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網絡與創業企業成長關系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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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雜志》2015年第九期

隨著改革深入和中國經濟科學發展，借著改革創新的東風，“大眾創業”已成為助推我國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因創業企業具有資源有限、身份具有流動性、生存率低等獨特性，使得基于成熟企業發展而來的企業成長理論難以充分解釋創業企業的快速成長現象。創業企業如何生存及成長已成為業界和學界亟待研究的問題。創業企業成長作為創業研究的一個核心主題，受到創業學者的廣泛關注。研究視角從早期的創業者特質論，逐漸轉變為創業者、產業結構與戰略的匹配，以及包括資源、組織結構、過程的系統觀點。學者形成的研究共識是不能再孤立看待影響創業企業成長的作用因素[5]。進而，學者開始從網絡視角探討創業企業成長現象。Christensen等人的系列研究發現，創業企業能夠快速成長甚至顛覆傳統企業巨頭的原因在于，它們更容易構建區別于傳統企業的價值網絡。目前，眾多學者從網絡視角探究了創業企業的網絡規模、密度、多樣性、中心性等結構因素對其成長績效的影響。一些學者認為，創業網絡的結構因素正向影響創業企業的成長績效，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創業網絡的結構是動態變化的，創業企業的成長績效更多取決于網絡的構建過程而非網絡結構。這種分歧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先前學者更多強調了網絡的結構因素，忽視了網絡成員間行為的研究。依據社會學的主流觀點“結構決定行為”，學者們主要考慮了創業網絡結構對創業企業資源獲取、信息傳遞所產生的作用，卻忽略了創業是一項極具創造性的活動，創業者具有很強的行為能動性；二是先前研究可能缺乏對于創業企業所處情境的分類。有的創業企業所處的行業較為成熟，環境不確定性較低，而有的企業所處的行業則處于形成階段，環境的不確定性較高，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創業網絡的作用以及創業企業的行為選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為能夠彌合現有的研究分歧并恰當補充先前知識的理論邊界，本文運用社會網絡理論，探討在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下，創業網絡結構和創業網絡行為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作用關系。通過實證研究，揭示創業網絡結構和行為對創業企業成長的影響關系及其適用情境，一方面深化了創業網絡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關系研究，彌補了先前研究重視網絡結構而忽視網絡行為的不足；另一方面在理論層面上拓展了先前研究的適用范圍，促進了不同研究結論的統一和研究共識的形成。

1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創業網絡創業網絡早期被定義為創業者個體與外界構建的連帶[9]，并未引起學者的足夠重視。隨著創業研究由特質論逐漸轉向關于創業過程的研究，創業網絡的概念才真正煥發活力。在創業過程研究中，Birley（1986）較早運用了創業網絡這一概念，認為創業網絡是新建企業創業時創業者與外部環境之間的聯系[10]。隨著創業網絡研究的興起，一些經典文章逐漸誕生，其中廣為引用的是Larson（1992，1993）的系列研究，他們從社會網絡的視角剖析了創業網絡的基礎構成要素，將創業網絡定義為創業者個人或者創業企業與其他個人和組織間的關系集合，并且認為創業網絡包含行動主體、關系、聯絡或連接3個要素[11-12]。后來的一些學者認為，創業網絡是創業者為了新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而構建的網絡連接關系。這些研究為創業網絡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Hoang和Antoncic（2003）對1984—2001年間有關創業網絡的研究進行了梳理，將創業網絡研究分為內容、治理和結構三個方面，深化了Larson和Starr（1993）所提出的創業網絡的內容、方向和強度3個屬性。到目前為止，多數學者認同Hoang和Antoncic（2003）的研究分類，并在此基礎上沿著不同的方向開展研究，但通過進一步的文獻梳理也發現了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網絡結構、網絡內容和網絡治理等因素之間存在緊密的關系，從單一方面難以說明創業網絡對創業企業成長的影響。如在創業網絡結構研究方面，一些學者認為，間斷網絡能夠為核心企業提供多樣化信息，同時間斷網絡中的結構洞有利于企業的知識創造，因此間斷網絡更具有創造性和創新性；而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密集網絡結構能夠產生信任、互惠規范，有利于企業間的合作和知識共享，增加企業間的知識轉移和創新。對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大部分學者檢驗了網絡結構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卻忽視了網絡行為的作用。對創業網絡行為的研究有助于解決網絡結構研究的結論不一致問題，能更好地理解創業網絡對創業企業成長的影響。最新研究表明，機會主義、聲譽和信任等網絡成員的行為會顯著影響整體網絡的價值創造和獲取[21]。而先前學者的多項研究也表明，網絡成員之間的關系行為會影響整體網絡的演化和績效，當網絡成員之間具有更高的信任、合作、溝通和協調時，他們更容易從中獲益并進行創新。簡而言之，企業與伙伴成員進行互動和知識分享的網絡行為是一種與眾不同的組織能力，有利于創業企業的成長和創新。因此，本文沿用多數學者對創業網絡的定義，認為創業網絡是創業者為了新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而構建的網絡連接關系，但不同于Hoang和Antoncic（2003）對創業網絡的分類，本研究在研究設計上聚焦于網絡結構和網絡行為兩個關鍵因素，目的在于探索創業網絡對創業企業成長的影響。其理由在于，一方面，網絡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創業企業的位勢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創業企業可能攝取的信息和資源優勢，這構成了創業企業成長的基礎[23]；另一方面，網絡行為則是創業企業對網絡中資源的利用與撬動，是將位勢資源轉變為現實優勢的關鍵途徑，這是實現創業企業成長的重要途徑[24]。

