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整體性解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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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史進程中所產生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問題凸顯的悖論，其癥結在于未能區分并科學對待市場經濟的雙重內涵———市場經濟機制與市場經濟精神。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更多地停留于市場經濟機制層面，而對市場經濟精神及其消極影響未能加以足夠警惕與限制。盡管市場經濟精神有其積極意義，但就現階段而言，個體的“原子式”存在狀態與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價值導向，對傳統民族精神、集體主義和共產主義價值觀具有不容忽視的消解作用。因而，在貫徹市場經濟機制的同時，必須努力規避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影響，二者共同構成了當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整體性內容。

關鍵詞: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整體性;市場經濟機制;市場經濟精神

改革開放已歷三十余年，在此過程中，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上述成績的取得，從根本上而言是突破了傳統關于計劃與市場兩極對立的認知誤區，成功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然而，在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視的重大問題。諸如，兩極差距未呈現明顯縮小趨勢，基尼系數居高不下，各種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爆發趨勢嚴峻等。正如鄧小平晚年所言:“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雹倬壓卧诮洕〉萌绱司薮蟀l展的同時，卻會產生如此嚴峻的問題?這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重要問題，因為這一問題從本質上關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一步發展的關鍵。當下，改革進入深水區，隨著全面深化改革戰略的啟動，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加劇，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倘若上述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那么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三位一體”格局必將面臨嚴峻挑戰。因此，正確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對于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中華民族歷史復興的“中國夢”顯得尤為緊迫與重要。筆者以為，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之所以會發生經濟發展與社會問題凸顯的二元悖論，其關鍵原因在于過去對市場經濟的理解主要停留于市場經濟機制層面———并且對于市場經濟機制的理解也存在著片面性，對市場經濟精神及其消極作用未能加以足夠的警惕、重視與限制。區分市場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精神，理性認識市場經濟精神的雙刃效應，才是科學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整內涵。

一、貫徹市場經濟機制的基本原則:“結合”而非“取代”

從直接字面上而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作為一對矛盾而存在的，二者在根本上相互對立、相互排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更是賦予了二者截然不同的社會屬性與階級屬性，并將二者劃入截然不同社會存在狀態之中。其中，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本質屬性與運行方式的體現，只能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之中，并且與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截然對立的。當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做出上述理論判斷，有其特定的合理性與歷史性。眾所周知，馬克思生活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面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及其所呈現出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關于市場經濟內在弊病的批判不可避免構成了馬克思的主要理論論域。因此，在他關于未來理想社會存在狀態的理論預設中①，社會主義必然是根據資本主義的對立面而設定的，計劃經濟也必然是作為市場經濟的“對偶”而存在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大廈之中。列寧在1906年寫作的《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斗爭》中明確提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不同社會屬性與二者對立問題，他認為:“只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只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②基于上述理論預設，后人在此問題上產生了如下兩種邏輯延伸:一種邏輯認為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其經濟運行方式只能是計劃經濟而非市場經濟;另一種邏輯認為社會主義在“蘇東”失敗的歷史實踐表明，實行計劃經濟前景暗淡，因此必須根據所謂西方的市場原則來構建當代經濟發展模式，這一種觀點在當下中國理論界頗為流行，鼓吹全面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理論邏輯根基便可溯源于此。

