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經濟學視角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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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制度經濟學作為西方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分支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其中有：1.交易成本經濟學，2.產權經濟學，3.制度創新理論構成，此類原理作用于發現經濟體系運行中制度的主要地位和作用的，并能夠對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決的問題作出具體分析和從新解釋。如何才能把握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精髓，對促進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和指導性。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市場經濟；體制改革

中國的改革最初始于農業家庭承包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家庭承包制的創新作為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和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經典，它沖破了社會主義農業中的傳統體制模式，實現了社會主義建設史上集體所有制中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的第一次分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所有制理論。20世紀80年代末，新制度經濟學傳播到我國的時候，正是我國改革進入到比較困難的時期。如何尋求理論支持來打破改革停滯的困局，是決策者和研究者共同面臨的難題。而新制度經濟學的傳入正可謂恰逢其時。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改革之所以能不斷推進，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研究與中國改革實踐持續良性互動的結果。

一、產權理論與中國改革的互動

從觀歷史可以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在新中國改革開放前，農村主要實行的集體所有制的發展模式，“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作為體制下中國農村和農村農業生產的主要制度。基于此類體制的要求下，土地所有權不歸個人而全部歸集體所有。因此土地既不能作為買賣對象，也不可以進行出租更不可以作為經營成本。盡管此類產權制度在一大段時期里促進了中國農村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但是隨著這種制度的運行，其缺點逐漸暴露出來，主要表現為因初始產權制度未清晰界定而帶來的機會主義的盛行及農業生產效率的低下。20世紀70年代末由安徽小崗村自發創立的“包產到戶”開啟了全國范圍內的農村改革，解決了農村效率低下的難題。從產權理論視角看，所謂的“包產到戶”實質上就是一個產權初始界定問題，因為交易費用大于零，如果沒有產權的初始界定，必然會導致每個人不會投入其所有的精力從事農業生產，因為偷懶問題的存在會使人覺得自己的付出不值得。而如果將產權界定給每一個人，情況就不一樣了，原有產權制度下存在的各種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有效解決。因此，以“包產到戶”為實質內容的家庭聯產承包制能夠順利地實施的主要原因可以歸功于產權的清晰界定，由此解決了體制內機會主義問題。僅僅依據這一點來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制度完全的符合了科斯的觀點，即通過當事人之間的談判的方法來改善資源配置效率的產權理論。

二、交易費用理論與中國改革的互動

根據科斯對于此類學科的定義不難發現企業之所以替代市場，主要是因為企業的出現和發展極大程度的降低了市場交易的成本。從微觀主體的角度來看，此類經濟活動通常都面臨著內部交易費用與外部交易費用的雙重約束，而企業究竟選擇哪種方式，到底是采取外部的市場交易抑還是選擇是內部的企業組織，原則之一在于取于外部交易成本的高低與內部的組織成本的大小進行比較。企業最終會選擇那個交易成本第的并且放棄成本高的那一項經濟活動。循此理論，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我國微觀企業內部制度變革基本上就是向著這個方向變遷的。其具體表現為加強了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并在企業內部逐步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機制。一個主要方面是通過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機制體制對企業內部的組織成本進行降價并減少內部交易成本。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則是通過加強信息披露及外部治理來降低企業外部的監督成本等外部交易成本。基于以上原則，交易費用理論作為我國國企改革的最重要理論來源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三、制度變遷理論與中國改革的互動

有部分研究新制度經濟學的學者認為，制度作為影響經濟效率的主要且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制度是否是有效或無效與制度變遷的方式方法和速度和規模都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道格拉斯•諾思認為，制度變遷是制度隨著時間的變化而不斷、反復地經過創立和變更的過程。中國改革的30多年實際上就是制度變遷的30多年，可以說是制度變遷促成了中國改革的奇跡。新制度經濟學根據制度變遷的主體又將制度變遷劃分為了兩種類型：1.是誘致性制度變遷，2.是強制性制度變遷。第一種的含義是指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而第二種則必須是由某種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無法得到的獲利機會引起的。所以，誘致性制度變遷是一種自下而上引發的變革，這種非組織性的變革決定了其規模必然是從小到大，對大眾的影響力也是逐漸滲透的，直到得到上層領導者的認可才獲得全國范圍的推廣。強制性制度變遷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實現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的主體是各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政府在制度供給上不僅具有規模經濟的優勢，而且在制度的實施及其組織成本方面也具有優勢。科斯在其《變革中國》一書中對中國30多年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在中國存在著兩種不同路徑的改革：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動的改革和自下而上誘發的邊緣革命。進一步看，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可以說是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曲折過程，頂層設計和底層創新構成了中國改革探索的模式。

從我國的改革歷程看，我國改革采取的是兩種方式的結合，即誘致性制度變遷與強制性制度變遷共同存在。在具體的改革實踐中，從試點發展到進行推廣、從局部發展到面向全國，從農村到城市、恰恰都是容易到困難但卻又是這樣的改革方式反而具有著效果顯著的成果。中國經歷的這30多年改革恰巧結合了頂層設計與底層創新的發展這些都與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制度變遷方式密切相關。

參考文獻：

[1]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102.

作者：牟善剛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