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營利組織社會經濟效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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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現狀
在歐美等發達國家，以民間慈善組織和志愿組織為代表的非營利組織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近些年來發展快速。以美國為例，近30年來，非營利組織在教育系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醫療保健、文化藝術、大眾傳播、社會服務和公共事業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僅慈善機構就從大約30萬個發展至60萬個。目前大約一半的大學和醫院、近2/3的社會服務機構、大多市民協會、幾乎所有的交響樂團都屬于非營利組織，這些組織安置了大量人員就業。有資料顯示，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在過去的25年中就業人數翻了一番，到2001年已達到1250萬人，占美國總就業人數的9.5％。在發展中國家，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主要集中在近20年，一些國家的發展速度甚至超過發達國家。
在我國，非營利組織雖然發展時間不長，但發展速度很快，也經歷了由少到多、由弱到強的發展歷程。截至2004年底，全國共登記社會團體16.2萬個，比上年增長8％，民辦非企業單位13.5萬個，比上年增長8.9％。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中國政府開始逐步擺脫“全能政府”的角色，一部分原來由政府承擔的職能逐步移交給市場和社會，非營利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悄然興起。
二、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社會經濟背景
(一)從全球發展來看，非營利組織的興起是對全球“國家發展危機”的必然反應
1．全球范圍的國家發展危機。全球性的國家發展危機首先表現在發達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開始出現嚴重的福利支付危機，公民傳統的社會福利政策遭受嚴重質疑。20世紀50年代所形成的提供社會福利的政府保障體系受到很大挑戰，面對日益龐大的社會福利支付負擔，以及不斷擴大的服務需求，政府早已力不從心。在這樣的背景下，福利國家的政府不得不開始尋求非營利組織的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國家發展危機主要表現在經濟發展問題上。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經濟的衰退以及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等原因，一些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為非營利組織發展提供空間，并允許它們參與社會經濟發展的一些項目。
2．中產階級與公民的參與意識增強。非營利組織的產生和發展，需要有一些有創造力的人員去構建。二戰后，伴隨著經濟工業化的快速增長，在很多國家和地區中產階級迅速崛起。中產階級有強烈的民主、自由、平等以及法律意識，關心公共權力的運用，對傳統政治的社會基礎帶來很大沖擊。同時，公民在滿足自我基本生活需求之后，也開始有意愿去更好地服務和參與非營利組織。隨著環境危機的加深，公民開始對政府的表現感到失望，渴望自己組織起來，自主解決問題。社會的上層也不例外，出于名譽上的考慮等同樣存在參與建立非營利組織的動機與動力。
(二)從中國的發展情況來看，改革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和發展空間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政府不但壟斷著絕大部分既有資源，而且在新的資源出現后，也是利用國家的強制性權力，將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這個時期的中國具有明顯的“強政府、弱社會”的特征，非營利組織幾乎不具備生存、發展的制度空間和環境。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為我國民間非營利組織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契機。
經濟體制改革是以1978年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為突破口的，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家、社會和農村個人之間的關系，并隨著資源的自由流動、活動空間的自由化以及國家對社會干預的減少，為農村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此時，農村出現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批自下而上的非營利組織。從1984年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開始從農村轉向城市，單位制度開始弱化，非公有制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不斷攀升，城市中游離于單位之外的個體戶和私企從業人員數量激增，城市勞動力人口可以在不依賴單位的情況下獲得生產和生活所需要的資源。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之下，城市從業人員需要一種新的溝通方式，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市場需要一種新的方式來維護市場秩序；而政府也需要一種新的組織方式來溝通政府和分散的個人，減少社會管理的成本。所有制結構的變化以及對單位制的沖擊都為城市非營利組織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和良好的環境。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內容在于政府機構的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它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得以深入的重要保證，也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帶來契機和推動力。