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中美國社區銀行的演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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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一系列報告中的第三部分，分析了金融危機以及金融監管的變化是以何種方式影響美國金融部門的，尤其是2010年美國通過《多德-弗蘭克法案》后產生的影響。該系列報告的第一部分考察了美國前四大銀行的情況；第二部分分析了15家地區性銀行的面板數據；本文作為其第三部分，審查的主體是美國的社區銀行。社區銀行在當地社區和整體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當地居民提供傳統的銀行服務，同時也為附近的小企業提供貸款。不同于大銀行與全國性集團所進行的合作，社區銀行更傾向于獲取當地的存款，同時在當地發放貸款。它們服務于包括農業、房地產和小企業在內的商業銀行貸款市場的關鍵領域。區別于大銀行的主要收益來自于交易、風險投資和投資銀行業務等非利息收入，社區銀行的大部分收益則來自傳統的銀行業務。②另外，社區銀行經常從事個人和非標準的貸款業務，因為它們擁有與社區和客戶相關的專業知識、技能，這使得它們被稱為“關系型”銀行。由于與小企業間的親密關系，社區銀行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其他所有銀行（包括信用合作社）相比，小銀行的資產里小企業貸款占比最高。③社區銀行依賴于與客戶的關系，而大型銀行更多地依靠基于模型的方法論。關于社區銀行，本文給出了一個重要的警告。回顧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儲貸危機，小銀行貸款非常集中于當地市場，很容易受到當地經濟衰退（例如當年德克薩斯州石油價格泡沫破滅，以及加利福利亞州的房地產周期）的影響。有跡象表明，社區銀行似乎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因為我們發現，危機前，它們存款基數中用于發放貸款的比例比大銀行更小（大銀行因此是在兩邊都在下賭注），而同時危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存貸差進一步拉大；危機后，社區銀行已經慢慢開始縮小與大銀行之間的差距。我們高度關注社區銀行的一個原因，在于它們的數量正在下降，我們的研究也驗證了這種趨勢。然而我們也發現，這種趨勢僅僅存在于規模最小的銀行（資產少于1億美元）里。而這些非常小的銀行只是金融部門的一個小部分，它們對整體經濟的影響相當有限。

一、社區銀行數量不斷下降

本文使用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關于社區銀行的定義。該定義并非僅僅根據固定的資產規模來界定社區銀行，同時也考慮了諸如銀行使用關系型方法的范圍以及開展業務的地理范圍等其他因素。如圖1，社區銀行的數量自2003年（包括以前）以來不斷減少。這一下降趨勢和始于20世紀80年代美國銀行業的整合是一致的。社區銀行的減少大部分源于規模最小的銀行機構數量的急劇減少。在總資產規模低于1億美元的銀行機構數量迅速下降的同時，大型社區銀行（總資產高于3億美元）的數量卻出現了增長。2003年，總資產低于1億美元（以2009年的美元計價）的銀行共計有3255家，占所有社區銀行數量的43.7%；至2014年，這兩個數字分別下降為1919家和32.9%。雖然資產在1億美元和3億美元之間的銀行也出現小幅下降，但這一層次銀行在社區銀行中的占比卻在上升，從2003年的35.6%升至2014年的38.8%。如圖2所示，資產高于1億美元的銀行機構數量，呈現了類似比例的增長；而那些資產規模大于等于3億美元的銀行數量，在這段時間里呈現出溫和增長，它們在所有銀行中的占比增長則要更加猛烈。規模最小銀行數量的下降最為顯著，并且貫穿2003年至2014年整個樣本區間。然而，危機后銀行數量的下降并非是銀行退出比例的變化所致。McCord和Prescott（2014）所做的一項重要研究中就注意到，2008年至2013年間銀行的退出率和2002年至2007年間的并無大的差別。他們的關鍵發現是，銀行數量的減少主要是因為缺少新銀行的進入。新銀行起步規模較小，要么倒閉，要么最終升級為大型銀行。這種缺少所謂“新創銀行”進入的狀況，是小銀行數量最近呈現下降趨勢的主要原因。兩位作者的總結認為，如果能恢復危機前的銀行進入模式，那么小銀行的數量將增長10.7%。缺少新銀行進入的三個可能原因分別為：限制性的銀行監管措施、不斷下降的利息收入和對銀行服務的需求虛弱。McCord和Prescott認為，近期的凈利息收入較低確是其中的一個影響因素，但并不能確定其就是主要因素。他們還找到了支持“銀行監管對小銀行來說更像是一種沉重負擔”觀點的證據：和危機前相比，獲準開設一家新銀行的進程更慢也更困難了，但這些因素都有著不確定性。第三點，或許也是最可能的解釋是，在經濟衰退和緩慢恢復期里，人們對銀行服務的需求較弱，尤其是對社區銀行服務的需求。同樣受到衰退因素的直接影響，小銀行面臨著有關貸款機會的結構性問題。對此我們將在后文進行討論。

