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貸危機金融管理與國內安全體系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次貸危機金融管理與國內安全體系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美國次貸危機從住房抵押貸款市場的信用風險發展為一場全球性系統性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國金融監管部門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對金融創新的監管“失靈”，特別表現在對次貸發放機構、投資銀行、新興市場投資機構以及評級機構的監管上。這次危機啟示中國金融業，建立有效的監管制度和金融危機處理機制，保持金融監管水平與金融創新步伐相適應，盡快推動新資本協議的實質性實施，是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措施。
關鍵詞：次貸危機；金融監管；金融安全
一、次貸危機中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失靈”
(一)對次貸發放機構盲目擴張次貸業務的風險監管“失靈”
1聯邦政府住房金融監管部門對次貸市場監管的失誤
次貸危機的發生，聯邦政府住房金融監管部門對房地產金融業監管不力，導致信用風險在住房信貸市場孕育和集聚是關鍵原因。美國擁有全球最完善的住房金融體系，也擁有較完備的住房監管部門和監管手段，但從次貸危機發生的現實看并非如此完備。首先，在住房貸款一級市場，聯邦住房金融委員會是政府設立的監督機構，該機構將全國劃分為12個片區，相應建立了12家聯邦住房貸款銀行(FederalHomeLoanBanks，FHLB)，12家聯邦住房貸款銀行共吸收了8104家抵押貸款發放機構作為會員機構，這樣，使聯邦住房金融委員會通過直接監管12家聯邦住房貸款銀行，間接實現了對一級市場的監管。但問題是8104家會員機構并不是美國全部的抵押貸款發放機構，2007年發放的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占美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總額的84％，另外尚有16％的其他住房貸款發放機構未受到監管。而且占有次貸市場59％份額的前10大抵押貸款發放機構，都不是聯邦住房貸款銀行的會員。其次，從房地產二級市場來看，大約80％的MBS(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ortgageBasedSecurities，MBS)是由政府支持企業發起的，受聯邦住房企業監管辦公室的嚴格監控，但由私人機構發行的另外20％的MBS則不在其監管范疇。作為金融企業，貸款機構為了追求更高利潤大力拓展次貸市場也無可厚非，但是金融監管當局卻需要站在戰略高度，在維護金融體系穩定的宗旨下，從宏觀上把握金融創新與金融穩定的利害關系。但由于美國金融監管屬于分業監管模式，因而缺乏全局性的機構來前瞻性的監控金融創新的
2商業銀行等貸款機構次貸業務暴露了風險管理“失靈”
(1)貸款流程創新助長了次貸風險集聚。在金融自由化、市場流動性泛濫、房地產業泡沫背景下，銀行等貸款機構為了獲得更高利潤，對貸款流程進行創新，即貸款發放機構不直接對借款人的還款能力進行審查，而將該業務外包給中介機構——貸款經紀商。貸款經紀商原本是購房者的人，為購房者尋找最佳的貸款機構及爭取有利的貸款合約條件。但在競爭激烈的次貸營銷中，銀行等貸款機構把貸款審查環節外包給了貸款經紀商。據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HUD)的報告，60％的住房抵押貸款發起和貸款交易是由經紀人完成的。受利益的驅使，貸款經紀商從中介服務變成為金融機構“賣貸款”，有意降低貸款標準，放松對借款人的信用調查。而次貸借款人普遍文化程度低，缺乏基本金融知識，在低首付、低利率的誘惑下，實際是借了高成本、高風險的貸款。另一方面，次貸發放機構由于通過證券化過程能夠將次貸的信用風險分散和轉移，因此也放松對借款人的償債能力調查，主要依賴貸款經紀商。這樣，許多通常被認為不具備償還能力的借款人就容易地獲得了房屋抵押貸款。據2007年底的一項調查顯示，次貸中60％購房者的申報收入被至少夸大了50％。而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對這些明顯違規的做法既沒有及時風險提示，也未采取有力措施糾正。
