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區域經濟差異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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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區域經濟

中國區域經濟差異,是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開始研究中國區域經濟差異問題。Lardy研究了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鄉村與城市、農業與工業、內陸與沿海之間的差異,但由于數據有限,他認為還沒有明確的事實證明各地區收入差距擴大[1,2]。Riskin認為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省間的相對差異明顯地縮小,與其他欠發達國家相比,具有明顯的進步[3]。而Friedman則認為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地區差異在擴大[4]。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官方數據的公布,更多的外國學者開始研究這一課題。Aguighier分析了中國區域發展的戰略模式及其演變,認為改革開放后實施的不平衡發展戰略拉大了東西部的差距[5]。Tsui采用人均國民收入指標分析發現,在1952~1970年期間中國區域差異變化不明顯,但是在1970~1985年期間區域差異擴大了[6]。Lyons分析1952~1987年期間中國各地區人均凈產值差距的變化,發現在“”(1958~1960年)和“”(1966~1976年)時期差距擴大,但1978~1987年期間差距縮小[7]。20世紀90年代以后,學術界開始采用一些新的方法對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構成與來源進行分析。Rozelle對基尼系數進行分解,發現1984~1989年期間東部沿海省際差異急劇擴大,農村工業化是差異擴大的主要原因[8]。Ravi等對基尼系數和Theil系數分解,發現在1983~1995年期間,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差異大于沿海與內陸之間的差異[9]。Kim等利用Theil系數研究各產業的地區差異,結論是自20世紀70年代末,沿海地區農業、工業、建筑業和交通業的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就明顯地大于內陸地區,但這并不是區域政策作用的結果[10]。Masahisa等用GDP和工業總產值對Theil系數進行分解的結論是沿海與內地之間的差異擴大,他還從區域發展政策、全球化和經濟自由化等方面揭示了差異變化的原因[11]。Chen等運用索羅經濟增長模型研究,發現1978~1993年中國各省份之間人均GDP的增長是條件收斂的[12]。

在國內學術界,楊偉民采用基尼系數分析的結論是:20世紀80年代三大地帶之間收入水平的總體差異并沒有擴大,反而縮小了[13]。楊開忠分析各省份人均GNP的加權變差系數的結論是:省際差異的變化以1978年為轉折,大致服從威廉姆遜(Williamson)的“倒U”型曲線規律[14],即1978年以前差異擴大,而1978年以后差異縮小[15]。魏后凱等認為,1978~1992年間三大地帶的經濟實力都有所提高,但中西部的發展程度明顯滯后,中西部與東部的差異在不斷擴大,他們還預測1993~2010年三大地帶將仍然呈現不平衡增長的格局[16]。林毅夫等的研究表明,在1978~1995年期間,三大地帶之間的差異對全國總體差異的影響起著主導作用[17]。宋德勇的研究表明,中國區域收入差異水平的變化過程呈現“倒U型”曲線,但是轉折點在1990年,即1990年以前差異減小,而1990年以后差異逐漸擴大[18]。李小建等的研究表明,20世紀90年代中國縣域經濟的相對差異明顯變小,但沿海與內陸的差異則擴大;經濟增長較快的縣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帶、京廣線和長江沿岸三大經濟增長軸,經濟不發達縣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19]。劉強認為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存在著明顯的階段性和地區性,不同地區間的產出差異與宏觀經濟波動狀態存在著正相關關系[20]。

但是,不同學者所得出的研究結論仍存在較大的分歧。究其原因,除了采用的分析方法、統計指標和考察問題的角度有所不同以外,更為重要的是研究的時空間尺度不同。顯然,以下兩點事實是不可否認的:(1)基于不同的空間基本單元,即使采用同一測度指標,衡量相同年份的收入差異,得到結果肯定不同。(2)即使基于相同的空間單元,采用相同的測度指標,在不同的時間段內考察區域收入差異的收斂性,得到的結果肯定不同。可見,在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研究中,時空尺度問題是不容忽視的。近年來,地理學家已經開始從時空角度研究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格局[21]和時空動態不平衡問題了[22]。本文運用多階段Theil系數嵌套分解法[23]和小波分析法,從空間尺度和時間尺度兩個方面研究中國區域經濟差異問題,希望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和一些新的結論。

