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交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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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權交易實質上是一種合理設計的所有權分配來校正環境污染行為的思想，或者說是一種利用市場來達到污染治理責任成本效率分配的機制。它在控制環境污染方面兼有環境質量保障和成本效率的特點，成為總量控制目標下最具潛力的環境政策。根據總量控制的要求，環保部門給排污單位頒發排污許可證，排污單位必須按排污許可證的要求排放。由于經濟的不斷發展，排污單位及其排污情況會發生變化，從而會對排污許可證的需求發生變化。排污交易正是為了滿足排污單位的這一要求而產生的。排污交易的思想先是由戴爾茲于1968年提出的。我國于1987年開始試行水污染物總量控制，1990年開始試行大氣污染物總量控制，在實踐中，各地根據具體情況進行了排污許可證交易探索，并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國內學者對排污權交易的研究比較晚，重點主要放在對國外排污權交易制度的學習和在中國運用的操作性分析上。很多文獻基于Dales的排污理論模型對在我國全面推廣排污交易做出了樂觀的分析，但實際的情況是，排污權交易機制在中國進行了十幾年的試點工作，至今未能有效建立起來，究其原因，包括排污權交易在實踐中遇到了來自行政、企業、法律、環保觀念等許多方面的阻力。但本文則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其原因，那就是交易成本。

現實中，排污權交易體系的成本效率被夸大了，對其的估計常常超過實際所能達到的水平。其中造成實際成本節約和估計的潛在成本節約之間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完全市場假設在現實中很難成立。在排污權交易的基本模型中，有個前提的假設是，存在一個正規的、無摩擦的市場，有大量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交易者，沒有能夠操縱市場的力量，價格穩定，交易頻繁，參與交易的各方有完全的市場信息，并且有完善的監控措施和執行力量，等等。但是現實中的情況與理想假設差距很遠。除了之前提到的各種障礙和阻力以外，有大量實踐證據表明排污權交易市場上交易成本存在普遍性。

而在排污權交易理論中，排污權市場的交易成本和有效交易時的障礙常常被忽略。這也就造成了我們目前的尷尬，在理論上看來非常完美的排污交易，在實際中卻很難推廣開來。從一般意義上來講，交易成本在市場經濟中無處不在，只要有所有權的轉移，交易各方就要去尋找交易伙伴，交換信息，檢查和度量要交易的商品，起草合同以及發生所有權的轉移，這些都需要付出成本。總的來說，交易成本有三個潛在來源：（1）尋求基礎信息的直接成本；（2）談判和決策成本；（3）執行及監督成本。

另外，在顧孟迪和李壽德的《交易成本條件下排污權市場的均衡、初始排污權分配的效率與廠商行為分析》一文中，從理論角度分析了排污權交易中交易成本以及交易成本條件下排污權市場的均衡、初始排污權分配的效率與廠商行為問題。該文的結論是，在有交易成本的情況下，如果初始分配偏離了在沒有交易成本情況下的均衡分布，污染控制的全部成本（除去交易成本本身）將會超過最低成本解處的總成本。從而交易成本減少福利，一部分通過直接吸收資源，一部分通過減少會帶來相互利益的交易；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會減少廠商的潛在成本節約，以至于使得交易不再具有吸引力。

基于以上討論，我們不得不在設計排污交易體系時認真考慮交易成本因素，也即在交易成本存在（不可忽略）的前提下，如何設計排污交易體系能使交易成本盡量小，并從交易成本的來源盡量加以控制，從政府的角度來考慮交易成本，同時從企業的角度考慮如何降低交易成本。

