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與人類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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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是人類生存與發展過程中永恒的主題，它關注自然環境變化對人類活動的影響和人類活動對周圍環境的作用，在考古學領域，一般稱這個研究方向為環境考古。隨著現代環境危機的加劇，環境與人類關系問題已經引起各國政府和民眾的高度重視，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就是其表現之一，而這種戰略的科學依據就是考古學、古環境科學、氣候學等多學科聯合研究的成果。歐洲的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始于20世紀初期，隨著古環境科學的發展和考古學研究的深入，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已經在理論和方法上更加成熟，并取得了相當多的重要研究成果。早在20世紀初，中國的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地質學學者就開始重視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隨著資源與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已經成為古環境和考古學等研究領域內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1]。在現有基礎上，如果能夠在研究方法和內容上借鑒歐洲的一些成功經驗，將會把我國的環境與人類關系研推向一個新階段。本文將從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主要研究內容兩個大的方面簡要介紹歐洲的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現狀。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主要特點是從多學科的角度聯合攻關研究。主要是考古學、第四紀環境科學、古氣候學等多學科結合。最常見的是在一個考古學研究綜合項目下，設立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子課題，根據綜合研究課題的目的和任務，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探討。絕大多數考古學課題在設計階段就將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作為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其課題組成員不僅有考古學家，還有古環境、古氣候等方面的專家。也有一種情況就是第四紀古環境研究課題，邀請考古學家參加，通過整理分析已有的考古學材料，進行綜合研究。

研究內容

研究內容主要是結合考古發掘和綜合研究項目的進行，采用自然科學方法，對考古遺址本身、遺址周圍局域范圍內和區域內的古環境信息進行提取和分析，在結合考古學材料進行綜合研究。

考古遺址中古環境信息的提取主要是指通過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動植物遺骸，分析人類活動的特點和環境狀況。

對考古遺址中土壤樣品進行孢粉和植硅體等古植物遺存分析，通常能夠提供遺址周圍局域或者區域植被方面的信息。遺址周圍的人類活動總是要直接（農業活動等）或者間接地（放牧，踐踏活動增加等）影響植被組合。通過為人類提供食物或者為牲畜提供草料、準備建筑材料和燃料以及進行裝飾或者儀式性活動等目的，也可以將植物采集或者搬運到遺址中。因此，孢粉和植硅體分析能夠為認識古代的社會和經濟生活提供證據。在英國Orkney曾經有一個考古調查和發掘項目“Orkney古冢項目”[2]，旨在加強對墓葬遺跡的管理，同時深入探討青銅時代的喪葬禮儀和墓地的地貌特點。對一處青銅時代墓地的孢粉組合研究結果揭示：在這處墓地形成以前，這里曾經是開闊的草地，可能是作為牧場，還有零星的農作物種植在附近，這可能說明在聚落附近有足夠的草場，可以將其中的一部分作為墓地，同時還反映人們更愿意將死去的人埋葬在聚落附近[3]。

此外，對考古遺址中保存的炭屑進行種屬分析，還可以為認識古文化發展的環境背景特別是植被環境提供重要證據。對葡萄牙東部Estremadura地區的BuracaGrande洞穴遺址的炭屑分析，提供了重建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植被的資料，結果顯示，植被變遷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松屬和黃楊屬植物的出現，第二階段這種組合被更喜溫的木犀欖屬植物代替，考古遺址中木犀欖屬植物的減少標志了第三階段的開始。上述結果證明，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這里的氣候較現在干冷，而全新世階段的氣候則與現今相似[4]。對考古遺址中出土的炭屑進行樹木的種屬鑒定，不僅能夠為人類文化發展提供環境背景，還為第四紀的古環境重建增加新的資料，這可以說是環境考古研究對第四紀環境科學的重要貢獻之一。對法國南部的Abeurador和Font-Juveanal兩處洞穴遺址出土炭屑的分析，結果揭示了13000年以來地中海西北地區的植被變遷過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特定的植物種類作為建群植物[5]。

考古遺址周圍局域古環境重建能夠獲得人類與環境關系，特別是人類對環境影響的直接證據。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對考古遺址附近湖泊類沉積物進行孢粉、植硅體、硅藻等生物指標的分析，重建當時的環境，特別是植被特征，分析其中的人類活動因素。在挪威西南部Jearen地區，靠近史前時代遺址和中石器時代至中世紀遺跡的地區，有兩個小湖泊，對其沉積物進行的孢粉等古環境指標分析結果清楚地顯示，在大約距今3000年前后（大約公元前2500－2200年），混交林突然轉變為石楠屬植被。這個突然的變化，正好與學術界普遍認為的新石器時代中期二段向晚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轉變過程中農牧業經濟的引入對應[6]。蘇格蘭東南部地區一些青銅時代以來的考古遺址周圍發育了泥炭沼澤，孢粉分析揭示了晚全新世以來人類活動對植被的影響，有放射性碳測年結果的孢粉譜與考古和歷史記錄有比較好的對應關系，對比的結果表明，第一次大規模的森林砍伐發生在鐵器時代，這是導致這個地區森林幾乎被砍伐殆盡的一次重要事件，后來的幾次森林變遷也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7]。對芬蘭東部的Karelia北部地區一個湖泊（Poettoelampi）沉積物進行的孢粉和炭屑分析，提供了延續1300年的森林火災的歷史記錄，在人類影響開始以前，火災是控制這里的森林變遷的主導因素，但從大約公元1600年開始，由于刀耕火種農業在這個地區的開始，沉積物中的炭屑含量明顯增多，而且孢粉和炭屑的分析結果共同證明，在大約公元1720年到20世紀初，是刀耕火種農業迅速發展的階段，由于農業活動而引起的火災發生間隔的縮短，引起了這里的森林結構的變化，云杉明顯減少，松樹成為主要樹種[8]。

