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研究中的科學家責任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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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學家在科學研究應用中的責任依據及其確認必要性

在科學研究及其應用中，科學家不可能卸責，并且這一責任在科學研究伊始就應當被確認，依據主要體現在下面三個方面。

1．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所享有的學術自由預設著其在科學過程中必須承擔責任任何人在社會生活中實現他自身價值的同時，都既離不開自由，也離不開對于社會的義務和使命。這種義務和使命具體表現為不同形式和層次的責任。盡管對于自由和責任的關系，哲學家們的意見紛繁復雜，但是絕大多數哲學家認為，自由意志概念與道德責任概念是相伴相生的。自由意志行動是滿足一個人的行為承擔即責任的形而上學條件，同時，責任也是具有意志自由的人的內在約束。康德甚至認為，責任不僅具有約束性，還具有動機性的效力，只有出于責任動機的行為才是真正的道德行為。在科學研究領域，科學活動的展開離不開科學家的學術自由。對于科學家而言，學術自由是科學家實現這一特殊身份的前提，也是其展開科學研究活動的前提。科學家正是在科學活動中成為科學家的。對于學術自由，盡管學術界對于其內涵及其實現途徑的具體表述不盡一致，但起碼的共識是:學術自由的本質是科學研究者的意志自由，其目的是追求真理，這一自由來自社會不同層次和方式的保證;學術自由是學術領域的重要支柱，沒有學術自由，學術領域就不會有真正的進步與繁榮。而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所提出的普遍主義、公有主義、無私利性和有條理的懷疑主義四條科學倫理規范，本質上就包含著對學術自由的保護。但是，當人們在判斷科學后果的現實問題時，行為者的責任往往被忽視，至少是輕視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判斷標準上的雙重道德問題。正如赫費所指出的:“人們對他人與其他應用群體用他本人也不準備遵守的標準來衡量，進而因此與道德的最低條件、中立性及正義相抵觸。科學家對于‘正面的成就’也是樂于承擔責任的，但遇上‘負面的伴隨現象’時，他們寧可說這是不可預見的附帶后果或者一種殘余風險。科學批評者則相反地傾向于強調弊端，而對于科學所帶來的一切利益則加以排除。”②而事實是，我們既不可能像科學批評者那樣否認科學所帶來的一切利益，也不應忽視科學研究者在享有自由而展開其研究的任一環節中所應當承擔的責任，而自由和責任的互攝正是保證一切科學活動正常進行的內在要義。“與學術自由互為補充和對應的是學術責任，但后者卻鮮為人用。在我們這樣的民主社會里，這二者被視為一個硬幣的兩面。”③

