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走勢與城市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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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產業結構轉換與城市化存在密切的關系，城市化的發生與發展受到三大力量的推動與吸引:即農業發展、工業化和第三產業崛起，其中，農業發展給城市化提供基礎動力，工業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動力，第三產業發展給城市化以后續動力。

[關鍵詞]：產業發展；城市化；動力

城市化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經濟轉型現象，是經濟發展進程中必然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長期以來，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口學家、城市學家等對城市化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與研究，取得了相當豐富的學術成果，但是由于歷史或現實方面的原因，尚有書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就在于對城市化研究出發點、城市（或城鎮）的概念界定等問題，至今沒有取得公認和統一的認識，在指導城市化實踐的理論研究上還存在誤區和不足。

其中一個最基本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問題是：城市化發展的動力是什么?由哪些因素組成,并居于主導地位。對于這些問題,有的研究已有所涉及,但未能給出一個全面、系統而又邏輯一貫的理論解釋。本文中的城市化概念，是指伴隨著經濟增長,由產業結構非農化而引發的生產要素由農村向城市流動和集中,在城市體系不斷升級的同時,農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逐漸與城市接軌,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過程。而城市化的成長動力機制是指推動城市化發生與發展所必須的動力的產生機理，以及維持和改善這種作用機理的各種經濟關系、組織制度等所構成的綜合系統的總和。

作為社會現代化重要標志的結構轉換的城市化之發展受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在諸多影響城市化發展的因素中，產業結構的非農化轉換與發展、經濟要素在不同產業及地域間的流動、相關的制度變遷與創新是影響乃至決定城市化發展的關鍵要素所在。其中，產業結構轉換與發展是城市化發展的動力機制，經濟要素的流動與聚集是城市化的實現機制，制度安排與變遷是城市化的推阻機制。它們三位一體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城市化的生成機制①。本文僅從產業結構轉移與發展的視角研究研究城市化發展的動力機制。

一、產業結構轉換與城市化的關系城市化作為一個社會經濟的轉型過程,包括人口流動、地域景觀、經濟領域、社會文化等諸多內涵。而且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其內涵也在發生變化。在目前對城市化定義具有代表性的解釋中,普遍認為:反映“城市化”的主體主要是兩方面:人口和產業。雖然對城市化的研究可以從人口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不同的領域進行,但經濟學認為，城市化是各種非農產業發展的經濟要素向城市聚集的過程，它不僅包括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第二、三產業的轉移，還包括非農產業投資及其技術、生產能力在城市的積聚。它強調農村經濟向城市經濟的轉化過程和機制,特別是從產業結構、勞動力結構和人們消費方式的變化等方面來分析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化與產業結構非農化同向發展。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認為，城市化是第一產業人口不斷減少，第二、三產業人口逐漸增加的過程。經濟學所論述的城市化的實質是由生產力變革引起的人口和其它經濟要素從農村向城市轉變的過程。如果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來對城市化的涵義進一步的界定和分析的話，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包括市和鎮）是由農村（鄉村）演變而來又不同于農村的人口聚居及其活動方式的制度安排，因此城市化可以理解為使一個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農村地域轉化為城市地域，農業活動轉化為非農業活動，農村價值觀念轉化為城市價值觀念，農村生活方式轉化為城市生活方式的多景觀層面的綜合轉換過程。

西方產業結構理論的研究主要有兩大流派:結構演變理論和結構調整理論。前者以配第—克拉克定律和庫茲涅茨的后續研究為主;后者中影響較大的是劉易斯的二元結構轉變理論、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理論、羅斯托的主導部門理論等。產業結構理論告訴我們:由于產業平均利潤率的不同,為追逐利益的最大化,生產要素必然會在不同的產業之間流動。這是一條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同時由于各產業的特性不同,所要求的空間條件(包括區位、空間聚集和集中度等)也不同:土地是農業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農業對其數量、質量的要求較高,因此農業傾向于以分散的方式布局在地域廣大的農村;而工業和服務業則由于具有原料指向、交通運輸樞紐指向、人口聚集指向等特點,傾向于布局在人口密集、原料充足、區位條件優越的城市區域。因此,伴隨著要素在不同產業的流動,城市化的過程應運而生。錢納里對1950～1970年間100個主要國家產業結構與城市化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考察,其結果如下表1所示(其中,a為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份額,b為第二產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份額,c為城市化水平)。

