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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方法與數據說明
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環境壓力等式IPAT[9]的隨機形式———STIRPAT模型[10]進行CO2排放影響因素的評估。由于STIRPAT模型考慮了影響環境的人口、經濟和能源技術3個主要影響因素,在環境問題的研究上被廣泛應用。STIRPAT的原始模型為。為了深入研究我國家庭結構以及居民消費對碳排放的影響,本文在借鑒相關文獻研究的基礎上[3,7],將家庭結構變量和居民消費變量引入STIRPAT模型中,重新對模型進行改造,在不考慮其他控制變量的情況下。其中,i和t分別表示省份和時間,被解釋變量I為CO2排放總量。核心解釋變量中,家庭戶總數和家庭戶規模分別用H和HS表示,居民消費水平用Y表示,能源強度用T表示;控制解釋變量中,產業結構用IS表示、能源消費結構用ES表示、外商直接投資用外資依存度FDI表示。2)CO2排放量估算方法本文參照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6)的推薦方法對CO2排放量進行測算。由于化石燃料燃燒所產生的CO2占到了碳排放總量的95%以上,而煤炭、石油、天然氣是中國廣泛使用的一次能源,本文將考慮這三種化石能源所對應的CO2排放量。為精確起見,本文進一步將化石能源細分為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氣7種能源。CO2排放量的具體估算公式為。式(5)中,i為能源種類,C為CO2排放總量,Ei為消耗的第i種能源的實物量,CFi是發熱值,CCi是碳含量,COFi是氧化因子,44/12表示的是CO2的分子量除以碳元素分子量,CFi×CCi×COFi×44/12表示CO2排放系數。3)數據說明CO2排放計算公式中,各類能源消費的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取值來源于2008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附錄四,CCi和COFi的取值分別來源于IPCC(2006)和《中國溫室氣體清單研究》。模型中影響因素所涉及的數據中,家庭戶規模用各地區每戶平均人口數表示;居民消費用人均居民消費額表示;能源強度用能源消費量與地區GDP之比表示;產業結構用第二產業產出占地區GDP的比重表示;能源消費結構用一次能源消費中天然氣消費量在總能源消費量中的比重來表示;外資依存度用各地區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與GDP的比重來表示。各變量相關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以及各地區統計年鑒。本文研究對象為1997-2011年中國內地30個省市區的面板數據(不包括西藏)。文中所涉及到的各地區GDP、人均居民消費額、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均按照1995年的價格水平進行了調整。
2回歸結果分析
為了確認模型的有效性,本文采用Hausman檢驗進行驗證。運用Eviews6.0軟件對模型進行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的擬合,再根據檢驗結果選擇相應的估計方法。表1報告了被解釋變量為CO2排放總量自然對數的回歸結果。根據檢驗結果,模型I~IV的Hausman檢驗結果分別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表明應當選擇固定效應模型。調整的R2統計量顯示,方程的擬合優度較好,說明變量之間的聯合解釋能力較強。模型I~IV中,模型I只包含了基準模型的四個變量,即家庭戶總數、家庭戶規模、居民消費和能源強度變量的回歸結果。為了檢驗模型I的穩健性,借鑒前人的研究,模型II~IV在模型I的基礎上依次添加了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和外資依存度。根據表1回歸結果,家庭戶總數的估計系數在各模型中差別不大,都在1%的水平顯著為正。家庭戶總數的增加意味著需要更多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住宅單元,導致鋼鐵、水泥等工業產品的消費需求上升,從而促進CO2排放總量的上升。從彈性系數來看,家庭戶總數的變動對我國CO2排放的影響很大。家庭戶規模變量與CO2排放總量顯著負相關,說明大的家庭規模有利于CO2排放量的減少。一般來說,家庭規模具有規模經濟性,較大的家庭規模有利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由于家庭戶是消費的基本單位,有些能源消費是每戶家庭(無論規模大小)必不可少的,如住房、制冷、取暖、家用電器等,這種能源消費受家庭戶人口數的變化影響不大,大家庭的人均能源消費要少于小家庭的人均能源消費,因而有利于CO2排放量的減少。居民消費對CO2排放總量的影響十分明顯,且估計系數都在1%的水平顯著為正。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消費觀念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家用電器、住宅以及私人汽車等高能耗商品日益成為人們消費的熱點。消費產品的高碳化傾向,導致能源消耗總量和CO2排放總量急劇增加。回歸結果顯示,居民消費是影響我國CO2排放的最重要因素。
能源強度估計系數與CO2排放總量顯著正相關。這主要由于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依賴于大量的能源消耗,仍然處于粗放式發展階段,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以及能源利用率不高,技術水平落后,對CO2排放產生了直接的促進作用。產業結構對CO2排放的影響顯著為正,說明第二產業比重的提高對CO2排放產生了推動作用。第二產業的能源消耗往往要比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高很多,尤其是重工業,往往都是高耗能產業。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進程的快速發展階段,第二產業比重過高造成能源的大量消耗,引起CO2排放量的上升等一系列環境污染問題。能源消費結構與CO2排放總量存在負相關關系,即加大天然氣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有利于CO2排放總量的降低。與煤炭相比,天然氣作為一種清潔高效的能源,熱量值和燃燒效率高,CO2排放量小,是實現我國能源低碳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我國當前能源技術水平條件下,通過提高天然氣等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對于轉變能源消費結構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外資依存度估計系數為正,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環境的影響是負面的。由于我國當前的環境規制力度不夠,外商直接投資更多地進入了碳關聯度較高的產業,同時通過加工貿易將高碳產品返銷回國內,導致了能源消費需求的增加和CO2排放總量的上升[12]。
3結論
本文以1997-2011年中國30個省市區的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對中國家庭結構、居民消費與CO2排放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通過運用改進的STIRPAT模型,構建以CO2排放總量為因變量,包含家庭戶總數、家庭戶規模、人均居民消費和能源強度等四個自變量及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和外商直接投資三個控制變量的計量模型。研究結果表明:第一,家庭戶總數的增加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是導致我國CO2排放總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而大的家庭戶規模對CO2排放有抑制作用;第二,第二產業比重的上升和外資依存度的提高對碳排放有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加大清潔能源的利用有助于CO2排放總量的減少。實證研究表明,中國家庭結構和居民消費對CO2排放具有顯著的影響。在我國人口增長速度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下,低碳經濟發展的政策導向應更多地關注家庭結構和居民消費等人文因素。現階段,推廣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家庭結構,加強公眾環保意識和低碳理念的宣傳工作,在全社會倡導低碳綠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將成為我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降低CO2排放的重要途徑。
作者:張晶蔡建峰單位:西北工業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