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總布局下的私營經濟理論與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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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時代，新時期以來黨和國家關于私營經濟的理論和政策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及生態文明建設，有力推進了五位一體戰略總布局的進程。同時，我國私營經濟發展也面臨著新時代的新環境。為了順利推進戰略總布局及應對經濟新常態對私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挑戰，通過對新時期以來黨和國家關于私營經濟理論和政策的梳理及私營經濟發展成果的研究，以期了解我國私營經濟發展的四十年之曲折偉大歷程，增強對新時展私營經濟重要性的認識。

關鍵詞：私營經濟理論和政策；五位一體總布局；經濟建設

新時期以來，黨和國家關于發展私營經濟的理論和政策對促進改革開放，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實現我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做出重大貢獻。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為解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所面臨的新問題，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戰略總布局順勢而為，在推進戰略總布局的進程中，人民群眾、政府機構、各類企業主體群策群力、奮勇拼搏。“大海茫茫，百舸爭流，不拒眾流方為滄海。”，在推動歷史進步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中，私營經濟就是重要支流，黨和國家關于發展私營經濟的理論和政策是其源頭活水，民營經濟以其蓬勃活力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踏上新征程。

一、黨和國家關于私營經濟的理論和政策有利

于我國經濟建設的全面進步改革開放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片面強調計劃和集中管理，忽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體制運行呈現低效率、高成本的缺點，逐漸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建設進一步發展的最根本因素。改革開放后，黨和國家關于發展私營經濟的理論和政策破除了單一所有制經濟理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束縛，我國私營經濟隨之發展起來。私營經濟的發展改變了我國的所有制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狀況，激發了公有制經濟活力，增強了國家經濟實力。新時代，黨和國家關于私營經濟的理論和政策得到鞏固發展。黨的報告指出，“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和完善”明確了黨和國家對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長期不變的鮮明態度，“兩個毫不動搖”更是打消了一部分人對新時代黨和國家的非公經濟政策會不會變的顧慮，這種顧慮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曾以“國進民退”的形式引起理論界激烈爭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嚴重沖擊，為應對困境，黨和政府采取了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部分國有企業出于商業考量在某些行業收購兼并了一些中小型民營企業，這引起經濟學界人士對“國進民退”的擔憂。2009年經濟學界對“國進民退”現象展開了激烈爭論。為此，2010年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指出，“2009年，‘民’沒有‘退’。不僅沒有退，民營經濟還逆勢而上，為‘保八’做出了重要貢獻。”[1]報告再次說明，只要改革在繼續，無論經濟形勢如何變動，黨和政府一直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相應，民營企業發展了，私營經濟強了，也就提升了黨和國家的經濟建設能力。2010年以后，我國經濟建設面臨發展瓶頸，之前屢試不爽的投資驅動效應越來越不明顯。到2014年10月，政府發起了新的一輪投資上的擴張，但收效甚微，中國經濟步入下行通道。為應對此經濟新常態，我國不但要做強做大公有制經濟，也要持續增強私營經濟等非公經濟的實力，公有制經濟與私營經濟共進退才能繼續促進我國的經濟建設。有“國進民退”爭論的前車之鑒，黨和政府在做強做大國有企業時采取了更為靈活的政策，2014年國企混改被提出并實施，在國企混改中黨和政府充分重視民營等非公資本的要素作用，明確規定民營等非公資本可以參與到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在大型國企中國聯通的改革中，就吸收了百度、阿里巴巴等非公資本，既增強了中國聯通的市場競爭力，解決了中國聯通的發展困境，也提高了非公資本、非公企業的影響力。正如報告所指出的“要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要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實踐上，在黨和國家關于私營經濟理論的指導下，我國私營經濟的增長率一直高于全國經濟增長率，對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的增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根據會議期間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冉萬祥提供的數字，“民營企業對國家稅收貢獻超過50%，國內民營企業的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均超過60%，高新技術企業中民營企業占比超過了70%，解決了80%以上城鎮就業人口的就業問題，并且民營企業對新增就業貢獻率達到了90%。”[2]這些數據說明，黨和國家關于私營經濟的理論和政策在不斷深化發展，這些理論和政策既促進了我國私營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我國經濟建設的全面進步。