二、社區銀行的總資產

圖3向我們展示了社區銀行總資產的變化。從2003年的1.62萬億美元強勁增長到2009年的1.98萬億美元，增長了22.5%（剔除通貨膨脹的調整因素，增長率為7%）；之后的2009年到2010年，社區銀行總資產規模出現了輕微下降（2.3%）；再之后的數年里，資產規模保持穩步增長。社區銀行并未出現其他銀行所面臨的長期的或大規模的資產損失。我們考察了2010年之后社區銀行的資產水平，發現增長率相當的緩慢，從2010年底到2014年末僅增長6.7%，如果扣除通貨膨脹率，基本保持為零增長。因此，危機后社區銀行的資產水平已經恢復，但進程緩慢。社區銀行的總資產在增長，而同期銀行數量在減少，這也就意味著社區銀行的平均資產規模呈增長態勢。2003年，社區銀行的平均資產規模是1.956億美元；到2014年，這一數字升至3.419億美元。這一結果未剔除包含通貨膨脹的調整因素（平均每家銀行的總資產增長74.8%，而期間GDP平減指數增長23.9%）。2003年到2007年間，社區銀行所持有的證券資產呈現穩步下降，由3950億美元減少到3490億美元，在總資產中的比重也由24.4%下滑到19.1%。2008年開始，這一持有量又開始回升，從2008年的3530億美元升至2012年的4620億美元，之后保持穩定。2014年，社區銀行持有的證券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為21.8%，而2008年的這一比例為18.5%。雖然小銀行和大銀行在危機后都增加了持有的證券資產數量，但大銀行增長的幅度更大。①這可以歸因于新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實施：該法案對大銀行的流動性提出了強制要求，但未針對小銀行提出要求。在美聯儲實施超額準備金付息政策（IOER）的同時,社區銀行的有息資產余額在2008年底開始增長，從350億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最高值1250億美元；之后，該項資產余額恢復下行，2014年為1000億美元。這和大銀行的變化趨勢有點類似——危機后，大銀行開始增持安全性更高的有價證券和存款準備金。圖4詳細描述了社區銀行的資產組成情況。和地區性銀行的情況類似，這些銀行資產中占比最大的部分是貸款和租賃，其次是有價證券。臨近危機前的幾年里，社區銀行的貸款和租賃在總資產中的占比穩步增長，2008年后下降到危機前水平；2012年開始，貸款和租賃占比又呈上升趨勢。危機前，有價證券在總資產中的占比一路下降，而同期有息資產余額在總資產中的比例非常小。2008年后，隨著貸款和租賃的總量有所下降，有價證券和有息資產在總資產中的比例變大。其中，有價證券占比從2008年的18.5%上升到2014年的21.8%，有息資產余額占比從2008年的1.8%上升到2014年的4.8%。在樣本區間內，所有其他資產的占比都相對穩定，但無息資產有小幅下降。

