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廣義虛擬的經濟理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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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綜述

全球經濟危機之后，廣義虛擬經濟成為了社會與學術界非常關注的熱點問題。學術界對這一問題已經開始了積極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五個方面。首先，突出對心理需求的滿足是廣義虛擬經濟的主要特征。當今傳統(tǒng)的經濟研究將重點放在對物的研究上，而忽視了人的心理需求這個關鍵因素。廣義虛擬經濟理論則是以人的價值判斷為基準，充分考慮人的心理需求，形成了“看不見的心”的新規(guī)制。林左鳴（2010、2011）指出，在“物本”，即人們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后，人們會開始尋求“人本”的滿足，即對心理需求的滿足。這充分體現(xiàn)了廣義虛擬經濟有別于傳統(tǒng)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其次，虛擬價值的交換是實現(xiàn)廣義虛擬經濟的途徑。廣義虛擬經濟通過創(chuàng)造滿足人們心理需要的虛擬價值，來實現(xiàn)其經濟活動的意義，它的出現(xiàn)為許多在實體經濟上無法再獲得發(fā)展空間的經濟體，帶來了又一輪大踏步前進的動力。如IBM、ISPAOL（美國在線公司）和華納公司就是通過成功進軍廣義虛擬經濟，從而獲得新一輪大發(fā)展的典范；而Sony則因為躊躇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而被諸多競爭者后來居上，不僅失去了虛擬經濟的新陣地，也失去了原有領域的競爭優(yōu)勢（曉林等，2008）。再次，基于價值論的新財富觀是廣義虛擬經濟的基礎與起點。廣義虛擬經濟堅持認為財富是經濟學研究的核心范疇，并堅持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發(fā)展了勞動價值論，從生活價值論的意義上討論了財富的新屬性，拓展了財富生成的空間，并運用新的財富觀念審視了虛擬價值的屬性（林左鳴等，2006）。基于價值論的基本思想，廣義虛擬經濟又進而發(fā)展出了二元人本論以及系統(tǒng)論等主要理論分支，并使得基于價值論、二元人本論與系統(tǒng)論的廣義虛擬經濟與基于金融輪的狹義虛擬經濟一起，構成了描述虛擬經濟的理論，并與實體經濟理論相互促進和補充。（成思危，1999、2003；劉駿民，2000；陳吉磊等，2011；林左鳴等，2011；王延亮等，2011；宗寒，2012；曾鴻，2012；周永剛等，2013）第四，應用性研究是廣義虛擬經濟研究的新方向。隨著廣義虛擬經濟研究的不斷深入，其相關理論也逐漸被應用于對各個行業(yè)。傳媒（吳秀生，2006）、農業(yè)與農村發(fā)展（吳秀生等，2007）、物聯(lián)網與新能源（蕭琛等，2011）、ICE（智能文化教育）產業(yè)（蕭琛等，2011）等領域都出現(xiàn)了廣義虛擬經濟研究的視角。最后，廣義虛擬經濟理論成為了研究服務業(yè)、家庭服務業(yè)問題的有效方法。針對服務業(yè)，學者們提出，傳統(tǒng)服務行業(yè)的企業(yè)員工通過向顧客提供服務來完成商品價值的傳遞，在服務關系中，人們的心理特征和需求等內在因素對服務評價的影響作用相對于客觀外在的的因素更為顯著。對廣義虛擬經濟與服務業(yè)的相關研究顯示，消費者的社會群聚性需求、信任、關系傾向等心理因素對顧客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顧客滿意度的大小又最終決定了顧客對服務忠誠度的高低。顧客的忠誠度越高，說明服務不僅僅滿足了基本的物質需要，而且相比之下更多的滿足了人們的心理需求（易楠等，2012；張明立等，2014；張運良等，2012）。具體到家庭服務業(yè)，近年來也開始有學者就如何從廣義虛擬經濟視角去研究家庭服務業(yè)該如何發(fā)展（王志剛等，2012）、家庭服務業(yè)如何更好的滿足消費者的心理需求、如何避免家庭服務業(yè)中的“私簽”現(xiàn)象等具體問題展開了研究與探討（王志剛等，2012）。綜上所述，家庭服務業(yè)作為廣義虛擬經濟中的一個重要產業(yè)，其未來發(fā)展也必須由現(xiàn)在的“物本”，向“人本”的方向發(fā)展。但是，目前在研究廣義虛擬經濟的相關文獻中，理論性研究較多，應用性研究較少；在為數(shù)不多的應用性研究中，針對基于信息技術等直接創(chuàng)造虛擬價值的行業(yè)研究較多，而針對像家庭服務業(yè)這種基于勞動，同時需要實現(xiàn)從實體價值向虛擬價值轉換的行業(yè)的研究較少；在將廣義虛擬經濟理論運用于家庭服務業(yè)的有關研究中，也鮮有學者運用廣義虛擬經濟理論從微觀層面，就消費者對家庭服務的選擇行為及支付意愿進行研究。

