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民營經濟營商環境優化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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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民營經濟是上海改革開放的新高地、科技創新的新先鋒，是推動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國際經貿環境日益嚴峻、國內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和國內法制化建設逐步落地落實的現實背景下，奉賢區面臨著政策配套、要素供應和市場競爭公平性等方面的困難。對此，須要堅持“規劃引領”，突出“服務意識”，明確民營企業的產業發展思路，創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監管環境，為民營企業的經營活動提供便利，致力于培養有前途的民營中小企業，多措并舉提升民營經濟活力，釋放民營經濟的發展動能，助推民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奉賢區；民營企業；營商環境；對策

建議作為上海市民營經濟重鎮，2020年奉賢區擁有民營企業37萬戶、注冊資本超1.4萬億元，工業規模以上企業1，049家、高新技術企業972家、上市及掛牌公司275家、產業人才25萬，為上海市構建起了創新要素高度集聚的城市底色。近年來，隨著黨和國家對于民營經濟的高度重視，一系列助力民營經濟的政策和制度相繼出臺，推動奉賢區民營經濟的成效也初步顯現。目前，奉賢區內的東方美谷、化工新材料產業園、南橋智行生態谷入選上海市26個特色產業園區，成為上海制造的重要承載；工商聯溫州商會、區工商聯安徽商會、區工商聯福建商會、區工商聯臺州商會等4家異地商會相繼成立，擁有989家會員企業；制定實施“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22條”和“支持外資外貿發展16條”，努力營造企業發展良好政策環境。十四五時期也是奉賢區民營經濟重要機遇期，要謀定而后動，準確把握優化民營企業營商環境的必然性，以奉賢區的現實問題為切入點，分析在優化民營企業營商中存在的問題，闡釋改善奉賢區營商環境的基本思路。

一、奉賢區優化民營經濟營商環境的必然性

（一）國際經貿環境日益嚴峻的必然。一方面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給經濟增長帶來了困難與挑戰，尤其在進出口方面影響最大。近年來，中美關系僵持不下，中美貿易戰直接導致外貿導向的民營企業資金短缺、訂單減少、利潤下降，占中國出口總額近“半壁江山”的民營企業受到了非常大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對于加工制造業必需的高技術產品進行封鎖和限制，而這些都是我國民營企業生產賴以維系的重要生產要素。同時，美國對我國先后數次加征上千億美元的關稅，我國加工制造業企業不堪重負，只能提高制成品價格，我國以自身低成本出口的傳統優勢已經蕩然無存。此外，以歐洲發達國家為首的發達國家需求經濟提振困難，尤其是2020年英國完成“脫歐”以后，對歐盟經濟造成了影響，對中國的出口產生較大威脅，特別是如果歐盟傾向于保護主義政策，將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影響中國和歐盟之間的雙邊貿易，為我國出口型民營企業帶來困難。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企業經營低成本優勢顯現。20世紀80年代，國際制造業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地轉移到以珠三角和長三角為代表的中國東部沿海工業區，為中國帶來了完整的制造業產業鏈，民營制造業企業因此迎來了近40年的發展黃金時期。近兩年來，中國先后面臨人口紅利拐點、勞動力成本上升、產業結構加速升級等正反兩方面問題，企業運營成本增加。傳統制造業企業要么在中國本土轉型，要么前往中國內地仍具備相對優勢的地方，或東南亞、南亞乃至非洲等人口紅利更豐富、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區。對于那些生產五金建材、紡織品、鞋類商品的國內制造業企業，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等東盟國家具有相對低廉的雇傭勞工成本、土地價格以及日益改善的投資環境，因而更加具備吸引力，部分民營企業近年來已經被迫開始“走出去”尋找生路。

（二）民營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的必然。目前，國內經濟面臨經濟結構性問題突出、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等問題，已經進入新常態。黨的報告提出，堅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這就要求我們實行供給側改革，優化經濟結構，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走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道路。供給側改革的目標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改革政策的落腳點主要是企業。目前，去產能沿用的20世紀90年代“砸紡錠”做法。而事實上，這種簡單依靠行政指令的進行調控做法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粗糙，不利于維護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國策。同時，隨著我國行業的日益增多、產業鏈不斷完善、產業生態的逐步多樣化，這種方式也顯然無法滿足復雜經濟形勢下民營經濟的發展要求。此外，隨著全球化的日益密切，很多民營企業已經具備國際視野和國際投資的經驗，面對目前的政策環境，如果無法滿足民營企業的發展需求，只能被迫去其他國家和地區謀求發展。