2數據樣本與研究方法

2·1研究的空間單元和數據樣本

區域發展差異研究中,空間單元和數據樣本的選取非常重要。在實際研究中究竟應該選用何種空間尺度和數據樣本?這就需要根據研究的目標和具體對象而定[24]。本文研究的目標之一,是揭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省內地(市)間差異、省際差異、地帶差異變化及其區域構成原因。所以在空間單元劃分上本文采用三級劃分:即首先選擇地(市)級行政區域為基本空間單元,然后選擇省(直轄市、自治區)級行政區域為中等尺度的空間單元,最后再以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帶作為更為宏觀的空間單元。其中,東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廣西和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在Theil系數的二階段分解時,為了簡便一致,按照直轄市歸省和地域臨近原則,將京、津歸入河北,上海歸入江蘇,重慶歸入四川、海南歸入廣東。本文研究的目標之二,是在特定的空間尺度上(省級行政單元尺度上),從不同的時間尺度揭示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演化規律,即回答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演化過程是否符合威廉姆遜的“倒U型”曲線規律。在數據樣本選取方面,本文選擇各省份及其下轄的各地(州、市、區)的GDP、人口及人均GDP等作為分析計算的基礎數據。橫截面分析數據包括1995、1997、1999、2001四年。在時間序列分析方面,主要選用各省份1952~2000年期間的GDP、人口及人均GDP等數據,對于GDP,考慮了價格變化的因素,將每一個年份都統一折合為1978年的基準價格。基礎數據主要來源于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1996、1998、2000、2002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以及相應年份的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統計年鑒和經濟年鑒。

2·2研究方法

2·2·1Theil系數及其嵌套分解方法Theil系數又稱錫爾熵,最早由TheilandHenri于1967年提出。Theil系數的算法有兩種,由此產生兩個Theil系數指標,即Theil系數T和Theil系數L,兩者不同之處在于Theil系數T以GDP比重加權計算,而Theil系數L則以人口比重加權計算。如果以GDP比重加權,則Theil系數T的計算公式為:T=ΣNi=1yilogyipi(1)(1)式中,N為區域個數,yi為i區域GDP占全國的份額,pi為i地區的人口數占全國的份額。Theil系數T越大,就表示各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越大。如果以省級行政單元為基本空間單元,則可以對Theil系數T做一階段分解,從而將全國的總體差異分解為東中西三大地帶間的差異和三大地帶內各省之間的差異。如果以省級行政單元為基本區域單元,則表示全國總體差異的Theil系數計算如下:Tp=ΣiΣj(YijYi)log(Yij/YPij/P)(2)(2)式中,Yij代表第i地帶第j省的收入,Y代表所有省份的總收入,Pij代表第i地帶第j省的人口;P代表所有省份的總人口。如果定義第i地帶的省際差異為:Tpi=Σj(YijYi)log(Yij/YiPij/Pi)則公式(2)中的Theil系數Tp可被分解為:Tp=Σi(YiY)Tpi+Σi(YiY)log(Yi/YPi/P)=Σi(YiY)Tpi+TBR=TWR+TBR(3)式中,Yi代表第i地帶的總收入,Pi代表第i地帶的總人口,TWR表示地帶內差異,TBR表示地帶間的差異。如果以地級行政單元為基本區域單元,則可以對Theil系數作二階段嵌套分解,從而將全國的總體差異分解為省內差異(TWP),省間差異(TBP)和地帶間差異(TBR)。若以地(或縣)級行政單元為基本空間單元,則表示全國總體差異的Theil系數為:Td=ΣiΣjΣk(YijkY)logYijk/YPijk/P(4)(4)式中,Yijk代表第i地帶第j省第k地區的收入,Y代表所有地區的總收入,Pijk代表第i地帶第j省第k地區(或縣)的人口,P代表所有地區的總人口。如果定義第i地帶內的差異為:Tdi=ΣjΣk(YijkYi)logYijk/YiPijk/Pi則(4)中的Theil系數Td可分解為:Td=Σi(YiY)+Σi(YiY)log(Yi/YPi/P)=Σi(YiY)Tdi+TBR(5)如果定義第i地帶第j省內差異為:Tij=Σk(YijkYij)log(Yijk/YijPijk/Pij)那么,Tdi可以進一步分解為:Tdi=Σj(YijYi)Tij+Σj(YijYi)log(Yij/YiPij/Pi)=Σj(YijYi)Tij+Tpi(6)這樣,就可以得到:Td=Σi(YiY)Σj(YijYi)Tij+Tpi+TBR=ΣiΣj(YijY)Tij+Σi(YiY)Tpi+TBR=TWP+TBP+TBR(7)公式(7)即是二階段嵌套Theil系數分解公式,它將全國總體的地級區域差異分解為省內差異組分(TWP),省間差異組分(TBP)和地帶間差異組分(TBR)。省內差異組分是各省省內收入不平等性的加權平均,而省間的組分則是省間收入不平等性的加權平均。從上述公式不難看出地帶間差異(TBR)這一分解組分在兩個公式中是相等的,一階段Theil系數分解公式中地帶內差異組分(TWP)和二階段Theil系數分解公式中省間差異組分(TBR)相等。但在實際計算中,一階段Theil系數的分解計算是基于省級行政區域的數據進行的,而二階段Theil系數的分解計算是基于地級行政區域的數據進行的。顯然,利用相關統計數據計算的兩個階段分解結果的完全一致性是不可能的。如果以人口比重加權,Theil系數L的計算公式為:Ld=ΣiΣjΣk(PijkP)log(Pijk/PYijk/Y)(8)類似地,Theil系數L也可以分解為三個組分:Ld=ΣiΣj(PijP)Lij+Σi(PiP)Ldi+LBR=LWP+LBP+LBR(9)