二、數(shù)據(jù)來源與樣本特征

（一）樣本數(shù)據(jù)來源本研究的主要數(shù)據(jù)來源于對北京地區(qū)家庭服務業(yè)市場問卷抽樣調研。調研地點選擇家庭服務公司數(shù)量較多的朝陽區(qū)、西城區(qū)、東城區(qū)與海淀區(qū)。調研共回收問卷825份，其中有效問卷768份，有效率為93.09%。

（二）樣本特征樣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調研樣本中性別比例比較平衡，男女基本各占一半。年齡層次偏年輕化，其中20~30歲以及30~40歲分別超過三分之一，是調查樣本的主要年齡層次。樣本文化程度普遍較高，其中本科及碩士以上占比分別超過四成和兩成，本科以上學歷總共超過七成。而小學、初中占比較小，高中、技校、中專以及大專共占比約三成。出現(xiàn)這樣結果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源于樣本年輕化，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受過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在北京工作人群大多具有學歷上的基本準入條件，這樣就使得樣本文化程度較高。有學齡前兒童的樣本對家庭服務業(yè)中早教以及母嬰護理有著比較明顯的需求，隨著近年來消費意識的轉變，對其需求更加強烈。同時，早教及母嬰護理類型的工作，相對來說具備一定技術上的要求。從樣本的居住情況來看，北京市擁有較多的外來人口，且在北京購買住宅、子女教育都與戶口有著直接的關系。樣本中北京戶口人群占六成，外地戶口占四成。從住所性質來看，自有住房占據(jù)一半比例，其次是選擇在北京租房居住占到三成；居住在單位提供的公寓占到兩成。大體上說，自有住房意味著在北京安家，可以側面反映這部分人群多為固定居住人群，對家庭服務業(yè)選擇的概率要大于另外一半流動性較強的群體。從居住狀態(tài)上逾一半樣本人群和朋友共同居住，有五分之一的人處于獨自居住狀態(tài)，與配偶居住的占到近兩成，僅與父母居住的占到很小非比例。這顯示，居住狀態(tài)的特征，反映了樣本年齡層次的生活特點。從樣本的工作性質來看，普通的企業(yè)員工占到三分之一，企業(yè)管理者占比為四分之一，技術人員，公務員所占比例不到兩成，而工人、私營業(yè)主或者無業(yè)退休人員占比更小。數(shù)據(jù)反映出樣本人群大多處于較為繁忙的工作狀態(tài)。從樣本的月收入水平來看，5000～10000元水平占據(jù)最大比例，將近四成，處于每月5000元以下的占比不到兩成，而僅四成樣本群體收入超過每月1萬元，受調查者中月收入超過2萬元的占比不到一成。相比2013年北京市民5453元的月平均收入來說，受調查者的總體月收入水平與北京市平均水平持平。從對家庭服務員的雇傭情況來看，調查樣本中超過四分之一的人群正在雇傭家庭服務員。家庭服務中提供做飯和保潔工作的比率分別為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總和將近六成。而老人、病人、母嬰等護理性服務具有相似比例，分別占比不到兩成。若我們按照工作所需要的技術含量將家庭服務員從事的工作進行分類，把保潔、做飯等低水平工作歸為家庭勞動類服務，把老人與母嬰的護理等需要一定技能的工作歸為家庭護理類服務，把早教與家教外教等需要較高技術水平的工作歸為家庭教育類服務，則目前被調查區(qū)域從事家庭勞動類的家庭服務員還是占據(jù)大多數(shù)。這說明，在北京市家庭服務業(yè)中傳統(tǒng)服務類型占據(jù)較大市場。對家庭服務的支付情況來看，占最多比例的是每月3000元以下的水平，其中每月2000~3000元的占到三分之一，而能夠超過每月4000元的僅有不到一成。