1.2創業網絡結構與創業企業成長網絡結構是指網絡成員的數量、相關關系以及關系的異質性等特征[25]。在該構念中，網絡規模、網絡多樣性、網絡密度、中心性、結構洞等是最重要的幾個變量[7]。在創業網絡結構的相關研究中，學者考察的多數是創業者在創業過程中的自我中心網絡，難以從整體網絡的視角來研究中心性、結構洞等指標，相對而言，網絡規模和網絡多樣性則是研究變量的最優選擇。網絡規模是最常用的結構性變量。先前一些學者強調了網絡規模和產品創新之間的關系，認為商業連帶的數量越多，企業的創新績效越高[26]。還有一些學者強調了網絡規模對信息獲取、資源獲取和創業機會識別的影響，認為網絡規模越大，創業者越有可能通過網絡獲取更多的稀缺信息和資源，進而識別和開發創業機會[27]。創業企業成長是一種基于機會開發、資源整合的成長行為，而網絡規模的大小意味著資源、信息、機會獲取途徑的多寡，網絡規模是影響創業企業成長的重要變量。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H1a：創業企業的網絡規模越大，創業企業的成長性越高。網絡多樣性影響知識創造的來源，是網絡結構的重要指標。在創業網絡研究中，網絡多樣性是指網絡參與者或主體的異質性。Baum等（2000）用網絡伙伴類型數量來測度網絡多樣性，比較正式的網絡伙伴類型一般包括技術提供商、零部件供應商、客戶、科研機構、行業協會、金融機構、政府機構等[7]。邊燕杰等（2012）則用網絡成員的體制屬性來測量網絡的多樣性，將網絡成員分為體制內、體制外和跨體制3種，他們的研究表明，具有體制多樣性的網絡更能夠為體制跨越者帶來經濟收益[28]。創業企業的網絡多樣性還意味著創業企業可以接觸到更多的異質性信息，從而有利于企業通過對信息資源的整合來識別并開發更多的商業機會，進而實現創業企業的成長。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H1b：創業企業的網絡多樣性程度越高，創業企業的成長性越高。

