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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保護區作為以生物多樣性保護為首要目標的特殊地域，其旅游開發應當有著區別于其他風景區的發展模式。四川王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是我國自然保護區中較早開始生態旅游探索的代表。王朗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的最大價值在于它不但找到了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的一種適宜模式，而且使得自然保護區的生態旅游發展成功地促進了自然保護區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但這種生態旅游模式在種種壓力下也面臨著生存的挑戰。從王朗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國自然保護區旅游開發亟待解決旅游定位、旅游目標、開發主體、保護區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等一系列問題。
[關鍵詞]生態旅游自然保護區王朗模式小眾
一、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的王朗模式
1.生態旅游在王朗的成功
王朗自然保護區成立于1965年，是我國最早成立的四個大熊貓自然保護區之一。保護區位于四川省綿陽市北部的平武縣，是岷山山系的腹心地區，屬于全球生物多樣性核心地區之一的喜瑪拉雅——橫斷山區。保護區內生活著大熊貓、金絲猴、扭角羚等7種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和29種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根據1989年的調查，這里是大熊貓分布最密集、人為干擾最少、棲息地質量最好的區域。區內還有著種類豐富的鳥類資源。植物種類也十分豐富，區系組成復雜。完整獨特的生態系統，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和大熊貓的特殊吸引力是王朗開展生態旅游的天賦條件。
1996年，世界自然基金會與國家林業部在王朗自然保護區所在的四川平武縣開展“綜合保護與發展項目”（ICDP）旨在保護大熊貓及其棲息地，尋求森林資源保護與當地持續發展之間的平衡。王朗及其周邊社區的生態旅游就是平武ICDP項目的一個子項目。
王朗的生態旅游從1997年開始啟動，在經過最初三年的規劃籌備之后，從2000年10月開始正式對外運營。入區旅游人數在2001年即超過1萬人，旅游收入達40萬。并在此后的幾年中保持持續增長的勢頭。與此同時王朗的生態旅游以它鮮明的特色迅速獲得了國內外的反響。2001年王朗的生態旅游順利通過了國際著名的生態旅游認證機構——澳大利亞全國生態旅游認證項目（NEAP）的生態旅游認證，2002年王朗的生態旅游被作為發展中國家生態旅游的典型案例向當年在加拿大召開的“國際生態旅游大會”推薦，王朗的生態旅游開始有了國際性影響。同年，王朗自然保護區由原來的省級自然保護區升級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005年王朗的生態旅游又通過了“綠色環球21”生態旅游認證達標階段的評估，這在當時國內的自然保護區中是第一個。在生態旅游發展的同時，王朗的管理、科研、環境教育、監測巡護等工作都得到了全面的發展。王朗自然保護區因此三次被國家林業局評為“全國自然保護區管理先進集體”。并且因為在有效管理、生態旅游、科研合作等方面的突出成就，而被列為51個“全國示范保護區”之一。
2.王朗生態旅游的“小眾”特征
與許多自然保護區的生態旅游不同，王朗生態旅游的內在動力來自于保護區協調發展的要求，而非單純的經濟目的或政府的行政安排。在借鑒了澳大利亞、尼泊爾等國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王朗的生態旅游一開始就避開了其他自然保護區大規模、大眾化旅游開發的誤區，以其鮮明的個性在保護區的生態旅游中獨樹一幟。王朗的生態旅游模式具有鮮明的“小眾”特點，可以稱之為小眾型生態旅游。
“小眾”旅游是區別于大眾旅游的一種精品化的旅游模式，它以旅游市場中對其產品的重度使用者為目標市場，其產品設計、市場營銷、服務方式都針對性地圍繞這幾類小眾游客的特點展開。王朗的生態旅游正是這樣一種“小眾”旅游，它以科研工作者、國際生態旅游者、會議旅游者、學生等八類市場為其主要服務對象。并且通過網站、媒體宣傳、會議、信件、電話甚至私人接觸等方式與這一部分“小眾”保持良好而持久的關系。保護區提供的專業性、知識性極強的旅游產品如講座、科考、專業解說等也正是適應了這一類消費者的需求。而旅游接待中保護區員工與旅游者個人接觸廣泛，人性化的服務模式也十分契合這些目標消費者的心理。
王朗所選擇的這幾類游客的人數雖然不多，但重游率高，花費高，因而構成王朗生態旅游的主要市場。據王朗自然保護區的統計，這一部分游客的數量只占王朗入區游客總數的25％，但其消費占保護區旅游總收入的70％。成功的市場定位與產品定位成為王朗生態旅游最大的競爭優勢。
3.“小眾”生態旅游與王朗自然保護區的全面發展
王朗的旅游實踐不但找到了適合自身資源條件和特點的生態旅游模式，而且使得自然保護區的生態旅游發展成功地服務于保護區的資源保護與管理。通觀王朗生態旅游十年的發展，如果僅從經濟效益角度考量，它算不得成功。每年30萬～40萬元的收入，恐怕是任何一個旅游開發公司所不屑的。但是通過生態旅游的開展，帶動了保護區的科研、保護、教育、國際合作和社區工作，使得保護區走上了一條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之路。僅以科研為例，生態旅游開展的十年是自然保護區對外合作和科研發展最快的時期。王朗自然保護區通過生態旅游的發展提高了知名度，吸引了大量的科研機構的合作和資金的注入。保護區已先后成功地與北京大學、四川大學、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等數十所國內外科研院所進行了20多個科研項目的合作，在巡護、監測和科研的基礎上，建立了幾十個數據庫。同時這些科研成果又被成功地轉化為講座、解說、生態小道等生態旅游產品，極大地豐富了王朗生態旅游的內涵和吸引力。