(2)次貸業務暴露了大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缺陷。次級抵押貸款大部分是存款體系外的專業抵押貸款公司發放的，商業銀行并未大量發放。但是，大型商業銀行廣泛參與了次級貸款的證券化過程，包括次級債承銷、服務、提供流動性支持和投資。正是次貸證券化過程放大了市場風險，商業銀行在參與中沒有充分重視和識別風險從而遭受了巨額的虧損。
第一，商業銀行忽視表外實體的業務風險。在次貸證券化過程中，商業銀行通過創設獨立的特殊目的機構(SPV)作為次貸證券化的表外實體，其主要形式是資產支持商業票據渠道公司(AssetBackedCommercialPaperConduits，ABCPCs)和結構性投資工具公司(StructuredInvestmentVehicles，SIVs)。這兩大表外實體持有大量的債務擔保憑證(CollateralDebtObligations，CDOs)，卻不受資本監管制度約束，也沒有資產撥備要求，加之其資產負債存在顯著的期限結構錯配。在次貸危機爆發后，這些表外實體面臨巨額虧損和流動性風險的情況下，一方面，商業銀行被迫向其提供備用信貸，從而將表外風險暴露在表內；另一方面，商業銀行作為SIVs發行的資本本票的持有者將會面臨額外的市場風險。按照美國以市價調整(MarktoMarket)的會計準則，表內資產的風險積聚和巨額投資損失必然導致商業銀行資產價值大幅縮水，出現巨額賬面虧損。
第二，商業銀行低估了結構性證券衍生品的風險危害。近年來，金融創新越來越依賴數學模型運用，特別是在風險度量和產品估值中。不可忽視的是數學模型的構建往往過度依賴歷史數據，但市場是千變萬化的。大型商業銀行憑借其人才與市場優勢，過分樂觀地運用風險價值模型或基于模型的指標計量風險，但任何模型都不能反映所有風險，尤其是市場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許多銀行對次貸及其結構化產品的信用風險估計不足，未充分考慮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的傳染性，沒有建立有效的信用風險和交易對手風險之間的綜合監控與管理機制，導致總體風險暴露的低估。
(二)對投資銀行及其創新的次貸衍生產品的風險監管“失靈”
投資銀行作為金融中介機構在次貸危機的發生中擔當了重要角色。首先，投資銀行購買房貸機構發放的次級房貸，通過“原生一分銷”(OriginatetoDistribute，O&D)過程創新出大量復雜的次貸衍生證券；其次，投資銀行既是次貸衍生證券的發起人、設計者與承銷者，也是其重要的投資者。在證券化創新過程中，次貸衍生證券的信用鏈條被大大延長，最終投資者和初始資產所有者的信息聯系被割裂，造成了“風險轉移幻覺”，弱化了市場參與者監測風險的動力。
投資銀行通過衍生金融產品創新可以有效分散和轉移信用風險，但這種轉移過程中信用風險并沒有消失，而是轉移到了未受監管的市場，風險管理消失了。如CDOs等次貸衍生證券是一種高度個性化的產品，其交易是由各類金融機構通過OTC市場一對一進行的，OTC市場交易分散，流動性低，市場監管相對較少，風險到底轉移到了哪里并沒有公開的信息可供分析，所以透明度反而降低且易產生新的風險，如交易對手風險。
從目前危機發生的結果看，受到損失最大的并非傳統商業銀行，而是大型投資銀行和從事投資銀行業務的全能銀行。據IMF和國際金融學會(IIF)估算，銀行損失中真正的信貸市場現金流損失僅占13％～20％，其余皆為資本市場減值損失。傳統銀行受到的影響較小，主要原因是銀行業受國際統一的資本監管制度約束，有資產撥備制度的要求，并且按要求定期披露，發生風險會及時處置，但投資銀行不受資本監管制度約束，沒有不良資產撥備機制，其資本充足率遠遠低于商業銀行。因此，投資銀行形成了一種主要通過市場融資，大量采用杠桿交易，以很少的資本為股東賺取高額回報的業務模式，即所謂低成本、低資產回報率、高杠桿、高資本回報率的“兩高兩低”模式。這種模式導致投資銀行在業務經營中過度注重當期收益而淡漠風險，忽視長遠發展，如對員工起薪較低，但對業績突出的給予重獎，股東對管理層激勵也是如此。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最大的五家投資銀行中雷曼(LehmanBrothers)、貝爾斯登(BearStearns)和美林(MerrillLynch)率先倒下，高盛(GoldmanSachs)和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被迫轉為銀行控股公司，就表明美國盛行的投資銀行業務模式面臨嚴峻的考驗，需要重新評價。
(三)對新興市場參與者的監管“失靈”
