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建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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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實行的也是計劃經濟體制，而且其集權化的程度，比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體制盡管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曾發揮過有益的作用，但隨著經濟的發展，體制僵化的弊端就越來越明顯，不僅使眾多企業缺少活力，甚至連宏觀經濟也不斷出現紊亂狀況，總體上是從微觀到宏觀都缺少活力與效益。市場導向的改革，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否定。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我們剛剛舉起市場導向的改革開放旗幟時，學的還是蘇聯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經驗，因為他們比我們早感到計劃經濟體制僵化之痛，但是由于政治與社會等原因，這些國家都沒有堅持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而是走向另一條道上去了。中國則始終高舉社會主義市場導向的改革旗幟，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否定商品貨幣關系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這是一個極其艱難的過程，不僅新舊體制轉軌本身有一個過程，而且人們的認識轉變也有一個過程。價格是市場機制的靈魂，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在計劃經濟體制中，長期凝固不變的價格，只是一個計量的符號，失去了價格調節的功能。恢復價格的固有功能，發揮價值規律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在當年，是一個相對艱巨的任務：這不僅涉及觀念上的變革，需要扭轉“穩定物價”為社會主義一大優越性的傳統思維，而且關系到整個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因為價格改革與調整，必然會引起不同產業的重構。我國的價格改革是從計劃價格調整與局部開放少量的市場價格即雙軌制價格開始的，從調到放，從雙軌制價格逐步到并軌為單一的市場價格，足足花了10多年的時間，才基本上完成了價格改革的基本任務，使價格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場體制改革的漸進性與艱巨性，還可從對改革模式的基本認識，即從市場與計劃關系的認識演變過程中得到反映：從改革初期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20世紀80年代中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再到90年代初的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此相應，主流社會對商品、市場關系的認識，也從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有商品貨幣關系而不承認商品經濟，到承認有商品經濟概念而不承認市場經濟存在，再到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市場經濟的過程。

從整個社會對商品、價格、市場關系認識的這一艱難的演化過程，足以說明中國改革為什么要采取一條漸進式改革思路了。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引入商品與市場經濟的因素，這并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而是基于我們對中國國情、對商品關系的新的認識。中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直接轉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并經歷了1958年那一段窮過渡的深刻教訓。這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比較靠后。這個現實告訴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不僅需要擯棄、消滅商品以及市場關系的烏托邦觀念，更要補商品與市場經濟發展不足之課，以大力發展商品與市場經濟來實現強國之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方略，可以說無一不是商品與市場經濟的要求。最初在農村出現的三大改革，包括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替代體制、鄉鎮企業的大發展，總體上是要將自給自足與半自給自足的廣大農村，走上工業化、市場化的富裕之路。城市國有企業改革的目的是將大批不自主、低效益的企業改造成富有效率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自主主體。地方財政大包干則是為了結束中央與地方的統收統支關系，從中滲入計算價值的市場經濟因素。價格改革、外貿改革等，更是市場機制作用的應有之義。不僅是眾多的改革政策，甚至連開放也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商品沒有國界，其流通要求突破一切地域與國界的限制。對外開放其實就是商品、資本、技術等一切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的自由流通。所以，我們在20世紀70年代末所舉起的改革開放旗幟，說到底都是商品、價格與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正是源于商品與市場關系的這些政策，促成了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