2．在科學演進為一種社會建制的時代，科學家必須在更廣泛的科學過程中承擔責任近代工業革命以來，尤其是20世紀以來，伴隨著科學社會功能的日益強大，科學已經區別于其傳統時代的意義而成為一種社會建制。傳統的科學研究因其旨在探索客觀真理，一直以來被認為只是關乎事實判斷的范疇，科學求真，不問善惡。但是，當探索真理的目標與服務社會的意義追求在現代科學活動中緊密融匯的時候，面對社會利益與文化價值，作為社會建制的科學就必須既求真又問善了。今天的科學，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工業利益的聯系之緊密前所未有。以科學試驗的影響為例，“近代早期，通常的實驗規模比較小，它研究的是無生命的物質，因為實驗首先屬于物理學和化學。人們預設在自然上作出的一些改變，隨之也容易得到估價，除此之外，它也沒有帶來什么損害，最后，即便是有了什么損害，也是可以逆轉的。由于這五個條件的共同作用———小規模，無生命的物質，結果的可估性，無損害，可逆轉性———導致了一種非常根本的卸責。測量一塊石頭的下落時間，操心的是，有沒有人在下落的方向上站著，否則測量的人自然就要采取行動。盡管如此，他不用為下落的時間承擔責任”④。伽利略做落體實驗的那塊石頭，可以被輕而易舉地放回原地，但是現代科學所研究的對象及其實驗結果如放射性物質卻無法收回了。從1938年哈恩和F．斯特拉斯曼發現化學上的鈾核裂變現象到它被應用于新式武器的制造，人類只用了5年時間，而兩年后，這一新式武器就被投入到日本戰場。現代科學的系統性和高效應用使得我們必須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投入更多的思考。也許科學家認為他們只是從事基礎研究，與“科學和責任”的問題無關。但是正像赫費所指出的:“不錯:科學家只是求知，他們通常既不想以此改變世界，也不想去啟動一些可能的改變。但是，通過他們所求得的知識，卻形成了新的行動可能性或者新的關照方式，畢竟受重視的正是他們”，“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工業的利益之間的界限并不總是可以決然分開的。有些研究本來就具有應用的模式，另一些從一開始就以商業化為目的，還有一些則是以推動政治影響為目標”。⑤當得知原子彈在日本爆炸后的第一時間，愛因斯坦極其痛心地說:“我現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當初不該給羅斯福總統寫那封信”，“我當時是想把原子彈這一罪惡的殺人工具從瘋子希特勒手里搶過來。想不到現在又將它送到另一個瘋子手里”，“我們為什么要將幾萬無辜的男女老幼，作為這個新炸彈的活靶子呢?”⑥當科學研究活動已經不再只是純粹的知識探索活動，而是被期待最大限度延伸其社會價值的時候，作為科學研究第一當事人，特別是作為知識權威的科學家不可能在科學和社會的互動中卸責。因此，今天當人們在考慮如何讓基因生物學在基礎研究中的發現、遺傳密碼的破解等科學成果迅速地為改善人類生活服務時，我們要考慮的不僅僅是從研究到投產的過程和效率，還應當包括基礎研究者該承擔怎樣的責任。

3．作為普通公民的科學家在科學活動中存在普遍意義上的道德可錯性，這使得在科學活動進程中確認和強調其責任成為必須盡管科學家常常被描述為區別于普通人的“真理”和“正義”的象征，但事實上，這樣的反理性的設想不僅沒有價值，而且還會是危險的。科學活動中作為基礎研究者和知識權威的科學家，同時也是普通公民，沒有理由期待科學家在一切關乎科學“道義”的選擇中都實現道德至善。事實是，他有可能在關乎科學活動的任何環節和任一進程中作出與科學的基本道德原則相違背的選擇，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現實可能性，這也是意志自由的自然性結果。“科學總是被嵌入在其所處時刻更大的社會中的一個社會建制。科學家一直都是公民、消費者、生產者、所有者、雇員、父母、教師、信徒以及有時甚至是戰士。設想這樣的人能被集中于科學共同體中生產知識而這些知識卻完全不受驅動和塑造著他們的非科學生活的集體利益與文化價值觀的影響是十分荒謬的。”⑦在上述的核能應用于戰爭的案例中，不同的科學家出于不同的認識和利益需求作出了不盡一致的選擇。在一切涉及科學社會應用的選擇中，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按照人格化的甚至道德化的診斷，科學家變得是可收買的。原子彈事件期待政治影響，而基因研究則指望金錢。也許人們可以稱共同建造原子彈的科學家是可收買的，或者那些以所謂的風險投資建立自己的經濟企業的基因研究者是可收買的。”⑧無論是理性認知還是科學發展的經驗事實都清楚地表明，讓科學合理甚或高尚的唯一選擇只能是在期待科學張揚其“功利”、體現其社會價值的過程中，對它施以須臾不離的“道義”監督，而“道義”監督就是要為科學負責，其實質是為人類自身負責。這是一個嚴肅而深刻的話題。“缺乏認真，責任之說總是一句干巴巴的保證;對于新的任務缺乏敏感，責任永遠是跛行于后的;一方面沒有一種較高級的判斷力，另一方面，沒有形成新的責任承擔者，責任永遠只是一個虔誠的愿望”⑨。因此，為科學負責，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在科學研究與社會應用的過程中為它確認現實的責任人。那么，在科學活動中作為第一當事人的科學家，他的責任應當如何認識呢?