在次貸衍生品受到機構投資者追捧的市場中，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WealthFunds，SWFs)等新興市場參與者在利益驅動下，憑借其龐大的資本規模和較高的市場信譽，大量采用“信用套利”策略，以銀行信用為支持，投資次貸衍生品，加之普遍采用高財務杠桿進行對沖交易，這使其交易頭寸對于房價和利率都極其敏感。這種交易方式，一方面放大了對沖基金的獲利能力，另一方面也擴大了其風險承擔水平，同時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場的信用規模，加大了系統性金融風險。一旦市場條件發生變化或對沖操作失誤，風險即刻顯現。同時導致對沖基金向銀行借人的貸款無法歸還，引起了金融市場的連鎖反應。而聯邦金融監管部門對這些新興機構在衍生金融市場的作用和風險未予足夠重視，它們在市場的行為幾乎不受監管。
(四)對信用評級機構業務運作中的道德風險的監管“失靈”
信用評級機構在次貸衍生產品二級市場流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評級機構要對各種次貸衍生證券在發行之前進行信用評級，以提高其市場風險可信度。由于次貸衍生證券經過層層分解和重新打包，變得非常復雜，不僅普通投資者即使大型機構投資者也難以準確衡量其風險，因此，各類投資者基于對評級機構的充分信賴，其投資決策主要依據評級機構的評級進行。但事實是評級機構對這些結構性衍生證券的評級并沒有充分揭示其真實風險特征。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客戶希望其評級資產獲得盡可能高的評級，而評級機構作為商業機構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在有保險公司對評級資產擔保的條件下，通常愿意給予此類資產較高的評級。二是次貸衍生證券的復雜程度大大增加了準確評估其風險的難度。三是次貸及其衍生品的發展歷史較短，沒有經歷一輪經濟周期的檢驗，在市場繁榮的大環境下，評級機構對次貸衍生品的評級也普遍樂觀。2006年第3季度，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三大評級機構對75％的次級債全都給予AAA評級，相當于美國聯邦政府債券評級，10％給予AA評級；8％給予A評級，只有7％給予BBB或更低的評級。次貸危機的爆發，使一向以獨立、公正而聞名于世的美國評級機構聲譽掃地，備受指責，也揭示了作為純營利性中介機構的評級公司也必須受到監管和約束的客觀現實。
二、中國金融業的風險監管與金融安全體系構建
(一)推進金融混業經營制度的同時需要構建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
金融監管要與金融混業經營相適應，特別是對混業經營后創新業務的前瞻性監管非常關鍵。我國目前實行的三大金融監管機構各自對相應行業實施監管，這種模式顯然與業務經營日益混業化的趨勢以及金融風險的復雜性不協調。另外，對于跨部門的金融創新，需要有一個統攬全局的更具權威性和協調能力的機構牽頭，采取全面的審慎監管。因此，中國金融業在邁向混業經營的過程中，基于分業監管的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大監管機構有必要建立聯席監管機制，加強對混業經營中創新領域、創新業務的協同監管。監管中既要保持金融創新的活力，又要防范創新過度帶來的風險暴露，還要防止出現監管“失靈”的問題。
(二)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要強化金融創新的風險管理
1商業銀行要協調好信貸業務拓展中短期盈利與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2005年，在國內房地產價格不斷高漲的市場下，為了提高市場份額，一些股份制銀行曾推出近似于“零首付”的房貸，以及“加按揭”、“轉按揭”等等創新業務模式，后被銀監會強令取消。這些做法在危機發生前的美國次貸業務中都有，值得我們警惕和深思。
從近兩年我國的住房抵押貸款來看，截至2007年底全國金融機構個人住房貸款余額為2.7萬億，在各項貸款中占比接近10％。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8年1月對全國20個大中城市的抽樣調查，個人借款購房者多為中高收入人群，其中82％的人預期家庭收入基本穩定或上升；40歲以下的購房者占75.5％，群體支付能力處于上升時期。全國按照購買價格計算的抵借比(貸款發生額／房屋銷售額)為55.4％，平均首付款比率為37.2％，而美國次貸的抵借比在2000年就達到了78％，到2006年更上升到86.5％。對比來看，我國銀行貸款的第二還款來源比較充足。總體分析，我國的住房抵押貸款質量較高，因借款人還款能力不足而發生被動違約的系統性風險較小。但在住房市場趨于持續升溫的狀況下，房貸機構往往具有擴張沖動，監管部門的及時預警和有效監管措施非常必要。