城市經濟理論研究表明,城市化的發生與發展受到三大力量的推動與吸引:即農業發展、工業化和第三產業崛起。并且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深入,這三種力量依次處于主導地位。城市化的實質是由生產力變革引起的人口和其它經濟要素從農村向城市轉變的過程，它表現在生產方式上，就是產業結構的大規模調整，即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各非農產業部門轉移。因此，就城市化與產業結構的關系而言，可以表述為：產業結構的變動體現為城市化的變動。城市化首先是一種產業結構由第一產業為主逐步轉變為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為主的過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構成中所占的比例越高,則城市化水平越高;其次,城市化的確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就業人口逐步轉向非農業就業人口為主的轉移和集中過程,其轉移速度越快,轉移比例越高,則城市化水平越高;第三,城市化是由落后的農業文明轉變為以現代化城市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設施為標志的現代城市文明的過程;第四,城市化是對居民從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價值觀念、文化素質全面改善和提高的過程,而這一過程的實現則是通過第三產業在全社會各領域內的全面滲透。

當然，產業結構的重心將沿著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順序逐步轉移,這種關系背后隱含著一個條件:在產業結構高度化的過程中,必須伴有相應城市化的發展,因為任何產業都要有自己的空間載體——產業的空間實現形式。沒有產業空間載體的變換，就不可能有產業結構的全局高度化。城市即是這個空間載體的主角，而城市化是產業空間實現方式的主要形式。因此可以說，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需要依托城市化,城市化是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重要內容。

二、農業發展給城市化提供基礎動力農業是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母親產業，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城鎮體系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城市化的歷史始終是由農業發展推動的:從城市的最初形成來看,只有在農業生產力發展能夠提供剩余產品的前提下,使少數人完全脫離農業生產而專門從事非農活動時,才開始了人類文明和城市發展史;從城市化的發展進程來看,它本身就是變落后的鄉村社會和自然經濟為先進的城市社會和商品經濟的歷史過程。它總是首先在那些農業生產力發展達到一定程度,農業分工完善、農村經濟發達的地區興盛起來。國內外經驗表明,城市化離不開農業的發展。農業的發展主要表現為農業剩余的增加、農業的商品化、農業資源的開發和集約化經營等幾個方面,這些都是城市化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可以說,沒有農業的發展,就沒有今天的城市的誕生，農業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動力。農業生產向現代化發展的過程，意味著它為非農產業提供農業剩余的水平不斷提高。這里所說的農業剩余是廣義的概念，指的是農業生產要素和產品的剩余，既包括農產品的剩余,也包括勞動力和資本等的剩余。從理論層面分析，

