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大學科學研究的異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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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制化的科學研究背離了人才培養的初衷

(一)科學研究與社會服務科學研究的快速發展首先是因為大學服務社會職能思想的出現。美國在1862年通過了《莫雷爾法案》，以贈地的形式鼓勵舉辦農業學院、培養專門人員，以便更好地為農民提供服務。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ofWisconsin)明確表達了把服務社會作為基本職能的辦學理念。正是服務社會這種辦學理念，促使了人們更為關注教學科研的社會影響作用。到了1951年，斯坦福大學通過出租土地以及轉讓技術的方式建立了工業園區，形成了計算機等現代信息技術的發源地。

由于服務社會理念的提出，科研已經不是洪堡創建柏林大學時期所追求的純粹知識，而是理論性、應用性、技術性兼顧的知識。也正是憑借科學研究成果，現代大學改變了深居“象牙塔”而“與世隔絕”的形象，切實解決社會上的一些工農業生產方面的問題。服務社會功能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科學研究的快速發展。雖然教學工作也屬于服務社會的范疇，但是較之于科學研究，其效果不甚明顯，而且周期較長。當然，科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快速發展，甚至是脫離教學工作而“異軍突起”，根本原因是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具有了強大的功能和社會影響。

在19世紀電氣化革命的基礎上，20世紀下半葉人類社會又發生了以計算機廣泛應用為標志的信息化革命，科學技術的功能日漸強大，其地位也日漸顯赫。作為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的發展應用能夠帶來更多的經濟利益。也正是在“生產力思想”的驅動下，大學科學研究以服務社會為名取得了膨脹式發展。我們不能否定科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但是以利益觀念為主導勢必會忽視其原本價值，產生“科研漂移”現象。

(二)“科研漂移”現象美國高等教育學家伯頓•克拉克提出了“科研漂移”的觀點。他認為，“在科學事業不斷強化和分化的背景下，一大批高知識專業相繼出現，這些專業在其發展進程中，對資金、設備和人員等方面的要求不斷提升。與此同時，各領域的專家們為盡快產出預期科研成果，對其所處的科研環境的要求也相繼提高。在這一背景下，各類研究活動開始向專門化的科研場所聚集，而與同時進行科學教育、學生科研訓練和科學研究的大學疏離開來。這一現象在近代科學發展史中逐步顯現，眾多近代的科學研究逐漸離開大學的教學場所，而移至專門從事學術科研的科研中心、實驗室和研究所?！边@種科研活動從大學的教學單位和中心課程框架中分離的現象被稱為“科研漂移”。“科研漂移”現象的產生，必然導致大學科學研究對其人才培養職能疏遠，甚至是積壓教學而產生異化。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研究型大學科研職能的強化證明了政府利益的需求對大學“科研漂移”的強大推動力。一戰時研究型大學已開始參與聯邦政府科學實驗室的研究工作，在研究型大學內出現了專門化的科學研究。在二戰期間，美國更是在研究型大學內建立了各種專門的國家實驗室，組織全國多學科領域的科學家集聚在國家實驗室進行戰時軍事科研，如雷達、原子彈等先進武器和青霉素等重大醫學成果均出自大學實驗室。建制化的科學研究極大地滿足了當時戰爭狀態下國家對軍事科學研究的迫切需要，為戰后繼續服務于社會需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極大地提升了研究型大學的科研實力，加快了其走向科研體系核心的步伐。但是，伴隨著政府科研資助不斷提升的過程，是大學科學研究功利主義思想的膨脹，一些大學過分執著于科學研究活動，形成了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國家實驗室，而使科學研究脫離了教學過程，使得科學研究對人才培養的支撐日漸微弱。

二、功利性科學研究背離了科學研究與教學相統一原則

在洪堡看來，人的發展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大學實現這一目的的唯一途徑是通過研究進行教學，培養學生探究真理的好奇心和方法，使他們在科學研究中完成自我發展。洪堡“由科學而達至修養”的理想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科研確實是在大學中占據了重要地位，但科研并非天然地促進“修養”。隨著經驗科學的發展，今天“大科學”時代的大學科研已經與“修養”和教育漸行漸遠。科研不但越來越不具有教育價值，而且還在不斷擠壓教學在大學中的生存空間。

(一)科學研究與教學的分化經濟是教育發展的基礎，它從根本上決定著教育的規模、結構、發展速度等。經濟的分配趨向直接影響到教學和科研的地位和教師的取向。由于教學效果的長效性和內隱型，科研成果的高產性和速顯性，科研工作更容易測量和評價，往往會出現教師向科研方面傾斜。而且，教師從事教學與科研的時間和精力往往存在沖突，在矛盾中往往傾向于取科研、舍教學。于是科研逐漸從教學的視野中淡出，走出校園，走入市場。這樣，教學與科研的聯系由于教師工作模式和工作內容的變化而變得松散。同時，由于能帶來更多的利益，科研逐漸成為了大學教師努力追求的活動，成為了一種“主義”。在學術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大學教師普遍對校園以外的世界和本學科學術的發展更感興趣，而常常忽視自己校園的教育教學職責。

一些大學組織制度在處理教學與科研關系上也存在偏頗。國內有研究發現，大眾化、功利性的大學評價體制和社會價值觀對于教學與科研關系的性質及其處理有著非常大的影響。由于存在對“一流”目標的盲目追求，科研成果成為了評價一所大學綜合實力的重要度量標準，許多高校都將科研成果作為自身追求的首要目標，將科研成果與教師職稱評定和經濟利益掛鉤起來。而且將這種價值取向體現于教師評價考核機制和教學管理方式之中，體現于職稱評定、績效計算和福利分配之中。這無疑會進一步促進教學與科研的分化。

(二)科學研究與教學的融合社會不僅需要大學作為高深知識創造的中心，更需要大學通過對高深知識的探索培養出具備探索高深知識能力的創新型人才。因此，無論大學科學研究如何發展，都不能忽視對人才的培養。這就需要正確認識和從事大學科研工作，對于不能為育人服務的科學研究要堅決舍棄，更為關鍵的是要增強科學研究的教育性，在充分考慮教育價值的基礎上再考慮學術價值和經濟利益。

消除大學科學研究異化的根本途徑之一是促使科研與教學的融合。斯科特警告說:“我認為目前給予教學更大的重視和尊重的努力很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等于默認教學與科研是獨立的事業……如果尊重教學像科研那樣，并鼓勵一個不合時宜的、不自然的學術工作的分工，那么其結果是教學的衰竭，并強化了其相對于科研的弱勢地位?！苯虒W與科學研究是大學教育的兩個方面，相互聯系、互為一體。教學只有立足于科學研究才能夠實現超越，使大學在復雜的國際社會現實中堅持獨立思考，在復雜的利益關系中保持批判性和超越性。而大學科研只有融入到教學之中，才能實現人才培養的職能，否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作者：趙陣單位：國防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