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協商民主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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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15年第二期

一、協商民主之于西方三權分立制度

分權理論是資產階級政治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西方語境下，以三權分立為核心的分權理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的構建、政治思想的演進、政治行為的規范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資產階級最初創立“三權分立”制度的本質目的，是實現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對國家權力的共享[6]。洛克是近代分權理論的開創者，他在《政府論》中提出“兩權分立”理論，主張將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與行政權。孟德斯鳩是近代分權理論的完成者，他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洛克“兩權分立”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三權分立”，主張將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孟德斯鳩堅決反對議行合一制度，認為為了保障個體自由和國家權力不被濫用，三權必須相互分立、相互監督。三權中的任何兩權合一，政治自由和權利都將受到威脅，三權合一，政治自由根本無法存在[7]。在三權分立制度的實踐方面，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在美國建國之初時，在政治制度和政權機構建立中直接運用三權分立學說。世界其他國家的政治家也有將國家權力進行不同分類的，例如孫中山將監察權和考試權納入分法學說理論，形成“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監察權、考試權”五權獨立運作并互相合作的制度思想。三權分立制度是與競爭性民主緊密聯系的，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的興起是對當代西方代議制民主和競爭性民主缺陷的一種回應。西方民主協商具有歷史實踐基礎，主要存在于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立憲會議中，如“1787年在費城舉行的立憲會議、1789~1791年在巴黎舉行的立憲會議、1848年在巴黎舉行的立憲會議以及1848~1849年在法蘭克福舉行的立憲會議。這些立憲會議都帶有民主協商因素，其共同點是處在強大的規范性壓力下，政治主體放棄以利益為基礎的討價還價，而傾向采用協商手段解決爭端。顯然，這些早期實踐基礎還都缺乏平靜而公正的協商內容。美國1787年的制憲會議是協商精神最為充分的體現，約瑟夫•畢塞特首次提出“協商民主”的概念，就是在其以《聯邦黨人文集》為基礎撰寫的《協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數原則》一文中出現的。約瑟夫•畢塞特認為美國憲法既體現了多數原則，同時也是對多數的制衡，立憲者的觀點包含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需要限制大眾的多數，另一方面則又要使多數原則有效，這兩個方面是一致的，這種一致性，則體現在制憲者建立“協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的明確意圖之中[10]。權力是必要的，也是危險的，權力平衡才能保證正確地實施權力，1787年制憲會議制定的《美國憲法》確立了分權制衡的政治原則，今日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最為典型，“政府應由選舉產生的執政官，也就是總統執政，由總統掌管行政部門以及各行政機構，總統完全獨立于國會這一立法部門，不必對國會負責，這兩大部分還要加上以最高法院為首的司法部門……每一部門都有各自的權力范圍，制約著另外兩大部門的權力。這三大部分各自保持相當程度的獨立。”

三個權力機關相互制衡、相互合作，卻也充滿沖突：國會制定法律法案，但需要總統通過；國會和總統雖然可以任命法官，但憲法給予法官終身任職的特殊保障[12]。三權分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國家機構權責分明，使國家的主要權力分散于三個相互獨立的部門系統，但其界限并非絕對清晰，三個部門擁有的權利也并不完全對稱平等，以三權分立的典型國家美國為例，總統和國會參眾兩院的議員都由選舉產生，總統是美國行政權的中心，享有相當大的權力，國會也擁有立法、財政、稅收等“重權”，雖然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也確立了“司法審查”的制度，但司法機構依舊顯得權小勢微。競爭性政黨、三權分立和競爭性選舉的體制并非完美無瑕，這種政治體系的弱點就在于權力分散化容易導致社會分裂，所以分權而不分裂是這種政治體系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重要的方式就是政治協商和政治妥協[7]。如果缺失必要的政治協商過程，法案和公共決策難以獲得國會和總統的一致通過，就無法實現科學制定和充分實施，對于擁有司法權的法院而言，喪失司法審判的獨立性和完整性，由此更加突顯協商民主之于三權分立的必要性。在議行分立的政權組織體制下，競爭性民主和協商性民主產生的交互作用，有助于建設良性政治生態，在決策科學化和效率性的基礎上，最大程度地凝聚和整合集團利益，緩和乃至消弭社會沖突和族群矛盾。

