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民間借貸危機淺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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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初以來,央行一直以調整法定準備金率的方法來向公眾傳遞一個信息:央行準備以貨幣政策來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以應對日漸增大的通貨膨脹.然而這一猛烈的工具終于在今年的十月開始展現了其所帶來的惡果:由于法定準備金的提高使得銀行貸款的門檻因此而相應地提高,而以往收到銀行青睞的中小企業將難以借到貸款,因此,更多的企業為面對周轉上的難題不得不向民間的融資機構借款,作為向低門檻的資金來源的交換條件,這些資金往往附加著高利率.而高利率對于貨幣供給人而言,它的誘惑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民間將資金投入于融資機構的數量遠遠超過于人們的想象.據統計85%以上的溫州家庭都或多或少的投入于此,這個數據的可靠性未知,但即使這樣說也毫不過分.甚至有的公司或機構放棄其原來的本業轉而進軍于資金市場,這樣的結果促使借貸的資金鏈形成了一個錯綜復雜的資金網,而資金網的漏洞則在于某一個環節的出錯使得其整個全局的癱瘓.這一悲劇終于在”十一”期間所發生,形成了民間信貸的危機,為什么是溫州?因為在溫州商品交易的數量極為龐大使得企業對流通性強的貨幣需求變得同樣龐大.而銀行貸款的門檻提高,促進了民間融資機構的瘋狂增長:他們像不受限制的細菌那樣充滿了整個空間.與之相同的還有安陽市,該市的民間借貸危機也在一步步地蔓延之中.至于為什么上海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一則可能與其資金來源廣泛有關,二則與之產業結構有關,三則應與監管環境有關,此處便不做多敘述.

如果有人以二分利息借款,你還會將錢存進銀行嗎?如果將之提升至五分呢?提升至一角呢?這三種情況所對應的年利率分別是24%,60%,120%.有的時候它甚至高達一角五分(年利息率180%).如此之高的報酬是非常驚人的,因為在正常的生產條件下20%-30%的剩余價值率已然是社會生產力的極限.”一旦達到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潤,資本家將踐踏世間的一切”,雖然其不能使人踐踏世間的一切,但也足夠使人瘋狂到頭暈目眩.有的家庭甚至拿出養老或教育的費用來投入其中,而這對中國傳統性質的消費或投資來說,簡直是不可理喻的.

我們以法律所允許的民間借貸利率來說,這個數字就將是26.6%,它是年利率的四倍,超出的部分將是不受到法律的保護的,法律既不保護借方,也不保護貸方,但卻又沒禁止它----你不能在公布出官方利率的同時插手于市場利率;即便插手了也很難進行有效的監管.實際的借貸利率往往要高出這個數字,但在此我們仍然以它計算.現在看看商品市場,為了滿足再生產的過程或者是短期周轉的過程,企業會對流通性強的資金產生需求.這個需求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企業本身的擴展或經濟的發展往往會有所增加,但短期內卻可視作為不會改變的.設這個需求為M且為不變,倘若企業能向銀行貸款的話,所需償還的資金為(1+6.65%)M,對于一個經營良好的企業,12%-20%的利潤都可以接受,何況與這部分的需求往往只占到企業的一小部分.但是如今銀行的資金來源掐緊,為解燃眉之急則得向民間的融資機構借款,償還這筆借款將需要(1+26.6%)M,倘若僅僅如此的話企業也只是轉讓或虧損了部分利潤來獲得這筆資金的使用權;然而事實上這筆資金的來源卻不簡單,它的來源通常是經過了若干環節的,也就是說企業所背負的債務總值將是(1+26.6%)M,每增加一個環節n就將加一;事實上當n等于3時這個總額依然為M的兩倍,此時我們在著眼于可貸資金市場,除了借貸資金鏈的兩端之外的所有環節的每個人,不僅扮演著供給者的角色,同時也扮演著需求者的角色.由于此時的需求與供給都有所增加,使得在可貸資金市場中的貨幣曲線發生了變化,總供給增加了ΔS=M-2M,而與此同時總需求增長了ΔD=M-M.此時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量發生了變化,供給的增加遠高于需求的增加,這個值應當是[(1+26.+%)-1]M.此時的實際利率已然低于最初的利率甚至可以為一個負值.這個意思大致可以看成資金的借出方甚至以倒貼錢的方式來借出資金.但是為什么直到危機出現之前名義利率還在不斷地上漲中呢?因為此時的利率將不再是一個因變量,它的增加將會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可貸資金市場上來.由于過高的利息從而吸引了更多的資金供給者與投機者,這無疑是一個錯誤的”激素”,它讓人們都以為利率的增加是合理的,同時還是會持續增加下去的,這樣的預期不僅使人覺得儲蓄變得如此多余,甚至讓他們出于預防動機而保留的資金都流向于投機的投資當中去,而當借方發現所需償還的資金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負擔不起而破產倒閉時,整個民間借貸金融體系便由此崩潰.

既然需求沒有增加,而供給量卻又是如此之大,那么首先不談利息的支付問題,而是要問作為帶出的本金到哪里去了呢?事實上溫州大小企業規模在今年并未擴大,生產成本也沒有增加,反而市還面臨著普遍虧損的處境;然而大小企業買房造房卻一再瘋狂,一旦投資于高泡沫的房地產業,資金來源是必須面對的一個嚴重的問題,在未收到利潤前資金鏈未跟上的話,則需要多方借款來填補缺口.而門檻低的民間融資,則是正好用于拉廣資金來源的絕好渠道.

更令人所驚訝的是,本應做到監管作用的銀行不僅未對此加于干涉管理,甚至還加入高利貸的主要資金來源中去.由于市場利率的誘人使得握有決策權的銀行管理人員輕易地將資金貸給他人,從貸出的賬面上來看這些資金被用于生產經營,但如上所說到的一樣它們并未用于投入再生產中,反而倒是不少本應用于生產的資金被撤出轉而同貸款一起投入到投機放貸中去.這樣表面上看起來繁榮的溫州市場于暗處漸漸衰退.

在這次危機爆發之前許久就已出現了預兆,在四月就有企業老板出逃溫州,遺憾的是這僅僅被當作是一個罕見的個案,而民間借貸仍然在如火如荼地升溫當中.央行收緊了錢口袋,更是讓民間借貸機構趁此機會招攬資金.這些機構借出資金時的極低門檻放大了伴隨著高回報率的高風險,最終如同沾滿油的紙般一點即燃,而出資人的資金就在此中灰飛煙滅.

不僅溫州和安陽,其他的城市如深圳,成都,鄂爾多斯等市,民間借貸機構也在不自然地瘋狂增長.全國人大財經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在面對記者提問時說道民間借貸危機”規模和風險是可控的”,這一點是否能夠做得到呢?政府需要做的絕不止在事后緊急劃撥以千億計的救市款便能結束的.民間借貸的不正常發展反映了金融改革的不成功,金融體系的落后.整個民間借貸行業的不規范與缺乏監管,銀行管理人員的監守自盜,還有相關于民間借貸的法律與制度不完整,都使得迅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埋下了看不見的隱患.而銀行的利息過低,銀行的貸款傾向于效率較低的國有企業,都為粗管濫放得不良民間借貸機構提供了生存土壤,倘若不由源頭上治理的話,這些”可控”的危機失去了控制,將危害到的就不僅僅是溫州了.我們并不是不需要民間借貸,我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健康發展的民間借貸金融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