區域范圍內古環境重建，能夠為分析人類活動特點、古文化發展與變遷提供環境背景，比如農業起源的環境背景，古代社會復雜化的環境背景等。對第四紀古環境研究結果進行系統分析和總結，能夠為研究環境變遷與人類文化發展的關系提供科學可靠的古環境資料。對全球范圍內末次盛冰期以來主要植被演化歷史的綜合研究，為研究不同地區環境與人類關系提供了古植被方面的信息[9]。對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和古環境研究結果進行的對比分析表明，人類文化的發展和衰落受到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而其中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相當明顯[10]。對西北歐洲的全新世考古學文化發展及其古環境背景的分析，結果顯示，全新世氣候變化是古文化發展的一個主要環境因素[11]。西北歐洲的人類文化對環境的影響可以劃分為7個階段：距今5900，5500，4500，3800，3000－2800，1500和1100cal.，將其與根據太陽輻射、冰期活動、湖泊海洋水位、泥炭發育、樹輪生長等環境指標重建的氣候變化過程進行對比，發現人類影響自然環境/土地利用的過程與氣候變化有密切的關系，盡管由于年代學的結果不盡如人意而使得精確的對比還比較困難，但是，在未來的研究中，隨著對湖泊沉積的年層進行分析和高分辨率測年序列的建立，這個問題將逐步得到解決。

這里大致介紹了歐洲的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仔細檢索現有的文獻，我們還能找到很多相關的研究成果。由于眾多考古學與古環境科學、古氣候學聯合項目的實施和一些科學研究結果的公布，在歐洲的學術界和公眾中，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已經得到普遍的認可，其主要表現就是這類研究項目能夠得到政府和基金會的大力資助，不論是考古學項目還是古環境、古氣候研究項目，在項目設計論證的過程中就把多學科合作作為一個重點，從而保證了這類項目的順利實施并不斷取得重要成果。[1]靳桂云，劉東生：《華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溫氣候事件與古文化變遷》，《科學通報》，2001年46卷第20期：1725－1730；劉東生，吳文祥：《全新世中期氣候轉變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2001年第3期：29－32；夏正楷，王贊紅，趙青春：《我國中原地區3500aBP前后的異常洪水事件及其氣候背景》，《中國科學（D輯）》，2003年33卷第9期：881－888。

[2]Downes,J.LingaFiold,Sandwick,Orkney.GlasgowArchaeologyResearchDivisionReport1995.

[3]Buntintg,M.J.,Tipping,R.“Anthropogenic”pollenassemblagesfromaBronzeAgecemeteryatLingaFiold,WestMainland,Orkney.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2001,28:487-500.

[4]Figueiral,I.Terral,J.-F.LateQuaternaryrefugiaofMediterraneantaxainthePortugeseEstremadura:charcoalbasedpalaeovegetationandclimaticrecostruction,QuaternaryScienceReviews,2002,21:549-558.

[5]Heinz,C.,Thieabault,S.CharacterizationandpalaeoecologicalsignificanceofarchaeologicalcharcoalassemblagesduringLateandPost-GlacialphasesinSouthernFrance,QuaternaryResearch,1998,50:56-68.

[6]Proesch-Danielsen,L.,Sandgren,P.Theuseofpollen,magneticandcarbonanalysesinidentifyingagriculturalactivityandsoilerosionfromtheNeolithictotheIronAge–astudyoftwolakesedimentcoresfromJearen,South-WesternNorway,EnvironmentalArchaeology2003,8:33-50.

[7]Dumanyne-Peaty,L.LateHolocenehumanimpactonthevegetationofsoutheasternScotland:apollendiagramfromDogdenMoss,Berwickshire,ReviewofPalaeobotanyandPalynology1999,105:121-141.

[8]Pitkaenen,A.,Huttunen,P.A1300-yearforest-firehistoryatasiteineasternFinlandbasedoncharcoalandpollenrecordsinlaminatedlakesediment,TheHolocene,1999,9,(3):311-320.

[9]Adams,J.M.,Faure,H.PreliminaryvegetationmapsoftheWorldsincethelastGlacialMaximum:anaidtoarchaeologicalunderstanding,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1997,24:623-647.

[10]Messerli,B.,Grosjean,M.,Hofer,T.,Nunez,L.,Pfister,C.,Fromnature-dominatedtohuman-dominatedenvironmentalchanges.QuaternaryScienceReviews,2000,19:549-479.

[11]Berglund,B.E.Humanimpactandclimatechanges-synchronouseventsandacausallink?QuaternaryInternational,2003,10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