在市場與計劃二者關系上非此即彼的絕對對立性觀點，其實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片面理解與嚴重誤讀。這種觀點在思維上受絕對主義思維范式制約，因而無法領會市場與計劃之間本應存在的辯證關系。在這一點上，鄧小平突破了計劃與市場“二元相分”的思維慣性與絕對主義思維范式的限制，明確將計劃與市場經濟從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本質屬性中抽離出來，并將二者都視為配置資源的手段，即具有客觀中立性的經濟運行方式。因而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僅僅是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方式而存在的，本質上并不影響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從而使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具備了理論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的來源并非訴諸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本”或“教條”，而是源于現實實踐的檢驗。當然，必須要指出的是，鄧小平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面對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與純之又純計劃經濟所帶來的內在弊端，引入市場經濟機制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主體生產積極性、盤活經濟發展局面、推動生產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因為貧窮在鄧小平看來并非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③，因此市場經濟是服從于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的本質屬性而被引入的。從根本上而言，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嫁接，是為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正如鄧小平所言，計劃與市場都是配置資源的手段，“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缺點在于市場運用得不好，經濟搞得不活”④。上述“市場運用的不好”的“缺點”，是直接針對改革開放前30年經濟運行狀況而言。當然建國后由于主客觀原因的限制———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相對“理論缺場”以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準備不足，使得學習“蘇聯模式”成為具有某種內在必然性的選擇。盡管從某種程度而言，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也意識到“蘇聯模式”的內在弊端，也開始嘗試走有中國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但事實求是而言，改革開放前30年未能從根本突破“蘇聯模式”的窠臼。改革開放前30年的實踐證明，在所有制上追求單純的公有制、在經濟運行方式上實行單一的計劃經濟，對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而言，其結果只能是束縛生產力的解放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可否認的是，在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市場機制較之于計劃有其內在獨特的優勢———更能調動主體生產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原因在于，在市場條件下個人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具有公平的參加市場競爭的機會，在競爭與物質利益刺激的作用下，能夠更加充分地調動主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諸如，在競爭的壓力下，生產主體更注重不斷改進生產技術和改善經營管理水平。在促進主體追求自身發展的同時，客觀上也推動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緣何在現階段條件下，市場在提高主體積極性與創造性方面更具優勢?筆者以為，其關鍵原因在于目前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尚未達到高度發達水平，主體的共產主義、集體主義覺悟不夠。因此，適當鼓勵個人利益的追求，從根本上有助于提高主體能動性與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眾所周知，傳統計劃經濟主張資源的配置只能由國家的宏觀計劃加以處理，但由于我國地域遼闊、資源分布相對不均、人口眾多等復雜條件，使得計劃的制定者不可能將所有信息都納入到計劃的制定之中，使得計劃在資源配方面可能不利于發揮最大效用①。然而，倘若計劃的制定能夠建立在對具體實際情況科學、充分而全面的把握基礎之上，并且計劃在實行的過程中能夠充分尊重客觀經濟規律，那么在一定意義上而言，計劃也能成為合理配置資源的重要手段。并且，較之于市場，計劃在合理化配置資源方面也有其獨具的特點。市場在配置資源時遵循的基本原則是利益最大化，但公共服務領域因為利益非最大化存在，則必然導致資源的相對缺失，其只能依據政府的計劃手段加以調控。再者市場的調節作用往往會具有特定的滯后性，因而必然會造成生產的相對過程與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發生。所以，歷史發展的具體實際表明，市場并非是配置資源的最優化形式，市場的自發性、投機性弊病從宏觀上需要計劃優勢加以彌補。盡管市場調節存在諸如放任自流、盲目投機等弊端，但不能依此以計劃否定市場，走重返傳統計劃經濟年代的老路。因為當前隨著全球化與信息化趨勢的不斷增強，經濟活動的活力更多地依賴于對市場信息的敏銳、全面把握與及時反饋之上，由于計劃更多地是從國家宏觀整體性層面布局角度加以設定的，因此計劃在面對瞬息萬變的經濟情勢時不可避免地會有一定的滯后性，而市場在這一點上恰恰具有較強的活力與反應力。正如美國學者約翰•奈斯比特在《中國大趨勢》一書中所言:“經濟的集權化和管制程度越高，就會越僵化、無法適應變化的市場?！雹谝虼?，當下必須毫不動搖的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在實踐過程中加以進一步完善與深化。與此同時，也必須實現計劃與市場的有機結合。因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貫穿市場經濟機制，并非是以市場取代計劃，而是實現市場與計劃的結合。