三、社區銀行的負債情況

社區銀行的負債結構相對簡單，幾乎全部都由境內存款和其他借款組成。境內存款占總負債的比例接近90%，而其他借款占比為4%—9%。相比之下，地區性銀行和四大銀行的負債結構更具多樣性。這也意味著總存款在社區銀行業務中的比重要高于地區性銀行和四大銀行。圖5顯示，社區銀行的負債在2003—2014年間處于上升態勢。除了2009—2010年間出現小幅下降外，社區銀行的負債在考察期內均呈現穩步增長。而2010—2014年的增長放緩，則與其資產增長的趨勢相吻合。和總資產的變化類似，總負債在2003—2009年保持了增長，而在2010年出現下降。總負債從2003年的1.46萬億美元升至2009年的1.78萬億美元，2010年下降到1.74萬億美元，之后恢復增長并在2014年達到1.84萬億美元。境內存款的變化趨勢與此類似。2003年，境內存款為1.29萬億美元，2009年升至1.6萬億美元，2010年經歷了小幅回落至1.59萬億美元，2011年重新恢復增長，達1.62萬億美元，自此繼續上升到1.69萬億美元。然而其他借款經歷了一個不同的變化趨勢，從2003年的1200億美元增長至2008年的1600億美元，但之后開始下滑，最終在2012年達到低谷800億美元。由圖6可以看出，危機后社區銀行的負債組成情況與危機前有著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一個細微的差別是其他借款的占比變小，而境內存款的占比變大。

四、社區銀行的資產證券化

資產證券化在社區銀行的業務模式中扮演著相對次要的角色——這種業務種類通常是大型銀行的專利。有趣的是，圖7向我們展示了社區銀行資產證券化的總量在危機前和危機后都表現出穩定增長的態勢。2003年，資產證券化業務總量達79億美元，而到2014年這一數字已經上升到282億美元：總量雖小但增長十分迅速。由圖8可以看出，社區銀行的大部分資產證券化業務都屬于1—4級住房抵押貸款。2003年，這些貸款占了所有資產證券化業務的64%；2006—2007年，它們大約占了所有資產證券化業務的90%；之后的2008—2014年，它們的占比進一步超過了94%，其中在2011年最高峰時達到98%。同樣，1—4級住房抵押貸款也是地區性和四大銀行最常見的資產證券化品種。類似的，所有銀行中第二多的品種是“其他種類貸款”。這一業務品種在考察期內的社區銀行中的占比有升有降。最近，汽車貸款的占比處于上升階段，并在2014年達到了4.5%。

五、貸款與存款的關系

考慮到社區銀行為人所熟知的是其傳統銀行業務——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因此有必要考察兩者之間的關系。在前四大銀行和地區性銀行里，我們發現貸款和租賃在危機前的變化趨勢幾乎和存款的變化趨勢完全一致；而危機開始之后，貸款和租賃的變化則和存款不再同步，在前四大銀行中，差距甚至變大了。圖9的結果有些令人意外，并且不同于其他類型的銀行。危機前，存款和貸款之間的差距表明，社區銀行并未將其所有的存款借出。這一差距的存在或許是因為它們看到可以將存款投資于其他有更大盈利空間的資產；或者，社區銀行擔心承擔過多的風險，因為它們的貸款集中在當地的社區。2003—2008年，隨著貸款的增長速度略快于存款，這種差距略有縮小。然而，2008年存款超過貸款和租賃大約1600億美元，在2009年隨著貸款和租賃從1.341萬億美元小幅下降到1.321萬億美元的同時，存款從1.502萬億美元增長到1.6萬億美元（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消費者將資金轉移到更加安全有保障的賬戶里），兩者的差距甚至變大了。2009—2011年，貸款和租賃繼續下降，而總存款則回歸原來的增長趨勢。我們發現，類似于大銀行的存款，由于危機中人們出于安全性的考慮而出現劇增。這種趨勢同樣發生在社區銀行，但卻是個相當短期的現象。2011年后，總存款開始逐步增長，速度也慢于危機前水平；貸款和租賃在2011年達到最低點的1.219萬億美元后，恢復緩慢增長，在2014年達到1.349萬億美元。這一數字僅比2008年的水平高出90億美元。之前我們已經發現，前四大銀行存貸款之間的差距隨著存款的急劇增長而不斷擴大；而對地區性銀行來說，由于貸款的增速和存款的增長大致相同，因此兩者之間的差距在危機中和危機后的水平幾乎一樣。我們發現，對社區銀行而言，2011年以后存款和貸款之間的差距已經在逐漸縮小，似乎這些機構正在回歸危機前的模式，但是速度較為緩慢。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新開業的社區銀行很少，同時社區銀行的借貸機會逐漸減少，而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存款和貸款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正如幾乎所有符合條件的抵押貸款都被賣給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信用卡借貸市場則由諸如大通銀行、花旗銀行、美國第一資本金融公司、美國運通以及發現金融服務公司等巨頭主導，類似的勢力也許正在影響汽車貸款市場和小企業貸款市場。舉例來說，富國銀行正在使用新的信用評分度量法來為借款人發放小企業貸款。