二、黨和國家關于私營經濟的理論和政策有利

于我國政治建設的深入發展新時期以來，在黨和國家關于私營經濟的理論和政策的指導下，私營經濟蓬勃發展，私營經濟從業人員數量逐年增長。根據2015年10月的《中國個體私營經濟與就業關系研究報告》顯示，“我國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從1990年的2263萬人，增加到2014年的2.5億人，增長了10倍。”[3]2.5億從業人員相比于全國13.6億的總人口，比例不小。如果是與9億多的勞動力人口相比，這個比例就更大了。關于政治建設的問題在于，非公經濟從業人員與公有制經濟從業人員由于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不同，對待政治建設態度迥異，一個明顯的差異就是，在民營等非公企業中黨組織建設與體制內單位相比極其薄弱，民營非公企業從業人員對黨和國家的向心力與體制內職工相比也相對弱小。一到黨和國家的重要節日，體制內職工載歌載舞、敲鑼打鼓，體制外職工東逛西看、滿臉漠然。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主義政黨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講政治，2億多私營經濟從業人員如果講政治那就利于我國的政治建設，如果不講或少講就不利于我國的政治建設。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要充分發揮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增強黨的政治影響力，確保政治正確、方向正確，就必須把個體私營從業人員納入到我國的政治建設進程中來。首先是解決私營企業主的政治身份問題，黨和國家認為私營企業主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受益者和實踐者，不能簡單的以“剝削”二字來定性私營企業主用包括管理、資本的利潤、風險收入等所創造的價值，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客觀需要出發，私營企業主的收益要加以維護。最近幾年，輿論場有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我國環境留不住精英，還用一些數據加以佐證，像每年中國有多少私營企業主、行業精英人士把出國特別是獲得西方先進國家永久居住權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有多少人已經成功獲得美英法德的綠卡或永久居民身份，諸如此類。”[4]中國人口多，又處在一個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每年確有不少移居國外的精英，他們移居國外的原因多種，怎么會都是因為擔心中國發展方向而移居國外呢？對于私營企業主這個階層，黨和國家有基本的政治制度來解決他們的發展問題，那就是統一戰線。在新時代，以信息化為標志的新民營企業家們眼界更為開闊、思維更加活躍，對他們的統戰工作要比之前更為靈活，黨和政府本著促使私營經濟發展，做好新時代政治建設的目的，想方設法解決他們的需求，新民營企業家們不只是企業在國內，心也在國內。在政治參與上，黨和國家充分發揮統一戰線的作用，允許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可吸收部分優秀的民營企業家參政、議政。這些企業家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們受益于黨和國家關于私營經濟發展的理論和政策，經濟上得到實惠，政治上得到認可，真心擁護黨的領導，在面對西方政治滲透，應對復雜政治局面時能起到重要作用。正如主席在報告中所言：“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廣泛團結聯系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共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當前，是黨和國家在各個輿論場同作斗爭的攻堅期。通過對微博輿論場的分析，持有觀點并在輿論場猖狂抹黑黨和國家的人，屢教不改的大多是私營等非公經濟從業人員，像把與烤肉聯系在一起的原微博賬號“作業本”的運營者孫杰，污蔑狼牙山五壯士是欺壓百姓的游兵散勇的廣東網民張廣紅，再如非公企業抖音推廣方案中出現的對英烈不敬的內容等。在私營等非公企業從業人員中的泛濫極大危害了黨的聲譽和執政的合法性，對我國的政治建設造成嚴重威脅。新時代如何面對諸如泛濫等政治問題，必須全民學政治、講政治，要讓私營等非公經濟從業人員學政治、講政治，在民營等非公企業建立黨組織，這就需要民營企業家及非公企業高管們積極響應組織號召，真心實意加以落實。為解決民營等非公企業內部黨組織欠缺的現狀，近年來黨和國家一直在積極推進非公企業的黨組織建設，通過在民營等非公企業建設黨組織搞政治建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應該堅定推行。根據《2016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顯示，185.5萬個非公有制企業已建立黨組織，占非公有制企業總數的67.9%。在黨組織的帶領下，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能在政治立場上堅定支持黨和政府，在意識形態斗爭中站在黨的一邊，將增強黨和國家應對復雜政治局面的能力。可以說，黨和國家對個體私營經濟及其從業人員的理論和政策著眼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建設，因時而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政治力量，增強了黨的執政能力，鞏固了黨的執政基礎，堅定了政治建設的正確方向。