二、協商民主之于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政體和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主要內容，它包括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民主集中制原則等內容。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不懈地探索契合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的民主方式，以人民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為核心的人民代表大會是最佳途徑。于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會”概念，并詳細闡釋其主要內容和方法原則。新中國建立后，在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前提下，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舉行標志著“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主要內容，其理論基礎包含兩個方面內容：人民主權和民主集中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是我國的立法機關和權利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并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如此就形成立法、行政和司法一體化的議行合一的政權組織格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既包含普世性的民主理論，又極具中國本土特色，屬于實質民主與程序民主的統一體，它能夠充分匯集、表達和實現民意，是適應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要求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的權力機關，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要求法案或者決議的通過需要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同意，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決策規則。在此情況下，興起于西方的協商民主理論被納入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范疇，它不僅作為選舉民主的補充發展，而且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具有外部協商和內部協商兩個層面含義。一是外部協商，主要體現在人民代表大會與人民政協之間的協商討論，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會議期間，人民政協都要對人民代表大會討論的決策議案提出建議，協商性的程序民主以實踐的方式嵌入人民代表大會的運作過程中。二是內部協商，人民代表大會自身也具備民主協商的意識，這體現在立法和決策的平等性和責任性。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會議中，代表團會議或小組會議具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在利益傾向和政治偏好一致的前提下，參與主體可以集體交付形成議案。若差異性個體呈現利益分離沖突的困境，則置民主協商于票決選舉之前，整合內部參與主體的訴求達到利益平衡點，以期最大程度消弭分歧求得共識。

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并存的制度安排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特色和優勢，“這是西方民主無法比擬的，也是他們所無法理解的。兩種形式比一種形式好，更能真實地體現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13]人民代表大會形式的選舉民主和政治協商會議形式的協商民主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指導下，立足于中國歷史傳統和現實需求，推進政治民主化建設的偉大創舉[14]。在我國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體系內，協商民主不僅作為一種實質民主為現實國家的政治理想提供了美好愿景，更是作為程序民主在具體政治運作過程中發揮不可替代作用。

三、協商民主推進中西方政權組織體制的發展完善

就目前中西方代議制國家政權組織體制層面的協商民主實踐情況而言，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較三權分立體制更為充分和優越。協商民主理論在西方國家的興起，既是對傳統民主理論的揚棄，也是對當代西方社會現實挑戰的回應。由于多數西方國家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的競爭性政黨制度，在協商民主實踐方面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執政黨內部各派系之間的協商、執政黨與在野黨（反對黨）的協商、執政黨與社會團體之間的協商。總體而言，西方代議制國家的協商實踐帶有顯著的功利性、權宜性和輔助性。中國的協商民主的實踐更加豐富，且具有長久的民主協商歷史實踐，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志著協商民主制度在全國范圍內開始正式確立。中國協商民主的渠道寬廣、內容豐富，在人民代表大會之外還有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社會組織，圍繞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基本政治制度層面表現為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三個方面。協商程序為：協商主體就國家大政方針、重大政治事項、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中同參與者和利益主體進行充分協商。由于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政治現實的特殊性，導致兩種不同政權組織體制國家的協商實踐程度存在較大的差異性。

民主政治的實現過程和社會現實具有復雜性，這決定著協商民主良好的發展前景。中西方國家政權組織實現民主的過程顯得復雜，無論是西方國家議行分立的三權分立體制，還是中國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代議制民主和簡單的多數原則都難以全面反映民眾的政治意愿和理性偏好。因此，在人民主權理論的基礎之上，代議制國家主張通過自由平等和理性的對話、協商和辯論等方式參與公共決策和政治生活，其追求的基本理念是：公民真實的、開放的、自由而平等的協商催生立法和決策的合法正當性。當今世界和社會現實日益復雜，普遍的不平等和多元主義文化對中西方現代民主國家形成挑戰，協商民主作為新興的民主政治模式充滿活力，也是對中西方多元主義的有效應對。議行分立和議行合一的政權組織體制，在協商民主制度的催化下，民主的理想逐漸從單純的民眾投票表決，轉變為對政府行為可辯論性的討論。協商民主制度是中西方不同政權組織體制國家的共同選擇，也是未來世界的民主政治發展的主流和趨勢。

作者：劉秋潔劉元元胡均偉單位：上海大學武漢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