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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技術權利的運作機制
正如Gereffi所說:“全球經濟不是被自由市場的聯盟和政府間組織制定的標準、規則所約束,而是由產業全球價值鏈中的領先公司所制定的規則、標準所左右”。從技術權利的角度看,跨國公司圍繞上述三方面能力,對后發企業的技術發展形成了較大的影響和制約。
(1)依托技術創新,制定行業標準,形成了拉動和壓制兩種機制。一定程度上講,握有技術標準就意味著握有行業發展的主導權。跨國公司為了長期掌控技術標準,往往進行了大量的技術研發和技術儲備。如日本的Nikon、Canon兩大企業在單反相機市場具有很高的占有率,擁有相機行業的很多技術專利,但在產品生產上并不急于全面體現出來,而是一點點地用于頻繁的更新換代,同時則形成深度的技術儲備,這樣后發企業很難僅靠一兩項技術創新就形成對這一行業的沖擊。這種對技術標準的掌控模式自然在技術路徑上形成了技術勢差:一方面跨國企業積極為產業鏈低端的企業提供技術培訓和技術援助,拉動其為自身提供質量可靠、成本低廉的產品;另一方面則針對具備了一定創新能力的企業重點采取各種壓制的手段。具體來說,跨國公司圍繞自身的技術創新優勢,對后發地區的重點企業主要形成兩方面影響:一是縮短新舊產品的間隔時間,不斷推陳出新,迫使后發企業由于缺乏時間而無法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二是緊密跟蹤國內企業的研發進程,一旦國內企業新產品或新技術研發成功,則立刻降低自身相關產品的價格或低價轉讓相關技術,導致國內企業在這一領域技術積累與研發的努力因為無法產生市場效益而付諸東流。實質看,跨國公司在技術創新力上的治理重點就是打擊后發企業和區域的技術積累體系。
(2)依托全球化的創新網絡,不斷吸納有能力的企業,并掌控網絡的利潤分配機制。資源占有的多少往往決定了技術權力的強弱。跨國公司的網絡領導力實質是對全球創新資源的掌控力,重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不斷構建和完善自身的創新網絡,對于區域不斷涌現出的新的優勢企業,往往采取以資本入股、并購等手段,參與其生產經營,吸納地區的優秀企業成為其產業網絡治理的“馬前卒”。二是形成網絡內部的利潤體系,從而對網絡中的企業進行層級式的治理。正如微笑曲線理論所揭示的,跨國公司及其主要合作商集中于產品創意、技術研發和售后服務等高利潤環節,而將制造與組裝加工等環節交給后發企業且利潤最低。對于后發地區和企業而言,跨國公司的網絡領導力對產業科技的提升有較大的抑制作用。首先,跨國企業的入股與并購,多數結果都是自身掌握了目標市場,而其他企業卻得不到技術,甚至反而造成后發區域技術資產和人才的大量流失。其次,跨國企業所主導的利潤分配秩序延緩了區域產業的升級步伐。以美國蘋果公司生產的iPod為例,中國是iPod的主要生產制造商,但僅能獲得iPod商品最終價值的1.3%,而美國的蘋果公司、運營商和零售商則合計獲得iPod商品最終價值的51.9%。這一運轉體系的結果,實質上削弱了區域產業技術創新的資金支撐,使制造環節的企業更多停留于較低的水平上。
(3)掌握全球科技信息和市場份額,依托技術預見,引領行業發展方向。技術預見來自于對科技發展和市場變動的綜合判斷。跨國公司的運作也重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廣開市場渠道,依托核心產品,占有足夠的市場份額,并在此基礎上密切分析市場的變動趨勢,把握消費需求變動的前景。二是建立全球化的科技信息網絡。如歐盟1995年開始創建的創新驛站,已經成為全球最為先進和具有影響力的技術信息交流與轉移的節點,通過這些網絡和節點的建設,各成員國公司大量掌握全球科技信息的最新動態,為下一步技術發展的趨勢形態提供最新的評估和預判,從而不斷優化自身的發展戰略。
技術預見對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這方面的案例不勝枚舉。以國內的樂凱與柯達的合作為例,2003年柯達將業已沒落的膠片業務切割給樂凱換取樂凱的股份,而自身則加快向數碼影像方向的轉型。在這一過程中樂凱付出了資本卻進入了錯誤的技術軌道,一直到現在樂凱依舊無法重振。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柯達的身上。2012年柯達公司申請破產保護,在與富士公司的競爭中,柯達空有一堆先進的數字成像技術,但卻一直沒能將其與市場需求有效結合起來,還是輸在針對數字影像這一大方向的運作模式上。可以說,技術預見是跨國公司調控甚至打擊后發區域的主要手段,同時如果其自己判斷偏差也會受到重大影響。對于后發區域來講,這一點是挑戰,也蘊藏機遇。