三、黨和國家關于私營經濟的理論政策有利于

我國文化建設的整體進步改革開放初期，在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文化體制改革相對滯后。由于文化體制的單一性，使得作為社會共享資源的文化產業異常落后，為改變文化發展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的問題，黨和國家制定了私營經濟進入文化產業的政策，對我國文化產業的進步起到積極作用。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文化體制改革之所以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是因為我們只重視文化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功能，沒有重視文化的產業功能。我國的文化單位長期以事業單位為主，沒有重視文化生產力的發展，文化產業極為落后，致使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滿足不了市場需要，也無法釋放文化的生產力功能，這對我國的文化建設是極為不利的。直到2001年3月的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中央文件才開始使用“文化產業”的概念，把發展文化產業列入國家發展計劃。此后，中國共產黨在十六大政治報告中第一次把文化領域明確區分為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政府開始注重利用市場機制，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參與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并鼓勵和引導民營資本等非國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領域，利用各種民間資本以及海外資本進行文化建設，構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2004年10月18日，文化部下發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文化產業的意見》，《意見》認為：“積極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文化產業，有利于廣泛吸納社會資金發展文化產業；有利于解放文化生產力，創造就業機會，拉動內需，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多元化多渠道地為廣大群眾提供豐富多彩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在民營資本等非國有資本的參與下，我國文化產業進入積極發展期。隨著實踐的發展，理論在深入。2015年，十三五規劃建議指出，要讓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兩年之后，在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對物質和精神的雙重需要，主席在報告中說：“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但在文化產品的供給上，我國文化產業生產的優秀文化產品相對缺少，單純依靠公有制文化企業解決供給矛盾又很難。因此，黨和政府必須推動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發展，特別是文化產業的發展，用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標準要求的多元文化主體所產出的多樣化的優秀文化產品滿足人民群眾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在黨和國家的相關政策引導下，我國民營企業在文化產業發展中取得了豐碩成果。目前，在動漫游戲業、印刷復制業、電影電視劇制作業、出版物發行業演藝業等領域，民營企業均占據絕大多數市場份額。根據統計數據，“2016年，持有《廣播電視節目制作經營許可證》的民營企業及機構達到12927家，比2015年增加46%，且占制作機構總數的90%。”[5]大量的民營文化企業群體推動了文化產業的整體發展，為社會創造了不容忽視的經濟效益，并促進了文化事業的進步。根據《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2012）》和《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核算方法》兩個文件的數據，“2016年全國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為30785億元，比上年增長13.0%（未扣除價格因素），比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速高4.4個百分點；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14%，比上年提高0.17個百分點。”[6]這是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首次超過4%，光鮮數據的背后，民營文化企業功不可沒，關于發展民營文化企業的文化產業政策是重要保障。實踐證明，黨和國家關于私營經濟的理論和政策有力地促進了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和文化事業的進步。

