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生態環境共同犯罪類型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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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生態環境也隨之遭受嚴重的破壞，污染環境共同犯罪缺乏統一的司法認定標準。通過對2011年以來的污染環境共同犯罪案例進行實證分析，不難發現理論界對租賃等幫助行為是否可以成立生態環境共同犯罪、自然人與單位之間是否可成立污染環境的共同犯罪、生態環境單位犯罪中主體處罰范圍如何進行界定等疑難問題缺乏研究。為此，嘗試構建自然人與自然人、自然人與單位、單位與單位生態環境共同犯罪的類型化規則，以期為我國生態環境的刑事司法實踐提供智力支持。

關鍵詞：污染環境；共同犯罪；類型化

1問題緣由

1.1現狀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生態環境也遭受了較為嚴重地破壞。污染環境罪作為環境犯罪中的主要罪名之一，其司法適用的狀況將直接或間接地對整個環境犯罪產生重大影響[1]。自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將“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修改為“污染環境罪”以來，我國生態環境犯罪形勢日趨嚴峻，其中以生態環境共同犯罪最為突出（具體詳見表1）。為有效遏制和打擊生態環境犯罪，有必要對污染環境罪犯罪構成在理論上的疑難問題進行正確闡釋，并結合生態環境共同犯罪的特點，嘗試構建生態環境共同犯罪認定的類型化規則。

1.2案例導入

案例一：田建國租賃煉鉛廠，未取得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未采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利用火法冶金工藝進行廢舊鉛酸蓄電池還原鉛生產，并先后從張柱芳等人（已另案處理）處購買廢舊鉛酸蓄電池，用于還原鉛生產，嚴重污染環境。厲恩國建設煉鉛廠租賃給田建國，且為田建國經營提供幫助。法院判決田建國和厲恩國構成污染環境罪的共同犯罪。案例二：嚴海興為匯德隆公司和騰達公司兩公司實際控制人，經與潘得峰、潘華林商議，將匯德隆公司的精餾殘液外運至無危險廢物處置資質的騰達公司。精餾殘液經與騰達公司自身產生的廢水混合后，通過暗管直接排入管網。潘得峰又委托無危險廢物處置資質的汝建國外運處置匯德隆公司的精餾殘液，嚴海興明知且默許上述外運處置行為。汝建國伙同汝建成、汝俊分別雇傭徐夫鎖等人采用槽罐車將上述精餾殘液運至某區外海塘等地直接傾倒。潘德鳳明知匯德隆公司非法外運處置精餾殘液，仍接受潘得峰的指派，組織人員負責對運輸精餾殘液的槽罐車過磅、填寫供貨清單等工作。法院判決匯德隆公司、汝建國、汝建成、汝俊、潘得峰等人構成污染環境罪。案例三：方埠化工廠生產產生的危險廢物草甘膦母液因得不到及時處理而脹庫，杜忠祥、宋秋琴經蒲建國默許，委托不具備危險廢物處置資質的聯環公司等非法外運處置草甘膦母液。李小峰明知生產產生的草甘膦母液應委托有處理資質的企業處置，仍負責聯系宋秋琴通知新禾公司等單位非法拉運草甘膦母液，并通過黃小東等將草甘膦母液從方埠化工廠運至衢州，傾倒在小溪、沙灘、林地等處。法院判決金帆達公司、新禾公司、黃小東等人構成污染環境罪。

1.3問題提出

通過對上述案例進行梳理和分析，不難發現，我國目前的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在處理生態環境共同犯罪這一命題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具言之，我國生態環境共同犯罪中主要存在以下三個疑難問題：一是租賃等幫助行為是否可以構成生態環境共同犯罪；二是自然人與單位之間是否可成立污染環境的共同犯罪；三是生態環境單位犯罪中主體處罰范圍如何進行界定。