三、計量模型

本文的分析分成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了解什么樣的消費者會選擇雇傭家庭服務員。在這個階段，我們會考察消費者的個人特征、職業(yè)和居住情況等因素對消費者雇傭決策的影響。第二階段，我們要了解在選擇雇傭家庭服務員的消費者中，消費者是否愿意為高水平家庭服務工作進行更高的支付。本研究在實證分析上最大的特點是，只有當消費者在第一階段選擇了雇傭家庭服務后，第二階段的如家庭服務工作層次等變量才能被觀察到。對于這個過程可能產生的選擇性偏誤（selectionbias），本文采取基于樣本選擇的有序probit模型減少其對估計結果的影響。一般的，Heckman備擇模型可以用來估計第二階段因變量為連續(xù)變量的問題。而本文遇到的問題是，在進行樣本選擇后，即當消費者選擇雇傭家庭服務員后，第二階段面對的是一個需要進行有序probit回歸的步驟，因為支付意愿是由低到高排列的。因此，不能簡單地使用有序probit回歸或者Heckman二階段回歸。對此，Vella（1998）從假設、估計方法和數(shù)據(jù)結構三個方面討論了存在樣本選擇時的估計問題；Nayg（a2003）運用基于樣本選擇的有序probit模型研究了消費者對輻照食品的支付意愿；DeLucaetal（.2011）又對基于樣本選擇的有序估計理論與方法進行了進一步的深化與補充。根據(jù)具體情形，本文利用樣本選擇的有序probit模型來進行估計。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若ρ=0，則atanhρ=0，則基于樣本選擇的有序probit與一般的有序probit將得到同樣的結果。若ρ≠0，則必須運用基于樣本選擇的有序回歸來估計最終的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