六、兩個關鍵因素

第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利率（之路）。由于依靠傳統借貸和吸收存款，利息收入在決定社區銀行收益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小銀行受到利息收入壓縮所帶來的傷害比大銀行要更大，因為它們無法轉換到其他業務條線上。我們考察了它們的收益是否受到了擠壓以及在長期的低利率下如何影響凈利息收入和資產收益率（ROE）。當最終利息上升時，和大銀行比起來，小銀行可能會增加收益，因為它們通常所擁有的“核心存款”對價格并不敏感。因此，它們存款利率的增長幅度或小于貸款利率的增長幅度。第二個因素是大銀行科技手段的運用以及非銀行機構的不斷增長。正如Jagtiani和Lemieux（2015）指出的，為了吸引顧客和爭奪小型商業借款人，大銀行不斷增加科技手段的使用。另外，借款人對非銀行機構的使用也在不斷增長。而后者使用新的科技手段和擔保方法為小企業提供更加快捷和電子化的商業貸款服務。這些非銀行機構大多是不受監管的，這使它們更有靈活性。這也是危機后監管環境下社區銀行所不具備的。盡管面臨這些困難，社區銀行已經開始探索新的發展機會。例如，它們與非銀行機構合作，為通過在線平臺發起的符合條件的貸款提供融資。與非銀行機構的合作關系，或許可以為社區銀行提供新的機會。

七、社區銀行的收入

圖10向我們展示了社區銀行的凈利息收入來源情況。它們的收入來源呈現溫和增長：從2003年的600億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690億美元。盡管有些波動，但這一增長幅度小于同期物價水平的增幅。在2004年和2008年，其收入都出現了一輪值得關注的下降。圖11則向我們展示了同期社區銀行收入的組成情況。這些銀行的總收入幾乎完全來自于傳統業務，占比超過了90%。這一點有別于地區性銀行，后者的傳統業務占比大約在80%左右。如果和前四大銀行相比，差別則更大：多數時候前四大銀行的傳統業務占比介于60%—70%之間。正如預料的，非傳統業務在社區銀行業務中所扮演的角色要弱于大型銀行。這些非傳統業務通常包括諸如交易費用收入和投資銀行業務收入等，都不屬于社區銀行的主要業務。同樣，樣本期內，社區銀行非傳統業務的占比始終不足2%，這和它們收入來源主要來自傳統貸款和吸收存款保持一致。資產證券化收入也構成了總收入中一塊不大的部分，占比始終維持在4%—8%之間，在2009年達到7.8%的峰值。