1.3創業網絡行為與創業企業成長對于創業網絡成員行為的研究，學者們一直強調的是信任與承諾、機會主義等行為[29]。創業網絡中成員行為中的信任、聲譽效應等對整體網絡的價值創造和獲取會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機會主義行為則相反[21]。然而網絡成員并不是僅僅依靠信任和投資來協調彼此之間的關系，更確切地說，關系型治理依靠彼此之間的合作，而合作表現為雙方以聯合制定規劃和聯合解決問題為中心的聯合行動[30]。莊貴軍等（2010）也認為，關系型治理的秘密在于信任和承諾，而企業之間的默契、互信和承諾水平很大程度體現在聯合制定規劃和聯合解決問題上[31]。因此，本文運用聯合制定規劃、聯合解決問題識別出創業網絡行為具有理論效度。創業網絡是創業者作為應對環境不確定性的重要手段，但創業網絡起源于創業者先前的關系連帶，具有一定的結構局限性。Ozcan和Eisnenhardt（2009）的相關研究表明，在創業網絡一定的條件下，創業企業傾向于倡導獨特的行業架構以激發多種類型的合作伙伴與之建立關系，從而形成高績效的聯盟組合[32]。這種關系建立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聯合制定規劃。聯合制定規劃是指提前預期未來的經營關系狀況以及明確在關系中相應的權責分配方式的合作行為，反映了特定經營關系中未來的合作在多大程度上被關注、協調與管控[30]。相關研究表明，聯合制定規劃可以使雙方在關系建立初期就建立起良好的相互預期，并努力進行良好合作，這可以強化雙方關系，并進一步強化雙方的聯合規劃行為[33]。聯合制定規劃行為反映了一種超越既定二元關系的行業網絡認知觀，它拓展了創業企業的戰略選擇，從這些戰略選擇中創業者能夠選擇并充實戰略可能性，進而實現創業企業成長。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H2a：創業企業采用聯合制定規劃行為越多，創業企業的成長性越高。聯合解決問題是指謀求解決經營關系中新出現的不和與爭執的合作行為，反映了經營關系中的沖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有效解決[30]。在創業企業與網絡成員進行合作的過程中經常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關鍵是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如果對問題置之不理或者相互埋怨，就會逐漸增加彼此之間的誤會和分歧。如果能夠相互協商，共同解決所出現的問題，那么就會逐漸增加雙方的理解和信任，從而更加有利于關系的穩定。聯合解決問題本身就是一種基于信任的行動，在對問題進行解決的過程中，創業企業與網絡成員會形成共同的實踐經歷，有助于雙方建立共同的認知基礎，從而加深信任。如果問題得到圓滿解決，則創業企業與網絡成員雙方都比較滿意，有利于進一步開展深入合作，進而為共同開發并推廣新產品、試驗新的市場和交易方式奠定良好基礎，能夠推動創業企業成長。同時，聯合解決問題本身也是一種創新和知識創造的過程。在聯合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創業企業與交易伙伴通常面臨的是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意外情況。對于如何處理這樣的情況，創業企業缺乏慣例可循，因此，一方面是創業企業進行產品改進和市場驗證的良好學習機會，另一方面也是發揮創業者創造性的具體場景。在每一次聯合解決問題之后，創業企業通常能夠對產品、市場形成新的認識，并積累問題處理的知識，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實現創業企業的成長。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H2b：創業企業采用聯合解決問題行為越多，創業企業的成長性越高。