一、繼承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精華

引入市場經濟因素，走出計劃經濟體系；發展個體、私營與外資經濟，重組國有經濟等等，一系列改革的政策與現實，是不是意味著我們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發展道路了呢？當然不是。改革只是在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不斷創新與完善。社會主義經濟最本質的特征是什么，是公有制。早在1848年，馬克思與恩格斯為無產階級起草的不朽綱領《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句經典的話語：“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在以后的許多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闡發了這一基本觀念：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與社會所有制，是未來社會經濟關系的基本準則。無論是當年的蘇聯還是中國，它們建國以后都迅速摧毀私有經濟，完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改造。然而實踐卻證明，公有制經濟的一統天下并不符合兩國生產力發展的現實，從而使鼓勵和扶持非公經濟發展，成為改革的一項重要使命。但這并不意味著要不斷壓縮公有制經濟的活動領域，甚至要否定公有制經濟的存在。一種“效率論”的觀點曾極力為否定公有制經濟助威，認為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缺少活力，否則在非公企業面前不會節節敗退。改革以來，不少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敗下陣來，這確是事實，然而卻事出有因：一是由于國有企業恢復自主之身的改革有一個過程，而非公企業卻是天生的市場經濟派，在市場環境中游刃有余，在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也可以說，非公企業在這段時期的發展機遇，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二是因為扶持非公經濟發展是改革的一項重要政策，從而當時的各項政策給予非公企業加速發展的許多優惠條件與特殊待遇。

中國的國有企業經過擴權讓利、利改稅、企業經營承包責任制、現代企業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經過兼并重組、淘汰落后，現在已經基本完成了改革的要求，一大批有活力的國有企業已出現在世人面前。提供公用產品的那些國有企業也多已按照市場主體要求自力運作，其效益主要體現在社會效益上。至于在競爭性產業領域中的一大批國有企業，正在充分顯示它們的活力與效益。所以絕不能說，國有企業是一種缺乏效率的經濟形式。事實上，只要改革到位，讓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制約、自我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主體，國有企業完全能夠在市場上與其他企業一爭高低。

“效率論”的非難稍淡，如今又出現了一種國有企業“壟斷論”的責難，認為中石化、中海油等一些中央國企，靠壟斷資源獲得巨利，壓制了非公企業的進入與發展。競爭與壟斷的關系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命題。競爭產生壟斷，壟斷也會轉向競爭。發達國家都有自己的反壟斷法，為的是維護競爭的合理進行。但究竟是維護競爭的利益還是維護壟斷的利益，在西方國家也是因時因地而異。比如，1983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曾被政府作出反壟斷裁決，公司因此改組拆分為8家獨立公司，即除了新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以外，還有7家區域性的貝爾電話公司。但是9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取消了對電話電報公司的重點管制，并為其重新并購與集中開了綠燈。進入21世紀以后，美國政府事實上為壟斷企業的兼并擴張大開綠燈。所以，無論是制約壟斷還是容忍壟斷，都是從增強國家競爭力出發，或者說服務于國家經濟利益的需要。當前進入中國的一些跨國公司，多是一些國際壟斷企業，中國的企業如何與之競爭？顯然，眾多中小企業難以與之應對，而唯有一批國有大企業乃至壟斷企業才能與之抗衡。當然，我們現有的一些壟斷性國有企業，多帶有一些行政性壟斷因素，這也是轉軌過程中的必然。怎么從行政性壟斷轉向市場性壟斷，真正顯示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實力，還需依靠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努力。

公有制既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更是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手段。當年，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曾有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論述，這個表述當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但是其中關于“不斷提高人民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這一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論述，還是比較科學的。《共產黨宣言》中也說：“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是過去支配現在，在共產主義社會里是現在支配過去。”“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只是擴大、豐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種手段。”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發展與不斷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聯系在一起來談的。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上上下下都大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把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與文化生活需要當作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但實際情況卻是遠遠背離了這一宗旨，在快速工業化、“趕英超美”、重工業優先發展、“以鋼為綱”等口號下，整個經濟始終處在一種“高積累、低消費”的運行格局，有些年份的積累率甚至高達44%，超越了世界紀錄。在那個年代，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不能算低，但人民群眾生活始終處于貧困之中，特別是一些老革命根據地與西部山區，更是處在“山河依然，面貌未改”的極度貧困狀態。20世紀70年代末的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在經濟領域展開了一場“什么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大討論。正是這場討論在全國的充分展開，使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這一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常識重新獲得全社會的重視，為居民生活所需的最終產品的生產受到了特別的關注。于是，直接為城鄉居民提供消費品的農業與輕工業獲得了快速發展，形成了80年代初城鄉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善與提高的一個小高峰。但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高積累的慣性似乎又在發生作用，積累率又在40%上下運行。八九十年代的高積累、高投資，盡管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消費的比例被壓抑在有限的水平上。此時，高投資、高出口成為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主要動力，而消費的動力功能被壓抑住了。