區域產業科技發展的路徑選擇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產業科技提升的過程中,后發企業所擁有的資源、技術是無法與跨國公司相提并論的,同時還要面對跨國公司的各種技術壓制。但這并不表示后發企業沒有機會沖破障礙,重點是要有針對性地具備一定的基礎條件,包括:技術積累能力、制造能力、市場開拓能力等,在這一基礎上就有機會在外部技術范式更迭以及由此引起的產業鏈重塑進程中脫穎而出。具體可分為四個步驟:首先,構建技術積累體系,實現產業科技由技術引進為主向自主創新為主轉變。技術積累是技術創新的基礎,沒有良好的技術積累體系就無法支撐產業科技創新。從國內大中型企業近年來的技術引進經費支出和消化吸收經費支出的變動情況來看,2000年技術引進的費用為245.4億元,而消化吸收僅支出18.2億元,兩者的比值僅為1︰0.07;2007年技術引進經費達到最高值452.5億元,消化吸收支出則達到106.6億元,兩者的比值為1︰0.24;至2010年,大中型企業的技術引進經費下降為386.1億元,消化吸收的經費上升為165.2億元,兩者的比值進一步改善為1︰0.43。可以看出我國企業消化吸收能力得到了改善,但目前的這一水平是遠遠不夠的。以韓國為例,他們在快速發展期很多領域的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之比達到了1︰5~1︰11。與這些先發國家相比,我國技術積累體系的推進力度和建設水平還僅僅處于初級階段。只有持續推動區域技術積累體系的建設才會逐步轉變以技術引進為主的格局,才能有效支撐產業技術形成最終突破。
其次,加快提升核心企業的研發能力和產品的市場占有率,持續向產業鏈兩端整合延伸。核心企業研發能力的強弱決定著區域乃至國家發展動力的強弱。從國內大中型企業的研發投入水平看,2000年全國研發投入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為0.71%,這一比重在隨后的6年中上下波動,直到2009年才達到0.96%,而2010年則又降為0.93%。從美國的情況看,在高技術領域這一比重高達18%,在一般的制造領域這一比重也達到了3.7%。整體反映出國內大中型企業的研發投入以及相應的研發能力還需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區域核心企業還需注重自身市場創新能力的提升。對于處于中間環節的地方制造業來說,打造自主品牌、形成一定的市場占有率,是擺脫跨國公司技術治理、推介自身的市場基礎,只有占據足夠的市場份額,才能具備向產業鏈兩端延伸整合的實力和保障,這一點至關重要。
再次,加快產業集群的發展與升級,促進各創新主體的廣泛聯結和協作互動。在技術發展迅速、體系性和復雜性日益增加的今天,任何企業和區域都不可能同時擁有新產品、新服務、新模式所必需的全部科技。在這一大的背景下,區域產業科技的發展需要建立和依托一個高效、快速的創新網絡,廣泛接觸新思想,快捷獲取新資源,系統化地應對跨國公司的技術治理。從國內的發展情況看,創新網絡的建設尚處于較低的水平上,多數企業缺乏創新網絡的有效支撐,產學研的合作尚不緊密,企業無法有效利用外部創新資源強化自身的技術優勢。針對這一點,區域需要不斷加強創新型產業集群和各類高新園區的建設,推動創新網絡由地方型向全球型網絡的轉變,在更大范圍內、更深的層次上實現各類創新主體間越來越緊密的聯系與協作。
最終,把握產業技術更迭的重大機遇,實現產業科技的突破發展。在具備上述能力的基礎上,企業在產業科技上的突破可以有兩種路線:一種是繼續沿著跨國公司的技術路線,逐步由流程創新、產品創新走向價值創新,提升自身在產業鏈、價值鏈中的位置,逐步掌握產業的核心技術。靠這一路線成功的企業為數不多,在跨國公司的技術權力下發生的機率較低。另一種路線則是企業不斷加強技術監測與核心技術的識別能力,對產業科技的發展方向形成預見性的分析。在新技術更迭的情況下,產業技術路線往往面臨較大的變化。跨國公司在原有技術路線上的積累和技術勢差在新技術浪潮下往往起不到決定性作用,這就恰恰為后發國家提供了跨越障礙、突破壁壘的重要機遇。只要能夠找到新的產品技術、新的管理路徑、新的組織模式、新的商務模式等,都可能給行業帶來沖擊,甚至推動行業業態的變革。如國內的淘寶網、當當網、京東商城等電子商務企業就是抓住現代信息技術對商業的深刻影響,將信息技術轉化為適合商業發展的、有效的商務模式,從而快速發展成為行業的龍頭企業。可以說,能否最終形成對產業科技的有效突破,一方面來自于企業持續的研發積累,另一方面也取決于企業對市場和技術發展的深刻認識與把握。
政府推動區域產業創新的政策重點
整體來看,區域產業科技的發展路徑就是逐步具備升級條件,規避跨國公司“陷阱”,抓住新技術機遇,實現突破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企業不僅要面對跨國企業的各種技術障礙,還要克服一些非技術的影響因素,這就需要政府部門有針對性地給予大力支撐。從我國政府的推動情況看,有些政策和做法需要進一步加強,有些則需要不斷做出調整。