1.4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Duncan（1972）將環境不確定性定義為決策需要考慮的環境構成要素的數量和變化，認為在考察外部環境對組織狀態的影響時應將重點放在總體或任務環境的不確定性水平上，并將環境不確定性劃分為復雜性和動態性兩個維度[34]。借鑒Duncan等人的研究，本研究從環境復雜性和環境動態性兩個維度來分析環境不確定性對創業網絡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作用關系的調節效應。環境復雜性是組織活動范圍的變化和異質性，反映了外部環境組成要素的差異和競爭激烈程度[35]。根據信息不確定性理論，環境作為信息源泉，如果其中存在的組織形式和類型越多，那么這些組織對單個企業所提供的信息越多，企業將會面臨復雜信息的處理過程。隨著創業企業的成長，創業企業的業務范圍不斷擴大、產品質量不斷升級，競爭程度也會越來越激烈，環境復雜性越來越高。在這種環境中，創業企業快速有效的信息收集和處理能力，有利于企業做出精準的判斷，從而做出正確決策實現良好成長。對于創業企業而言，創業網絡是其獲得信息的重要渠道。創業網絡的規模越大，企業獲得信息的數量越多，越有利于創業企業應對復雜環境，進而實現成長。而創業網絡多樣性程度越高，創業企業所能獲得的異質性信息越多，有利于企業全面掌握復雜環境的信息，進而采取相應對策實現成長。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H3a：環境復雜性越高，創業企業網絡規模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正向關系越顯著。H3b：環境復雜性越高，創業企業網絡多樣性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正向關系越顯著。所謂環境動態性，是指環境變化的速度[36]。環境變化可能表現在技術、顧客需求、產品需求或者原料供應的變化上，這些領域中的變化越大，環境動態性越高[37]。處于動態性較高的環境中，創業企業對未來的準確預測變得困難，產品或服務能否被顧客認可和接受具有很大的風險性。在不可預見的動態環境之中，一些基于錯誤信息或決策前提做出的決定，可能對創業企業的生存形成威脅。同時，在動態環境中，創業企業的技術和產品很容易失去市場，行業整體會面臨環境動態性所帶來的危機感和緊迫感，共同實現產品、技術的改進逐漸成為企業之間的共識。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中，創業企業要實現成長，一則需要建立共同的規劃，實現企業與供應商、合作伙伴、競爭對手之間的聯盟，從而建立應對環境變化的整體抗風險性；二則需要發揮企業的能動性，當在向著既定目標前進的過程中遇到困難時，應共同解決問題，突破行業發展的整體瓶頸，創造更多的戰略成長選擇。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在環境動態性越高的環境中，創業企業的能動行為越重要[38]。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H4a：環境動態性越高，創業企業聯合制定規劃行為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正向關系越顯著。H4b：環境動態性越高，創業企業聯合解決問題行為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正向關系越顯著。總體而言，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圖1所示。

2研究設計

2.1樣本與數據收集本研究主要關注中國情境下創業網絡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關系。依據Bhide（2000）的研究，他們將創業企業定義為具有潛力獲得顯著規模和利潤的相對年輕的組織[39]。具體在成立年限上，Zott等的研究既包括剛成立1年的企業，也包括成立在20年以上的企業[40]。本文主要研究1999年1月1日以后成立的企業，即截至2013年12月31日成立時間在15年以內的企業。由于本研究所關注的是企業層面的網絡及成長，需要被調查者必須全面了解企業的整體情況，因此創業者或創業團隊成員是本研究最佳的調查對象。本研究正式調研委托專業的市場調研公司來進行問卷發放和收集。在問卷調研的過程中調研公司進行了嚴格的質量控制，保證了數據的真實性和有效性。通過調研公司共回收問卷450份，剔除無效問卷222份，最后回收有效問卷228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50.67%。針對收集到的數據，首先對被調查者特征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1所示。從被調查者的描述性統計信息來看，被調查的創業者分布比較符合正態分布，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從樣本企業的描述性統計信息可以看出，本研究的樣本分布具有廣泛性和代表性，因此數據的研究結果可以接受，且具有較好的普適性。

