己的選擇范圍,向外看,則是別人的選擇范圍。因此,每個人的每個理性行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種‘外部性’”。同理,每個人的每個理性行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種“內部性”。但在產權理論視野下,外部性和內部性的區別就消失了,它們在本質上具有內在的同一性。

這樣,在統一的產權理論框架內,無論是內部性還是外部性,由于交易成本為正,產權便不可能完整地界定清楚,從而必有一部分未界定的產權被置于公共領域;它們如同公共財富,任何人都可以進入此領域攫取這些財富,但約束條件取決于不同的人對這些公共財富即租的價值評價與追租成本的比較:有信息成本優勢的一方對公共財富的攫取,必對其他相關的人(交易之內或交易之外的人)造成損害,即由于未經交易或者雖經交易但未在合同條款中反映從而未在價格上補償的成本,由此可見,內部性和外部性的區別消失了,它們都是因產權未能完整界定清楚而使某一或某些經濟主體承受了在價格體系之外的損害,即承受了未在價格上反映的成本。所以,內部性和外部性形式上的區別,只在于遭受損害的經濟主體,是處在此交易活動之內還是之外。將內部性和外部性統一于產權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內部性和外部性造成市場失靈的根源,從而為政府的社會性管制實踐提供統一的理論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