農業發展對城市化的支持作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農業發展對城市化的“食物貢獻”。城市化所需要的農產品包括兩大類：食物型農產品和原料型半成品，前者主要是糧食、蔬菜、水果、肉類、奶類及蛋類等，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的生活；后者主要是棉花、油料、糖料、煙葉等經濟作物產品，主要用于城市企業的生產。由于城市化了的人口一般不再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但他們仍然需要消費產品，且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有著更高的消費能力而使城市化后的人口對農產品的消費量（包括直接消費量和間接消費量）要多于城市化前，這部分農產品是要由農業提供的。因此，農業就通過所能提供的食物商品和數量決定著城市化的人口規模。而農業提供商品性食物的數量，取決于農業的發展水平。因此，農業發展水平就通過所能提供的商品食物數量決定著城市化的規模和程度。（2）農業發展對城市化的“原料貢獻”。工業作為城市生產的核心,需要有大量充足的原料供應,否則工業的發展只能是“空中樓閣”。比如，中國近代工業的主干是輕工業，棉紡織業、繅絲業、糧食加工業為基本產業，這類輕工產品成本中原料成本占主要部分，原料的質量優劣和價格高低是影響成本核算的決定因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只有質高價廉才能占領市場。無疑，各廠家都把能否獲取優質價的料作為決定企業的成敗的關鍵。而輕工產品的原料如棉、糧、蠶絲，全為傳統部門中農民家庭經營的產物。沒有傳統部門提供足量的優質原料，中國早期現代部門的發展也是不可能的。（3）農業對城市化的“市場貢獻”。城市化的推進需要農業為其提供市場，而農村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隨著農業發展、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爾系數的不斷下降,農民對生產投入品和高檔生活消費品的需求將不斷提高,從而使城市工業品的銷售市場擴大,城市生產得以持續進行,城市化動力不斷加強。（4）農業發展對城市化的“人力資源貢獻”。城市非農產業的發展，必須首先要有人力資源。城市人力資源的來源，除一部分是城市自身的人口自然增長外，大部分都來自農業。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為鄉鎮企業累計提供了1.6億多個勞動力。當然，從理論上講，農業能夠以多大的規模為城市提供勞動力資源，還是由農業生產力水平決定的。農業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著農業能夠釋放的勞動力數量，進而決定著城市化的人力資源規模。（5）農業發展對城市化的“資金貢獻”。農業為城市化提供資金積累的方式很多，比如，農民攜帶資金進城興辦產業，農民付費購買城鎮戶口，農民集資興建城鎮基礎設施等。被譽為“中國第一農民城”的浙江省蒼南縣的龍港鎮，完全是由農民集資興建起來的。據調查，近10年來，浙江省溫州市全市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投入資金共100多億元，其中70%以上來自農民，國家投入不足10%。（6）農業發展對城市化的“土地貢獻”。土地資源是城市發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是城市基礎建設的依托。新興的城市所需要占用的土地，大都來源農業。沒有農業的土地貢獻，就不會有城市化的大規模發展。當然，農業能夠提供多少土地，則是由農業的土地生產率水平決定的，城市化對農用土地的占用，不能超過土地生產率提高使農業釋放土地資源的能力。

農業為城市化提供剩余的方式主要有4種:（1）賦稅方式,即農民通過賦稅提供剩余;（2）價格方式,即農業剩余通過不利的貿易條件(如工農產品剪刀差)由農業流向工業,由農村流向城市;（3）儲蓄方式,即通過吸收農民在金融機構的存款和對政府及企業債券的認購提供剩余資金;（4）財產剝奪方式,即政府憑借政治力量使農民無法放棄財產向非農產業和城市提供剩余。由于提供農業剩余政策干預下的價格方式及提供農業剩余的強制性方式、無償性方式、財政調節方式的效率分別好于市場機制下的價格方式、自愿性方式、有償性方式和金融調解下的方式,因此,多數國家及地區在工業化初期階段資本積累對農業剩余吸取方式選擇上,對前者的偏好要明顯高于后者的偏好。可見，農業剩余的存在是推進城市化進程的基礎動力。

三、工業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動力無論是在近代還是在現代，國家工業化導致了人口向城市聚集，伴隨著這一積聚過程的是產業的空間積聚和產業的結構轉換。這已經成為國家城市化發展的根本動力機制。人類社會最初沒有城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某一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①也就是伴隨著農業革命而發生的手工業與農業的社會分工，使商品交換更加頻繁和活躍，并出現了原始的集市。集市的固定化和物質化，才使集市轉變成為城市。但是這種原始的城市規模是狹小的，作用也是以非經濟功能為主。只有工業革命即產業革命是古代城市轉變為現代城市，引起城市化趨勢，使城市成為世界的主宰。正如吉斯特和費瓦指出的那樣:“農業革命使城市誕生于世界,工業革命則使城市主宰世界。”也就是說，盡管城市先于工業而誕生，但城市的高速發展，則是近代產業革命后，工業化不斷推動的結果。