四、計量結果

（一）變量設定按照前文提出的兩階段模型，我們設定兩階段模型的自變量和因變量，如表2所示。

（二）估計結果及分析本文使用計量分析軟件Stata13.0中的orderedprobitmodelwithselection功能，在對消費者是否雇傭家庭服務員進行probit回歸的基礎上，分別對消費者的支付意愿進行有序probit估計，并計算各個選定自變量分別對支付意愿五個等級的邊際效應。具體分析如下。首先，考察第一階段影響消費者雇傭家庭服務員的主要因素。可以從表3看出，在樣本的個體特征方面，呈現(xiàn)兩個影響結果。一方面，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家中是否有學齡前兒童以及是否與父母共同居住對是否選擇家庭服務員的決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中，以年齡的邊際效應最為顯著，即年齡在30歲以上的消費者有15%的可能性更傾向于選擇雇傭家庭服務員。本文的調查對象主要由年齡在30至50歲之間的高學歷人群構成，這一組樣本一般都處于自己事業(yè)的上升和成熟階段。他們會把大部分的時間投入到工作當中，而更容易忽視家庭的基本事務，他們會更傾向于雇傭家庭服務員來打理自己家庭的基本事務，比如照顧學齡前的孩子與年邁的父母。另一方面，與上述個體特征影響的結果相反，婚姻對是否雇傭家庭服務員的決策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已婚人士較未婚人士雇傭家庭服務員的可能性低13%。原因可能是因為已婚人士無論在事業(yè)還是家庭上都有配偶一同分擔，從而相對未婚人士有更多的時間來從事家庭基本事務，因此雇傭家庭服務員的可能性較低。在樣本的個人收入方面，月收入在1萬元以上的消費者更有可能雇傭家庭服務員，可能性比月收入1萬元以下的消費者高12%。高收入的人更有能力雇傭家庭服務員，而且高收入人群生活條件比較好，因此，他們也會選擇雇傭家庭服務員來分擔自己處理家庭事務方面的負擔，從而自己消費更多的閑暇。值得注意的是，薪水在三個月內增加的受訪者選擇雇傭家庭服務員的可能性相比之下約增加了15%。同時，接近二成的邊際效果讓我們看到消費者對家庭服務存在很高的需求，而且雇傭與否的決策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于收入是否能夠負擔的起對家庭服務員的雇傭。此外，是否具有北京戶口、房屋是否自有以及是否為公務員對消費者的雇傭決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表明具有北京戶口、房屋自由以及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對家庭服務有更大的需求。其次，考察一下第二階段消費者對家庭服務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從該表可以看到，athrho的p值為0.001，說明athrho的估計值在5%的置信區(qū)間上顯著異于零，因此存在樣本選擇偏誤的問題。同時，兩階段誤差項的相關性的檢驗結果也是顯著的，這說明，本文采用基于樣本選擇模型的有序probit回歸是合理的。從自變量的顯著性來看，家庭服務工作層次對消費者的支付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年齡以及是否為公務員對消費者的支付意愿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從總體情況來看，若家庭服務員所提供的工作適當提高層次，則消費者對家庭服務更傾向于高水平的支付；若消費者年齡大于30歲、職業(yè)為公務員，則相比之下對家庭服務更傾向于低水平支付。再次，考察一下自變量對每個層次消費支付意愿的邊際效應。由于消費者的支付意愿是一個在取值上有順序的離散變量，因此各個自變量對其總體的影響與各個自變量對其每個層次的影響是存在差異的。在表4中各自變量的估計系數(shù)是其對費者支付意愿的總體影響。與此相比，考察自變量對消費者支付意愿各個層次的邊際影響更有意義。因此，本文進一步的求取每個自變量對費者支付意愿的每個層次的邊際效應，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具體考察如下。在邊際效應中，家庭服務工作層次、年齡與是否為公務員這三個自變量對支付意愿的相應層次有顯著影響。具體的分析分三點進行。一是在家庭服務工作層次的邊際效應上，我們看到了令人關注的結果。當家庭服務員所提供的家庭服務工作層次每提高一個層級時，消費者對其進行低水平支付的可能性顯著降低。當家庭服務工作提高一個層次，消費者對家庭服務每月支付1000元以下的可能性顯著降低3%、每月支付1000～2000元的可能性相比之下顯著降低6%、而每月支付2000～3000元的可能性顯著降低4%。可以看到，隨著家庭服務員提供服務工作層次的上升，消費者不會傾向于對這種提高工作層次的行為進行低水平支付。相反，我們看到當消費者每月愿意支付4000元以上時，工作層次提高的邊際效應顯著為正，說明與低層次工作相比，提供更高層次的家庭服務工作會使消費者傾向于支付每月4000元以上的可能性增加約11%，是各層次中支付可能性最大的一項。