二、科學研究應用中的科學家責任及其范疇明晰

1．科學家為社會設置合理科學問題的責任現代科學研究區別于傳統科學研究的特征之一是它更為明確的目標指向。因此，一般來說，一項科學研究的展開是從設置問題開始的。在這個無限廣闊和永恒變化的世界上，究竟哪些問題會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科學問題究竟是如何設置的?科學社會學家貝爾納曾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概括到，從事科學工作有三種目的:心理目的、理性目的和社會目的。它們分別指向為:使科學家得到樂趣并滿足他天生的好奇心;發現外在世界并全面了解它;把這種了解用于為人類謀利。如此看來，無論是從個人興趣出發，還是完善人類知識體系，抑或滿足社會大眾的現實需要來說，都由于參與其中的專業能力限制，使得科學家與科學問題的設置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科學家在運用自然和社會資源展開學術研究的同時，應當承擔起為社會設置合理科學問題的責任。所謂設置合理的科學問題，就是指在現實而具體的社會發展階段中，科學家應根據自己的專業能力和知識權威身份，在科學技術的客觀現實條件與社會的合理利益需要中進行有效甄別和連接，以促成優先確立那些解決人類生存和發展危機的最為迫切的要求，并符合人類根本利益的研究項目。

科學發展的經驗事實表明，那些為社會所急切需要的利益更容易驅動科學研究項目的確立。恩格斯就曾經說過，“社會上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⑩。但是人類的需要和技術上的急切欲求并不盡然都是合理的，氣候惡化、水土流失、能源危機、核武器隱患等現實都足以令人類深刻檢視自身的欲求。科學家之外的人群并不具有專業和深刻的科學知識，并不了解科學研究的實際內涵，因而對于科學與社會的互動的認知，需要有來自科學家的建議。盡管科學家的首要任務是發現和探索真理，但是，現代科學對于社會發展的密切相關性要求科學家應當且必須成為科學問題設置中安全性的第一道保護屏障。當前，核科學、生物科學、信息科學、航天科學等這些被人類寄予重大期望的新興科學該怎樣被合理地設置其研究項目，是需要科學家們作出審慎思考的。當然，在科學家為社會設置合理科學問題的責任上，我們必須承認，在現代科學活動中，研究問題的設置已經受到了越來越多復雜社會因素的影響，這其中包括來自社會及公眾的利益需求，也包含參與科學活動的其他當事人自身的利益要求。“許多的政策爭論都是涉及如何實現科學事業利益的最大化。例如，誰應該參與研究議程的設置，不同的參與者會給這個過程帶來什么，以及他們應當如何考慮研究內在的不確定性。即使非常基礎的研究也不會在權力真空中展開。它必須得到那些在利益要求上超出了單純知識生產的主體在財政和行政上的支持。他們自然地將這些利益置放于杠桿作用最大化的點上，這就是，研究問題被設置的時候。”

這就是說，當我們在考察社會利益對科學活動的影響時，往往只關注了社會利益對科學產出的影響，而忽視了社會利益對科學投入的影響;當我們致力于去尋求科學問題合理和可靠的解決方案時，卻往往忽視了科學問題是如何以及為何提出來的。70年前，貝爾納就已經清醒地看到了這樣的趨勢，即當科學變成了人類社會的一個公認的組成部分時，科學家就在相當大程度上失去了他區別于一般自由職業者的獨創性和獨特性。“科學家即使在過去曾經是一種自由自在的力量，現在卻再也不是了。他現在幾乎總是國家的、一家工業企業的、或者一所大學之類直接間接依賴國家或企業的半獨立機構的拿薪水的雇員。由于他需要維持生計，因而科學家真正的自由實際上僅限于支付薪金的人所容許的活動。”瑏瑢因此，對于為社會設置合理的科學問題，在確立科學家必須承擔的責任的同時，也應當充分考慮到復雜社會利益取向在其中的匯入及其對科學家自由所產生的限制性影響。