黨的十八大提出居民人均收入與GDP同步翻番，把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作為21世紀20年代經濟工作的一大目標，這意味著民生問題已被置于經濟建設的核心地位，這不能不是我們建設指導思想的又一次升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必然會導出按勞分配的理論與實踐：作為生產資料主人的廣大勞動者，按所支出的勞動的數量與質量對共同的勞動成果進行分配。在傳統的經濟體制下，按勞分配事實上已異化為平均主義“大鍋飯”。到處是“做多做少一個樣、做與不做一個樣”的分配形式，嚴重壓抑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改革以來，否定平均主義“大鍋飯”政策，恢復計件工資與獎金制度，出臺一部分人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等政策，無疑大大推進了按勞分配的實踐。當然，在多元經濟存在的情況下，按勞分配只是在公有制經濟范圍內發生作用，但與非公有制經濟的分配情況相比較，更顯示出按勞分配的合理性與科學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企業間的運行必然以市場機制來規范，但是在公有制企業范圍內，管理者與職工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同志、互助與協作的關系。盡管有些國有企業的內部關系也有被市場關系所異化的傾向，呼經營者為“老板”，甚至由名變實。但基于公有制基礎上的同志、互助與協作關系，必然會更加扎實。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與社會主義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構成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三大組成部分。傳統體制把生產資料公有制引向極端，使按勞分配異化為平均主義“大鍋飯”，把人之間的互助關系過度神化，這正是改革需要糾偏的地方。但是，改革絕不是否定一切，把一切推倒重來。改革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的道路上，我們絕不能把嬰兒與洗浴水一起倒掉。

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引入與繼承，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兩大構件，其實也是創新：前者是吸納前人所沒有涉及的東西；后者是提煉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華。不過，這里所論述的創新，專指來自改革與發展實踐并能進一步指導實踐的新思維。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中，我們不是簡單地引入商品與市場關系，而是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概念。在商品與市場關系發展的歷史上，不僅存在前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商品與市場關系、資本主義發達的商品與市場關系，而且還存在社會主義商品與市場關系，這是商品與市場關系發展的新階段。社會主義的商品與市場關系不是商品與市場一般關系的簡單延續，而是有其特定的新的內涵。改革理論的探索，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商品與市場關系絕不是私有制與資本主義所專有的，它也能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相適應。其前提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新的認識。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主導的全民所有制或者說國家所有制，其實并不是純而又純的。純粹的或者理論上的全民所有制，應該是整個社會占有社會的全部生產資料，但是實際情況從來不是如此。由于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存在，廣大農民就享受不到進入國有企業勞動與城市福利等待遇。即使在20世紀50年代全民所有制建立初期，也有中央國營企業與地方國營企業之別。至于改革以后，在自主企業地位確立過程中，全民所有制中的中央利益、地方利益與企業利益的存在與差別，就格外顯明了。從而，馬克思論述的商品存在兩條件之一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就要進一步演化為不同的經濟利益主體。正是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或者說全民所有制不純粹，存在中央、地方與企業等利益主體之別，這就決定了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仍存在商品與市場關系的土壤。從而商品與市場關系是內在于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之中，而不僅是從西方經濟中引入的。

