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文獻與檔案價值探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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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研究之集大成者——《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
唐耕耦、陸宏基主編的五冊《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其中第一輯由書目出版社1986年出版，后四輯由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年出版）系從中、英、法、俄、日等國所藏敦煌文書輯錄而成，其中有的資料尚屬第一次發表，是在國內首次出版的規模龐大、附有真跡、帶有釋文的敦煌文獻。該書收錄了敦煌文獻中除佛經以外的與社會經濟有關的重要文書和歷史文獻1391件，共分34大類。每類又分若干細目，按年代先后順序排列。其所收文書包括定名和錄文，部分文書附有注釋，編排上采取影印與錄文對照的形式，上部為文獻圖版，下部為錄文，頗便讀者比照。該書具有容量大和附有圖版、錄文等優點，是學人研究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的重要參考書。由于《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涉獵資料繁多，“不免在數據搜集、文字釋錄、文書定名、定性、分類、歸類、編排等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又由于其“所依據的縮微膠卷和《敦煌寶藏》的圖版不夠清晰，有些文字仍需再斟酌，而俄藏敦煌文獻的資料在當時根本見不到，因此大多數未予收錄”。盡管如此，該書仍然是研究敦煌學、絲綢之路、軍事史、經濟史、法律史、政治史、民族史、中外關系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也是迄今為止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綜合性敦煌文書數據匯編。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是敦煌文獻中最為零散、最為潦草、甚至是最為雜亂的部分，盡管如此，其所具有的檔案價值卻不容忽視。
（一）保留了可觀的社會經濟文書檔案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是敦煌石室所出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收錄了大量的民間契約、族譜地志、寺院和政府檔案、籍帳狀牒等各類公私文書，具體而言有計帳、差科簿、戶藉、契約、轉帖、破歷、點檢歷、領得歷、斛斗磿、納贈歷、案、抄等經濟文書；律、令、式、格、疏證等法律文書；社邑、度牒、書信等社會僧俗生活方面的文書；制、書、表、狀、敕、奏、啟、箋、判、公驗、帖、榜、告身、牒等公文文書。其內容涉及唐、五代、宋初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民俗等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是時人日常生活的如實記錄，也是當時當地社會、經濟生活狀況的真實寫照。
以《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為例，該書第一輯收錄文書共234件，內容為：地志和瓜沙兩州大事記及巡行記（17件）；姓望氏族譜名族志家傳（6件）；籍帳（15件）、差科簿（2件）、社邑文書（149件）；沙州敦煌縣行用水細則與渠人（社）行人轉帖（31件）；敦煌會計歷等財政文書（14件）。第二輯收錄文書共413件，內容為：契據（186件）、便物歷（75件）；關于奴婢、地宅、遺產、債務、稅役糾紛等牒狀及公驗（32件）；關于營田、勛蔭田、退田、受田、租田、請地、田畝、戶口、徭役、稅收、硙課等牒狀及籍歷（91件）；法律文書（29件）。第三輯收錄文書共295件，內容為：什物歷（28件）、施入疏（39件）；諸色入歷（32件）、諸色破用歷（70件）、諸色入破歷計會（78件）；堂舍房基帳（5件）；駞馬牛羊等籍及有關牒狀和憑據（29件）；歸義軍軍資庫、內庫、內宅、柴場、宴設司等牒狀及判憑（14件）。第四輯收錄文書共281件，內容為：買賣、座設、財禮、納賀、榮葬、榮親等雜文書（18件）；僧官告身和寺職任免（14件）、度牒（5件），戒牒及其相關文書（38件），寺院行事及有關牒狀等文書（47件），追念、設供等請僧疏（23件），僧尼籍及其相關文書（18件）；詔勅、告身、信牒、公驗（23件）；表、書、狀（53件）；軍事、驛傳、治安等文書（42件）。第五輯收錄文書共168件，內容為：雜牒狀和書啟（46件）；墓碑、邈真贊、別傳、功德記等（106件）；書儀、書啟等文書（15件）；中印文化交流文書（1件）。