2生態環境共同犯罪中相關疑難問題

2.1租賃等幫助行為是否可以構成生態環境共同犯罪

從我國《刑法》中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來看，以分工作為分類標準，共同犯罪可分為幫助犯、教唆犯、實行犯。就幫助行為而言，幫助行為可分為有犯意聯絡的幫助行為和無犯意聯絡的幫助行為[2]。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對有犯意聯絡的幫助行為均認為應定罪處罰，但對于無犯意聯絡的幫助行為是否應當處罰的認識卻存在較大的偏差。這種無犯意聯絡的幫助行為被稱之為“中立幫助行為”，在德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又稱之為“外部中立行為”。[3]鑒于此，有必要對生態環境共同犯罪領域的租賃等幫助行為是否可以構成生態環境共同犯罪進行論證。就案例一而言，厲恩國將煉鉛廠租賃給田建國，并為田建國經營提供幫助，法院之所以將此案認定為污染環境罪的共同犯罪，其處罰的本意并不在于厲恩國將煉鉛廠租賃給田建國，而是在于厲恩國為田建國利用火法冶金工藝進行廢舊鉛酸蓄電池還原鉛生產嚴重污染環境的非法經營行為提供了幫助。倘若厲恩國只是單一地將煉鉛廠租賃給田建國使用，且田建國在承租煉鉛廠時并未向厲恩國表明犯罪意圖，厲恩國的出租行為雖然客觀上為田建國污染環境的犯罪行為提供了幫助，但其出租行為本身并無任何社會危害性，不應將其認定為污染環境罪的共同犯罪。

2.2自然人與單位之間是否可成立生態環境共同犯罪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關于單位與自然人是否可以成立共同犯罪，理論界存在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持否定說的學者認為單位不具有意識和意志能力，不能成為犯罪主體，更不可能構成共同犯罪[4]。持肯定說的學者認為單位犯罪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社會危害性大，應承認自然人和法人一起可以成立共同犯罪[5]。結合當前生態環境犯罪的特點和我國生態環境犯罪的刑事政策來看，后一種觀點更為合理。就案列二而言，首先，嚴海興等人商議將匯德隆公司的精餾殘液外運至無危險廢物處置資質的騰達公司的行為，達成了單位污染環境的犯罪意志，應認定為單位犯罪；其次，潘得峰委托汝建國非法外運處置和汝建國伙同汝建成、汝俊非法處置精餾殘液的行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可依法認定為污染環境罪的共同犯罪，但對于徐夫鎖等人采用槽罐車將上述精餾殘液運至杭州灣上虞工業園區外海塘等地直接傾倒的被雇傭行為，是否應認定為污染環境罪的共同犯罪，還取決于徐夫鎖等人對其所運輸的對象是否有認識。再次，對于潘德鳳對運輸精餾殘液的槽罐車過磅、填寫供貨清單等工作的行為，雖然其明知匯德隆公司非法外運處置精餾殘液，但因其行為是接受潘得峰指派而實施，是在單位犯罪意志下進行，屬于中立的職務行為，不應認定為自然人犯罪。

2.3生態環境單位犯罪中主體處罰范圍如何進行界定

如前文所述，單位和自然人之間可以成立生態環境共同犯罪，而單位和自然人都是我國刑法所規定的刑事責任主體，故同理單位與單位之間可成立生態環境共同犯罪。但對于司法實踐而言，如何把握污染環境罪共同犯罪的主體處罰范圍才是問題關鍵所在[6]。結合生態環境共同犯罪的特點，擬將主要對受雇運輸或搬運者、受雇生產或加工者、場地或設備出租者三類主體行為的刑法規制進行分析。就案例三而言，首先，方埠化工廠等非法外運處置草甘膦母液的單位，均參與到污染環境的犯罪過程，有必要追究其污染環境罪的共同犯罪主體刑事責任。其次，杜忠祥等人雖然參與或負責了污染環境犯罪過程的某一環節，但因其所實施的行為是在單位意志指導下實施的，應依法認定為單位犯罪主體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再次，雖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29號）第六條第一款規定，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從事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經營活動而嚴重污染環境的，按照污染環境罪定罪處罰，但對于黃小東等人運輸處置草甘膦母液的行為是否構成污染環境罪的共同犯罪，需根據其自身違法性進行判定。