（三）國內法制化建設逐步落地落實的必然。隨著法制化建設的不斷加強，我國在勞動用工、環境保護等方面管理日益規范。勞動用工方面，《社會保險法》和《勞動合同法》不斷被完善，社保機構有權對不辦理社保登記以及未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用人單位及負責人直接處罰，有權申請直接劃扣用人單位的銀行賬戶以及申請法院扣押、查封、拍賣用人單位財產。同時，勞動者也有權對未依法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用人單位，依法解除勞動合同并索取經濟補償金。在環境保護方面，近年來國家加大生態環境建設力度，“史上最嚴的《環境保護法》和其他環境法律法規，規定了企業自我監測、信息公開等義務，提高了罰款標準，規定了按日計罰、行政拘留、引咎辭職、連帶責任等新制度。新《環境保護法》實施以來，幾十萬、幾百萬甚至更多的按日計罰對違法企業形成了威懾，數以千計的環境違法者被行政拘留甚至刑事拘留……一些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企業被社會組織或者檢察機關告上法庭，幾千萬甚至更多的環境損害賠償金使得污染環境無利可圖。”日益健全的法律法規為有關部門行政執法提供了依據，也讓更多原本存在爭議、模棱兩可的行為有法可依。但在依法行政的過程當中，有時難免出現政策配套不足的問題，進而造成行政效率的降低，制約了政府引導協調民營企業重塑企業發展動力的能力。

二、奉賢區優化民營經濟營商環境的重點難點

（一）營商環境優化中政策的配套性。一是戰略留白區的規劃。為應對城市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明確提出結合市域功能布局調整進行戰略空間留白。有關部門以許可證的獲得為節點，原則上暫停了對戰略預留區內各類項目的規劃和土地管理手續的辦理。由于有關部門更改了戰略留白區內的項目準入條件，提出了項目的改擴建、新增用地以及許可證辦理等方面的新要求。一批已經簽署土地合同、繳納土地款，并已經調整了容積率但尚未拿到許可證的企業，改擴建被中止，處境十分尷尬。二是專業轉型的補償標準。從“增量發展”到“提質增效”是產業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但在轉型過程中，部分企業面臨著企業關停關閉、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產業外移等問題，涉及到在土地騰退、環境整治、工業用地減量化以及違章建筑拆除等諸多問題。企業在此過程中需要大筆資金，其中重要的來源是依靠政府傾向性政策及相關稅費的減免及補貼。但目前現有的補貼無法滿足企業轉型以及完成退出上海到周邊安置并恢復生產經營的基本需求，給企業造成很大沖擊，面臨破產風險。三是環境執法的尺度問題。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有企業反映有關部門在執法過程中將罰款作為主要手段，不給企業整改余地。由于環評審查對企業信貸、企業評獎評優等具有“一票否決”權，即一旦被環保部門處罰，所有補貼支持全部取消，影響也會持續數年。一些本可以通過環境整改達標的民營企業受此影響既無法從金融機構獲得融資，也無法得到國家節能減排等相關補貼，發展受到嚴格約束。四是扶持資金的落實落地。為使奉賢區成為上海先進制造業的重要承載區，區財政牽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設立政府產業引導基金、先進制造業專項發展資金以及科技企業支持工程專項資金等，支持奉賢區制造業企業的持續發展和轉型升級。但受制于各種原因，對企業經營風險評估的難度較大，相關資金一直未能真正投入市場化運作，無法起到保障中小企業的利益的實質作用。五是引導產業轉型升級的方式方法。為保證轄區內產業轉型升級的質量和效率，政府會定期編制產業結構調整名單，從而起到對相關企業轉型升級的促進作用。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對于那些位于非建設用地以及部分現狀工業用地區域內的企業，一旦進入產業結構調整企業名單，通常會被取消原有的各項財政補貼和相關扶持政策，與此同時，環保、安監、消防、市場監管等部門也會對其施行更加嚴格的監督，使企業缺少轉型的空間和時間，只能被迫關停或者外遷。