2·2·2小波分解與重構方法小波分析(Waveletanalysis)是在Fourier分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時頻局部化分析方法,它對于分析一些多尺度、多層次、多分辨率問題,往往能夠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25]。中國區域經濟差異演化過程,就是一個典型的多尺度、多層次、多分辨率問題,小波分析方法,特別是對Theil系數序列按照時間尺度作小波分解和重構,更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演變規律。在小波分解與重構方面,有許多不同的函數可以作為基小波,如Harr,Daublet等。根據范數為1的規則,在一個給定的小波族(如Symmlet),有兩種類型的小波,即父小波(fatherwavelets)和母小波(motherwavelets)。其中,父小波有最寬的支集,用于最低頻率的平滑部分;母小波用于更高頻的細節部分。對于任何函數f(t),都可以作如下形式的二進展開:J為最大尺度,現在信號f(t)可表達為:f(t)=ΣkSJ,kΦJ,k(t)+ΣkdJ,kΨJ,k(t)+ΣkdJ-1,kΨJ-1,k(t)+…+Σkd1,kΨ1,k(t)(11)還可以表示為:f(t)=SJ+DJ+DJ-1+…DJ+D…D1(12)其中SJ=ΣkSJ,kΦJ,k(t),Dj=Σkdj,kΨj,k(t),j=1,2…,J定義一個信號f(t)的多分辨分解為:SJ-1=SJ+DJ其中,SJ對應于最粗的尺度。通常有:Sj-1=Sj+Dj{SJ,SJ-1,…S1}是函數f(t)精細水平遞增的多分辨逼近序列,相應的多分辨分解為:{SJ,DJ,DJ-1,…,Dj,…,D1}。尺度2j是分辨率2-j的倒數。為了從多分辨率的時間尺度視角認識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演變規律,我們以省級行政區域為特定的空間尺度,在參考有關研究文獻[26,27]的基礎上,選擇Symmlet作為基小波,以sym8為小波函數,分別在不同分辨率水平(時間尺度)下,對Theil系數T指標序列進行小波分解和重構。

3結果與討論

3·1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空間尺度

3·1·1Theil系數及其一階段分解結果以省級行政單元為基本空間單元,按照可比價格折算的GDP數據和人口數據,運用Theil系數一階段分解方法,計算出了1952~2000年全國、東部、中部、西部及三大地帶間差異的Theil系數。分別給出了全國、東部、中部、西部及三大地帶間Theil系數的自然對數值,它反映以省級行政單元為基本空間單元的全國、東部、中部、西部及三大地帶間相對差異的變化趨勢,即:1952~1978年期間,除了幾個數據異常的“”外,基本上呈擴大趨勢;1979~1990年期間呈緩慢的縮小趨勢;而1991~2000年期間又呈緩慢的擴大趨勢。這就是說,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對于短期或局部地區的發展有重要意義,但是不能左右長期發展趨勢。Theil系數的一階段分解,在省級空間單元上,從地帶構成和地帶內差異的變化來揭示差異變化的原因。也揭示了省級空間單元上的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相對差異變化的地帶構成以及三大地帶間和每一個地帶內差異的變化過程。顯然,東部(地帶內)差異的變化趨勢和全國差異的變化趨勢基本相同;中部(地帶內)和西部(地帶內)的相對差異一直較小,而且變化趨勢較為緩慢;三大地帶之間的差異一直在增大,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三大地帶間的差異逐漸擴大。為了揭示它們之間變化趨勢的相關性,我們進一步對全國、東部、中部、西部和三大地帶間的Theil系數,兩兩之間計算了Kendall’stau_b相關系數,并且以顯著性水平α=0·05進行雙側檢驗。結果發現,全國和地帶間、東部和地帶間、中部和地帶間、東部和中部達到高度顯著,證明它們之間存在著高度線性相關的關系。這就表明,全國和地帶間、東部和中部的省間經濟差異相對的變化趨勢基本相同,而東部和地帶間、中部和地帶間的省間經濟差異相對的變化趨勢基本相反。