四、黨和國家關于私營經濟的理論和政策有利

于我國社會建設的穩定發展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社會主體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并帶來社會結構的變動。進入21世紀后，這種趨勢愈為明顯，當時的黨中央由此推行和諧社會建設。和諧社會建設包括經濟和諧，具體到私營經濟就是其發展要遵循黨和政府的相關政策，遵循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規律，保持與公有制經濟的和諧關系。同時，民營企業作為新社會階層的聚集平臺，也要注重內部和諧，注重營造勞資平等的企業管理氛圍，樹立從業人員的主人翁精神。如當時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工商聯主席黃孟復所言：“民營經濟要更好地發展，必須要主動參與到和諧社會建設，主動地承擔構建和諧社會的責任。”[7]黃孟復言論詮釋了黨和國家關于和諧社會建設理論對民營企業發展的具體要求。主席在報告進一步指出，“我國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旗幟鮮明地指出民營企業對社會建設應負的責任。從辯證法來看，整體功能并不是局部的簡單相加，局部的優化組合所產生的整體效應能促進事物發展，反之，則阻礙事物發展。社會作為一個系統、一個整體，社會建設就要注重系統內部各要素的合理建構。怎么樣在我國社會建設中對社會結構進行合理布局？解決之道在于我國的社會結構布局要有章可循，避免亂折騰。總理曾在《求是》發文，明確提出我們的社會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8]簡單來說，就是讓大部分人的收入都達到中等水平，高收入和低收入的人群都占很少一部分。從世界上先進國家的社會結構來看，這是一種相對完美的社會結構，也即相對成熟的社會結構。目前，我國中產階級整體規模在逐漸擴大，但離橄欖形社會結構的要求還有距離。新時代，我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構建合理的社會結構，必須扶持壯大中產階級。這就需要私營等非公經濟的發展，需要民營等非公企業為從業人員提供階層跨越的機會。在黨和國家關于社會結構的頂層設計下，相關政策相繼出臺，用來促進我國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形成。新時代，黨和國家關于私營經濟的理論和政策對民營企業的發展，對依靠民營企業等非公經濟企業來壯大中產階層起到重要和直接的促進作用。如“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使我國社會掀起了創業創新大潮，挖掘出社會潛在生產力，成為普通大眾參與新一輪改革開放，收獲新一輪改革開放紅利的有效途徑。在創業創新政策的推動下，我國新增企業主體快速增加，新增創新成果數量驚人，在2016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新設立企業1.4萬戶；上半年，國內專利申請144.5萬件，同比增加37.8%；技術合同成交金額3373億元，同比增長11.6%”。[9]這些都為經濟新常態的發展注入了活力因子。政府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讓更多的人投身于民營企業發展中去，讓更多的人通過創業富起來，讓更多的人通過創業創新實現了人生價值，特別是讓很多家境普通的青年通過政府政策的幫助而投身于雙創大潮，為他們開啟人生新夢想，打開階層向上跨越的通道，粉碎別有用心勢力所鼓吹的我國社會階層已然固化的陰謀論，最終實現收入分配結構合理化，促進社會公平。因此，在黨和國家關于私營經濟的理論和政策的引導下，我國私營經濟的發展，民營企業的進步，促進了我國社會結構的合理建構，有利于我國社會建設的穩定發展。

五、黨和國家關于私營經濟的理論和政策有利

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效推進十八大以后，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的原有經濟發展模式已無法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所帶來的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生態退化的嚴峻程度已經達到我國政府和人民以及生態系統本身所能承受的極限。在這樣的背景下，原有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大量倒閉或轉移生產基地；資源消耗型的企業或城市面臨收益銳減的困境，企業負債累累、城市成了“空城（如鄂爾多斯）”，[10]轉型壓力巨大。人民群眾對生態系統問題怨聲載道，如對遍布城鄉的霧霾對人體健康危害的恐懼，對河流污染及土地污染現象的不滿。至此，“環境問題不單是經濟問題，也成為了政治問題。”[11]洶涌民意最終上升為政治意志，黨和國家開始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一些地方政府積極執行黨和國家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決定，提出鼓勵民營企業發展綠色經濟的建議。如2013年1月，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在江蘇省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強調了江蘇省要“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態文明新體系”。江蘇省政協隨后響應省委號召出臺了《鼓勵民營企業綠色發展推進江蘇生態文明建設的建議》的文件。《建議》認為：“政府應推動和引導民營企業綠色發展，相關部門要著重抓好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綠色經濟的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政府要信任并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行業自律作用，落實民營企業發展綠色經濟。”十八大之后的五年，全國各地政府紛紛吹響向生態文明建設進軍的號角，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廣為人知，生態文明建設政策被狠抓落實，生態文明建設成果有目共睹。理論的發展、政策的落實、成就的斐然激勵全體中國人民在生態文明建設之路上不畏艱難，更加奮勇前行。2017年10月，黨的召開。習在報告中指出，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報告同時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解決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社會矛盾意義重大。

參考文獻：

[1]黃孟復.工商聯：2009沒有國進民退但有民資被擠出現象[EB/OL].

[2]冉萬祥.民營企業的貢獻可以用“56789”來概括[EB/OL].

[3]國家工商總局.中國個體私營經濟與就業關系研究，[EB/OL].

[4]參見《中國看到了精英外流好的一面》[EB\OL].

[5]蘭培.新起點、新格局、新趨向：文化產業發展會走向何方[EB/OL].

[6]國家統計局.2016年我國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3%.[EB/OL].

[7]黃孟復.民營企業要積極承擔構建和諧社會責任[EB/OL].

[8].關于發展社會事業和改善民生的幾個問題[J].求是，2010(7).

[9]發改委.我國正處創業創新黃金期每天新設企業1.4萬戶[EB/OL].

[10]李雋輝，米杜.資源城市的“中年危機”[EB/OL].

[11]參見《環境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EB/OL].

作者：曹金舉 單位：鄭州信息工程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