(1)優化政府采購模式,保護和推動技術積累體系的建設。政府采購制度是政府支持本土創新的主要形式。2010年,我國政府采購規模已經由2005年的2928億元增加到8422億元,年均增長23.5%。面對這樣的規模和增速,如何有效引導國內技術創新顯得尤為重要。因此,一方面要注重政府采購的目標管理,針對重點項目事先做好市場需求分析,并建立良好的核查機制,確保政府采購的創新項目符合技術發展方向,能夠有效地商品化、市場化;另一方面應加緊明確行業技術引進的各類標準,一旦有企業承擔某項技術創新后,政府部門應與相關企業協調一致,限制該領域技術的引進,促進國內形成有效的技術積累機制。
(2)調整現有風險投資的“國資”模式,建立市場化的風險投資體系。風險投資本身是一個專業性強、風險性高的行業,需要有非常敏銳的觀察力和扎實的專業基礎。國內有實力的風險投資企業多數都有“國資”背景,雖然起到了一定的資金引導和推動中小企業發展的作用,但從效果看并沒有有效地將社會風險資金引導到技術創新領域上,反而一定程度上給私人資本進入高新技術企業的渠道造成障礙。長時間以來,國內更多的私人資金、社會資本都被用來炒樓、炒黃金等,被吸引投入創新型企業的資金少之又少。這無疑說明目前的風險投資體系存在一定的偏差。長此以往,必然會影響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力,拖延區域產業集群的升級步伐。在下一步的發展中,需要在風險投資市場培育和引入真正專業性、有實力的投資主體,規范風險投資的環境,減少政府干預,加速推動風險投資市場化的建設進程。
(3)推動產業技術聯盟和各類行業協會的發展,宏觀上構建產業技術發展的路線和預見體系。產業技術聯盟和協會是推動產業技術創新的重要組織平臺。國外的技術聯盟和研究協會往往在行業的發展中起到重要的協調和引領作用,但在國內,這一組織結構并未充分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在下一步的發展中,政府部門可以重點加強對行業研究協會等組織機構的支持力度。一是發揮行業協會的引導職能,鼓勵各類行業企業通過這一平臺對產業技術的發展變化趨勢進行分析交流,提供預見服務,協助各類創新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擺脫創新的盲目性和短視性。二是發揮行業協會信息驛站的職能,積極協助企業進行各類技術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有償地為企業提供行業技術發展的動態監測服務,加強對核心企業技術積累與研發保護。三是發揮行業協會的橋梁和紐帶作用,通過這一組織平臺加強各類企業、高等院校乃至政府在產業技術發展路線上就一系列技術問題的互動協作,形成行業發展的共同愿景,促進區域創新網絡的健康、快速發展。
(4)加快發展各類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為技術創新提供良好的服務平臺和網絡支撐。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是連接創新源與應用企業的橋梁和紐帶,對產業科技創新的轉化與擴散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政府而言,首要的一點就是加快自身的角色轉變,為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騰出市場空間。如深圳在推動企業研發自主計劃中,資助與否的依據以會計師事務所的核定為準;在貸款貼息計劃和無償借款計劃中,也引入銀行、擔保機構作為評審主體。這種引入中介機構和金融機構的做法,理清了政府在創新體系中的定位,推動了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創新主體作用的發揮。其次是規范服務業的行業秩序,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水平的提升。針對市場需求較大、要求水平較高、專業性較強的行業,如技術咨詢服務、管理服務、律師服務等,要進一步加強政策引導和支撐,提供公平、公正的商業環境,最終推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高效地融入區域創新網絡,有效促進各類創新主體形成網絡聯接,為各類創新活動提供有力和專業的服務支撐。
作者:崔巍單位:河北省社會科學院財貿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