（二）部分必需生產要素的供給供應。一是關于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企業獲得直接融資通常是依靠銀行貸款，而其他融資渠道建設力度不足。一方面民間資本的融資成本較高，為銀行貸款的三到四倍。企業借助民間資本進行融資會對經營造成潛在的風險。另一方面近些年來資本市場準入標準不斷提高，中小企業利用股票債權融資難度加大。二是民營企業用地的問題。首先，工業用地缺乏限制了企業的發展空間。受工業用地減量化政策影響，部分擁有足夠技術實力的中小企業無法擴大其產業規模，陷入“有能力、無空間”的尷尬局面，只能通過產業外移解決用地問題。其次，沒有土地提高了企業的貸款門檻。土地是企業貸款主要的抵押物，沒有土地許可證只能通過政府擔保獲得銀行貸款，部分企業發展因此受到制約。再次，工業用地規劃推高了中小企業成本。一方面規劃工業區塊內各要素價格普遍上漲。出于提升產業能級、合理規劃工業用地等目的，產業規劃情況相對較好的規劃工業區域，廠房、倉庫及土地租金費用被整體推高，部分前景良好中小企業進入規劃工業區塊的門檻增加。同時，部分現狀工業用地企業擔負了較高的“沉沒成本”。現狀工業用地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區域，但部分企業存續時間久、先期投入了較大規模的固定資產，由于沒有政策資金支持，強制產業轉型給企業造成了巨大損失。三是企業用工困難重重。一方面企業繳納社保額度較高。截至2020年，上海市職工社會保險繳費基數上、下限分別為28，017元和4，927元。其中，單位需繳納的社保繳費比例約為32.6%，部分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企業負擔加重，只能通過減少企業人員的招聘數量控制成本，在生產中增加了企業的安全隱患。另一方面外來人才及其家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問題無法解決。由于戶籍、社保等問題的限制，外來人員及其家屬的醫療、教育等公共配套服務得不到保障，經常面臨看病報銷難、子女入學難等現實問題。

（三）民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公平性。一是銀行對民營企業貸款的要求較高、監督措施較嚴。比如，抵押物價值過大。銀行對抵押物的要求是土地、廠房、大型設備。但中小企業通常資產少、規模小，可用于抵押標的物較少，客觀上使大部分中小企業難以通過資產抵押進行融資。再如，企業家需擔負無限連帶責任。銀行往往要求企業抵押或單一擔保單位的基礎上，追加擔保單位或法人個人無限連帶責任擔保，增加了企業家的后顧之憂。二是現有內控機制增加了借貸雙方的成本。一方面銀行風控系統圍繞抵押物建立，企業一旦不能提供足額抵押，就需要提供各種擔保、互保，提高了中小企業獲取貸款的資金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時間短、頻率高、風險大，而貸款審批程序繁瑣，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會增加銀行貸款的管理成本，即使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高于基準利率，銀行也不愿意接受中小企業的貸款申請。此外，銀行的運營機制有待優化。一方面銀行還款模式僵硬。銀行目前的還款模式通常是一次性償還本息，現金流較少的中小企業通常無法按期清償債務，造成企業經營難以為繼。另一方面銀行風險控制措施過于謹慎。一旦發現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出現問題，銀行會采取“抽貸”減小損失，導致原本只是遭遇一時經營困難的中小企業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境地。更為嚴重的是，一些中小企業為維持經營迫于無奈被“逼良為娼”，以企業失信為代價不償還銀行貸款，反而增加了銀行貸款的風險。

三、奉賢區民營經濟營商環境優化建議

（一）按照產業發展的思路實施有效治理。一是保障成長型企業的發展空間。建議對體量小、規模小的企業，如果在技術、產品等方面獨樹一幟，可以考慮在政策、土地、資金方面優先扶持。二是進一步認清企業與員工的關系。建議適度從企業角度考慮，減輕企業負擔，保障企業做大做強，同時督促企業健全薪酬、福利制度，兼顧企業職工的合法權益。在執行效率方面，充分發揮制度作用。建議各委辦局協同建立營商環境信息同步機制，了解企業、園區的基本情況和發展問題，并定期向牽頭部門進行匯總，為解決營商環境問題提供一條快速通道。

