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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與文獻回顧
Haug和Dewald研究了1880—2001年11個工業國家的貨幣供給波動與通貨膨脹的關系,認為長期內貨幣供給導致永久性通貨膨脹,但對實際產出沒有影響[9]。Tas研究了中東地區的貨幣供給與物價的短期和長期關系,認為各國的貨幣供給與物價的短期關系基本相同但長期關系明顯不同[10]。Waingade分析了印度的貨幣供給與物價水平的長期關系,認為兩者長期存在正向關系[11]。Berger和Osterholm運用BVAR模型分析了1960—2005年美國的貨幣供給對其物價水平的影響,認為貨幣供給增加是物價水平提高的Granger原因[12]。張金城運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貨幣供給與通貨膨脹和實際產出的關系,認為貨幣供給對通貨膨脹有顯著的溢出效應[13]。郭永濟、李伯鈞和金雯雯運用時變參數向量自回歸模型研究了流動性對通貨膨脹、產出和資產價格的影響,認為流動性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具有時變性,且這種時變性因經濟所處的狀態不同而不同[14]。劉鵬運用誤差修正模型研究了貨幣供給與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的關系,認為貨幣激活效應是資產價格波動影響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15]。余輝和余劍運用時變參數狀態空間模型構建了金融狀況指數,認為包含貨幣供應量的金融狀況指數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較為顯著[16]。于澤和羅瑜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方法進行研究,認為中國貨幣具有內生性,貨幣和通貨膨脹是同時形成的,貨幣內生性條件下的通貨膨脹的主要影響因素是投資和凈出口[17]。惠曉峰和王馨潤運用VAR模型分析了外匯儲備與通貨膨脹的關系,認為短期內外匯儲備的增加不會直接影響物價水平[18]。粟勒、王少國和胡正分析了2000—2012年中國央行資產負債表的結構,認為外匯占款是影響中國貨幣發行的最重要因素,且是推動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19]。吳克保從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角度出發進行研究,認為中國流動性過剩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外匯儲備過快增加導致的貨幣超發造成的[20]。田濤、許泱和蔡青青基于DCC-GARCH模型進行實證分析,認為中國的通貨膨脹主要受貨幣供應量變化的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化和國際石油價格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較小[21]。雖然學者們運用不同方法對通貨膨脹的匯率因素和貨幣因素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對本文有較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但是相關研究仍存在一些問題。第一,雖然大多數學者認為貨幣供給對通貨膨脹具有正向影響,但是并未深入分析貨幣供給來源的具體變化。不同的貨幣供給來源可能對應完全不同的通貨膨脹治理措施,而中國貨幣供給來源及其變化清晰地反映在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因此非常有必要基于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進行深入分析。第二,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匯改后中國貨幣供給的變化與外匯儲備有較強關系,也就是說外部經濟通過匯率機制對通貨膨脹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因此在分析貨幣供給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時有必要考慮匯率因素。第三,從研究方法看,相關研究主要采用最小二乘回歸、協整分析、向量自回歸模型等線性方法或模型,但這些模型的參數反映的是經濟變量間的平均影響關系,無法反映參數隨時間變化的動態時變特征[22]。實際上,中國的經濟體制一直處于變革中,內外經濟發生的各種改革和各項政策變化都可能導致相關經濟變量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發生變化,因此需要構建時變參數來反映其動態變化過程。鑒于此,本文從分析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化出發,運用狀態空間模型構造時變參數,研究匯率和貨幣供給對通貨膨脹的動態影響。
2貨幣供給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機理
2.1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分析本文以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為樣本期,首先分析樣本期內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中反映的負債情況,即資產負債表中的右列。央行資金來源于負債和自有資金,其中自有資金為219.8億元,占歷年總資金來源的比例不足1%,可見負債是人民銀行的主要資金來源。負債中的儲備貨幣是人民銀行貨幣發行與金融機構存款的合計數,是央行資金的主要來源。在樣本期內,儲備貨幣占總負債的比例平均約為62.5%,且該比例自2010年12月突破70%,并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上升,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發行債券是央行為了彌補資金占用不足而對外發行的債券,主要是指央行票據發行。在樣本期內,發行債券占總負債的比例約為18.6%。據此可得,儲備貨幣和發行債券合計占總負債的比例平均約為81.1%,也就是說央行資金的主要來源是儲備貨幣和發行債券。然后分析人民銀行資產負債中的資產情況,即資產負債表的左列。“資產”一列反映了資金的運用和去向,也反映了人民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方式和途徑。經過分析發現:在樣本期內,央行的總資產規模增加了2倍,國外資產規模增加了3.1倍;央行所持有的資產中占比最大的是國外資產,其占總資產的比重持續上升———由2005年7月的60.6%持續上升至2012年6月的83.9%,且在2012年2月達到樣本期內的最高值(84.7%)。