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研究中的實用主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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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荊國王文公祠堂記》

陸九淵不僅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了王安石變法失敗是由于“凡事歸之法度”“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國不可得而治矣”。而且在與門人的講學中，也提到王安石變法的必要性，進而分析王安石變法失敗是由于“本原皆不能格物”，所以“學者先要窮理”：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腳踏實地，他亦不問王霸，只要事成，卻是先定規模。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為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2]卷三十五《語錄下》442。”陸九淵此言不外乎說，變法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但是變法是有前提、有途徑、有先后順序的。“先要窮理”，這樣才算得上是“踏得實處”。另外，陸九淵在與門人問答時，談到所謂的事功問題時，認為事功的前提在于“正人心”：“學者問：‘荊門之政何先？’對曰：‘必也正人心乎[2]卷三十四《語錄上》425。’”“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2]卷三十五《語錄下》469。所以，在他看來，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由于本末不辨所致：“荊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為標的。及遭逢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于其末，故至于敗[2]卷九《與錢伯同》121。”

陸九淵的《荊國王文公祠堂記》實質上反映了他的經世致用思想，即如果士大夫以實現外王，建立事功為己任，那么必須要先修內，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荊門之政以正人心為先”。否則便是本末倒置，所建立的事功也就必然不能夠長久。陸九淵把熙寧變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的緣由歸結為本末倒置。他認為，由“正人心”出發再到變法建立事功，才能夠真正達到建立事功的目的。其實，陸九淵更為關注的是建立長久的事功，而非短期的效用，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經世致用：“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貴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諸侯有德，能保其國；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無德而富，徒增其過惡，重后日之禍患，今日雖富，豈能長保卷二十二《雜說》274？”德，表面上看來，并不能夠為富為貴，但是這是為富為貴的根本。用我們的話來說，看似沒有實際用處的“德”，反倒是追求“富”與“貴”這般有用之物的根本，即虛無用實有用。這番道理在我們的基礎科學研究中何嘗不是如此呢？

二、基礎科學研究中的實用主義

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相對于科學創新而言，就類似于陸九淵在文中提到的內圣修心和外王事功的關系。世人往往通過科學研究的成果來認識科學，而社會往往也是通過對科學成果價值性的判斷從而賦予科學以一定的社會地位，從事研究的科學家在一定領域內才會被承認。這就形成了這樣一種思路：社會通過科學研究成果，也就是科學研究的有用性來判斷相關科學研究存在的價值；而相關領域的科學家也就為了獲得社會一定程度上的承認，去從事短期內能夠突顯實際效用的研究。由于基礎科學研究的基礎性作用決定了從事該領域的研究必將付出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而基礎性研究的成果又很難通過自身體現其社會價值，這種有用性難于為社會所承認，就像我們一般不會關注雕像的底座一樣，所以，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必然會被擱淺。這種評價的體系和思路會導致科學家只關注科學價值而忽略科學研究本身，更重要的是忽視基礎科學研究的奠基性作用。這種忽視，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都會在根本上延緩科學發展的進程。這也就是陳佳洱先生提到的“實用性”傾向阻礙科學創新的意思。這種阻礙，是指根本上的一種影響。缺乏底座的雕像如何能夠樹立起來呢？即便樹立起來了，能不能經受歲月的洗禮？古埃及有句諺語：萬物懼怕時間，時間懼怕金塔。金字塔距今約5000年，無論它的建造是如何符合工程力學原理，但如果沒有堅實的底座，還能夠成為人類文明的象征么？

科學，是以探究自然和人類社會的規律或規則為研究目的。只是在探究的過程中或者某一種科學理論建立之后的若干年，人類才發現其中的一部分可以有利于改善人類生活的環境或者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科學與科學價值應該區別對待。科學一定有其價值，并且也一定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類的需求，但是這種價值能否為當時的社會所發現或者承認是另外一個問題。以滿足人類需求為科學研究的惟一出發點，以是否有用的實用主義來衡量基礎科學研究，以科學價值來框定科學的發展空間，忽視科學內在的發展規律，這會在根本上窒息科學創新的思維，那么所謂科學研究的有用性又如何實現呢？科學史上著名的開普勒行星運動定律的提出就是基于丹麥科學家第谷•布拉赫長達20多年的天文觀測數據上提煉、分析而得出的，行星運動定律是改變西方天文學發展軌跡的重大理論，對牛頓建立經典物理學體系產生了重大影響。我們如何去衡量第谷天文觀測數據的實用性呢？但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第谷積累的觀測數據，起碼人類對宇宙產生革命性認識還不知道要推遲多少年。基礎科學研究的意義存在于整個科學研究、科學創新的過程中。或許它不一定“有用”，但每一項科學研究成果的獲得，科學創新思想的提出無不閃耀著基礎科學研究的金色光芒。

當前充斥于科學研究領域當中的實用之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體制的評價標準。相關的一系列條件要求科研人員必須在一定的時期內發表相當數量的論文，并且一定要有創新思想。另外，在一些研究生招生院校甚至要求碩士期間必須要發表文章，而且必須至少為省級級別的刊物。這種做法不禁令人啞然失笑。科學研究是積累的過程，這類似于文史哲及相關的社會學科的性質。研究者的成果是厚積而薄發的，尤其是具備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思想。以是否發文章和發了多少文章去衡量研究者的能力甚至與研究者的生活質量掛鉤，這能不促使研究者拋棄基礎科學研究，而選擇短時期內能夠出大量成果的熱門領域么？況且，上述情況中的碩士期間發論文的舉措，怎么可能培養研究生的“寧靜以致遠”的科研心態？快餐從根本上不利于人體健康，快餐文化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傳承，快餐科研更會動搖科學創新的根基。

三、小結

基礎科學研究是科學創新的前提，基礎科學的重大突破往往就會帶來科學觀念的變革，近代西方科學發展史明確地昭示了這一點，并且還將繼續印證基礎科學研究對于推動科學進步的關鍵作用。引領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計算機的發明和應用可以說對世界科技文明的進步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起到了深遠影響，但即便目前功能最強大的計算機的運行也仍然需要遵循以二進制為基礎的數據傳輸才能夠執行指令，完成信息處理。以美籍匈牙利科學家馮•諾依曼命名的“馮•諾依曼結構”恰恰說明了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陸九淵的這番話完全適用于評價基礎科學研究在科研領域中的地位。我們可以說，基礎研究本不為出成果，成果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果亦可知矣。中國儒學的傳統推崇的是“內圣外王”之道，經世致用是士大夫力求實現的理想。陸九淵在《荊國王文公祠堂記》中論述的就是建立長久事功的基礎，那就是內修成圣，這是建立外部事功，實現人生理想的王道。即表面上的無實用本質上是最大的實用。對于我們的科學研究來說，基礎科學研究在科學體系中是基礎。而功利性、實用化的研究在根本上與基礎科學研究背道而馳。排除科學研究中的功利性傾向，尤其是基礎科學領域中膚淺的實用主義觀點，我們才能夠為科學研究營造有利的發展環境，這也才是科學創新的王道。

作者：王雅克單位：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