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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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回顧

2000年，中國正式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7%;而到了2013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高達9.7%，人口老齡化速度在進一步加快。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但繼續發展下去所產生的沖擊將不亞于全球化、城市化、工業化等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偉大的經濟與社會革命。〔1〕一些人口老齡化比較嚴重的國家，比如日本和西歐，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或經濟衰退問題?！?〕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更有著特殊性。一方面老年人基數大、發展速度快、高齡化、空巢化趨勢顯著;另一方面區域分布不平衡，不同地區進入人口老齡化的時間跨度較大，比如早在1988年，以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為代表的東部地區已進入老齡化，相比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進入老齡化的時間至少早了二、三十年。〔3〕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很可能會受到人口老齡化的巨大沖擊，人口老齡化給中國帶來的挑戰越來越緊迫。〔4〕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區域經濟增長已經出現空間集聚現象。

關于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多數學者認為，人口老齡化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6〕，而少數學者則認為人口老齡化可以通過資本積累促進經濟增長〔7〕，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具有雙重效應〔8〕，或者得出了一些其他結論，比如鞏勛洲、尹振濤(2009)認為，人口老齡化給一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他們認為人口老齡化未必使得經濟增長速度放緩〔9〕，但彭希哲、胡湛(2011)的觀點是，在經濟領域，人口老齡化會對儲蓄、稅收、投資與消費、社會福利體系、勞動力市場和產業結構等形成沖擊?！?0〕從現有成果的研究維度考察，多數學者在研究過程中都只考慮了時間單一維度。然而大量的經濟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表明: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并非相互獨立，而是相互影響的，各經濟體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相關性，表征各經濟變量的數據不能被看作是從獨立同分布的同一總體中產生的〔11〕，如果僅僅假定數據具有空間勻質性，忽略其空間依賴性或空間自相關特征，其研究結論的準確性會受到很大影響，也很難有說服力。為此，本文打破既有計量分析的研究局限，將空間權重納入計量分析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國31個省級區域的空間面板數據，就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研究，以期為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科學合理地制訂人口發展政策，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提供科學依據。

二、將空間因素納入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問題分析框架的邏輯

經濟增長是一國或區域內一定時期產品和服務總產出的增加，它既可以用國內生產總值也可以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POP來測算。若采用前者，則應保持GDPt＞GDPt－1，否則意味著無增長;若采用后者，則應保持GDPt/POPt＞GDPt－1/POPt－1。這一測量方法與人口總量和結構的變動有著密切關系，如果GDP的增長率≦POP的增長率，同樣意味著無增長，而人口總量和結構變動的一個重要指標是老年人口占比。因此，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是有重要影響的。關于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他將人口經濟問題歸結為人口與生產資料之間的關系，但最初的馬爾薩斯人口論并沒有考慮資本具有再生性的問題。其后，伴隨著西方國家紛紛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學者們從不同角度研究了人口老齡化影響經濟增長的原因，這些研究主要側重于新古典增長理論、生命周期假說和人口紅利理論。1956年，經濟學家索洛首次將技術進步視為外生的，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并且證明了產出(Y)取決于資本(K)、勞動(L)和技術發展水平(A)，其生產函數的形式為Y(t)=F(K(t)，A(t)L(t))，其中，t代表時間。但ClarkandSpengler(1980)摒棄索洛模型的外生固定假設，認為，經濟增長依賴于勞動力資源，處于青壯年的勞動力人口和接近衰老時期的勞動力人口，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有明顯差別。

而Thorndike(1940)從人類心理行為角度研究發現，勞動力人口進入45歲或50歲以后，盡管有較為豐富的經驗，技術熟練，但隨著年齡上升，體力和記憶力逐漸衰減，從而影響從事生產勞動的速度、敏捷程度和質量。1954年，經濟學家莫迪利亞尼與布魯伯格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說，認為個體是以生命周期內效用最大化為原則的，個體會綜合考慮終生的收入，將一生的消費與儲蓄進行跨期最優配置。在年輕時考慮未來收入會增加，消費超過收入，形成負儲蓄;在中年時，考慮償還年輕時的債務和未來養老，收入超過消費，形成正儲蓄;在老年時收入減少，消費又超過收入，形成負儲蓄〔14〕，所以，人口老齡化能夠影響社會的總消費和總儲蓄，進而對經濟增長造成不利影響。由于該理論存在假設條件缺陷，如儲蓄無利率、生命周期與預期壽命的確定性等，因此影響了理論的解釋力。1998年，DavidE．Bloom與JeffreyG．Williamson提出了人口紅利理論，認為“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勞動年齡人口充分供給以獲得較高儲蓄率形成的人口紅利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源泉”。