2商業銀行要正確把握資產證券化創新商業模式的應用
從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中，我們應該對國內商業銀行未來住房貸款證券化的發展有正確認識。第一，次貸危機與過度利用證券化以及“原生一分銷”的業務模式有很大關系，但并不能否定這些創新形式。證券化作為盤活信貸資產流動性，分散金融機構信用風險的創新模式，仍然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只是要把握創新與風險控制的關系。第二，金融機構不能認為只要通過資產證券化就能把風險轉移出去，而過度拓展高風險信貸業務。因為證券化只能轉移和分散風險，并不能消除風險，風險仍留在市場內。在全球金融一體化背景下，以及金融市場各子市場界限趨于模糊的條件下，局部的風險暴露會通過創新管道在市場主體間傳遞。因此，資產證券化模式的運用要注意把握量度，不可濫用。同時資產證券化的發起主體要注意基礎資產的質量，從源頭上把好信用風險防范關。第三，要充分發揮證券化模式有利的一面，防范其弊端。監管部門要制定嚴密的證券化產品信息披露要求，把結構性產品的特異性風險向投資者充分揭示，避免誤導。同時，要完善結構性產品的資本監管制度，防止機構投資者利用結構性產品從事監管資本套利(不降低風險甚至增加風險的前提下降低了監管資本要求)。第四，“原生一分銷”模式是風險轉移過程，在次貸證券化中，投資銀行、SPV等中介機構不受傳統資本監管的約束，導致風險傳遞中監管出現“失靈”。次貸危機警示監管部門，金融監管要從系統性風險的高度著眼，對風險轉移過程中的各環節的金融中介都要監管，而不僅僅是商業銀行。
(三)要以次貸危機為契機推動中國銀行業新資本協議的實質性實施
實質性實施新資本協議的監管要求，將使銀行風險管理至少在下列幾個方面得到改進。第一，有利于改變銀行單純依靠計量模型衡量風險的缺陷。新資本協議要求商業銀行采用風險計量模型的同時應輔以必要的專家判斷，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結合，以準確計量風險。第二，有利于改變衍生金融產品場外交易透明度差、交易對手風險暴露不充分的缺陷。新資本協議明確規定了在衍生金融交易中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的計量方法，以估計由于交易對手信用惡化導致的信用風險。鑒于資產證券化交易結構的復雜性、風險的隱蔽性，按照新資本協議的資本監管范圍，資產證券化及特殊目的機構SPV都應當適用資本監管要求。在新資本協議下，資產證券化主要用于改善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彈性，而不再為了資本套利。第三，有利于改變銀行資本覆蓋風險范圍有限的缺陷。1988年的資本協議僅要求商業銀行對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計提資本，新資本協議要求銀行將資本覆蓋范圍擴大到面臨的所有實質性風險，如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銀行賬戶利率風險、聲譽風險、模型風險等。而且銀行集團內部要有統一的風險計量方法和標準。
基于新資本協議實施的需要，商業銀行必然要對風險管理的組織架構、IT系統、風險管理政策流程進行改造，這將有效推動中國銀行業整體風險管理基礎設施的完善，促進風險管理的效率和效果提升。
(四)完善金融基礎制度，構建中國金融安全體系
政府信用、存款保險制度、突發性危機處理機制構成了一國金融安全體系的基本框架。中國雖然尚未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但公眾對中國銀行業的信心，根本原因就在于國有金融為主體的金融體系結構，政府發揮著實事上的隱性擔保。這種信用機制對于金融業這樣特殊行業而言非常關鍵。當然，存款保險作為一項金融基礎制度，對于非系統風險的化解還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因此，中國金融危機處理機制的建立，應在保持政府信用隱性擔保的基礎上，一是通過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解決個別風險承擔問題，二是建立類似美國的《2008緊急經濟穩定法案》(EmergencyEconomicStabilizationActof2008，EESA)或英國的《特別處置制度》(Specialresolutionregime，SRR)的系統性金融風險處理機制。從而形成個別風險處理、重大系統風險處置及金融業基礎信用三個層次構成的中國金融安全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