2.2變量測量（1）創業網絡結構：規模與多樣性。創業網絡規模反應的是創業企業所嵌入網絡的網絡成員數量，它是網絡結構測量的主要變量之一。一般來講，在個體網絡中，網絡規模越大，個體所能動員的社會資本和可獲得的有價值信息越多。在企業層面而言，以企業為核心的社會網絡規模越大，意味著企業所能獲得資源和信息的途徑越多，越有利于企業把握機會實現創新。具體在測度方面，個體網絡規模可以直接通過個體所接觸到的聯系人數量來衡量[41]。拓展到創業企業層面，則可以通過直接計算新企業與之建立關系的企業或其他組織的數量來衡量創業網絡規模[42]。具體而言，請創業者分別回答企業與下列不同網絡成員之間的聯系情況，主要包括顧客、供應商、經銷商、競爭者、政府部門、金融機構、科研機構、中介機構和行業協會。其中，顧客是指組織客戶，并可將終端個體消費者視為1類客戶。中介機構主要包括廣告公司、會計事務所、調研公司等服務型企業。請創業者在框內填寫大體數字，沒有該項請填0。最后將不同網絡成員的數量相加作為該企業的創業網絡規模。創業網絡多樣性是指網絡參與者或主體的異質性，具體可以用網絡伙伴類型數量來測度，比較正式的網絡伙伴類型一般包括技術提供商、零部件供應商、客戶、科研機構、行業協會、金融機構、政府機構等[7]。本研究主要測量創業網絡中顧客、供應商、經銷商、競爭者、政府部門、金融機構、科研機構、中介機構和行業協會的種類多少，從而比較不同創業網絡之間的多樣性高低。本文首先將不同網絡成員進行重新賦值，原值為0的賦值為0，其他賦值為1，然后將不同的網絡成員進行加總，理論上得到從0~9的數字，用來代表網絡多樣化程度，數字越高說明網絡多樣化程度越高。（2）創業網絡行為：聯合制定規劃與聯合解決問題。對于創業網絡成員行為的研究，早期學者們強調的是信任與承諾，交易專項資產等[29]。然而網絡成員并不是僅僅依靠信任和投資來協調彼此之間的關系，更確切地說，網絡成員依靠彼此之間的合作，而合作表現在雙方采取聯合行動的程度上。Claro等（2003）認為，兩種聯合行動是網絡行為的中心——聯合制定規劃和聯合解決問題[30]。因此，運用聯合制定規劃、聯合解決問題以及合作性溝通識別出創業網絡關系治理行為具有理論效度。具體在測量題項方面，本文主要采用了相對成熟的國外量表，如聯合制定規劃和聯合解決問題主要采用Claro等（2003）的李克特5點測量量表[30]。本文采用了“翻譯—反翻譯”、與專家訪談、創業者訪談等方式對量表進行了設計。（3）環境不確定性。本文借鑒Ducan（1972）的研究將環境不確定性劃分為環境動態性和環境復雜性兩個維度[34]。環境動態性的量表來自Jansen等（2006）的研究[36]。在問卷中主要包括4個題項，分別是：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變化程度很劇烈；顧客經常對企業的產品（服務）提出新的需求；外部環境不斷發生變化；企業所處市場上的產品（服務）數量和種類不斷在變化。在測量的過程中采用李克特5點量表。環境復雜性的量表來自Jansen等（2006）、Ducan（1972）等的研究[34,36]。在問卷中主要包括3個題項，分別是：公司所在的市場，競爭非常激烈；相對而言，公司面臨的競爭者都非常強大；公司處在一個高度競爭的市場中。（4）創業企業成長績效。先前學者從銷售增長率、雇員增長率、利潤增長率、預期企業規模等多種指標來衡量創業企業的成長績效，本文借鑒Baum等（2012）的研究，以創業企業的規模、員工人數和銷售額來衡量企業成長績效[43]。其中，本文將企業的資產規模和銷售額均劃分為100萬元及以下、101萬元~500萬元、501萬元~2000萬元、2001萬元~5000萬元、5001萬元~2億元、2億元以上，并均賦值依次為1~6；將員工人數劃分為50人及以下、51~100人、100人以上，賦值分別為1，3，5。（5）控制變量。通過對有關創業企業成長文獻的梳理，本研究選擇創業者的基本特征（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創業企業的基本情況（成立時間、行業、風險投資等）作為控制變量，其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由于本研究所使用均是較為成熟的量表，因此，本文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來檢驗該量表的建構效度和信度。運用AMOS6.0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運行結果見表2。從表2可以看出，各條目與構念之間的因子載荷均值在0.01的水平上顯著，最小值為0.559，大于0.35的最低載荷標準。另外，結構方程模型結果顯示，χ2/df=1.231，小于2.0的標準；RMSEA=0.009，小于0.05的標準；NFI=0.917，CFI=0.989，GFI=0.981，AGFI=0.967，均大于0.90的檢驗標準。由此可知該測量模型的擬合度較好，表明該量表具有較好的建構效度。對于各量表分別進行信度檢驗，得到的α最小值為0.702，均大于0.70的整體信度檢驗標準，且條目總和項相關系數最小為0.466，大于0.40的最低標準，表明該量表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