工業化實質上是一個由工業領域的革命逐漸向其他產業領域推進的過程,“一個工業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必定引起其它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馬克思)。一方面,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農業的技術基礎,推進了機器在農業上的廣泛使用,建立了“按工業方式經營的大農業”;另一方面,工業革命本身是機器生產的普遍化過程,使工業技術條件改善,工業向縱深發展;最后,工業生產方式的分工和專業化,必然促使一部分人從事非生產性勞動,當工業的分工和聚集達到一定程度后,將極大的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即工業不僅直接推動著城市化的發展,而且通過產業連鎖反應間接的推動城市化的發展。在工業革命開始之前，世界城市人口的增長是非常緩慢的，到1800年時世界城市人口占世界總人口比重只有3%，工業革命開始以后，世界城市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以每50年翻番的速度增長。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產物,工業化推動城市化,這已為歷史發展所證明。世界各國的城市化實踐表明,城市發展史并不等于城市化的歷史,城市化是隨著工業化的出現而大力發展的,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發動機”,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

這主要因為：第一,工業化要求生產走向集中,工業集聚產生了大規模的城市。按照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的原則,如果說生產規模的擴大可以給廠商帶來內部集聚效益,那么生產向城市的集中則可以使廠商得到外部集聚效益。工業發展追求規模化和專業化而產生的企業集聚的過程,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第二,工業化擴大了生產規模,小城市迅速發展為大城市。工業化實質上是一個由工業革命逐漸向其他產業領域推進的過程。一方面,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農業的技術基礎,推進了機器在農業上的應用,建立了按工業方式經營的大農業,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使人口分布發生根本變化,城市人口將越來越多,人口集聚為城市化提供了主體;另一方面,工業革命本身是機器生產普遍化的過程,使工業技術條件改善,工業向縱深發展。當工業的分工和集聚達到一定程度后,將極大地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這樣,工業不僅直接推動著城市化的發展,而且通過產業連鎖反應間接地推動了城市規模擴大。第三,工業化帶來交通革命,新的交通設施使各種資源整合為一個以城市為依托的范圍很寬的社會經濟大系統。總之，工業由于其本身的特點,天然的承擔了城市化根本動力的使命,通過直接和間接等多種方式為城市化輸送著“血液”。當然，在城市化的動力系統中,工業化之所以居于核心的地位，這不僅僅是因為它有助于其他動力要素,如經濟增長、第三產業的發展,而且是因為工業的發展階段與城市的發展階段息息相關。

工業化是城市化的加速器,工業化的發展速度決定了城市化的發展速度;工業化的發展模式決定了城市化的發展模式。工業化是城市化的加速器,工業化加速了城市化的發展。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把現代經濟增長概括為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他在《現代經濟增長：發現與思考》一書中指出：“各國經濟增長……常伴隨著人口增長和結構的巨大變化。在當今時代，發生了以下這些產業結構的變化：產品的來源和資源的去處從農業活動轉向非農業生產活動，即工業化過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口分布發生了變化，即城市化過程。”（西蒙.庫茲涅茨，1989），他還認為，在城市化的發展速度（以城市化水平的變動為參照物）與工業化的發展過程（以第二產業就業比重為參照物）之間，可以找到一定的相關規律。在工業化的初期（起步期）,是以勞動密集型為特征的輕工業化階段,工業化發展吸納大量勞動力,就業結構轉變,工業發展所形成的聚集效應使工業化對城市化產生直接和較大的帶動作用，此階段國民經濟實力相對較低,城市化率以平緩上升的態勢向30%發展。在工業化的中期（擴張期）,是以資金資源密集型為特征的重工業化階段和以技術密集型為特征的高度化階段,有機構成的提高使工業就業人數隨技術水平的提高出現相對甚至絕對下降,這時產業結構升級化和消費結構升級的作用超過了聚集效應的作用,城市化的演進不再主要表現為工業比重上升的帶動,而更多地表現為由工業化帶動的非農產業比重上升的拉動。此階段工業和國民經濟進入加速發展、實力迅速增強的時期,城市化水平的年增長率是工業化同期的1.5—2.5倍，城市化率將以較快的速度向70%攀升。在工業化后期（成熟期）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無論從就業結構還是gdp結構來看，在上升到40%左右后，將緩步下降，與此相應，城市化的速度亦有所降低并主要依賴于第三產業的發展。二者的關系如下圖1所示的s型上升曲線②。