二、理性審視:市場經濟精神的雙刃效應與實現形式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績的同時，卻出現了各類問題層出不窮、甚至是對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動搖的重大思想問題，其主要原因在于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局限于市場經濟體制層面，而對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作用未能加以足夠的重視與警惕。所謂市場經濟精神，就是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所展現出的基本的倫理精神，諸如自由、平等、競爭和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等。市場經濟體制、機制主要側重于市場經濟的物質層面，即制度、機制層面，而市場經濟精神則側重于市場經濟的精神倫理層面。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同，市場經濟精神也具有雙重作用。市場經濟精神的積極作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公平、平等和自由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使得主體能夠擺脫人對人的依賴關系，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人。每個經濟主體都是自由地參與市場經濟活動之中，并且都是作為平等主體進行經濟活動。商品交換是在等價原則基礎之上，生產者和消費者都處于平等地位。在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支配下，資源能夠實現自由流動。“市場制度是建立在個人的自由獨立和平等等權利得以明確確立和切實保障的基礎上的，只有具備了這樣的基礎，個人才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功利原則才能有效地實施。因此，市場化的推進，既有利于提高效率，又有利于創設自由。而自由平等即個人擁有平等的自由權利，是現代社會道德秩序的根本依據和核心內容”①。其次是市場經濟的競爭精神有助于提高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推動主體追求物質利益，實現自身的發展，提高社會生產效率，增加社會財富。最后市場機制有利于對瞬息萬變的經濟信息及時把握和迅速反饋，提高經濟決策的科學性和可行性。正如鄧小平所言:“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雹诘牵^之于市場經濟精神的積極作用，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作用在現階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中表現得也比較充分，其不良影響也愈發增強。何謂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影響?在我們看來，市場經濟活動中經濟主體作為“原子化”生存方式與其作為資本人格化身份的限定，共同決定了由資本無限追求自我增殖本質所形塑的經濟人實現主體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構成了“市場人”的本質屬性。在無限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傳統民族精神、集體主義和共產主義精神開始消解，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盛行，并有取代集體主義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之趨勢。在物質利益驅動之下，追求個人利益成為經濟人的唯一目的，為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會不擇手段，甚至會產生違法亂紀、損害集體利益的錯誤行為。

有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犯罪率呈逐年上升趨勢，平均每年增長10%以上，不少甚至是超過同時期全年GDP增長率③。經濟快速發展和犯罪率居高不下、社會問題凸顯這一悖論，突出彰顯了主體價值觀念的問題癥候。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場經濟精神支配之下，“經濟人”的所有活動都圍繞最大化地實現個人利益這一中心而轉動。在這種極端利己主義心理驅使下，為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必然會與其他“經濟人”進行競爭。不可否認，競爭雖有助于推動個人的發展與效率的提高，但不容忽視的是，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心理支配下的競爭，不可能是完全平等、公平的理性競爭。因為一方想戰勝另一方，往往會不擇手段，甚至是會冒著不惜觸犯法律的危險。中國現階段商業賄賂、商業詐騙高發的事實，就是市場經濟精神消極影響的集中體現。片面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導致各方相互競爭，因此也就無從談及合作。競爭究其本質來說，是通過矛盾雙方的斗爭、決戰方式來尋求矛盾的解決。誠然，競爭作為激發市場活力的重要手段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但過分強調競爭的結果必然是資源的大量浪費與各種非道德惡意競爭的產生。因此，當前在強調競爭的同時，還應當更加注重合作，強調通過同一性、通過矛盾雙方的合作解決矛盾，促使雙方相互進步、共同發展，從而實現“共贏”目標。關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構想，正是基于合作而非排他性競爭基礎上提出的戰略考量。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場經濟精神，就其實質而言是極端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的表現，是市場拜物教的彰顯，即主體的價值與意義被異化為追求資本增殖、維護市場邏輯的無止境自我分裂過程。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每個人都扮演著獨立的“經濟人”角色。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時期，“經濟人”(資本家)對財富和個人利益的追求達到了極致。因為，資本的本性是無止境地追求剩余價值，而資本家不過是資本的人格化?！百Y本家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家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④。上述一切都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經濟精神更確切地說是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精神使然。其實馬克思早在《資本論》中就對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作用進行了批判與解構，即拜物教理論。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世界是頭足顛倒的世界，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產生了三大拜物教:商品、貨幣和資本拜物教，通過三大拜物教理論揭示了隱藏在資本背后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關系。“在作為關系的資本中———即使撇開資本的流通過程來考察這種關系———實質上具有特征的是，這種關系被神秘化了，被歪曲了，在其中主客體是顛倒過來的，就象在貨幣上所表現出來的那樣。由于這種被歪曲的關系，必然在生產過程中產生出相應的被歪曲的觀念，顛倒的意識”①。

