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土地利用與沙漠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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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沙漠化已成為我國北方地區一個重大的環境和社會經濟問題。土地利用的方式和程度是沙漠化發展或逆轉的主導因素。人類經濟活動強度的增加和范圍的擴大，造成北方地區農牧交錯帶的逐漸北移，大面積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和地表植被覆蓋的減少，使得以風沙活動為主導外營力的沙漠化過程得以發展。我國北方地區近50年來的土地沙漠化面積不斷擴展，已達近35萬km2，其蔓延的速率呈加快的趨勢。據歷史資料分析、野外調查和遙感動態監測與評價，對典型沙漠化地區的土地利用與沙漠化過程的發展及其防治開展了深入的研究。

關鍵詞北方地區；土地利用；沙漠化

1引言

荒漠化是當今全球最嚴重的環境與社會經濟問題之一。我國是世界上荒漠化危害嚴重的國家之一，尤其是我國北方的沙漠化（沙質荒漠化）以其面積廣大和發展迅速而引人關注。根據北方自然環境背景、人類活動與社會經濟特點及其相互作用，通過近20年沙漠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我們將沙漠化的概念總結為：沙漠化是在干旱、半干旱及部分半濕潤地區由于人類不合理經濟活動與自然資源環境不相協調所產生的以風沙活動為主要標志的土地退化[1]。我國北方沙漠化的發生發展伴隨著人類的文明歷史，而且尤以近一個世紀以來的發展速度為最快。沙漠化過程使土壤的風蝕—風積作用加劇，破壞了土壤的理化性質，降低乃至喪失了土地生產潛力，并使自然環境趨于惡化，給國民經濟造成巨大損失，也嚴重影響廣大農牧區人民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為此，深入開展人為作用，特別是土地利用在沙漠化過程中作用的研究，對于闡明沙漠化形成機制，豐富沙漠化研究的理論和制定防治沙漠化的政策及措施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中國北方地區沙漠化的發展與時空分布

我國北方的土地沙漠化過程按其發生性質可以分為沙質草原沙漠化、固定沙丘（沙地）活化和沙丘前移入侵三種類型。歷史時期的土地沙漠化主要發生在干草原及荒漠草原地帶和干旱地帶的沙漠邊緣河流沿岸或深入到沙漠內部的河流下游地區。現代的沙漠化土地從本世紀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以1560km2的速度在蔓延。通過大范圍野外調查和遙感技術的應用，結合我們的研究和分析結果表明，從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沙漠化土地更以年均2100km2的速度在加速擴展，這樣，整個北方沙漠化土地面積已達近350000km2,其分布和蔓延主要在以下3個地區[2]：1半干旱地帶的農牧交錯地區，占北方沙漠化土地總面積的40.5%，特別是草原農墾區，如河北省壩上及內蒙古后山的草原農墾區，沙漠化土地面積從50年代末期占農田面積的3%增加到70年代中期的13%，80年代后期的25%；2半干旱地帶波狀沙質草原區，占36.5%，如科爾沁草原沙漠化土地的發展，從50年代末期占草原面積的20%，增加到70年代中期的 53%，80年代后期的77.6%；3干旱地帶綠洲邊緣及內陸河下游地區，占23.0%，主要表現在固定沙丘的活化，如弱水下游沙漠化土地的發展從50年代末占該地區面積的5%增加到70年代中期的22%，80年代后期的36%。

相同時期內凡是積極采取措施進行治理的地區，沙漠化土地空間范圍有所減少，據遙感數據分析測算，約有10%的沙漠化土地得到逆轉。

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我們選擇另一個時段的遙感資料（1987年和1993年TM數據）對毛烏素沙區進行了連續動態監測，結果表明，沙漠化土地面積在1987～1993年的7年間，由32586km2（占監測區域總面積的67.5%）下降到30496.7km2（占面積的63.5%），減少了1936.3km2，總體上處于逆轉過程中，平均每年約有276.6km2土地得到了治理。

但就整個北方而言，進入90年代，沙漠化土地的蔓延又有加速的趨勢，以每年2460km2的速度擴展[3]，形勢更為嚴峻。

3土地利用與沙漠化的發展

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所構成的一個人地系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人類對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程度上。在大部分的人類文明歷史時期，自然資源與環境決定著人類的土地利用。但在現代的過程中，由于人口增加和科技進步，使得人類對自然資源利用之需求的增加成為必須和可能，因而逐漸在人地關系中提升了人類活動的主觀能動性和調控力。在許多情況下，這是人類在有效利用資源方面的進步。但也時常因不合理的方式，不同程度地作用于資源環境的變化過程，引起乃至控制著資源環境的不良漸變或突變，如溫室效應氣體增加，大河斷流、火災、庫區地震、水土流失等，而土地沙漠化則是更為明顯的一例。