八、盈利性和效率

為了進一步詳細了解社區銀行的盈利性，我們需要觀察其利潤占資產的百分比，或者叫做資產收益率（ROA）。從圖12我們可以看到，資產收益率呈現出一個熟悉的趨勢：危機前，社區銀行的ROA在1.1%左右，并且一直在此附近徘徊，直到危機來臨的2008年、2009年，這一指標急劇下降到最低點的-0.1%。盡管在2014年恢復到0.9%的水平，但社區銀行的盈利能力仍然未達到危機前的水平。社區銀行的這一變化趨勢和地區性銀行以及前四大銀行幾乎一樣。細微的差別在于，社區銀行起始的盈利能力更低（1.1%對地區性銀行的1.7%），同時降低幅度也不及大型銀行（最低為-0.1%,而地區性銀行為-0.8%）。雖然社區銀行總體的資產收益率低于前四大銀行或地區性銀行，但他們的ROA比大型銀行更加接近危機前的水平。另一個重要的衡量銀行業績表現的指標是效率比。這一指標是指非利息費用與凈營業收入的比值，反映每產生一美元的收益要付出多少凈利息費用。效率比越低，則銀行產生收益的效率越高。圖13顯示了社區銀行的效率比隨著時間的變化趨勢。危機前，這一指標維持在相對穩定的64%；在危機發生時，效率比急劇上升，2009年底增至75%的最高點。這意味著，危機前社區銀行只需付出64美分的非利息費用就能產生一美元的收入；而2009年必須付出75美分才能產生一美元的收入。危機后，這一指標重新回到70%左右的水平，比危機前的效率略低。也就是說，危機過后社區銀行正在經歷一個非利息費用更高而且產生收益更艱難的時期。另一方面，從1984—2011年，社區銀行的效率比相對非社區銀行呈現出增長態勢。有時，非利息費用（效率比中使用的衡量標準）被看作是分析銀行監管負擔的一個常用手段。然而，以這一方式度量出的監管成本比較粗糙，因為它包含了眾多的項目，并且無法直接獲得合規成本的明細項。另外，合規成本是一個相當抽象的項目，可以有多種不同方式的理解。例如，它們可以來自合規-人事部的直接雇傭，額外的人力資源被分配到合規部，或者非合規部門的人員將更多的時間花在合規部。合規成本并不是自《多德-弗蘭克法案》才有的，危機前就有銀行必須遵守的監管性要求，例如反洗錢規則和薩班斯法案。因此，計算出合格的“監管成本”是一個相當艱巨的任務。然而，一項旨在調查社區銀行直接成本和生產效率的研究表明，《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實施增加了社區銀行的監管成本。另外一種分析監管成本的方法是調查。如FDIC、KPMG和圣路易斯聯邦銀行都曾為了分析社區銀行的合規成本而開展調查。三項研究全都發現，監管要求會對社區銀行的業務產生影響。FDIC的研究指出，社區銀行的員工出現了增長，這些人是2002—2012年間為了應對新的監管要求而新雇傭的。KPMG2014年對社區銀行的調查發現，監管和立法壓力是阻礙社區銀行快速發展的最大障礙。Peirce等人的研究發現，合規成本和合規業務的員工人數都已經增長了，同時小銀行更加關注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和新的抵押貸款規定，小銀行正在重新考慮是否應該提供房屋抵押貸款和房屋凈值貸款的服務；另外大約25%的被調查銀行正在考慮兼并。調查還表明，盡管《多德-弗蘭克法案》能夠降低社區銀行的成本，但它們仍然能感覺到相當明顯的監管壓力。進一步看，考慮到新規則將被監管機構和法庭強制推行，監管規則的總體實施效果或許會隨著目標的更加明確而有所變化；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上述這些研究表明危機后的監管規則已經對社區銀行產生了影響，但結果并沒有前面論述得那么悲觀。另外，監管規則還起到了維持穩定的積極效果，例如《多德-弗蘭克法案》。

九、結論

由于對社區銀行的保護已經成為一個持續熱議的話題，因此詳細考察這類機構在危機中的表現以及長期生存的可能性，顯得很重要，尤其是在危機后金融監管變革的大背景下。小銀行數量下降的趨勢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這些銀行在金融危機中遭受了重擊，危機后開始慢慢恢復，但總的來說整體水平仍不及危機前。對《多德-弗蘭克法案》的批評直指該法案缺少刺激社區銀行發展的健全措施，同時該法案還相信，保護該類機構能解決經濟發展的難題。就社區銀行的倒閉而言，許多人注意到社區銀行的數量已經在下降，這也得到了我們的驗證。但這種下降趨勢主要局限于那些資產規模最小的社區銀行，并且這種趨勢很大程度上源于沒有新的市場參與者進入銀行體系。考慮到我們發現危機前社區銀行的存貸差更大，同時與大銀行相比，小銀行在2011年后恢復的相對更好，因此事情變得更加有趣。另外，社區銀行的資產收益率（ROA）恢復也顯著優于美國的大型地區性銀行和前四大銀行。上述兩項指標表明，在危機后的金融監管環境下，社區銀行的表現相對更好。針對大銀行的監管政策對社區銀行產生的無意識影響是一個合理的擔憂，但應該是在有利于全銀行業和整體經濟的前提下對這些監管負擔的影響進行衡量。展望未來，關注社區銀行在更傳統的利率環境下的反應和變化將是至關重要的，這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地了解它們未來的表現。

作者：馬丁·尼爾·貝里 尼古拉斯·蒙塔爾巴諾 單位：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