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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宗貽單位:貴州大學
我們通常認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都是處在這種人的從屬關系的社會形態中。原始社會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們共同勞動、平均分配,過著彼此平等的生活。從這點上看他們似乎不受物的束縛,是自由的。可是仔細研究我們發現他們的自由是建立在生產力極端低下的基礎之上的,他們既無力支配自然,也不是自己社會關系的自覺主人,這種狀態是物對人的制約,是物控制人的基本的形式。奴隸社會雖較之原始社會生產力有了進步,人們與自然進行交換,同時也擴大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但奴隸只是奴隸主的附屬工具。在封建社會里,農民只占有少量的土地,農民對地主仍有不同程度的依附關系,受到經濟和超經濟的殘酷剝削,被束縛在土地上。以上這三者都根源于生產力的不發達,是物對人進步與發展的制約。第二種形態是“以物的依存關系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指商品經濟社會,“形成了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在這種社會中個人在表面上或形式上獲得了獨立性,但人是受物的統治的而且比之前任何一個社會中所受到的統治都深刻。但人仍要依存于商品交換關系。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社會得到充分的淋漓盡致的展示。
早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成長的15世紀,物就以資本的形式用暴力的手段開始壓迫人了。所謂資本原始積累就是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貨幣資本迅速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的歷史過程。眾所周知,資本原始積累在歷史上以英國最為典型,英國為生產出發展紡織業的羊毛,一些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地主強占農民租地,并通過國家制定各種法律強迫失去土地和家園的農民到資本主義工廠中充當雇傭勞動者。這就是所謂的“羊吃人”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貴族地主被利益迷惑,在物的支配下,充當起控制人、統治人的儈子手。到17、18世紀后半期,英法等國先后進行了資產階級革命,建立起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實現了產業革命、機器大工業代替了手工工長,促進了社會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空前大發展,最終建立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此生產力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開始向前發展。但是馬克思并沒有被資本主義繁榮的假象所迷惑,他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現象的深入研究發現了隱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不可調和的矛盾——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再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的本質——無償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從而對工人進行剝削和壓迫。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揭示了再勞動過程中怎樣產生剩余價值,資產階級又通過何種手段占有了這些剩余價值。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的物質條件——勞動材料、勞動資料并不從屬于工人,相反是工人從屬于他們,不是工人使用它們,而是它們使用工人。這種關系是一種顛倒,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資本家的統治只不過是物化勞動對活勞動的統治,工人制造的產品對工人本身的統治,資本家手中的勞動資料作為一種異己的、物的東西而支配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冊第六章的手稿中指出“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就是物對人的統治,死勞動對活勞動的統治,產品對生產者得統治”。馬克思在這里把物稱為死勞動、產品,把人稱為活勞動、生產者。死勞動對活勞動的統治,物對人的控制其實就是異化。異化勞動在資本主義這個最后的也是最發達的私有制社會里達到了頂峰。
異化是指人(主體)的創造物同創造者相脫離,不僅擺脫了人的控制,而且反過來違背人的意愿變成奴役和支配人的,與人對立的異己力量。勞動的異化是一種根本的異化,它最初產生于人類的自發分工。馬克思指出,異化勞動首先使勞動者深受其害,勞動者在資本和勞動分離的條件下,“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幸福而是不幸,不是自由的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工人只有在運用吃、喝等“動物機能”時才覺得自己是“自由活動”,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卻覺得自己不過是動物。異化勞動把“自我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剝削者亦不能超脫于這種被物控制的命運,剝削者也因分工而被自己活動的工具所奴役。
資本主義使異化勞動達到了極度,按照“物極必反”的辯證法,它同時也創造了克服異化勞動的條件——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堅定的無產階級。二者推動社會向著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前進。這也就進入了物與人關系的第三個階段。
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徹底消滅了剝削、私有制、階級、國家,人真正實現了自由全面發展。勞動及其成果不再成為統治人,奴役人的異己力量。在人與自然進行物質交換時則“要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由此看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必然主張以人為本,必然主張人控制物,而且他認為在共產主義階段,以人為本不僅成為必須,而且成為可能。總之,我國雖處在社會主義階段,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為過度到共產主義創造條件,所以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歷史階段,以人為本不僅適時,而且完全正確、富有遠見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