3實證研究

3.1描述性統計分析在通過樣本有效性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之后，通過對主要變量之間的回歸分析對研究假設進行檢驗。首先，依據因子結構計算各因子條目的平均分作為后續分析的基礎。其次，對所有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從而初步判斷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最后，采用層級回歸分析的方法逐步加入控制變量、自變量、中介變量，形成多個回歸模型，通過回歸分析結果中的標準化系數和系數顯著性水平判斷、比較不同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作用。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如表3所示。從自變量與控制變量之間的關系來看，并沒有其他太多的顯著相關性，說明各自變量之間的自相關性并不嚴重。同時，本文在進行回歸分析時，采用層級回歸的方法，有效地將相關性較強的變量放入不同模型進行檢驗，因此模型中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并不嚴重。

3.2假設檢驗本研究共構建了4個模型：模型1主要檢驗了控制變量對創業企業成長績效的影響；模型2主要檢驗了創業網絡結構與行為對創業企業成長績效的影響；模型3主要檢驗了創業網絡結構、行為以及環境不確定性對創業企業成長影響的主效應；模型4主要檢驗了環境復雜性、環境動態性對創業網絡與創業企業成長績效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各變量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層級回歸分析如表4所示。（1）創業網絡結構與創業企業成長。通過模型3可以發現，網絡規模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關系不顯著（β=0.065，p>0.10），假設H1a被拒絕。而網絡多樣性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0.240，p<0.01），假設H1b得到驗證。這與先前的研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在中國網絡規模的大小并不能反映網絡成員的社會地位，社會階層的固化阻礙了信息和要素在網絡成員間的傳遞。即使處于同一階層的網絡成員數量眾多，企業也難以獲得跨階層的關鍵信息和資源。因此，在中國對于創業企業而言，創業網絡結構的多樣性比規模更有利于企業的成長。（2）創業網絡行為與創業企業成長。通過模型3還可以發現，聯合制定規劃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關系不顯著（β=-0.033，p>0.10），假設H2a被拒絕，而聯合解決問題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0.160，p<0.05），即假設H2b得到驗證。這說明在中國市場轉型的環境中，人們更傾向于在共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實現成長，而非通過網絡成員間的規劃來實現發展。這其中深層次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國社會法制環境尚不健全，守法、用法維護權益的成本較高，人與人之間傾向于能夠建立“信任”的交往方式，而相對缺乏契約機制。因此，以“信任”為基礎的聯合解決問題行為比以“契約”為基礎的聯合制定規劃行為更能夠促進創業企業的成長。（3）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模型4在模型3的基礎上加入了環境復雜性、環境動態性與創業網絡結構變量、行為變量中心化之后的交互項。通過模型4可以發現，環境復雜性與網絡多樣性之間的交互項系數為正且顯著（β=0.245，p<0.01），即環境復雜性有助于增強網絡多樣性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正向關系，假設H3b通過檢驗。環境動態性與聯合制定規劃之間的交互項系數為正且顯著（β=0.164，p<0.10），即環境動態性會增強聯合制定規劃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正向關系，假設H4a通過檢驗。這說明隨著行業競爭性程度的增加，通過構建網絡多樣性來實現成長越來越重要，而隨著行業動態性的增加，聯合制定規劃的網絡行為對創業企業成長的影響開始顯現。而環境復雜性與網絡規模交互項系數（β=-0.049，p>0.10）、環境動態性與聯合解決問題的交互項系數（β=-0.098，p>0.10）均不顯著，假設H3a與假設H4b被拒絕。這說明網絡規模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對于創業企業成長的貢獻都不顯著，而聯合解決問題對創業企業成長績效的影響是穩定的且不受環境因素的影響。