綜上所述,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樣本期內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不斷擴大,資產方的顯著特點是:隨著總資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國外資產規模不斷擴大,其占總資產的比例不斷上升,國外資產科目成為資產方的第一重要科目。負債方的顯著特點是:隨著總負債規模的不斷擴大,儲備貨幣科目的規模不斷擴大,其占總負債的比例不斷上升且在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儲備貨幣科目成為負債方的第一重要科目。基于以上分析,并將資產方中的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對其他金融性公司債權和對其他非金融性公司債權科目合并成為國內信貸,從而得到如表2所示的資產負債表,本文據此進行分析。
2.2貨幣供給影響通貨膨脹的機理根據表2所示的資產負債表中的平衡關系,可得以下數量關系:儲備貨幣=國外資產+國內信貸-發行債券。這一關系表明:儲備貨幣規模與國外資產和國內信貸正向變動,與債券發行反向變動。也就是說: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央行購買的外國資產越多,則儲備貨幣的規模越大;央行對國內機構的債權越多,則其儲備貨幣的規模越大;央行的債券發行規模越大,則其儲備貨幣規模越小。自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來,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使得中國外匯資產迅速持續增加。在強制結售匯制度下,為了收購“雙順差”下的外匯凈流入,人民銀行被迫投放人民幣,使得資產方中的國外資產和負債方中的儲備貨幣迅速持續增加。面對外匯占款迅速增加的巨大壓力,資產方中的國內信貸作為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一個渠道,理論上可成為央行對沖外匯占款增加、防止基礎貨幣過快增長的手段,但是其投放本身具有剛性、操作空間有限,難以通過壓縮其規模達到緩解基礎貨幣投放過快的目的。而負債方中的發行債券在減緩基礎貨幣增加過快方面在一定時期內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央行發行票據作為對沖外匯占款快速增加的手段,只能在短期內起推遲壓力、減緩基礎貨幣增加過快的作用。隨著票據到期形成的資金壓力和發行成本的不斷上升,發行票據難以在長期內對沖新增外匯占款,其作為調控基礎貨幣手段的效力有限。綜上所述,面對外國資產中的外匯占款迅速增加導致的基礎貨幣大量被迫投放,央行的對沖手段(如發行票據和壓縮國內信貸等)的效果有限,外匯占款已成為中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央行通過控制基礎貨幣來調控貨幣供應量的能力較弱。總的來說,資產方中的外匯占款迅速增加必然導致負債方中的基礎貨幣增加,基礎貨幣在貨幣乘數的作用下導致貨幣供應大量增加,從而形成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
3計量模型
3.1模型構建在計量經濟學文獻中,狀態空間模型通常被用來估計不可觀測的時間變量,如理性預期、長期收入和不可觀測因素等。很多的時間序列模型———包括經典的線性回歸模型和ARIMA(autoregressivein-tegratedmovingaverage)模型———都可作為狀態空間模型的特例。狀態空間模型提出了“狀態”概念,經濟系統中可能存在的不可觀測狀態反映了系統的真實狀態,狀態空間模型建立了可觀測變量與系統內部不可觀測狀態的關系,能實現基于各種狀態向量分析和認識系統。運用狀態空間模型描述動態系統有兩個突出的優點:一是狀態空間模型可將不可觀測的狀態變量納入可觀測模型并得到估計結果;二是狀態空間模型利用強有力的迭代算法———卡爾曼濾波估計參數。狀態空間模型包括兩個模型:一是狀態方程模型,它反映了動態系統在輸入變量的作用下在某特定時刻轉移到的狀態;二是量測方程或輸出方程,它將動態系統在某特定時刻的輸出變量、系統狀態與輸入變量聯系起來。本文利用狀態空間模型構造時變參數模型。上式中:βt是隨機系數向量,是狀態向量,也稱為可變參數,是不可觀測變量,必須利用可觀測變量yt和x′t來估計;x′t是隨機系數向量βt對應的解釋變量的集合;z′t是固定系數γ對應的解釋變量的集合。假定可變參數βt的變動服從AR(1)模型,假定擾動向量μt和εt是相互獨立的且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σ2和協方差矩陣為Q的正態分布。
3.2數據來源及預處理本文選取的初始變量分別為CPI環比月度數據、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指數定基月度數據(2010年=100)、貨幣供應量M2月度數據。鑒于2005年7月中國進行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在保證樣本容量和數據可得性的前提下,本文采用的數據樣本期間為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CPI環比月度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系統,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指數定基月度數據來源于國際清算銀行網站,貨幣供應量M2月度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通常采用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作為衡量中國國內通貨膨脹的變量。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是加權匯率,其權數是各國與中國的貿易額占中國貿易總額的比重,該匯率比雙邊匯率更能較好地反映人民幣對外價值的變化。貨幣供應量采用廣義的貨幣供應量概念,即M2,主要包括流通中的現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等。為了保持數據的可比性和滿足研究需要,本文對數據做如下處理:首先將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指數定基月度數據轉換為以2005年7月為基期的環比數據,將貨幣供應量M2月度數據轉換為以2005年7月為基期的環比增長數據,這樣3組變量數據均為以2005年7月為基期的環比數據;然后利用CensusX12季節調整法對3組變量數據進行季節調整;最后分別對經季節調整后的3組變量數據取自然對數。經過上述處理后,統一了不同變量數據的比較基礎,消除了季節影響以及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性。將調整后的最終序列分別記為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