政府開始逐步擺脫“全能政府”的角色，客觀上產生和發展了大量溝通政府和市場的中介組織，進一步培育了我國非營利組織的力量。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社會改革開始提上日程，其主要目標是“小政府、大社會”，實行“政社分開”，將原本應由社會承擔的職責交給社會，培育和發展非營利組織。民政部推行的“社區建設”、“社會福利社會化”和“村民自治”，就是社會改革的具體實施和實質進展。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但也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拉大、貧困、區域發展不平衡、環境惡化等，這些問題不可能單純依靠政府或市場機制來解決，社會對非營利組織的功能需求逐漸顯現出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政府職能的轉變，客觀上需要一些非營利組織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進入市場和政府都力所不及或不適合進入的領域。
三、非營利組織對社會經濟領域的積極效應
從經濟學理論來說，“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為非營利組織提供了發展空間，并為緩解和解決社會、經濟問題提出了新的思路。薩拉蒙通過研究指出，非營利組織首先是區域中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因為它在就業和國家支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
(一)促進就業，推動經濟增長
從全球發展來看，非營利組織作為一個重要的就業渠道和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LesterM.Salam-on,HelmutK.Anherier(1999)、Moore，Gas-sieJ(2004)研究認為，非營利組織是一條重要的就業渠道，在增加就業方面凌駕于一般經濟體系之上，是勞動力的“蓄水池”。LesterM.Sal-amon(1999)在其為約翰·霍普金斯非營利部門比較項目研究中發現，不同類型的22個國家的非營利組織共雇用了近1900萬個全職工作人員，占所有非農業就業人口的近5％，占所有服務行業總就業人口的10％，占所有公共部門總就業人口的27％，相當于各個國家最大私營企業就業總和的六倍多。就業人數超過了這些國家的公用事業、紡織制造業、造紙和印刷、化學制造業。如果將志愿者就業計算在內，那么這些國家非營利組織就業比重平均占所有非農業就業人口的7％，甚至占到所有公共部門總就業人口的41％。同時，非營利組織又是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即使排除了宗教組織，22個國家的非營利組織就足一個1.1萬億美元的產業，相當于這些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4.6％。非營利組織的力量不可小視。
在中國，非營利組織同樣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安置就業方面，非營利組織正在成為提供就業的重要渠道，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以上海為例，在直接就業方面，僅2004年全市民間非營利組織就業人員已超過11萬人，其中民辦非企業單位從業人員7.8萬人；在間接就業方面，社會團體通過行業協調、中介服務、咨詢服務等方式促進就業，民辦非企業單位在這方面成效則更明顯。按我國目前非營利組織的發展速度和規模，在推動就業增長方面還有很大的潛力。另外，非營利組織在國家支出中同樣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據鄧國勝等人對我國非營利組織所做的全國問卷調查分析，推算出1998年中國社團的平均支出規模約為20萬元，社團的總支出規模約為362億元。按199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和第三產業產值指標計算，中國社團總支出占GDP的比重為0.46％，占第三產業產值的1.44％。對于民辦非企業單位，至今沒有有關支出規模的具體數據，保守估計其規模應當明顯高于社會團體，由此推算出1998年我國非營利組織的總體支出規模應該在GDP的1％以上，占整個第二產業產值的3％以上。與其他發達國家的4.6％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這從側面反映出我國非營利組織尚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值得期待。
(二)帶動綠色GDP，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伴隨著全球經濟的普遍增長，生態環境危機與資源耗竭的危機日益加深，國際上開始普遍倡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聯合國體系甚至將其作為各種活動的指導思想。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于2006年9月聯合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顯示，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虛擬治理成本為2874億元，占當年GDP的1.80％。由于部門局限和技術限制，已計算出的損失成本只是實際資源環境成本的一部分，可見生態環境的保護任重而道遠。同時，中國在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還面臨許多社會問題，諸如，龐大的人口數量和不斷擴大的人口規模、部分人口素質較差、仍有相當數量的百姓處于貧困狀態；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逐步拉大、農村基礎教育發展落后等。這些問題不可能單靠市場或政府來解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全民的參與，而逐漸增強的民眾力量將是有效參與的重要保障。在這一點上，非營利組織是最佳的選擇。比如公益性社會團體中的環境保護協會、動物保護協會以及志愿者協會等，致力于人類與社會、生態環境的保護與宣傳，將是一支來自民間的重要力量。
事實證明，中國的非營利組織在環境保護、安置就業、減少貧困和人口控制等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帶動了綠色GDP，并對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