二、生態旅游王朗模式面臨的困境
作為我國自然保護區中較早開始生態旅游探索的成功典型，王朗的“小眾”生態旅游模式以最小的環境代價獲取保護區保護與發展的資源，它符合生態脆弱的自然保護區的特點，也符合以保護為首要目的的自然保護區的戰略目標，是一種值得其他自然保護區借鑒的可持續旅游模式。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王朗模式自身的生存卻遇到了極大的挑戰。
在王朗自然保護區所在的綿陽市的《2000年～2015年旅游發展規劃》中，就把王朗白馬景區作為綿陽市旅游開發的六大精品景區之一，納入了綿陽市地方旅游經濟發展的格局。2006年，為了加快王朗白馬地區的旅游發展，由綿陽地方政府做媒，平武縣政府與大型民營投資控股集團公司四川漢龍集團簽署協議，計劃由漢龍集團投資3個億，將王朗白馬景區打造成四川第二個旅游目的地，形成四川第二大旅游經濟圈。2006年12月漢龍集團接手了王朗的旅游經營。王朗保護區內形成了王朗管保護，漢龍新公司管旅游，平武縣的王朗白馬風景區管理局協調旅游發展的格局。但是由于開發理念上的沖突和管理上的協調問題，目前王朗保護區內的旅游發展進入了緊張的磨合時期。王朗保護區退出了進行中的“綠色環球21”的生態旅游認證，漢龍集團提出的修建林區道路、整治賓館設施等計劃無法開展，景區內游客人數也有所下降。與此同時保護區周邊開展旅游接待的白馬人為了面對開發商進來后對自身的利益構成威脅的局面，自發成立了自己的旅游開發公司。
在目前的王朗景區內，圍繞旅游開發，交織著幾對突出的矛盾：保護區旅游開發理念和思路的矛盾、保護區與地方政府的矛盾、保護區與旅游開發商的矛盾、旅游開發商與當地居民的矛盾。如果這些矛盾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王朗的生態旅游可能就此夭折。
三、王朗案例帶來的思考
王朗生態旅游的探索和實踐、它目前的困境和面臨的挑戰在我國自然保護區的生態旅游實踐中極具代表性。王朗的生態旅游要突破目前的困境得到健康發展需要解決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是王朗的，也是所有自然保護區旅游發展需要面對的。
1.保護區旅游的定位——經濟優先還是保護至上？
沒有人不知道保護是自然保護區的首要目標。但是保護區的保護、科研、監測、巡護、環境教育都需要經費。經費不足嚴重制約著我國自然保護區的發展，也成為眾多自然保護區開展生態旅游的強勁動力。但是，自然保護區的旅游應當如何定位？是象“一般風景類土地資源”一樣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還是將自然保護區的生態旅游定位為實現保護區總體目標的一個工具？自然保護區在旅游開發之初就應當明確其旅游定位，才能避免在經濟運作中迷失。
王朗自然保護區把他們的生態旅游定位為“小規模、負責任的旅游，它促進周邊社區、游客、公司與企業、政府與非政府部門參與大熊貓棲息地保護機制的建立。”在王朗的案例中，保護區沒有把生態旅游的經濟目標凌駕于其他目標之上，而是成功地讓它成為推動保護區總體目標實現的一個工具。
2.保護區旅游的模式——大眾旅游還是小眾旅游？
國內學者在研究中提出，自然保護區尤其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與世界遺產一樣屬于“遺產資源”，遺產資源的價值是獨一無二的，具有不可替代性。遺產旅游經營創新的關鍵是遺產本真價值的展示。遺產的管理和經營在本質上是非營利的。自然保護區的旅游開發和經營應當區別于其他風景區，嚴格控制旅游容量，堅持小規模、精品化、控制式發展的“小眾”旅游模式。我們認為，自然保護區——尤其是那些資源觀賞價值高、旅游吸引力強的保護區——不應當拒絕大眾游客，但更不宜為了經濟目的而盲目迎合市場需求。保護區的生態旅游應當嚴格服從保護區的首要目標，尋找與保護區職能協調的主導旅游模式，限制游客數量，加強游客管理和環境教育，擔負起引導和培育旅游者的任務，而這本來就是保護區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
3.保護區旅游的主體——自主開發還是對外招商？
目前我國自然保護區的旅游主要有自主開發、對外招商和聯合開發等幾種模式。選擇何種開發模式應當根據保護區的具體情況確定。我們認為對于具備自主開發條件的自然保護區應當鼓勵其自主開發。尤其象王朗這樣積累了豐富的自主開發旅游的經驗、旅游產品特色鮮明并且為市場認可的自然保護區應當堅定不移地支持他們走自主開發之路，從政策上、資金上、技術上給予支持。對于那些不具備開發資金、人才、經驗的自然保護區，可以招商引資或聯合開發。但前提是，一定要建立完善的開發商遴選、監控和退出機制，確保其旅游開發不違背自然保護區的總體目標。
4.保護區旅游的管理——保護區與地方政府的關系
我國許多自然保護區處在生態脆弱、經濟貧困地區，當地居民和地方政府有著強烈發展地方經濟的意愿。這種發展經濟的強烈意愿與保護區的旅游發展思路往往會發生劇烈的沖突。這種意愿和行為又因其作為一種政府意志和政府行為而影響著保護區旅游發展的方向。
地方政府過度介入經濟活動而忽視自身在環境保護、社會管理、協調不同利益群體的矛盾方面的作用，這其中既有發展觀上的偏差，也有深刻的制度設計根源。對于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旅游發展中處于特殊地位的自然保護區來說，迫切需要明晰產權，改變產權主體虛設的狀況，設立權威機構自然保護區的產權，并且適度回收保護區尤其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管理權，加強對自然保護區的條狀垂直控制。這是使自然保護區，尤其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旅游健康發展并服務于保護區管理目標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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