2007年，RonaldLee與AndrewMa-son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紅利理論，認為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延長與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年輕人在應對老年時期的危機時會增加新的儲蓄動機，在工作期積累資本，從而促進經濟增長。〔16〕不難看出，考慮時間因素研究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問題的文獻非常普遍，但是卻忽視了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在時間與空間維度上同時發生的。從空間維度看，不同經濟體在全球化背景下，其國家或地區之間的經濟已經形成相互聯系，通過勞動、資本和技術等要素流動(包括流動總量、方式和程度等)以及產品和服務貿易等對經濟增長產生著重要作用。由于勞動力要素流動與其質量和數量的變化有關，而影響勞動供給數量和質量變動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總量、自然增長率、年齡結構和勞動力文化素質的變化等，以及一個重要指標———老年人口占比，因此，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一個空間現象，某一地理空間區域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與鄰近的地理空間區域具有空間上的依賴性。將空間因素納入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問題的分析框架，能使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及其結論更具有準確性和說服力。這是本文將時間與空間多維度結合進行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依據。

三、空間計量分析

(一)變量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運用空間計量經濟模型考察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數據的時空跨度為2000－2013年31個省級區域?？紤]到香港、澳門、臺灣的社會經濟制度與內地不同，故不納入本文的研究。具體而言，本研究將經濟增長作為被解釋變量，采用以2000年價格計算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人均GDP)度量;將人口老齡化作為解釋變量，同時基于國際標準，本文將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達到總人口的7%，或6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總人口的10%作為界定標準。衡量人口老齡化的指標采用老年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撫養比、老少比、總撫養比等?？紤]數據的可獲得性及完整性，本文選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及老年人口撫養比兩個指標。老年人口比例根據65歲及以上人口數與總人口數計算得出。各變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1－2014)、各省(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及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其中，2005年為1%人口抽樣調查樣本數據，2000年與2010年為全國性人口普查數據，其他年份為1‰人口變動調查樣本數據。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二)空間相關性檢驗由于幾乎所有的空間數據都具有空間依賴性或空間自相關特征〔17〕，如果僅考慮人口老齡化單一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會忽略鄰近區域經濟增長對本區域的潛在影響。故本文采用Moran'sI指數進行全局空間相關性檢驗。圖1所示為2000－2013年全國31個省級區域人均GDP的Moran'sI指數變化情況。Moran'sI指數在0.24－0.27之間波動，且均通過了5%顯著性檢驗，表明14年間中國31個省級區域人均GDP存在顯著正向空間相關性。再基于局域Moran'sI指數得到Moran'sI散點圖，從而可以進一步揭示各省級區域人均GDP的空間集聚特征。李婧等(2010)提出為了能直觀地表示Moran'sI散點圖，可將結果直接標識在地圖上〔18〕，我們認為比較可取。因此，利用Geo-da095i軟件形成了局域空間自相關(LISA)集聚圖(如圖2)。圖2所示，2013年中國各省級區域人均GDP在地理上呈現出4種類型的空間集聚現象:“高－高(H－H)”、“低－高(L－H)”、“低－低(L－L)”與“高－低(H－L)”集聚模式。處于“高－高(H－H)”集聚模式的主要包括江蘇省、上海市和浙江省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該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工業基礎雄厚、交通便利，資源信息互動性強，能夠帶動鄰近區域的經濟增長，且有較為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河北省和海南省處于“低－高(L－H)”集聚模式，與鄰近省份的經濟聯系較弱，河北省人均GDP較低，而鄰近省份人均GDP則較高;海南省從地理上與其他30個省級區域的相連關系較弱。四川省處于“低－低(L－L)”集聚模式，其周圍省份多屬于西部地區，由于歷史、區位、自然稟賦以及發展戰略與政策等各方面原因的影響〔19〕，四川省與鄰近省份的人均GDP均較低，經濟增長較為滯后。廣東處于“高－低(H－L)”集聚模式，該省人均GDP較高，但未對周邊區域形成輻射擴散作用。經濟增長需要依賴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要素的流動，而資本和勞動力在區域間的配置和流動是導致區域經濟增長差距的主要因素。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在完整的市場中，生產要素可以在區域間自由流動，使其區域間要素的最終收益趨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進入經濟體制轉軌時期，通過實行漸進式改革和地區間非均衡的發展戰略，東部地區沿海城市因為優越的地理位置，其市場化程度已經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這期間雖然國家在1999年便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2002年提出振興東部老工業基地戰略，2004年提出中部崛起發展戰略，但是經濟發展的空間區域差距依然存在，這是客觀的事實，也是本文要就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進行空間計量分析的現實依據所在。

(三)模型設定空間相關性檢驗既已確定了經濟增長存在空間依賴性，那么有必要將空間因素納入空間計量經濟模型以研究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根據空間滯后變量的類型和空間相關性作用范圍兩個維度，空間面板模型可以分為空間滯后模型和空間誤差模型兩類?！?0〕空間面板滯后模型主要研究因變量的空間溢出效應;空間誤差模型則主要研究鄰近區域因變量隨機誤差項對本區域的影響。因此，空間面板數據模型的設定可采用如下兩種形式。表2給出了空間滯后面板模型和空間誤差面板模型的極大似然法(LM)檢驗統計量，由于LMLAGLMERR，所以選擇空間滯后面板模型。對于固定效應與隨機效應模型的選擇，通過Haunsman檢驗，表明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當樣本隨機取自總體時，選擇隨機效應模型較為恰當，而當回歸分析局限于一些特定個體時，則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1〕由于本文按全國31個省級區域劃分進行研究，顯然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適。