從貢獻率看,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對全國總體差異的貢獻率一直處于緩慢下降(從1978年的72·63%下降到2000年的49·45%)趨勢,中部和西部的貢獻率雖有波動,但總體上也呈下降趨勢(分別從1978年的7·57%和2·11%下降到2000年的2·24%和1·72%);而三大地帶之間的差異對全國總體差異的貢獻率則從1978年的17·68%快速上升到2000年的46·59%。這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三大地帶之間的差異對中國總體差異變化的貢獻越來越大,全國總體區域差異的擴大很大程度上源于三大地帶間的不均衡發展。其中,東部各省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省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較大,對全國總體區域經濟差異的影響顯著,而中部和西部各省區之間的經濟發展較東部均衡,對全國整體區域經濟差異的影響相對來說較小。事實上,1978年以來,三大地帶間人均GDP的絕對差異一直存在而且差異不斷拉大,其中1990年以前差異增加緩慢;1990年以后,隨著我國經濟軟著陸成功,進入全面加速發展的階段,三大地帶間的絕對差異也增加迅速,東部同中西部的人均GDP迅速拉開距離,西部地區不但同東部地區的差異急劇拉大,同中部地區的差異也逐漸增加。1990年以來三大地帶間的區域差異水平快速擴大,對全國總體區域差異的貢獻率高達60%以上,說明我國整體區域差異的擴大很大程度上源于三大地帶間的不均衡發展。并且東部地區差異對于中國整體區域差異的貢獻率始終高居不下,而中部、西部的貢獻率則相對較低。

3·1·2Theil系數的二階段嵌套分解結果我們以地級行政單元為基本空間單元,運用Theil系數二階段嵌套分解方法,分別計算1995、1997、1999、2001年的全國總體區域差異及其各分解組分的Theil系數T指標和Theil系數L指標,結果如和所示。由和可知,省內差異對于整體差異的貢獻率很高,四年中均達到50%以上,三大地帶間次之,三大地帶內的省際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最低。比較這四年的計算結果可知,在三大地帶中,衡量省際差異的Theil系數T和Theil系數L,東部最高,而且它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也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這說明東部各省份之間發展不平衡,省際差異較大,而中部和西部各省份之間發展相對均衡一些,這和一階段Theil系數分解結果基本是一致的。然而,從Theil系數的二階段嵌套分解結果來看,省內差異是構成全國差異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對于全國總體差異的影響比地帶間差異和省際差異顯著得多。考慮到這四年全國的差異水平變化不是很大,以2001年的測算結果(),對三大地帶內的省際差異和省內差異進行具體分析。東部各省份的省間差異及其貢獻率均為最高,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小,這說明東部各省份間發展不平衡的狀況表現得最為顯著。需要指明的是,貢獻率指標的計算是以GDP比重加權的,因此經濟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貢獻率體現出來。由于中、西部省份的GDP占全國的份額普遍較低,因此即使其省內差異較大,但從整體上說,它對全國整體差異的貢獻率并不高。相比較而言,東部各省份的Theil系數T指標普遍高于中、西部各省份,再加上東部各省份GDP占全國的比重較大,因此其省內差異對于全國總體區域差異的貢獻率也大大高于中、西部各省。