2．科學家為社會發現和公布科學真相的責任科學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知識的增長，科學的發展本質上是一種知識的累積性結構，依賴于不同時代科學家的持續性貢獻。因此，科學反對保密，科學家在享有學術自由去探索科學真相的同時，有責任向社會公布他所發現的科學真相。愛因斯坦在解釋學術自由的內涵時這樣說道，“我所理解的學術自由是，一個人有探求真理以及發表和講授他認為正確的東西的權利。這種權利也包含著一種義務;一個人不應當隱瞞他已認識到是正確的東西的任何部分。顯然，對學術自由的任何限制都會抑制知識的傳播，從而也會妨礙合理的判斷和合理的形式”瑏瑣。科學沒有專利，只有技術才有專利可言。

“從道德規范的觀點來看，公布自己的發現是科學工作者的道德原則，而保密對科學家來說則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像中世紀行會的保密以及中國父傳子、子傳孫的家傳秘方不向外人泄露，這是科學社會不成熟的表現。”瑏瑤社會對科學的任何層面的應用總是建立在科學家所提供的知識和研究結論之上，真相只有一個，科學家有責任向公眾提供科學真相和最可靠的研究結論。例如頗具爭議的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目前科學家自身的結論和政策建議不盡一致，但是畢竟客觀事實是具有可知性的，人們最終期待在最為完整、全面、客觀的科學研究事實中尋求方向，而真理的發現和者，只能是科學家。同樣，也必須看到在某些時候，科學家在公布科學真理的問題上所受到的牽制。在科學的社會應用無限廣泛的時代，科學的組織形式發生了變化。科學組織不再只是純粹的學術研究共同體，為利潤和軍事及其他特定目標而研究科學使得科學共同體如漢伯里•布朗所說，變得更龐大了，更工業化了，更集體化了，更多地卷入了政治。“當今，大多數科學家在小組內干事，被雇傭來從事軍事工作或工業工作;為了保密，他們中的許多人不能執行較早的、較學術化的共同體的所有科學‘戒律’。”瑏瑥科學是沒有專利的，科學反對保密。但技術有專利，技術往往服務于特定利益目標因而被要求保密，因此，在科學轉化為技術的過程中，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無疑受到了挑戰。作為科學人、追求真理的科學家和同時作為經濟人、組織成員的科學家的沖突是極易出現的。也正因為如此，科學家為社會發現和公布科學真相的責任相比于傳統時代，顯得更加高尚與可貴，畢竟，離開了真理維度的科學是沒有價值可言的。

3．科學家為社會預見科學應用風險的責任作為一種社會建制的科學，它的社會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它在促成社會和人類福利增進的同時，也可能會促成風險的增加，這已成為共識。作為科學活動第一當事人的科學家必須承擔為科學應用預見風險的責任，因為，必須承認，對于任何一項科學成果，沒有人比研究及發現者本人更了解或更先知道它可能對于社會的利益和風險。鈾核裂變的研究要不要應用于武器制造，就曾經是二戰期間許多核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思考的問題。盡管科學家對社會的政治、經濟都不具有決策權，但是在大科學時代科學與社會極其密切的互動中，他卻能通過提供科學研究結果而深刻地影響社會。作為絕對的知識權威，科學家必須在科學應用之前負責任地為社會甄別其可能的風險。因為包括技術開發和推廣者、政府決策者、項目投資方、企業及社會大眾在內的所有其他方，理解科學都需要依賴科學家所提供的報告。例如，在關于轉基因研究應用于食品工程利弊問題的長期的沸沸揚揚的爭論中，雖然科學家們的解釋令公眾無法獲得確定的意見以指導自己的選擇，公眾或許會因此感到不安甚至恐慌，但是他們依然愿意相信科學家，因為毫無疑問，真正能將基因科學研究說清楚的只有科學家，而一切的應用可行性與政策導向都只能以此為基礎。科學研究的社會應用是一個復雜的因果鏈，而科學家在其中的工作必然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科學家應當清醒地認識自己的責任。當維納認識到控制論的廣泛應用將會導致機器代替人的勞動，人腦被貶值，從而造成工人失業等負面社會后果時，出于科學家的良知和責任感，他將自己對這一局勢的認識和理解告訴了美國勞工聯合會。他清醒地認識到，“我們這些對于控制論這個新的科學有所貢獻的人，因此都處于一個道義的位置上，這個位置，至少是不很安適的。我們促進了一個新的科學的發軔，這門新科學，我已經說過，包含著這樣的技術發展，它具有為善和作惡的巨大可能性”瑏瑦。