3生態環境共同犯罪類型化規則構建

在承認單位與自然人構成污染環境罪共同犯罪的前提下，可將犯罪主體類型作為分類標準來構建生態環境共同犯罪的類型化規則。

3.1自然人與自然人共同犯罪類型化

根據自然人是否屬于單位內部自然人為標準，可將自然人與自然人之間的共同犯罪分為單位外部自然人與單位外部自然人之間的共同犯罪、單位內部自然人與單位內部自然人之間的共同犯罪、單位內部自然人與單位外部自然人之間的共同犯罪。因單位外部自然人與單位外部自然人之間的共同犯罪已有法律規定[7]，故不在此贅述。對于單位內部自然人與單位內部自然人之間的共同犯罪，應側重考慮如何界定單位內部自然人是否可以獨立于單位之外成為污染環境罪的犯罪主體。若單位內部自然人是在單位犯罪意志下實施了嚴重污染環境的危害行為，則該單位內部自然人不具有獨立作為犯罪主體的資格；反之，則不應當將污染環境的嚴重后果歸屬于單位，即此時的單位內部自然人之間有成立污染環境罪共同犯罪的余地。對于單位內部自然人與單位外部自然人之間的共同犯罪，在側重考慮如何界定單位內部自然人是否可以獨立于單位之外的同時，還應當注重對單位犯罪意志的認定。若單位內部成員所實施的嚴重污染環境的行為是在單位負責人的指示下或是在單位的集體決定下實施，即使最終導致了嚴重污染環境危害后果的發生，也不應將污染環境的危害行為歸屬于單位內部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3.2自然人與單位共同犯罪類型化

根據自然人是否屬于單位內部自然人為標準，可將自然人與單位之間的共同犯罪分為單位內部自然人與單位之間的共同犯罪和單位外部自然人與單位之間的共同犯罪[8]。單位內部自然人與單位之間既具有重合性又具有獨立性，其重合性集中體現在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身上。于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而言，其所作的決定或決策既是出自于直接負責主管人員的個人意思表示，又是單位犯罪意志的體現；于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而言，其所實施的嚴重污染環境的危害行為往往是在單位犯罪意志的驅使下進行的。因此，判定單位內部自然人與單位之間的共同犯罪是否成立時，應主要考察單位內部自然人在按照單位的犯罪意志實施排放、傾倒危險廢物、有毒物質或有害物質時，是否具有超出單位犯罪意圖范圍之外的主觀犯罪意圖或客觀行為。倘若單位內部自然人所實施的嚴重污染環境犯罪行為是在超出了單位犯罪意志之外的情形下進行的，則應當認為單位內部自然人與單位之間的共同犯罪可以成立；反之，則不應將其認定為單位內部自然人與單位之間的共同犯罪。

3.3單位與單位共同犯罪類型化

就單位與單位之間的共同犯罪而言，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的復雜性與共同犯罪的刑事責任的復雜性共同疊加出了單位共同犯罪的刑事責任的雙重復雜性，對污染環境罪單位共同犯罪問題進行探討既是刑法理論本身的需要，更是刑法實踐的迫切需求。首先，在單位犯罪的主觀方面，學界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單位犯罪的主觀罪過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失，只不過在我國單位故意犯罪是主要表現形式罷了，但理論和實踐上都不應該把過失犯罪排除于單位犯罪范圍之外[9]。另一種觀點認為，單位犯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而不可能是過失。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從理論上講單位犯罪的主觀要件之中既然有故意形式，也就必然能有過失形式[10]。本研究認為，污染環境罪中的單位犯罪只能是故意犯罪，不能包括過失犯罪。其次，在單位犯罪主體方面，單位犯罪作為刑事責任主體，符合共同犯罪的主體規定。再次，在單位犯罪的客觀方面，各單位之間應當是一起故意實施犯罪，即各個共同犯罪主體必須有協同一致的犯罪行為，各個主體的行為圍繞共同侵害的客體相互配合、密切聯系，共同完成犯罪。最后，在單位犯罪的客體方面，亦應當侵害的是污染環境犯罪的客體。

4結語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在生態環境法治日益完善的同時，生態環境也遭受犯罪越來越嚴厲的挑戰。為有效遏制我國生態環境犯罪，必須首先對生態環境共同犯罪問題進行研究。出租人與承租人無犯意聯絡的租賃等幫助行為不能構成生態環境共同犯罪，出租人與承租人有犯意聯絡的租賃等幫助行為可構成生態環境共同犯罪，自然人與單位之間可成立生態環境共同犯罪，生態環境單位犯罪中主體處罰范圍應根據具體主體類型進行界定。此外，結合生態環境犯罪主體的特點，嘗試以自然人與自然人、自然人與單位、單位與單位之間的共同犯罪為支點，構建出生態環境共同犯罪類型化規則，進而達到有效規制生態環境犯罪立法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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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逢曼 趙雷 單位：湖北楚韜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