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破壞制度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環境破壞制度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清新的空氣、純凈的水、未遭污染的土地，誰都承認這些是我們所追求的目標。可是現在天灰了、水臭了、雨酸了、臭氧層破壞了，環境污染正一步步將我們曾美麗的家園變成墳墓。“十五”計劃我們大多數的指標都基本完成了，只有環境指標遠沒有完成。本次“十一五”規劃綱要特別提出了在今后五年，主要污染物的排放總量要降低10%，依法關閉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追究那些制造污染，導致社會重大損失的企業和個人的責任。

環境的破壞有經濟、技術、社會、政治等諸多原因，為了給子孫后代留一片青山綠水，必須找出問題的結癥。筆者認為環境問題的根源在于制度問題，我們的制度設計不僅沒有為人們的行為提供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激勵，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危害環境的行為。正像總理在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上所說的，“目前各級政府仍然管了許多不應該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應該由政府管理的事卻沒有管好”。本文將嘗試著從制度的角度來找尋我國環境問題的根源。

一、市場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失靈

（一）生態環境屬于公共產品。生態環境作為人類生存棲息之地，在享用上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具有明顯的公共物品屬性。制度經濟學中公地悲劇的例子表明，如果一種資源沒有排他性的所有權，就會導致對這種資源的過度使用，由此產生負外部性，即生產者的私人成本低于社會成本。由于農村生態環境的產權無法確定，企業過度排放污染物、農民過度施用農藥化肥、過度砍伐與放牧，一些城市垃圾、工業廢棄物、建筑廢渣等未經任何處理被拉出市區，隨意傾倒等現象十分普遍，由此將污染的成本轉嫁到社會，帶來了生態環境的快速惡化。惡化的生態環境，對當地人的生產生活帶來不良影響，也對全球氣候、水、土壤帶來了巨大的破壞。

（二）市場本身對環境的保護幾乎無能為力。市場經濟的動力是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生態環境屬于公共產品，對每個經濟主體來說，是一種最優資源。因為對于他們來說，這種資源的獲得不需要任何成本，是可以任意無限索取的。因此，市場經濟主體中的企業，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在可以用環境資源作為替代資源時，必然盡可能選擇使用環境資源，以減少其生產費用，從而降低成本和價格，使其在市場上更具競爭力，獲得更大的收益。市場經濟主體中的消費者又總是選擇價格最低的同類產品，以同樣的貨幣支出獲取更大的效用，而不考慮產品的成本構成。更何況即使他們保護環境，保護環境的收益也無法內部化，由此導致保護環境的激勵也十分有限。從而在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和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競爭中，環境的破壞成了一種必然的“理性選擇”。市場機制在環境問題上的失靈，客觀上為政府實施干預提供了機會和理由。因此，面對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我們問責政府，考察政府制度安排是否將環境外部性合理地內部化。

二、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缺位與越位

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得在一定國家制度及其體制框架內進行，有什么樣的制度與體制，就會有什么樣的生態環境。政府職能的缺位或越位，往往容易在兩個“維度”上導致自身的失靈。一個維度是“需要政府干預時的不干預”，另一個維度是“不需要政府干預時的干預”。無論是哪個維度，都集中表現在“政策”和“管理”兩個領域之中。值得引起重視的是，政府一旦介入環境管理，又會導致污染者、被污染者與環境保護當局之間的博弈。污染者很有可能以較小的尋租成本獲得較大的經濟收益，進而把外部成本轉嫁給社會或他人。相對于“看得見的手”而言，尋租則是一只“看不見的腳”，如果那只“手”被“腳”踩住，那么政府失靈就會成為現實。