4實證分析
狀態空間模型要求時間序列是平穩序列或序列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從而避免出現非平穩時間序列存在的“虛假回歸”問題。
4.1平穩性檢驗為了盡可能地保證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的穩定性,本文采用ADF檢驗和KPSS檢驗兩種方法。ADF檢驗的原假設是待檢驗序列含有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KPSS檢驗的原假設是待檢驗序列是平穩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3和表4。據此可知,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均是平穩序列,可直接建立狀態空間模型。
4.2狀態空間模型構建根據前文分析,本文構建如下狀態空間模型。本文采用的計量軟件是EVIEWS6.0,采用文本直接輸入方式,在文本框輸入定義好的狀態空間模型表達式,運用卡爾曼濾波對狀態空間模型進行估計,結果見表5。由表5的結果可知,狀態變量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顯著的,AIC等信息準則較小,說明模型擬合的較好。
4.3模型檢驗對所建立的狀態空間模型的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6。由表6可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估計出的狀態空間模型的殘差序列是平穩的。查看殘差序列的滯后階數為36期的相關系數和自相關系數可知,模型的殘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關。以上統計分析表明,基于卡爾曼濾波所得的狀態空間模型的估計結果是可靠而穩定的,模型較好地擬合了樣本數據,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析具有一定意義。圖1中,sv1表示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環比變化率對CPI環比變化率的時變參數軌跡。整體來看,隨著樣本期內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其環比變化率對CPI環比變化率的影響在-0.048附近上下波動,這種動態影響除了在2008年出現了較為劇烈的波動外,在其他年份的波動總體趨于平穩,動態影響在2008年1月達到最大值(-0.024),在2008年11月到達最小值(-0.116)。這說明,中國匯率制度改革后,樣本期內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對國內通貨膨脹起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平均來看,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環比指數每變化1%將導致CPI環比指數降低0.048%。這種抑制作用的時變特征說明,該微弱的抑制作用還受其他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圖2中,sv2表示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環比變化率對CPI環比變化率的時變參數軌跡。總的來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環比變化率對CPI環比變化率的影響為正數,在樣本期內在0.471附近呈現動態變化,這與經濟理論的預期一致,且實證結果顯示,在樣本期內M2環比增長率每增加1%,將導致CPI環比變化率平均變動47.1%;這說明長期來看,貨幣流動性過剩會導致通貨膨脹的發生,國內的通貨膨脹的發生有相當一部分原因是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過快造成的。這種動態影響在2008年8月至11月出現持續大幅上升趨勢,且在11月達到最大值為56.3%,之后直至2009年5月緩慢下降至平穩狀態,這基本契合了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后我國政府投資4萬億元拉動經濟增長的時間區間,說明4萬億元計劃的實施在拉動經濟增長,抑制經濟放緩的同時也推高了國內的通貨膨脹率。
5結語
本文從分析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化出發,運用狀態空間模型實證分析了中國匯改后匯率、貨幣供給對通貨膨脹影響的動態時變過程,主要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在樣本期內,中國匯率環比變化率與通貨膨脹環比變化率整體呈反向變動,說明匯改后人民幣升值起到了抑制國內通貨膨脹的作用,但是這種抑制作用非常微弱;第二,貨幣供應量環比變化率與通貨膨脹環比變化率呈正向變動,說明貨幣供應量的不斷增加是導致國內通貨膨脹率不斷提高的重要因素,平均來看,貨幣供應量環比增長率每增加1%將導致通貨膨脹環比變化率平均增加約47.1%;第三,近些年中國以外貿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導致國際收支“雙順差”不斷加劇,在現有的強制結售匯的外匯管理體制下,央行大量購買外匯儲備并被迫投放基礎貨幣———這體現為央行資產負債表中資產方的國外資產科目和負債方的儲備貨幣科目的數額不斷增加,央行投放的基礎貨幣在商業銀行存款派生機制的作用下轉變為數倍的貨幣供應量,這種途徑和機制導致的流動性過剩已成為影響國內物價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是國內通貨膨脹的重要推手。在現有的外匯管理體制不變的前提下,上述結論包含了以下政策含義:首先,在開放經濟下,要治理通貨膨脹,必須重視輸入性因素的影響,不僅僅要考慮匯率浮動問題,更要采取科學而合理的措施沖銷外國資產激增造成的貨幣超發———這是貨幣政策制定者必須考慮的核心問題之一;其次,從長遠來看,治理通貨膨脹必須繼續加大擴大內需的力度,如果中國內需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那么必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狀況,扭轉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外貿的格局。這樣不僅能使中國經濟增長更加健康,而且能降低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影響。
作者:陳曉燕江可申鐘大成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鄭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