當然，科學的社會應用畢竟是一個復雜的鏈條，應當合理地確定科學家在預見科學應用風險中所應當承擔的責任限度。正如巴伯所指出的，“科學是一種累積性結構，每一位研究者為此添磚加瓦，其總體經常以某些方式被綜合并且被利用，對于這些方式，任何單個的科學家個人都不可能預見到”瑏瑧。原子科學直接依賴于倫琴的X射線的發現，然而沒有人能從他的研究中預計到其后來對于原子能會有重要意義，而像X射線這樣的例子在科學史中不計其數。科學活動不可能在真空中進行，不同時期，不同利益群體對于科學成果的利用也是不同的，作為變量的社會因素，時時都在同科學相互作用，因此，我們必須看到科學的影響和后果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是具有多重原因的。“正是我們的社會的各部分的專門化和相互依賴性使得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牽連到這些社會后果中。例如，我們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牽扯到戰爭的責任，如果這種說法完全被認為是考察問題的一個有用的方式的話。在今天，核科學家與戰爭的聯系只不過比社會中其他的團體似乎更直接而已。”瑏瑨這就是說，科學家預見科學應用風險中的責任是必然責任，但由于科學活動的復雜性和歷史性，科學家的這一責任只能是有限性責任。

4．科學家對公眾進行科學傳播與教育的責任科學研究的終極目標是通過提供科學成果而優化社會及其成員的存在狀態。公眾需要科學知識，更好的生活離不開科學知識的指導。但是，由于專業知識的匱乏，社會決策者和廣大公眾期待迅速周知一項科學發現的內涵甚至遠景意義是不現實的。對于廣泛的科學領域中層出不窮的新發現和新成果，科學家應積極承擔起對公眾進行科學傳播與教育的責任。現代科學已經不再可能是孤立的，人們生活在一個日益人為的世界，需要并應該知道制約著自己的生活機制。盡管“說到底，在干旱或疾病等自然現象面前一籌莫展、一無所知的野蠻人和在技術進步引起的失業和科學化戰爭等人為災難面前無能為力的現代人是沒有多大差別的。他們兩者都面對著不可知的可怕的災難，而又無法理解它們”瑏瑩，但是，畢竟相對于原始人，現代人已經離不開科學所帶來的福利，不可逆地依賴科學，那么理解科學就是必需的。公眾理解科學，并不是要做到門門科學都懂，這是不大可能的，而是要向貝爾納所提示的那樣，必須知道到哪里去可以找到科學，而且必須有充分知識，可以看出科學的總的方向。包括政府、贊助商、民眾等在內的社會在等待科學提供福利的同時，應該明白科學家在做什么，也只有如此，才可能為科學提供更好的援助。因此，科學家有責任傳播知識，保障公眾知情權，保障科學研究成果成為公共資源，同時提高公眾在有關科學知識領域中的決策能力。科學家要在促進公眾理解科學的同時，積極成為科學與社會之間合作關系的一部分。孤立的科學不僅對科學沒有任何好處，并且可能讓科學面臨危險。貝爾納就曾提醒過，“有必要大大普及人們對科學重要性的全面認識，這部分地是因為科學只有在這種輿論的支持下，才能充分發展，部分地還因為這是我們防止神秘的狂熱情緒和反理性的傾向的唯一有效保障，否則，這種情緒和傾向便會受一切反動勢力的支配”瑐瑠。現代科學活動中的科學家不再可能只關心實驗室了，科學家必須關心科學的去向和結果，科學家需要民眾的支持，科學最終要服務于民眾。為此，科學家就要致力于提高民眾的科學素養，積極承擔起對公眾進行科學傳播與教育的責任。當然，這需要必要的輿論環境和制度性保證，例如完整的科學教育環境，包括學校環境和社會環境，這需要資金、制度、教育理念、傳媒等方面的支持和保證，若單靠科學家自身，是不可能實現的。

