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開放的綜合評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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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視角，采用含有4個準則層、21個指標的區域經濟開放評價指標體系，綜合評價了中部六省2001－2013年的經濟開放度。研究結果表明，中部六省的經濟開放度呈現總體呈上升趨勢，但省際間差異較大，而且均低于廣東省。

關鍵詞:

中部六省;區域經濟開放;指標體系;開放型經濟;主成分分析

沿海省份憑借天然的地理優勢，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排頭兵”，但中部六省既不靠海，也不沿邊，而且目前正處于中部崛起的關鍵階段，如何有效地加快經濟開放步伐，構建新型開放經濟體，已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本文基于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視角，采用含有4個準則層、21個指標的區域經濟開放評價指標體系，綜合評價中部六省2001－2013年的經濟開放度，對中部六省的經濟開放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1.區域經濟開放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緊密結合區域經濟開放和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內涵，并參考趙偉(2005)、龔潔(2015)等從區際開放、國際開放、政府干預、基礎設施限制四個維度，共選取21個指標構建區域經濟開放評價指標體系，詳見表1。

2.區域經濟開放的評價方法

2.1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中部六省存在一些共同的不足，為得出有效的評價結論和政策建議，研究對象中增加了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廣東省。評價指標體系中各變量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各省2002－2014年《統計年鑒》，部分來源于相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商務年鑒》、《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中國對外經濟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2.2權重的確定區域經濟開放度作為一個綜合性指標，選取合理的指標后，對各指標賦權顯得尤為重要。目前，賦權的方法主要分為兩種: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但主觀賦權法很難避免主觀因素帶來的誤差，而且專家評判所需的時間和費用問題都限制了它的使用。客觀賦權法則能更加真實、客觀、科學地反映各指標間的相互關系。本文選取的指標較多，且各指標的單位不一，數值的波動性也很大，故采用被已有文獻廣泛使用的主成分分析法。

2.3指標體系權重測算首先，根據本文權重確定方法，分別對各準則層下的所有指標賦權并計算各準則層得分;其次，重復上述步驟，對各準則層賦權;最后計算出各省的區域經濟開放度。各指標層和準則層的權重如表2所示。

3.綜合評價

將中部六省及廣東省的相關數據按照表2所示權重進行加權算術平均，可分別得到各省區際開放度、國際開放度、政府干預度、基礎設施限制度和區域經濟開放度，如表3和圖1－圖3所示。

3.1區際開放度由表3可知，中部六省的區際開放度具有三大特點。第一，2001－2013年中部六省的區際開放度趨勢可分為三個階段:2001－2005年緩慢上升、2005－2007年下降、2007－2013年快速上升。第二，中部不同省份間的區際開放度差異較大。從絕對值來看，憑借有利的地理位置，湖北省的區際開放度在2001－2004年遠高于中部其他省份，2003年甚至達到區際開放最低的山西省的2.8倍，2005－2007年仍位居中部第一，但安徽省通過積極承接長三角的產業轉移，自2008年起至今一直穩居中部區際開放榜首，其他省份的區際開放度在六省中的位次波動較大。第三，與廣東省相比，中部大部分省份大多年份的區際開放度較低。2001－2013年，廣東省的區際開放度位于中部第一或第二，是中部區際開放最低省份的1－2倍，說明中部部分省份的區際開放度與廣東省差異較大，江西、湖南等省份亟需提高其區際開放度。

3.2國際開放度表3中國際開放度最顯著的特點是廣東省的國際開放度遠高于中部六省，最高達到中部國際開放最高省份的4.8倍、最低省份的33倍，主要由歷史、地理、政策等因素造成。另一明顯特點是，總體趨勢上中部六省國際開放度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受益于我國于2001年加入WTO，2001－2007年中部六省國際開放度在波動中上升，但并未呈現出較多文獻中近似線性上升的趨勢，主要由于僅用外貿依存度表示對外(國際)開放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最后，中部六省國際開放差異雖然在2007年后明顯降低，但仍較區際開放差異更加明顯。2001－2013年河南的國際開放度均最低，2001－2007年期間，大多年份中部六省國際開放度的最大值是其值的5.7倍以上;2007年后，大多年份該比例降為3以上，但較2001－2013年區際開放最大值為最小值2.8倍的差異更加明顯。

3.3政府干預由圖1可知，除山西省外，中部其他各省的政府干預總體上呈下降趨勢，表明隨著我國逐步全面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各省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取得積極成效。但山西省的政府干預在2004－2013年基本穩定，主要由于政府對經濟的支撐度和控制度未明顯下降的同時卻對資源的支配度大幅增加，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4年的14.53%增至2013年的24.04%，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煤炭資源重組更是使得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出現了較大幅的“兩連升”。其次，中部不同省份間的變化趨勢差異明顯。河南、山西的政府干預水平一直穩居中部倒數第一和第二，江西省政府干預值在中部的名次升幅最大，2009年以來安徽省的政府干預值均為除山西省外的最低。最后，中部六省政府干預值與廣東省的差距不再明顯。2007年之前，廣東省的政府干預值均大于中部六省，但差距逐步縮小，自2008年開始先后被河南、江西超越。

3.4基礎設施限制圖2顯示了2001－2013年各省基礎設施對經濟開放的限制程度，該圖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各省基礎設施限制度的變化趨勢非常一致。2001－2013年各省的基礎設施水平保持基本相同的上升速度，表明不僅各省完善基礎設施的效果顯著，而且省際間的基礎設施投資較為平衡。2006年基礎設施值的快速提高，主要因為公路里程的大幅增加導致交通基礎設施完善程度提升明顯。第二個特點是中部六省基礎設施限制的層次清晰且較穩定。六省的基礎設施限制可分為高低兩類。其中，山西、湖北穩居低限制的省份，且限制程度與廣東省相當;一直位于高限制度的省份包括江西、湖南和安徽;河南省憑借交通優勢，于2006年從高限制度躍升至低限制度省份。