我們認為，與家庭勞動類工作相比，家庭護理與家庭教育類的家庭服務工作更傾向于與消費者發(fā)生精神層面的交換，提供服務方與消費者交換的是虛擬價值，因此，家庭護理與家庭教育類的工作更能滿足消費者的心理需求。如家庭護理工作不僅使得消費者的身體得到了關照，保證了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而且護理人員每日的照顧與陪伴使得受照顧的老人或孩子內心多了份安慰，少了份孤獨，從而心理得到了滿足。再如家庭教育類家庭服務工作，它使得受教育者掌握了技能，學到了知識，這會讓他們在學校獲得更好的成績，得到學業(yè)上的認可，或者在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從而取得成就。家庭教育給家庭帶來的成就感是無可比擬的，因此這也滿足了很多望子成龍或者渴望成功的家庭的心理需要。因此，消費者愿意為這種能夠滿足其心理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家庭服務工作主動放棄較低水平的支付，并情愿采取較高水平的支付，顯示出了對高水平家庭服務工作強烈的心理上的需求。這也是本文題目所強調的主旨。二是從年齡上看，年齡大于30歲的消費者更傾向于每月向家庭服務支付的區(qū)間為1000元以下至3000元，其中支付1000至2000元的可能性最大。而若家庭服務索要的支付額過高，即每月4000元以上時，邊際效應的取值為負值，消費者不愿意雇傭家庭服務員。三是若消費者從事公務員工作，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其愿意向家庭服務每月支付1000元以下至3000元，其中每月支付1000至2000元的可能性最大。而當家庭服務索要支付額超過每月4000元時，消費者選擇雇傭家庭服務員的可能性顯著下降。從年齡與是否為公務員這兩個自變量的邊際影響方面我們看到，若控制了家庭服務工作層次不變，則消費者更傾向于低水平的支付，而對高水平的支付表現(xiàn)出抵觸的態(tài)度。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對北京市消費者的問卷調查，以支付意愿與不同層次的家庭服務工作之間的關系為線索，計量分析了消費者是否愿意為高水平家庭服務工作進行更多支付的問題。所得結論有以下四點。首先，本次研究的樣本特征表現(xiàn)為年輕化，而年輕人由于生活現(xiàn)狀的限制，不太傾向于雇傭家庭服務員。大多數(shù)受調查者平時工作繁忙，都還沒有成家（未婚的成年人比例為57.94%），目前還是跟朋友一同居住，這些客觀條件使他們中只有少數(shù)人選擇了雇傭家庭服務員。其次，具有單身、薪水較高、年齡較大、文化程度高、家中有兒童、房屋自有、有北京戶口、有一定社會地位、與父母共同居住以及工資有提升等特征的消費者更愿意雇傭家庭服務員，對家庭服務相對而言有更大的需求。再次，消費者愿意為更高水平的家庭服務工作進行較高水平的支付，這顯示出消費者對高水平家庭服務工作強烈的心理需求。但是，當所提供的家庭服務工作層次不發(fā)生改變時，其他條件的變化只能使消費者傾向于低水平支付。最后，年輕且高學歷的人群對高水平家庭服務工作的需求更多的來源于心理上的需要。本研究的調查樣本以年輕的高學歷人群為主，這些人更強調精神上的慰藉、心靈上的溝通與思想上的交流，更注重虛擬價值的交換。因此，他們對高水平家庭服務工作體現(xiàn)出的更高的支付意愿主要來源于他們對心理層面等虛擬價值的需求。基于上述四點結論，本文為我國家庭服務業(yè)的發(fā)展提出以下四點建議。首先，加強培訓以培養(yǎng)可以承擔高層次家庭服務工作的從業(yè)者。家庭服務行業(yè)必須加強對從業(yè)人員的專門培訓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要迅速改變家庭服務從業(yè)人員現(xiàn)狀，必須下大力氣抓好家庭服務培訓工作。其次，開發(fā)新型服務項目，以適合不同層次消費者的需求。尤其要開發(fā)滿足年輕且高學歷的消費者心理需求的服務項目，廣義虛擬經濟的有關概念應該在這個層次的服務中得到應用與發(fā)展。再次，家庭服務業(yè)要注重對于消費者特征的調查與研究。消費者的需求已經顯示出明顯的多樣化，消費者更大的支付意愿又取決于其心理需求，因此對市場更細致入微的剖析與探索必不可少，也只有這樣才能找到家庭服務業(yè)新的增長點。最后，家庭服務必須走品牌化的道路，從而在廣義虛擬經濟市場中建立家庭服務業(yè)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并讓消費者對家庭服務業(yè)保持良好的信心。要打造差異化和個性化的服務品牌，大力推進服務創(chuàng)新和品牌宣傳活動。同時，要提升家庭服務企業(yè)的內部管理水平，從而能夠從市場競爭中獲得良好的聲譽，建立自身的品牌。

作者：蘇毅清王志剛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yè)與農村發(fā)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