在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價值觀支配下，經濟主體疲于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一切以自我為中心、以金錢為中心。這種畸形價值觀必然會催生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以自我為中心與人的本質從根基上是相違背的。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已科學指明: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②。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個人利益只有基于社會利益基礎上才能真正得到實現。一切固守個人利益、為實現個人利益忽視甚至是損害集體利益的極端個人主義，從長遠上與個人利益的真正實現是背道而馳。其原因在于，社會是由繁多個體所組成的有機統一體，人區別于動物的本質規定性在于其所在生產基礎上所具有的社會性。社會一旦不復存在或受到損害，必將最終會阻礙個人利益的實現。另一方面，以金錢為中心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本質上也是相違背的。有學者認為，市場精神有助于提高主體素質、促進主體意識升華、滿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改善主體生存環境，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條件和可能。筆者對此存疑。不可否認，市場精神在一定條件下具備上述積極意義。但是，上述這種觀點存在的最大不足之處就是將市場精神視為效益至上的精神，并將效益定義為使人、資源和環境協調發展，而未積極正視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作用。以金錢為中心使得個人的主要時間與精力都訴諸于物質利益無止境的追求之中，但物質利益只能構成維持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前提，是人的最基本需要而非最高需要。以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理論”而言，精神層面的需要較之于物質層面需要更為高級。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特征，在物質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過程之中并不能得到全面涵蓋與真正實現。因為在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支配下，主體疲于追求金錢、物質利益，在此過程中人的發展只能被限定在極其有限狹小的范圍之中并以絕對畸形化方式加以進行，因而根本無從談及所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問題。其實這也就是馬克思早年所極力批判的“金錢異化”問題。金錢、物質利益由人創造，盡管它們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物質性基礎，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即本文所談及的市場經濟精神的支配下)卻發生了異化，它將一切神都變成了商品，并將人的本質異化為這種對象性存在，從而使貨幣成為統治人的工具③。以金錢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從根基上無從實現共產主義所預設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目標。

與市場經濟機制消極作用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不同，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作用會彌漫到經濟和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市場經濟精神對經濟領域的消極作用毋庸諱言。在政治上，市場經濟精神為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必然會促使主體攫取政治權力，參與政治活動、破壞政治民主和健康政治秩序。當前部分地區出現的基層選舉賄選、權力尋租、官商勾結等不良現象，都是市場經濟精神侵入政治領域的表現。在思想文化領域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精神作用的顯現，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思想也開始泛濫，信仰的缺失與思想的貧困在當前中國消費社會日益成熟的背景下愈發嚴重。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奢侈品消費市場便是最好的例證。筆者以為，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作用最為危險的方面，主要體現在對人們價值觀念的形塑與腐蝕之上。價值觀體現在主體對社會存在與主體價值的基本判斷、態度，決定主體的行為方式?；蝺r值觀必定會產生畸形行為活動，當下頻發的各類社會矛盾，在很大長度上不外是市場經濟精神對個人價值觀畸形塑形的結果。原因在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并未在中國形成預想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取而代之的是“金字塔型”社會結構。社會底層民眾占據大多數人口，但社會財富卻被極少數人占有。底層民眾在強大利益集團面前，缺少必要的經濟話語權和利益訴求的表達管道，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和個人利益不能實現的矛盾，導致價值觀的扭曲和畸形，各種反社會行為等暴力現象也隨之產生。