工業化發展過程與城市化的發展速度工業化的模式可以決定城市化的模式。對工業而言，它需要城市功能的服務、需要大規模的工業基礎設施支持、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需要產業集聚的效益、需要緊靠它的最大用戶——大城市，這一切決定了工業分布的大城市取向。從區域與空間經濟學角度看，工業布局的形態從發展過程看有工業點、工業區、工業樞紐、工業地區、工業地帶等5種，工業樞紐一般對應于中心城市，工業地區一般對應于大都市區，工業地帶一般對應于巨大城市帶（見表2）。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城市化的內容進入新的時期，這就是大都市區化。所謂大都市區，一般來說，包括一個大型的人口中心及與該中心有較高的經濟、社會整合程度的社區。美國是從1920年城市化水平達到50%以后開始大都市區化的，進入20世紀后，美國城市化出現了新的現象，一些規模較大的城市超越原有的地域界線，向周邊擴展，將周圍地區納入城市化軌道，并與中心城市緊密相連，融為一體。大都市區化是工業化向縱深推進并與城市化的相互作用進一步深化的必然趨勢。1920年，美國有2700個城市58個大都市區，1990年發展到11000個城市268個大都市區。大都市區的發展，進而形成大都市連綿區（megalopolis）（或巨大城市帶），它標志著城市化、大都市區化進入一個更高層次。

在美國的巨大城市帶有三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巨大城市帶、大湖區巨大城市帶、太平洋沿岸巨大城市帶。在南部，以休斯頓為中心的巨大城市帶也在形成之中。表2工業布局與城市布局的匹配關系工業布局形態工業點工業區工業樞紐工業地區工業地帶城市布局形態城鎮中小城市中心城市大都市區巨大城市帶1960年，在日本重工業化的鼎盛時期，僅占國土面積12％的所謂東京、大阪、名古屋、福岡這四個大城市圈獨占了日本工業生產總值的70％。分布在四大城市圈中的所謂四大臨海工業地帶雖然只占國土面積的2％，但其工業生產總值卻占日本全國的30％以上。工業區位的大城市取向之強烈由此所以略見一斑。多數經濟發達國家選擇了大機器生產、規模經濟與專業化、結構轉換與升級、效率優先共同構成的工業化發展模式,他們也就選擇了在城市化初期以大城市為主的城市化模式。

而我國在特殊的國情下選擇了與眾不同的工業化道路:改革開放前,實施的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趕超型工業化戰略，一方面使重工業超常規發展，使以工業產值比重為衡量標準的工業化水平超常規上升；另一方面使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基礎受到破壞，使廣大農民難以積累起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的起始資本，城市化的正常機制被破壞。與此同時,利用強制性的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政策對農民進行剝奪,從而為工業化積累資金,試圖以此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在工業化過程中,為了防止城鄉差距擴大,盡量使企業布局分散,使之難以形成城市。凡此種種,客觀上加大了城鄉對立,形成了城市人與農村人之間的不公平待遇。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的城鄉二元分割的社會結構,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發展進程極為緩慢,舊城市長期得不到有效改造。新中國成立后20多年的非城市化的工業化發展道路,不僅沒有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健康發展,而且還出現了兩次特有的逆城市化現象。改革開放后,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背景下,開始了工業化的新的歷程。人們對工業化和城市化之間相互關系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對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問題的認識開始逐漸明晰化、客觀化。