三、從認知到實踐:提升科學家責任的具體路徑

在現代科學一日千里的進程中，作為科學活動的第一當事人和絕對知識權威，科學家對于科學的進程與方向擔負著無可推卸的責任。社會對于科學家責任的合理認知，以及科學家自身的責任意識及其承擔能力，是科學發揮其價值的重要標尺。盡管科學家責任當前還是個未能完全解決的課題，但是我們卻可以把握求解的方向，探索其可行路徑。

1．觀念路徑:通過社會科學觀念的進化提升科學家責任科學家應當承擔什么樣的責任終歸依賴于我們所秉持的科學觀念或關于科學的信仰。科學既然已經作為一種社會建制，那么它就必定依附于特定的價值文化系統，并表達著屬于自己的特定價值觀念。科學究竟是什么，為什么需要科學，需要什么樣的科學，科學該向哪里去……我們只有真正理解了科學，理解了科學的本質及其與人類進步的關系，才能更有效地“影響”科學，讓科學更好。“好科學生產知識。但是研究不僅僅是發現。它是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去獲得某種特定的知識的自覺行動。即使是在最具探索性的模式中，科學研究也總是按照自覺的計劃而執行的。”瑐瑡不能充分理解科學的社會，無法深刻地回答關于它的任何問題。科學自身的進展已經明顯地超越于它被理解的程度，更深刻地理解科學，需要依賴科學家這個科學活動最重要的當事人。科學家需要在社會力量的大力支持下，在科學與社會公眾之間建立有效連接，通過解釋科學、傳播科學，培育社會的科學土壤，讓公眾真正成為科學活動的“局內人”。要在科學問題的設置、科學應用的價值評價中，讓公眾更加廣泛地參與科學，盡可能地促成社會關于科學本質與總體方向的共識。盡管在純粹的知識領域里，這樣的共識是很難實現的，但是當科學成為社會的科學而不是只為科學家群體或少數利益組織所享有的科學時，對科學的意識和行動才會是恰當的。

2．機制路徑:通過科學責任鏈機制的構建與完善提升科學家責任在科學成為社會建制的時代，科學家顯然不是能為科學負責的唯一責任人，因為科學活動已經大大超出了科學家的獨立意志和研究過程。科學福利的受益目標是整個社會，通過科學研究增加公共福祉、避免災難的責任也必然來自包括科學家、政府決策者、項目投資方、技術開發和推廣者、企業及社會大眾在內的所有公民。大科學時代的科學研究與應用活動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以上述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為例，盡管它的研究過程在實驗室，真正了解其專業知識的唯有科學家，但因為其關涉著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因此，它早已不再是科學家領地內的專屬問題，而是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問題。就此而言，科學家必須為此作出最嚴謹的調查與研究，因為他們承擔著向社會提供最客觀的研究結論，包括最負責任的風險評估及對公眾進行科普教育的責任。而決策者在運用決策權力的同時，承擔著根據科學研究結論與公眾利益需求作出最具安全性的政策導向的責任。開發商、投資商與技術推廣者在追求其利益的同時，必須承擔保護科學、遵守和維護科學應用政策的責任。總之，瞬息流變的科學進程要求人類必須構建和不斷完善一套盡可能完整、規范、嚴密的科學責任鏈機制。在科學問題的設置、科學活動的投入、科學風險的預見和規避、科學教育的普及、公共利益的維護等一系列領域都應確認來自全社會的責任意識和行為承擔。也只有在這個責任鏈構建的不斷完善中，科學研究者的責任范疇才會更加明晰。

作者：趙芳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