由此可見，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種類上來看，敦煌社會經濟文獻均為一筆珍貴的檔案資料，全面反映了唐、五代乃至宋初的社會經濟關系及生產關系。
（二）記錄了當時當地原汁原味的語言風貌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再現了唐五代時期的語言面貌，記錄了當時的社會、經濟信息，并且保留了大量的口語原貌，還不乏新興的詞匯語法現象。受歷史因素的影響，敦煌社會經濟文獻中一些詞匯具有較為明顯的時代特色和地域特色，尤其是來自吐蕃語的詞匯占有一定比例，這就構成了敦煌文獻詞匯的獨特性。這些外來詞匯，在同時代內地各類典籍文獻中是難以見到的。因此，敦煌社會經濟文獻中有不少詞語可以作為各類辭書收錄、釋義、書證的補充，有利于當代語言學家全面把握唐、五代、宋初敦煌文獻詞匯的整體面貌及時代特色。就文字而言，敦煌社會經濟文獻中具有通讀關系的本字和通假字，同一般的通假字和本字一樣，在語音上應該是聲韻相同或相近的。但是，敦煌社會經濟文獻中有很多世俗文書，有的時候，由于當時語音的流變，其物質基礎是唐至宋初的聲韻系統而并非上古的聲韻系統，其聲韻會對廣、切韻系統所突破，從而反映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某些特質。
由于敦煌社會經濟文獻抄錄者的水平頗為懸殊，俗字、誤字大量存在。唐朝顏元孫在《干祿字書》中就已經把漢字分為俗、通、正三體。所謂“俗字”是區別于正字而言的一種通俗字體。敦煌俗字產生于魏晉六朝。敦煌社會經濟文獻中的借貸、社邑、契約等文書，一般為民間通俗文書，為下層百姓廣泛使用，其中的俗字較為常見且穩定，已經成為進入社會廣泛流通的字體。這些俗字對于敦煌寫本字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總體而言，敦煌社會經濟文獻面廣量大，記錄了當時當地原汁原味的語言風貌，是我們研究近代漢語的重要材料。
（三）反映了各民族間的文化、經濟、科技等方面的交流
敦煌地處絲綢之路要沖，是東西方文化交匯之地，也是漢民族與其他民族密切接觸的地方。季羨林先生以為：“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這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目前研究這種匯流現象和匯流規律的地區，最好的、最有條件的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
與西域相接的敦煌地區，很早就接受了發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隨著佛教文化的東傳，西亞、中亞文化也源源不斷傳到了敦煌，各種文化在這里匯聚交融。在敦煌卷子中，直接體現與中印文化交流的資料實屬不多，但是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中，一張“P3303號”寫經的背面卻有關于“印度制糖法”的殘卷，詳細介紹了制糖的方法，并把甘蔗與沙州、高昌一帶的糜子進行比較。短短的數十字同時也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即“印度造糖法是經過沙州、高昌而傳往中國內地的（是否是唯一的途徑？不敢說）”，這在中印文化關系史的科技交流方面具有其重大意義。安史之亂爆發后，唐朝從河隴等地方抽調駐軍，為吐蕃及其文化進入內地提供了良機。吐蕃唐貞元二年（786年）占領了敦煌，直至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被敦煌豪族張義潮起義推翻，吐蕃王朝對包括敦煌地區在內的河西、隴右等西部地區實施了長達60余年的統治。吐蕃統治時期，吐蕃文化與漢族文化在各個層面頻繁接觸，在語言、服飾、宗教信仰等方面均有交流和交融。例如，敦煌寫卷“P3720號”張淮深碑就有“撫納降和，遠通盟誓„„賜部落之名，占行軍之額。由是形遵辮發，體美織（紋）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的記載。可以看出，吐蕃占領敦煌初期，曾推行同化政策，讓敦煌人民改易穿著舉止。
同時，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漢藏佛教文化也進一步交流。敦煌社會經濟文獻中諸如僧官告身、寺職任免、度牒、戒牒、寺院行事、追念、設供、請僧疏、僧尼籍等相關資料和文書，也反映了吐蕃時期和歸義軍時期的佛事活動概況，以及9至11世紀敦煌寺院中開講設齋、赴會轉經、誦經發愿、浴佛活動的盛況。由于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的研究涉及到傳統語言學研究方法、敦煌文獻研究方法等諸多方面，需要研究者具備語言文字學、敦煌文獻學、社會經濟領域等跨學科的知識，這就增加了研究難度，以至于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的檔案價值尚未得到最大化的開發和利用。
作者：吳蘊慧單位：蘇州市職業大學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