“如果說社會階層的頂端是極少數人的財富集中，那么在社會的底層則是無政府狀態?！焉鐣敹说呢敻桓叨燃泻蜕鐣讓拥臒o政府狀態放置在一起考量的話，那么中國社會的高度不穩定就會凸顯出來”④。極端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的市場經濟精神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三位一體”產生了嚴重挑戰。當下，馬克思主義魅力銳減的最主要原因不在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時，而恰恰在于市場經濟精神深入每個經濟主體的機體甚至是靈魂深處，市場邏輯、市場拜物教形塑主體的價值導向與現實實踐活動。當前，黨內腐敗問題嚴重、某些案件甚至引起了普通群眾的公憤，在深入推進懲治腐敗、全面深化黨的建設的偉大歷史斗爭中，必須要對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影響保持高度警惕。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思想前提，就是解決部分黨員干部對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動搖的問題，而動搖的重要原因便在于市場經濟精神的腐蝕作用。在物質利益面前、在個人主義價值觀的驅使下，為人民服務理念在部分黨員干部那里成為口號，為自己服務、為金錢服務異化為根本宗旨。可見，市場經濟精神的作用領域是全方位的，其消極影響的后果是嚴重的。因此，必須對市場經濟精神加以駕馭，進一步加強對市場經濟精神消極作用的限制。

三、從理論到實踐:科學規避市場經濟精神消極作用的雙重維度

也許有人可能會產生疑問，即西方也實行市場經濟，為何沒有受到市場經濟精神消極作用的腐蝕?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西方社會并非能夠跳出市場經濟精神消極作用的定律，2008年爆發于西方并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中資本家(甚至包括普通民眾)的貪婪與投機正是市場經濟精神消極作用的集中體現。只不過較之于中國，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精神消極作用所表現的程度有所不同。那么，問題是緣何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精神消極作用實現程度較之于中國更小呢?筆者以為，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市場經濟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歷史，對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作用保持著足夠警惕，已形成一整套較為成熟和完善的法律、規章制度體系，因而能夠較好地規避市場經濟精神消極影響。從理論層面而言，西方社會在強調市場作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對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作用保持了高度警惕。作為西方市場經濟鼻祖的亞當•斯密在撰寫《國富論》，闡釋市場經濟精神之后，便對市場經濟的消極影響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與理論焦慮。因而，在此之后的《道德情操論》，便構成了規避市場經濟精神消極影響的理論“圣經”。從制度設計層面而言，在完善的法律、制度面前，經濟主體很難尋找漏洞以實施“合法不合理”的個人主義活動，加之嚴厲的處罰措施使得為追求個人利益而不惜觸犯法律行為的成本大大增加。以美國食品安全法為例，它是由《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聯邦肉類檢驗法》、《禽類檢驗法》、《蛋類產品檢驗法》、《食品質量保障法》、《聯邦殺蟲劑、殺真菌劑和滅鼠法》)和《公眾衛生服務法》七部法律所組成一個完整體系，幾乎涵蓋了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①。另外，美國對食品安全犯罪處理力度嚴厲。

其《2009食品安全加強法案》規定:涉及任何假冒或摻假食品的個人行為將被判處十年以下的監禁或根據《美國法典》18條規定處以相應的罰款，或同時執行(刑事處罰);在民事處罰中區分違反和故意違反第301節相關規定，并且其處罰力度也不盡相同，前者個人20000美元罰款，法人或組織250000美元罰款，而后者個人50000美元罰款，組織或法人500000美元罰款。而我國的食品安全法將違法行為的賠償金額僅僅限定在商品價值的10倍，其處罰力度之小客觀上也為極端個人主義犯罪行為降低了風險和成本。二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宗教信仰程度較高，宗教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作用。盡管馬克思曾以“精神鴉片”的方式對宗教的麻痹作用進行了深刻批判，但在一定意義上正是這種精神的麻痹作用部分消解了市場經濟精神的不利影響。以基督教為例，基督教中的原罪、靈魂與永生理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市場經濟精神消極作用的實現。基督教認為，每個人都是帶著原罪來到世界，凡是信奉上帝的人都可以免除原罪?；浇滔嘈湃耸怯徐`魂的，并且會依據其在生前的行為在死后受到審判。因此，每個人在身前的行為與死后審判直接相關，這一點極大地限制了因為極端個人主義導致犯罪行為的發生。在基督教教義中所明確規定的教義，對于信徒的價值和行為規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有助于抵制市場經濟精神消極作用的實現。