目前,制約我國城市化發展的政策性、制度性障礙正在逐步消除,我國城市化進程開始加快。但是由于我國生產力分布的嚴重不平衡,我國獨特的城鄉非均衡制度變遷以及經濟主體在既定的不完善市場制度下節約創辦成本、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的需求,使企業的社區性和對地方各種關系網的依賴性極強,導致了農村工業在市場經濟的縫隙中生長起來,從而形成了以鄉鎮企業為主的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并存的局面。因而我國的城市化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它同時肩負著雙重任務：輔助農業生產方式轉變和構筑以城市為依托的先進生產力。進入21世紀后,我國的城市化問題越來越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視。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專門就今后我國城市化發展戰略進行了較大篇幅的論述,并明確提出,今后“要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①，以便在全國形成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建制鎮組成的結構合理、層次分明、規模適度、功能齊全的可持續發展的城鎮體系。我國正在實施新型工業化的發展戰略，可以肯定，在新型工業化條件下，我國的城市化發展將加速推進，而新型工業化正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依據。

四、第三產業發展給城市化以后續動力隨著工業化的實現，第三產業迅速發展，且具有巨大潛力。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對于刺激城市化的發展，服務業亦比制造業更為重要。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城市服務業是作為一個服務和配套的行業而發展的,對城市工業具有很強的依賴性;而當城市發展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時,城市服務業開始作為一個獨立的第三產業逐步走上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高級階段,這表現為城市服務業由自發發展狀態走向第三產業的自覺發展狀態,最直接地體現在城市服務業內容的演變和深化過程之中。從簡單的僅包括衣、食、住、行等的商業流通活動,擴展到為生產服務的廣告、運輸、批發、零售、金融、房地產等活動,為生活消費服務的旅游、文化、娛樂等領域,以及為社會公共需要服務的機關、社會團體也都成為第三產業的一項內容。第三產業服務活動專業化的特性推動著城市經濟的發展,使其正處于一個方興未艾的旺盛時期。特別是在工業化的中后期,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呈不斷上升的態勢,成為國民經濟的“頂梁柱”。城市化的“接力棒”也因此傳到第三產業上,并由它繼續推動下去。許多發達國家的經驗數據表明: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一國城市化進程與其第三產業的發展水平呈現出高度的正相關性。從理論上來解釋,作用機制是這樣的:以集聚為特征的城鎮提供一定范圍內相對密集的人口、相對集中的企業群和相對收入較豐的有旺盛購買力的人群→誘導第三產業發展→為城市提供更多就業崗位、促進城市軟硬體設施的完善,吸引人口和生產要素進一步向城鎮集中→促進城市化進程。目前世界經濟發達國家已經進入第三產業主導城市化的階段,其第三產業的產值、就業比重均超過60%。，一些主要城市已經從工業生產中心轉為第三產業的中心,徹底實現了城市職能的第三產業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現為城市內涵的進展,即城市現代化。表3世界部分城市第三產業產值及就業結構①如果說工業化帶來的是城市規模的擴張和城市數目的增多,即城市化在量上的擴張,那么,第三產業的發展則是促進了城市化軟硬件設施的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主要表現為城市化在質上的進步。因為第三產業大多是勞動密集型和知識、技術密集型行業,不僅能夠吸納較多的勞動者就業,成為加快城市化進程的重要因素,還將有利于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質量和效益。