從可以看出,東部各省的省內差異加上東部地區的省間差異,對于全國總體區域差異的貢獻率,已經超過了一半,高達51·6%,而中部則相對低得多,貢獻率為12·9%,西部最低,僅為9·2%。在東部,Theil系數T指標,廣東最高,遠高于其他省份,最低的是河北,次最低的是浙江。從貢獻率上看,廣東和江蘇兩省的貢獻率遠高于其他省區,廣西為最低。廣東和江蘇都屬于“富省有窮地”的發展狀況,省內各地(市)經濟發展很不均衡;而浙江和廣西各地(市)經濟發展得比較均衡,當然浙江各地(市)的發展水平普遍高于河北,這也可從貢獻率體現出來。實際上,江蘇的蘇南地區的外向型經濟近年來發展迅速,與浙江經濟發展相比,江蘇省內發展的不平衡較為突出。蘇南、蘇中、蘇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整體發展水平的提升。相反,以“溫州模式”為典型代表的“浙江模式”的優勢得以發揮,民營經濟為主的浙江經濟異軍突起。由此使浙江經濟后來居上,人均收入先超越江蘇(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超越廣東(20世紀90年代后期)而上升至全國各省域經濟第一。在中部,Theil系數T指標,黑龍江最高,其他各省份之間則差異不大。從貢獻率看,省內差異貢獻率最高的也是黑龍江,最低的是內蒙古。這說明黑龍江省內各地(市)發展不均衡的狀況在中部相對比較突出。總體來說,中部各省以及省內各地(市)雖然普遍經濟水平不高,但是發展較為均衡。在西部,TheilT指標,云南最高,最低的是西藏。從貢獻率看,最高的是四川,其次是云南,最低的則是西藏。這說明新疆區內各地(市)發展很不均衡,甘肅和云南省內的不平衡發展狀況也比較明顯。由于云南省整體經濟水平相對較高,貢獻率僅略低于四川。

對全國各省份的省內差異進行綜合分析,發現同樣是東部地區,廣東省的Theil系數T指標在全國范圍內最高,而浙江省則較低,從計算指標中易見原因。廣東省經濟最發達的地(市)的人均GDP比最落后的地市高出40多倍,而在浙江省,經濟最發達的地(市)的人均GDP水平只比最低的地(市)高出3倍。從Theil系數T指標來看,無論東部還是西部,都有較多省份省內發展不平衡,而中部則相對均衡。將全國各省份的省內差異對于全國的貢獻率進行比較,貢獻率最高的是廣東,其次是江蘇,接下來是黑龍江、四川、遼寧、山東。貢獻率最低的是西藏,次最低的是青海,再接下來是寧夏、內蒙古、貴州、山西。說明東部各省份的省內差異對整體差異的影響遠比中西部顯著,而西部則較中部更不明顯。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在中,由于Theil系數L指標是按人口加權計算得出的,它反映在中西部人口比重較高的省份,對于全國整體差異的貢獻率增高,而東部一些省份的貢獻率有所降低。雖然部分省份的Theil系數L指標的大小與Theil系數T指標有一定差距,但衡量全國各省份的省內差異程度大致是相同的。

3·2中國區域差異演化過程的時間尺度

對于全國的Theil系數T指標序列(1952~2000年),在分辨率水平S4,即16(24)年的時間尺度下,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演變過程基本上服從威廉姆遜的“倒U型”曲線規律,如(a)所示。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區域差異趨于擴大,在后期階段趨于縮小。然而,如果把時間尺度縮短到8(23)年,即在分辨率水平S3下,這個“倒U”型曲線就變成了由若干“倒U”和U型曲線首尾相接的“復合倒U型曲線”,如(b)所示。從(b)可以看出,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演化具有階段性的特征:從1952年開始,中國區域經濟差異逐步擴大,在1958年和1959年,Theil系數T指標達到局部極大值,也就是說中國區域經濟差異在(1958~1960年)時期擴大了;由于1961~1966年是經濟恢復時期,區域差異開始縮小,Theil系數T指標在1965達到局部極小值;(1966~1976年)期間,區域差異又在擴大,Theil系數T指標在1976年達到局部極大值(同時也是全局極大值);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大致在1978~1990年期間),區域差異又在緩慢地縮小,Theil系數T指標在1990年達到局部極小值;而1990年以后Theil系數T指標又開始緩慢地增大。整個變化過程,包含了楊開忠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研究結論[15],即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變化過程以1978年為轉折點,大致呈現“倒U型”曲線;同時也包含了宋德勇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研究結論[18],即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變化過程以1990年為轉折點,大致呈現“倒U型”曲線。我們的研究則表明,楊開忠和宋德勇的研究,揭示的都是較小的時間尺度(23年)上的兩個不同階段的特征,楊開忠所發現的以1978年為轉折點的“倒U型”曲線和宋德勇所發現的以1990年為轉折點的“倒U型”曲線,分別是(b)中“復合U型曲線”上的兩個“倒U型”段落。同樣,如果繼續把時間尺度縮小,譬如縮小到4(22)年,則可以進一步看到“復合倒U型曲線”上的更多細節。