4研究結論與啟示

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首先本研究證實了創業網絡結構和行為對創業企業成長績效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網絡多樣性和聯合解決問題均對創業企業成長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種基于結構和行為雙重視角的檢驗，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創業網絡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關系研究，彌補了先前研究重視網絡結構而忽視網絡行為的不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創業網絡結構約束性和創業者行為能動性共同促進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互動關系。其次，本研究進一步細化了有關創業網絡結構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網絡規模對創業企業成長績效并沒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只有網絡多樣性才能起到正向促進作用；同時，隨著環境復雜性的增加，網絡規模對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關系仍然不顯著，而網絡多樣性對創業企業成長的正向促進作用則得到了加強。創業網絡結構變量不同影響以及環境復雜性調節效應的檢驗，在理論層面上拓展了先前理論研究的適用范圍，形成了網絡結構影響成長績效的可靠證據，促進了不同研究結論的統一和研究共識的達成。最后，本研究挖掘了網絡層面企業行為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在環境動態性較低的情況下，聯合制定規劃行為與創業企業成長之間的關系不顯著；在環境動態性較高的情況下，聯合制定規劃行為與創業企業成長績效之間的關系顯著；而無論環境動態性是否發生變化，聯合解決問題行為與創業企業成長績效之間的關系一直保持顯著。對創業網絡行為在不同環境下對創業企業成長的檢驗，豐富了有關創業網絡如何促進企業成長的討論，突出了創業者及創業企業在創業過程中的能動性和創造性。

本文的研究結論可以為創業者帶來以下管理啟示。第一，創業企業在構建網絡的過程中，應該更加注重網絡結構的多樣化，而不應該片面追求網絡規模的大小。對于新創企業而言，創業網絡是應對資源短缺、合法性低等新進入缺陷的有效途徑，然而創業網絡結構對企業的影響機制不僅是信息的流動性，更重要的可能是知識的多元化和異質性，這種多樣化的知識基礎有利于促進企業在技術和商業模式方面的創新，進而促進創業企業的成長。因此，創業企業在創業網絡構建上應更具策略性。第二，創業企業要想實現企業的快速成長，不僅需要依賴創業網絡結構中所蘊含的資源和知識，還需要創業企業積極發揮網絡層面行為的主動性，尤其是發揮聯合解決問題的重要作用。在創業企業謀求成長的過程中，多樣化的網絡結構奠定了企業成長的基礎，而創業企業積極與網絡成員應對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一方面有利于網絡成員間建立更高程度的信任，另一方面有利于隱性信息在企業間的傳遞，為網絡資源基礎的發揮提供了保障。因此，創業企業應同等程度重視網絡成員行為在企業成長中的作用。第三，創業企業在成長策略選擇的過程中，應充分考慮環境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當創業企業的競爭者越來越多的時候，網絡多樣化對于創業企業成長的影響則越來越重要。在這種情況下，應更多運用創業網絡的多樣化結構，試圖從多樣化網絡結構中獲得不同于競爭對手的異質性信息和資源，從而超越競爭對手實現成長。而當整體行業面臨更大動態變化的時候，聯合制定規劃對創業企業成長影響的作用開始顯現，同時聯合解決問題對創業企業成長的影響依然不變，因此，創業企業應側重網絡行為所發揮的作用，從而在動蕩的環境中保持持續成長。最后，本研究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創業網絡對創業企業成長的影響作用機制較為復雜，本研究雖然探討了創業網絡結構和行為對企業成長的不同影響及適用情境，但并沒有討論創業網絡在不同情境下對創業企業成長的作用機理，有待后續進一步研究。二是，創業網絡結構和行為的測量變量較多，本文僅對較為廣泛使用的變量進行了研究，后續研究有待進一步探討不同網絡結構和行為對創業企業成長的影響。三是，本研究在已有資源的條件下進行了最佳的樣本選擇和數據收集工作，但樣本有限，后續可通過更大樣本和跨地區的數據收集開展比較研究工作。

作者：陳熹 范雅楠 云樂鑫 單位：南開大學 商學院 南開大學 創業管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