植根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關系與市場經濟，給予社會主義經濟生活以極其豐富的內容，即一方面是商品與市場一般中的基本運行規范，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在規范。這就出現了社會主義經濟的雙重運行機制，比如，國有企業既要在市場運行中以利潤為經營導向，又要自覺地維護社會利益，杜絕那些損害社會利益的不道德行為；在調動企業職工勞動積極性上，既要強化物質激勵，更要關注精神激勵，充分調動職工作為企業主人翁的積極性。社會主義社會既然存在商品與市場關系，那么，商品拜物教也必然存在。商品拜物教是一種經濟關系，只要勞動產品變為商品，商品拜物教就內在于商品關系之中。于是，人們間交換勞動的相互關系，就演變為物與物的交換關系，物的關系掩蓋了人的關系，并反過來支配人的關系，使人們拜倒在商品、貨幣與資本的腳下。但社會主義商品與市場經濟有內在于公有制的一些機制，如雙重運行機制，它們可以抑制商品拜物教的作用范圍與程度。至于當前經濟領域腐敗現象之嚴重，或者說商品拜物教現象之嚴重，這既與經濟轉軌時期的特殊階段有關，也與整個社會沒有把握好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特殊性，沒有充分認清與發揮公有制的潛能與作用有關。正如所說：“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表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這就是說，我們搞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發展的新階段。我們的市場導向改革，必然能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更加繁榮，而絕不會走向資本主義。

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密切相關的，是在社會主義所有制關系上的又一創新，即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多種經濟形式共存的新的所有制結構，或者說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傳統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結構。改革開放以來創建的新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由公與非公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共同構成。這就意味著，不僅是公有制經濟，而且個體、私營、外資等經濟也成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現實內容了。在創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過程中，我們要注意防止兩種有害的傾向：一是害怕與抑制非公經濟發展的傳統思維，以為非公經濟的發展會危及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二是以國有企業是一種“無效率經濟”為由，否定公有制經濟的地位與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為此，我們實現的是兩個務必政策：一方面是積極扶持與支持個體、私營與外資企業的發展，給它們以多種優惠政策與靈活措施；另一方面是通過企業改革、兼并重組等措施，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特別是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的存在，是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特殊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的特殊性，不僅來自公有制基礎的不純粹性，而且還來自傳統的私有制基礎。這就決定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商品與市場關系的一般與特殊、共性與個性的交織，常常會呈現出一些紛繁復雜的現象。在這里，既有公有制的“普照之光”會對其他經濟形式發生作用和影響，其他經濟形式也會對公有經濟發生作用和影響。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同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創新。由于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的存在，就意味著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必然要求參與剩余價值即M的分割。否則，外資企業不可能進來，個體與私營經濟不可能發展。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這是把V的分配與M的分配都結合在一起了。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大分配原則，大大調動了各方面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實現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要素收入必然大大高于按勞分配的收入，這是今日收入差距拉大、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一開始就提出用共同富裕補充“先富起來”政策的主要原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色，是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特殊性。改革是要破除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集權，但絕不是要否定政府應有的經濟職能。改革所沖擊的主要是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恢復國有企業在經濟運行中的市場主體地位，但是在宏觀經濟范圍內，政府還必須承擔重要經濟職能。我們可以看到，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不僅沖擊傳統的僵化體制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而且在市場體系與市場秩序恢復過程中，政府也發揮了重要的助力。

在市場導向的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建設過程中，中國政府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市場經濟體制是由市場主體、市場體系與宏觀調控三大構件所組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效率，相對于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來說，主要通過宏觀調控機制表現出來，而這正是社會主義政府在市場經濟中作用的主要方面。西方國家盡管有凱恩斯等宏觀調控理論作指導，但由于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以及政府的有限經濟權力，它們常常無力駕馭經濟的失調特別是經濟危機的影響。而社會主義中國的政府，既從人民與社會利益出發合理地運用經濟與行政杠桿，更有強大的國有經濟為調控基礎，從而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能中流砥柱，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中也能從容應對。當然，對于我們來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還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既要熟悉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一般規范，又要把握源于公有制基礎上宏觀調控的新特點，這將會有一個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是一場前無古人的偉大探索，從理論到實踐必然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但是我們堅信，中國人民必然能排除各種干擾和困難，從容地達到勝利的彼岸。

作者：袁恩楨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