（二）培養有前途的民營中小企業。一是對高新企業的發展加以政策性傾斜。建議在對全區工業企業進行績效評價時，在同樣的標準下提升高新企業的“檔位”，通過政策上的支持，保護高新企業的發展。二是發揮政府對企業發展的指導作用。建議對本區企業進行產業指導，使企業明確自身未來發展方向，為本地中小企業創造更多機會，促進與行業巨頭的業務合作，激發有技術、無資金企業的發展潛力。

（三）確保資金扶持政策落地。一是在扶植初創企業方面，建議以政策性產業引導基金為母基金，成立天使投資基金進行股權投資，對初創期、孵化型企業進行全力扶持。二是在關注企業成長方面，建議對獲得社會投資、機構投資，發展達到一定程度的科技企業，按照一定比例實行跟進投資；對股權投資達到一定數額、獲得達到一定期限銀行貸款的企業進行財政補貼。三是在扶植企業力度方面，建議以貼擔保費、貼息的方式，減小符合要求的中小企業銀行信貸壓力。四是在拓展融資渠道方面，探索融資新方式。建議擴大專利積壓基金規模，讓擁有知識產權的企業獲得融資；激勵企業將發債作為融資新渠道；建議如果企業成功發債融資，可以對發債中產生的中介費等費用進行財政補貼。

（四）堅持“規劃引領”，突出“服務意識”。一是注重產業空間的“規劃引領”。建議對本區具有高成長性、產品涉及高新技術領域的制造業企業進行合理規劃，集中搬遷至具備統一要求的標準化工業園區或開發區，在企業入駐之前從客觀上解決環境污染、違搭亂建環保、安全等問題，免除企業研發與生產的后顧之憂。二是繼續深化政府“店小二”作用。建議通過代辦員制度以及對企業一對一服務等“保姆式”服務。其一，幫助企業提高管理能力、熟悉技術規范，節約申報建設項目時間；其二，健全帶方案的土地出讓制度，迫使企業明確產業規劃；其三，指導企業明確自身產品、流線的定位，加快項目建設速度。

（五）為民營企業經營活動提供便利。一是由政府引導、發揮社會團體主體作用，著力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建議政府聯合主要商聯會，協調各級各類金融機構，建立金融機構和民營企業雙向定期交流機制，形成供需雙方信息交流反饋閉環，破解民營企業融資問題的難點、痛點，建立民營經濟資金融通的良性和長效機制。二是降低民營企業運營成本。建議結合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加快建設的大背景，根據土地資源相對豐富和交通便利等優勢，加快布局核心物流園區，引入國際知名物流企業，建設倉儲中心和物流分撥中心，提高本地區整體物流運輸能力，為企業降低物流成本創造條件。降低在奉民營企業在水、電、電信通信、天然氣等公用事業費上的繳費標準，或由區政府給予一定期限的繳費補貼。三是根據不同行業特點，對初創期民營企業給予社保繳納優惠政策。建議爭取市人力資源、財政等職能部門政策支持，分階段、分行業適當降低營企業初創期社保繳費標準，降低差額部分由財政全額補貼。并確保不降低民營企業員工社保、醫療、養老待遇。著力減輕在奉民營企業用工成本，穩定激勵員工隊伍，釋放民營經濟發展活力。

（六）創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監管環境。一是建立政府監管審查回應機制。建議堅決清理在行業準入，資質認定標準等方面存在的對不同所有制企業的歧視性、差異性做法，建立所有市場主體在市場上公平競爭和接受政府公平、公正監管的良性社會氛圍。二是進一步推進信用分級、分類監管。建議對風險較低、信用較好的市場主體，全面實施信用承諾告知制度，降低抽查和檢查頻次，切實減輕市場主體負擔。同時，將市場主體守法誠信記入信用檔案，一旦違反終身受限，形成制度性威懾作用。三是采取政府部門監管公示和任務派發制度。建議實行“無事不擾”的監管手段。政府執法部門只有憑借政府執法部門統一的“法定任務單”，才可以開展監督執法，切實減少對市場主體正常經營活動的干擾，減少執法工作的隨意性、盲目性。

作者：金陽 單位：上海城建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