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動搖的同時，必須對市場經濟的消極作用保持高度警惕與自覺。為此，不妨批判地借鑒西方限制市場經濟精神消極作用的做法，汲取有益之處為我所用。一方面，限制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影響，必須重建社會主義中國的當代信仰。必須在全社會弘揚集體主義價值觀，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通過與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等市場經濟精神消極作用的較量證明集體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真理性，讓集體主義價值觀深入人心，成為時代的價值觀，用馬克思主義引領社會思潮，起到在國家、人民中維系信仰、規范行為的作用。以集體主體精神抵制極端個人主義的影響就其理論基礎而言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并且就現階段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而言，有其緊迫性與必要性。很明顯這里面臨的一個挑戰便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集體主義精神導向如何消弭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原子化存在個人的極端利己主義之弊病?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的“視差”究竟應當如何縫合?對此需要從兩個維度加以把握:一是必須高度肯定對個人利益的合法、合理追求，摒棄虛幻集體主義的抽象統治。中國傳統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曾經在此問題上步入誤區，過分強調集體主義精神而抹殺合理的個體訴求，其結果便是壓制個體的積極主動性與創造性，從根本上制約了生產力的進步與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最大創新便是對于個體自由的重塑、對于個體精神的高度弘揚;二是必須以真實的集體主義精神統籌、形塑個體的發展。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預設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從根基上是建立在個體之間相互依賴、個體訴諸集體的真實關系狀態之中，集體與個體之間非但不是矛盾對立的關系，反而呈現出相互補充、協調并進的辯證關系①。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當代中國集體主義精神的形塑，必須建立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之下加以推進，而只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方能承擔此重任。另一方面，限制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影響，需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健全各項法律和規章制度。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影響單純依賴理論信仰教育維度的“頂層設計”并不能完全消彌，資本邏輯的充斥與物欲橫行的現實邏輯，造成了原則在與利益的較量中往往使自己難堪的窘境。因此，除了理想信念維度的建構之外，限制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影響仍需要超脫單純的理論邏輯，從而實現向現實實踐維度的拓展，即在充實、完善的法律體系以及強有力的監督作用下，使得市場經濟消極影響缺失作用場域，將市場經濟活動中各種違法犯罪活動消滅在萌芽狀態。同時，進一步加強懲治力度，增加市場經濟違法活動的犯罪成本，使少數不法分子鋌而走險的風險和代價增加到最大程度，讓其最終不敢觸碰法律的“高壓線”。

這種從現實層面斬斷市場經濟精神消極影響的作用域，從而扼殺其實現的可能性，應當構成與理論頂層設計相輔相成的和諧局面。而此一問題的解決，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思維為指導，使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進行制度、規則上的革新，強化限制市場經濟精神消極影響的機制與體制。當前，加強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增強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治理問題，因為目前社會問題與社會治理的挑戰與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影響所形塑的。從源頭上而言，如何科學認識并駕馭市場經濟精神并未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而一勞永逸地完成，因為市場經濟問題(市場經濟精神問題)不僅對于中國而且對世界而言，都是一項仍然處于不斷探索與認知過程中的“進行時”問題。在此背景下，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必須要提升對市場經濟精神的駕馭能力，必須以全面改革的精神面對市場經濟精神，以期從機制、體制方面的革新來規避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影響。

總言之，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中，馬克思主義能否占據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社會主義是否具有生命力、共產黨能否鞏固執政地位的關鍵，在于能否駕馭市場經濟精神、在于能否成功抵制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順利發展，必須對市場經濟精神加以足夠的警惕與重視，必須利用多種手段對市場經濟精神的消極作用加以限制。只有做到貫徹市場經濟機制與駕馭市場經濟精神的有機結合，才能真正使市場經濟為社會主義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所用，才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整理解與整體性把握。

作者：張明 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