3.5區域經濟開放度圖3顯示了2001－2013年中部六省及廣東省的區域經濟開放度及排序變動情況，呈現出明顯的四大特征。特征一:2001－2013年，中部六省的區域經濟開放度均逐年提升，除湖北2005年略有下降外。其中，山西平均增速最大達18.86%，其次為江西，增速最慢的是區域經濟開放度連續處于較高位置的湖北，平均增速僅為8.01%。這表明我國改革開放效果顯著。但各省經濟開放度2001－2008年的增速遠大于2009－2013年的增速，主要由于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使得之前以外貿和外資為主的國際開放步伐遇挫，而擴大內需、轉變政府職能等對經濟開放的效果顯現緩慢。特征二:2001－2013年的所有年份中，中部六省的區域經濟開放度均低于廣東省，但差距呈縮小趨勢。表3顯示，2001－2013年廣東省的區域經濟開放度始終排名第一，但與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的差距分別從2001年的0.357、0.271、0.329、0.241、0.130和0.245降至2013年的0.311、0.172、0.239、0.168、0.097和0.238。我國的改革開放歷經三十多年，已由東部向中西部推進，2001年以來中部六省開放效果顯著。特別是金融危機后，廣東省國際開放優勢下降，中部六省區際開放優勢更加明顯，導致中部六省經濟開放水平與廣東省的差距縮小。特征三:中部六省的區域經濟開放度層次清晰。湖北省一直位于中部六省的前兩名，而且即使排名第二，也與排名第一省份的差距很小，其最大差距僅為0.037;山西和江西基本固定在中部倒數第一和第二，其中山西不僅穩居第七位，而且與第六位的差距相對較大，其差距大多高于0.05，最高達到0.150;安徽、河南、湖南的排序波動較大。湖北省具有天然的地理、歷史等優勢，大部分指標均位于中部前列;山西不僅交通不便，而且以煤炭為主的產業結構決定著其政府干預較強。特征四:近兩年中部六省的排序未發生變動。表3顯示，2012和2013年中部六省的區域經濟開放度從高到低排序均依次為湖北、河南、安徽、湖南、江西和山西，湖北也于六年后重新回到中部第一。

4.政策建議

(1)轉變區域開放思維，由以前盲目擴大國際開放轉變為國際、區際開放并重的高質量開放經濟新常態下，依靠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與資源及優惠政策來促進出口并吸引外資以大幅提升國際開放水平的做法已不可持續，提高區域開放的“質量”成為當務之急。一方面，轉變國際開放的內部結構。國際開放除了外貿、外資，還包括國際旅游、技術引進、對外合作等，要由過去只注重外貿、外資向加強技術與文化的交流合作，鼓勵企業“走出去”等相結合的全面國際開放轉變。另一方面，擴大區際開放，全面提升區域開放水平。如今國外經濟環境錯綜復雜，中部六省憑借地理優勢，擴大區際開放，全面加強區際合作，對于保持經濟在合理區間平穩運行尤為重要，對于重點區域，可以成立區際開放聯絡小組。(2)中央政府應加強區際開放的引導與協調，在推動區際開放中避免陷入囚徒困境中央政策的引導對于推動區際合理有序開放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中部六省的區際開放更多的是中央政策推動下的被動式開放，在現行行政體制下，中央政策的引導會對各地方政府形成正向激勵;另一方面，我國各區域的歷史、地理、資源等存在重大差異，加強中央政策的引導，充分發揮各區域的比較優勢，推動各區域合理有序開放，能有效利用國內市場的規模效應，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但同時必須加強中央政府的協調作用。各區域的同時開放有利于共同增長，然而如果某區域實行市場分割或減緩區際開放的步伐，會使得其他區域效仿，最終陷入區際開放的囚徒困境。(3)以提高區域經濟開放水平為抓手，促使政府職能轉變。政府干預是區域經濟開放的重要阻礙因素，以提高區域經濟開放水平為抓手促使政府職能轉變可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簡政放權，減輕對經濟的控制。在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時，充分發展其他所有制，特別是民營經濟。以民營經濟為代表的其他所有制對優化資源配置，激發市場活力具有重要作用。政府應簡政放權，降低民間投資的門檻，促進商品及各生產要素流動。二是由經濟發展的重要參與者向服務者轉變。加大國有企業投資，一直是我國政府之前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但在經濟新常態下，應加快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三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政府獲取資源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公共服務，在確保公共服務有效供給的前提下，政府應減少對資源配置的干預，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參考文獻:

［1］程健，邢珺，章彥姍.內陸地區經濟開放指標體系的構建［J］.統計與決策，2014，15:59－62.

［2］龔潔.區域經濟開放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與實證檢驗［J］.商業經濟研究，2015，13.129－130.

［3］李平，王春暉，于國才.基礎設施與經濟發展的文獻綜述［J］.世界經濟，2011，5:93－116.

［4］毛其淋.二重經濟開放與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演進［J］.經濟科學，2012，2:5－20.

［5］趙偉.區域開放:左右未來中國區域經濟差距的主要因素［J］.經濟學家，2001，5:45－50.

［6］趙偉，徐朝輝.測度中國省域經濟“二重”開放［J］.中國軟科學，2005，8:81－90.

［7］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Z］.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

作者：李向升 單位：廣東工貿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