（一）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缺位。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缺位主要體現在立法、管理、監督、宣傳、財政支出等方面的缺位。最明顯的是現行《環境保護法》沒有真正體現預防原則，僅限于污染防治的狹義層次，生態保護內容僅對生態和自然資源保護做了8條原則性規定，缺乏具體的規范和有關制度的支撐。由于缺乏配套的法律措施和最基本的原則性規定，面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環保部門無法可依，缺乏相應的處罰依據和處罰標準。同時，由于缺少對行政管理部門管理者不履行職責制定相應的問責條款，使得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一遇到沖突，往往是環保讓位于發展。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明顯例證是：1994年國務院專門召開淮河水污染治理會議，1995年頒發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暫行條例》，成為迄今為止我國為單一河流水污染治理制定的唯一法規，顯示了中央政府治理淮河的決心。但是歷經十余年，中央政府投入了近200億巨額資金，今天的淮河污染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淮河治理要法有法、要錢有錢，中央如此重視，社會如此關心，卻面對如此尷尬的局面。其根源之一就是治污責任主體的缺位。同時對于流域沿岸的各地方政府來說，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和監督，地方只顧及自己的行政區域，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在政績表現的動力下，對下游造成的污染問題通常就被高高掛起。淮河治污實踐證明，對于跨地域的流域治理工程，僅僅由地方城市作為責任主體分而治之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由于缺乏對地方政府流域治污的責任認定和獎懲機制，地方政府領導對治污工作缺乏積極性，常常為了保護地方經濟增長而對污染企業過度放任，對城市生活污水處理的責任也一推再推。因此，在環境制度不健全、甚至環境制度缺失的條件下，市場主體為了利潤最大化，必然會忽視環境保護，從而影響經濟與環境和諧關系的建立。

（二）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越位。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越位主要體現在直接干預企業經營，過度保護所屬企業，形成“父愛主義”等，這也是為什么這些年來政府一再提出要轉變增長方式卻始終轉不過來。而要提高增長速度又總是回到老的增長模式和傳統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上去，主要的難點在于存在著實現這種轉移的體制性障礙。正如吳敬璉所說：各級政府仍然掌握著配置土地、資金等重要資源的過大權利，同時行政定價制度造成的土地等自然資源，信貸、勞動力等主要生產要素價格的嚴重扭曲和低估，不能真實反映環境的價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尤其不能再繼續采取已經引致了嚴重污染后果的增長模式，必須在“十一五”期間實現根本轉變。筆者認為轉型的關鍵在于政府應當堅決從越位的地方退出來，把那些自己不該管的事交回給市場去管。還有我國稅收主要來源于增值稅，并且一半以上來自于生產型的增值稅，使得各級政府非常關注產值的增長，因為政府的收入跟產值增長息息相關。于是，各級政府的官員和企業都向產值和數量擴張方面傾斜，由此造成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當然，政府改革由于涉及政府官員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免不得有困難和阻力。只有知難而上實行徹底改革，才能實現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雙贏。

三、制度創新是保護環境的關鍵

羅納德•科斯從環境產權配置出發，試圖消除環境污染造成的負外部性。他認為，之所以出現對環境物品的濫用，就在于公共物品產權的模糊，只要明晰環境物品的產權，不管產權初始配置如何，就“可以在沒有政府直接干預的情況下解決外部性問題”。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科斯定理的提出使人豁然開朗，似乎找到了醫治外部不經濟性造成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的良方。因此，要在明晰產權的基礎上，加強政府對環境的有效干預，且明晰產權是保護環境制度改革的核心。本人建議政府解決環境問題應該做到：一是明晰產權。如在共有地的悲劇中，把土地分給家庭，使土地成為私人物品而不是公共物品，就可免于過度放牧。二是直接控制，禁止污染，以行政手段強令取消污染單位，遷出污染工廠。三是間接控制，讓污染的企業繳納較高的稅賦，逼迫企業加大排污項目的投資，達到排污標準可以免交排污稅以使“外部性內在化”。四是建設“污染權市場”，容許企業購買或出售政府頒發的容許一定污染的排污許可證。污染權市場形成以后，企業就可以選擇是排污交稅還是治理污染；選擇治理污染，就可把污染許可證賣給別人。因此，生態環境的保護必須有政府的有效干預與管理。只有在政府的強有力控制下，才能兼顧經濟與環境，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的同步增長。

四、小結

人類經濟活動總是在一定的環境中運行，因此，經濟活動就不可避免的會對環境產生一定的影響。一切經濟活動從其終極意義上講，都是對環境的利用、加工和改造。同時經濟活動中排放的廢棄物就可能污染環境，造成環境質量惡化，從而影響經濟活動的良性循環、導致環境惡化。目前的現實是經濟活動正在使環境迅速惡化，生態環境已經向人類亮出了“黃牌”，如再不清醒，人類將會被罰出“場”外。對環境問題每一種成因的深刻探討，都會有助于我們的環保事業，本文只是選擇了制度這一根本性原因并對此進行了初步的分析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