(四)回歸分析根據空間效應和時間效應非觀測值效應的不同控制，分為無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空間固定效應和時空雙固定效應4種模型，估計結果見表3。從空間滯后系數ρ來看，無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和空間固定效應模型的空間滯后系數ρ均為正且均通過了5%顯著性檢驗，表明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存在顯著正向空間相關性，鄰近省級區域之間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空間集聚特征。從模型擬合優度R2和自然對數似然函數值LogL來看，固定效應模型優于無固定效應模型。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增長存在區域不平衡，大體上表現為東、中、西部地區梯度分布格局，如果假定區域之間具有相同的經濟增長水平，不能體現中國經濟增長的地區差異性。從固定效應模型類型來看，在時間和空間固定效應模型中，老年人口撫養比和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均通過了1%顯著性檢驗，表明可能存在時間固定效應和空間固定效應;在時空雙固定效應模型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通過了5%顯著性檢驗，老年人口撫養比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可能不存在時空雙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反映隨著時間的變化，而不隨空間區域變化的背景變量對穩態水平的影響;空間固定效應則反映隨著空間區域變化，而不隨時間變化的背景變量對穩態的影響。時間固定效應和空間固定效應的擬合優度均較高，表明固定效應模型能準確體現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過程?？臻g固定效應模型的擬合優度最高，表明空間固定效應是最優模型?？臻g固定效應模型體現出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會受到經濟結構和自然稟賦的影響;時間固定效應模型體現出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會受到經濟周期、突發沖擊的影響。但結合中國經濟增長的事實，前者的估計結果應該較后者更為理想。所有模型的老年人口撫養比系數為負，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系數為正，表明中國人口老齡化影響經濟增長的關鍵取決于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是被撫養人口，而勞動力年齡人口不僅要生產滿足自身需要的財富，還要生產滿足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需要的財富，以及生產滿足社會其他需要的財富，所以在社會生產中居于核心地位。與此同時，老年人口如果通過再社會化轉變自身社會角色，從賦閑人員轉變為有作為的工作者，通過再就業和持續就業開發其人力資源價值，則可有效地彌補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缺口，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四、基本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國31個省級區域空間面板數據，在考慮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空間依賴性條件下，首次運用空間計量分析技術，建立空間滯后面板模型就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1)2000－2013年中國31個省級區域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顯著正向空間相關性。這基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實行漸進式改革和地區間非均衡發展戰略，造成了經濟增長的區域不平衡與空間集聚。(2)某些省份的經濟增長依賴于相似空間區域省份的經濟增長，故形成了4種空間集聚模式:“高－高(H－H)”集聚模式集中在長江三角洲地區，該區域的經濟增長已形成積極的相互促進效應，具有強大的帶動作用;“低－高(L－H)”集聚模式主要為河北省和海南省，其周圍省份區域的快速經濟增長并沒有帶動這兩個省份的經濟增長;“低－低(L－L)”集聚模式為四川省，其周圍省級區域的經濟增長均較為滯后;“高－低(H－L)”集聚模式為廣東省，雖自身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未對周圍地區形成輻射擴散作用。(3)老年人口撫養比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負面作用，但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這意涵著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關鍵取決于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但老年人口通過再社會化轉變自身的社會角色，也能有效地彌補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缺口，同樣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2015年3月，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而中國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對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至關重要。結合本文的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第一，面臨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的現狀，考慮到老年人口數量增加在相當長時期內不可逆轉，中國勞動力人口的年齡結構將呈現老化，同時中青年勞動力即將率先出現較大幅度下降〔23〕，而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4，這個水平已經非常接近國際上公認的1.3的“低生育陷阱”。歷史經驗表明，所有落入這一“陷阱”的國家，都沒能再重新達到人口更替水平。

在當前允許“單獨”家庭放開二胎的基礎上，應立即實施全面放開二胎政策。這既能增加20年后的勞動力供給，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口老齡化程度，是新時期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舉措。第二，政府應繼續增強對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力度，促進資本與勞動力在空間區域上的有效配置與合理流動，推動區域經濟合作。對中西部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應在確保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加強政策優惠和要素投入，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培育特色產業。同時要加快中西部地區與跨省區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創造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落后地區互動、合作與共享的便利交通條件，充分利用東部地區的資金、技術與人力資源優勢，鼓勵創新區域經濟合作方式，從體制上破除阻礙區域要素自由流動的壁壘，強化經濟增長較快地區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形成區域經濟共同發展新格局。第三，繼續發揮老年人的知識、技術和經驗優勢，開發老年人力資源，推動老年人為經濟發展做貢獻。一方面，政府應積極構建老年人就業的社會氛圍與輿論平臺，利用各種輿論工具加大對老年人就業的宣傳力度，消除社會對老年人擠占年輕人工作崗位的認識誤區;另一方面，應制定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相關法律法規，消除老年人用工歧視，保護老年人的勞動權益;最后，應制定合理的推遲退休年齡政策，已退休的老年人大多依然具有繼續工作的能力和意愿，推遲退休年齡可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資源，補充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缺口，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勞動人口的撫養負擔。

作者：王悅 單位：遼寧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