1、基于交易成本考慮排污交易體系模式選擇問題。從美國的經驗看，排污權交易體系已逐漸演變為三種模式：基準—信用模式，總量—交易模式以及離散排污削減模式。這三種模式在交易成本上有很大差異。最后一種由于實踐中存在問題較多而未能推廣，因此我們主要集中在前兩種模式的討論上。前者可以描述為：當一個污染源的實際排污水平低于許可污染排放水平，并產生一個永久性的排污削減，它就可以從環境管理部門那里獲得對此超量削減的證明書。在獲得管理部門的批準后，就可交易此信用。在該體系中，排污削減由污染源自愿進行。但在交易前必須經過管理部門的嚴格審查，獲準后才能進行。而后者可描述為：當污染源得到管理部門發放的排污許可證，便可以自由選擇將其存入銀行或者用于交易。但是在一個計算期結束的時候它必須擁有足夠數量的排污權來保證它在本期內的排污量。這些參加交易的排污權是完全可流通的，且在達到排放要求上不需要經過附加的管理上的批準。此計劃要求每個污染源擁有足夠彌補它在限制期內的排污量的許可證數量。不能達到這個要求的污染源將受到非常嚴厲的經濟懲罰，而且還要補償以往的超量排污對環境造成的損失。

僅從交易成本方面來比較二者，我們做如下分析：（1）管理部門對基準—信用模式的審批十分嚴格。這種嚴格規定會帶來兩方面結果，一是交易必定是逐案進行的，管理部門需要對削減信用的產生和交易進行逐筆審查，他們的審批成本會相當高；二是由于管理過程的繁冗帶來對交易批準的不確定性，從而帶來排污削減信用的潛在交易者對管理部門是否能夠及時給予交易批準的信心降低。而在總量-交易模式中，所有的交易單位以一比一的比例或按照一定的交易系數進行交易，交易者可以在排污權的公開市場上自由交易，從而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2）由于基準—信用產生的個別性，使它作為排污權交易的交易單位缺乏流動性，從而形成分隔的排污權市場。這種分隔使得：一方面覆蓋的污染源少得多，從而潛在交易者之間相互搜索和識別的成本就會更高；另一方面由于市場上交易者少，很難形成穩定的排污權價格，因此每筆交易中的價格要單獨磋商，形成很高的磋商成本，同時也增加了交易者對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3）在基準—信用體系中，削減信用的交易是雙邊和次序的，而不像許可證體系中的交易是多邊和同時的，后者更加接近理論上的排污權交易體系和成本有效的設計。（4）基準-信用體系中沒有像總量-交易體系中所具有的排污連續監控體系，為了防止交易中的機會主義行為，管理部門就會在交易的審批上以及交易的執行方案上做出嚴格限制，這從另一個角度增加了審批成本，對執行方案的限制縮小了污染削減技術的選擇范圍，從而減少了潛在的成本節約。

以上分析表明，基準—信用模式的體系具有更高的交易成本。而事實上美國的許多實際案例也說明了這一點。

2、采取各種措施降低交易費用。一方面建立類似于咨詢部門的中介機構及科研機構有助于減少交易費用。其作用在于減少污染企業進行排污權交易的搜尋成本，增加排污權交易的可能性。這一點可以參考美國成功的“酸雨計劃”，其中有豐富的機構安排和參加人，包括：識別和安排雙邊交易的經紀人、公司、拍賣公開分配的排污權或私人出售的排污權的拍賣公司、降低隨時間變化帶來風險的期貨市場。他們對完善和活躍排污權交易市場發揮著重要作用。一方面作為監督機關的環境保護管理部門應下大力氣提高工作效率，逐步提高環境檢測技術水平和執法監督水平，以降低監督排污權交易的執行成本，進而降低交易費用。

3、擴大交易范圍，包括跨區域交易和跨行業交易。一方面通過跨區域跨行業交易（不同區域不同行業具有更大的削減污染物邊際費用的差異，從而使得交易更有積極性）來不斷擴大交易市場，推廣排污交易；另一方面排污交易市場完善了本身就會使得交易成本降低。目前我國試點的排污權交易范圍大多限于新、改、擴建企業與原有老污染源間的補償交易，這對促進污染地區的經濟發展同時保證環境不惡化甚至有所改善起到積極作用。然而，排污權交易存在的市場動力在于各排污企業間存在削減污染物邊際費用的差異。交易的結果在于尋求邊際費用相等。因此，不同排污企業之間通過排污交易節省控制費用的潛力很大，我國需要擴大排污交易范圍，進行排污企業間排污交易的研究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