第三產業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城市經濟聚集效益的實現。城市經濟具有聚集效益,即勞動與資本的聚集引起分工深化、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帶來收益的提高,或資源共享帶來生產成本的下降。以工業化經濟為基礎的城市聚集經濟結構具有突出的空間密集性和時間過程同步性的特點。城市聚集效益是通過第三產業的發展來實現的。第三產業通過為工業和城市提供服務和基礎設施,增強城市的吸引力,為城市化提供動力。當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分工成為整個社會的普遍生產組織形式時,它對產前和產后的種種服務必然提出全方位和高效率的要求,例如需要有速度快、成本低、載量大的運輸業,保證投資、減少風險的金融業和保險業等;同時國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消費的提高也刺激了種種生活服務,如醫療、教育、飲食等行業的大發展。這些行業在為工業提供服務的同時,形成了城市的基礎設施,諸如:交通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和信息產業設施等,使城市的產業更加齊全、生產生活更加便利、功能更強,吸引力增加,從而使工業后期的城市發展找到了“產業依賴”,使城市化的繼續發展成為可能。因此,發展第三產業是城市經濟實現勞動力聚集的重要途徑。

（2）第三產業激發城市外部經濟效應。城市經濟具有外部經濟效應。外部經濟效應指某單位內部效率的提高并不是由該單位內部支付代價帶來的,而是由其外部的經濟行為所帶來的，并沒有通過貨幣或市場交易反映出來。城市的外部經濟效應相當部分源于城市第三產業:較高的教育水平和良好的衛生條件,使城市勞動力具有較高素質;發達的市場體系、完備齊全的公用事業服務系統大大降低企業的運輸及交易成本;密集的信息和先進的信息傳播手段使企業往往無需支付成本而坐享其成。城市第三產業的比重越高,外部經濟效應就越大,城市的聚集效應就越高。

（3）第三產業促進城市經濟擴散效應的發揮。經濟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所有的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形成一定的中心區,然后通過不同的渠道向邊緣地區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最終的影響。城市可以發揮這種增長極的作用,其崛起對鄰近地區的發展形成擴散效應。而第三產業就是實現擴散的重要條件。交通運輸、通訊服務業的發展,金融及各種要素市場的發育,是生產從城市向邊緣地帶轉移的前提。第三產業越發達,城市經濟的擴散范圍越大。當達國家出現了市郊化或稱逆城市化現象,市郊化發展的結果使大都市連綿區或稱城市群帶出現。另外,第三產業是個行業涵蓋范圍大,技術層面廣的產業,既包括傳統個體手工服務業,也包括現代的金融信息等產業;既有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也有資金、技術密集型的行業。只要具備一定的人口聚集與市場需求條件,就會有與之相適應的某一層次的第三產業發展起來。而現代工業以大機器生產為其物質技術基礎,需要一定的資金、技術規模起點,與第三產業的許多行業特別是傳統行業具有勞動力和資本比較容易進入的特點形成鮮明的對照。因此,在資金、技術不足的條件下,雖然難以迅速發展第二產業,但可以通過第三產業特別是傳統第三產業的發展推動城市化。

(4)第三產業給城市化帶來后續動力。工業化是城市化和第三產業發展的重要的初始動力。到后工業化時期，隨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的比重增大，第三產業作為城市化后續動力則日益顯現。這種后續動力作用主要表現在生產配套性服務的增加及生活消費性服務的增加。高度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要求城市提供更多更好的配套性服務行業，如金融、保險、科技、通訊業；商品流通要求有倉儲、運輸、批發、零售業的服務；市場營銷要求有廣告、咨詢、新聞、出版業的服務；專業化程度的越高，越要求企業間的協作與交流，越要求有發達的市場服務體系。隨著收入的提高和閑暇時間的增多，人們更多追求更豐富多彩的物質消費和精神享受，由此促進城市文化教育、體育娛樂、醫療保健、旅游度假、法律訴訟等行業的發展。第三產業的迅猛發展賦予了城市新的活力，是城市化進入更高的層次，可以說，在工業推動的基礎上,第三產業的發展構成了城市化向縱深躍進的后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