給出了在分辨率水平S4和S3下,東部Theil系數T指標的時間序列(1952~2000年)。可以看出,在分辨率水平S4,即16(24)年的時間尺度下,東部的省際差異的演變過程也基本上服從“倒U型”曲線規律,如(a)所示,如果把時間尺度縮短到8(23)年,即在分辨率水平S3下,這個“倒U型”曲線同樣也變成了一條由若干個倒U和U型曲線首尾相接的“復合倒U型曲線”,如(b)所示。同樣,在更高分辨率(譬如1/22)、更小時間尺度(譬如22年)下,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結果。比較和,可以發現,在相同分辨率水平,全國差異與東部差異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只是細節有所不同。在分辨率水平S4下,比較和中的兩條(a)曲線,可以發現,東部省際差異的變化過程與全國趨勢基本一致,基本上也服從“倒U型”曲線,所不同的是,東部Theil系數T指標的下降速度比全國快,這主要是由于改革開放后的政策向沿海地區傾斜,使沿海地區比其他地區發展更快的緣故。在分辨率水平S3下,比較和中的兩條(b)曲線,可以發現,測度東部省際差異的Theil系數T指標的時間序列,在23年時間尺度下,也是一條由幾條倒U與U型曲線相接而成的“復合倒U型曲線”。也就是說從23年時間尺度水平來看,東部省際差異的變化趨勢和全國的變化趨勢也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東部的差異一直都在縮小。同樣,在不同分辨率和時間尺度水平下,對中部和西部Theil系數T指標的時間序列,用sym8做小波分解與重構,可以得出相似的結論:在同上的低分辨率、大時間尺度,它們基本上呈現為一個“倒U型”曲線;但是在高分辨率、小時間尺度,它就變成了一條“復合倒U型曲線”。

4結論

綜合上述研究,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幾點基本結論:

(1)Theil系數第一階段分解的結果表明:從省級行政區域單元來看,東部省際之間差異的變化趨勢和全國的變化趨勢基本是一致的,中部和西部省際之間的差異一直相對較小,而且變化趨勢較為緩慢,但是三大地帶之間差異一直在增大。從貢獻率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對全國總體差異的貢獻率一直趨于緩慢下降趨勢,中部和西部的貢獻率雖有波動,但總體上也呈下降趨勢;而三大地帶之間的差異對全國總體差異的貢獻率則快速上升。這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三大地帶之間的差異對中國總體差異變化的貢獻越來越大,全國總體區域差異的擴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三大地帶間的不均衡發展。

(2)Theil系數第二階段分解的結果表明:從地級行政區域單元來看,省內差異是全國整體差異的重要構成部分,省內差異對于全國整體差異的貢獻比三大地帶之間差異和省際差異的貢獻顯著得多。其中,東部各省份的省內差異對全國整體差異的影響遠比中、西部顯著,而西部則較中部更不明顯。可見,一味片面強調三大地帶之間的差異是失之偏頗的。如果將區域政策的調整僅僅著眼于縮小地帶之間和省際差異,那么對于縮小全國整體差異可能并不會起到如期的功效。因此,無論是政府還是學術界,應該在認識省際差異、地帶差異的同時,真正認識和重視各省份的省內差異,由此制定出相應的、更為得力的政策和措施,從而使中國朝著全面小康的均衡化方向發展。

(3)對于特定的空間尺度上(譬如省級行政區域),在低分辨率、大時間尺度水平上來看,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變化過程,基本上服從威廉姆遜的“倒U型”曲線規律;但是在高分辨率、小時間尺度水平上來看,它就不再服從“倒U型”曲線規律,而呈現為一條由幾若干個倒U和U型曲線首尾相接的“復合倒U型曲線”。

總而言之,時空尺度是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研究中不容忽視的問題。本文對此的探討也是初步的,譬如,更小空間單元和更大時間跨度上的數據匹配問題、建模和分析技術問題、在各種時空分辨率尺度下區域差異變化及其原因問題等,都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