在我國北方，歷史上游牧民族由于政治經濟利益的驅使或氣候暖溫和冷干的變化，時有南進和北退的過程；而廣大地區隨著統治民族的更迭，農業或牧業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也多次交替，其利用強度也有差異，使歷史時期的沙漠化土地也處于一個發展與逆轉相互交替的過程中。但在這一過程中，人類活動總是在自然條件的基礎上起誘發作用，表現在歷史上沙漠化的發生期往往與一些重大事件相關聯，如民族之間的征戰頻繁和政治上動蕩不定的東漢末年、唐代末期及五代、宋遼對峙以及明中葉以后和清中葉以后的時期都是沙漠化的發展期。而這些時期也正與氣候較為冷干相吻合，這也加劇了沙漠化的過程，減弱了退化土地自我恢復的能力，導致了自然環境的進一步退化。這種人為因素與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北方干旱草原地帶的沙漠化數度發生和蔓延，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經濟活動的加劇，沙漠化土地的面積和程度總體上也就處于一個擴大和加重的過程中。

中國北方地區歷史上由于氣候干旱、自然資源貧乏，利用困難等原因而成為古代經濟落后的地區，是許多游牧部族先后活動的場所。他們利用傳統的土地利用方式來適應由于氣候波動、降水變化的自然過程。如牧民利用天然牧場，逐水草而居；農民則實行農田輪作制等。在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段內，牧民通過游牧，充分利用天然草場的多樣性和季節性的臨時積水，使牲畜及時獲得食物，這樣也避免了草場的過度放牧。而農田輪作制或曰游耕制，則充分利用了天然草場的再生能力和土壤物理化學特性的恢復能力，協調了土地利用和生態環境自然恢復之間的關系，達到了一種原始的可持續發展。其實質就是人類活動尚未超越自然資源的負荷限度，在天然植被自我恢復能力的調節下，生態系統保持著動態的平衡，環境相對穩定。但自18世紀中葉以后，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來，北方地區的人口隨著幾次大規模的移民拓荒而迅速增長。50年代以來，又經歷了合作化、和“”期間的幾次拓荒高潮，使人口的年增長率達2.5%～3.0%。例如，農牧交錯的沙漠化地區人口平均年增長率從50年代至80年代曾達到3.08%，平均人口密度從10～15人/km2;增加到40～60人/km2，高者可達80人/km2。內蒙古烏蒙后山7個受沙漠化危害的縣（旗）的農業人口也從1949年的51.5萬增加到1985年的125.8萬。盡管進入80年代以后，北方沙漠化地區很少再有移民涌入，但由于人口基數已大，人口增加的速度并不見減緩，特別是在農牧交錯區漢族和少數民族混居的地區，由于國家對少數民族在計劃生育上實行照顧政策等一些原因，情況更是如此。

人口的增長和社會需求的擴大，加大了土地資源利用的壓力，也破壞了傳統土地利用的合理性。草原被進一步開墾，也使草場面積銳減，許多地區的土地利用方式從以放牧為主轉變成以農耕為主。土地利用的強度也逐漸加大，輪作制由往常的十幾年間隔減為幾年或隔年，甚至連年耕作；倍增的牧畜又集中在逐漸減少的草場，加大了放牧的負載；日常生活所需燃料的增加也使樵采活動加強，這些都構成了導致沙漠化發生發展的主導人為因素——過度開墾、放牧和樵采。

根據對我國北方沙漠化的研究，朱震達等于1989年提出了以土地利用為主的人類活動與沙漠化土地的成因分類和發展面積表[4]，以草原過度農墾為主造成的沙漠化土地面積為44700km2，占沙漠化土地總面積的25.4%；以草原過度放牧為主的49900km2，占總面積的28.3%；以過度樵采為主的56000km2，占總面積的31.8%；以工礦交通城市建設破壞植被為主的1300km2，占總面積的0.7%；以水資源利用不當為主的14700km2，占總面積的8.3%。沙漠化的過程就是在上述土地利用過程中破壞了生態系統平衡，導致地表植被的衰退或消失之后，風作用于地表而產生的風蝕、搬運、堆積的風沙運動過程，主要包括：①風力作用下沙質地表形態的發育過程；②固定沙丘的活化過程；③沙漠邊緣風力作用下的沙丘前移過程。我國北方沙漠化土地就是在人類活動的干擾和上述風沙運動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4土地利用與沙漠化防治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使沙漠化處于發展過程中，欲求受沙漠化影響地區可持續發展和沙漠化的防治，根本出路在于合理高效的土地利用。根據我國北方沙漠化地區自然資源環境、社會經濟特點，土地開發利用中存在的問題和沙漠化治理的典型經驗，沙漠化土地的防治必須本著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統一的目標，建立既可防止土地沙漠化，又可促進生產發展的資源節約型、適度開發型和環境保護型的經濟體系。

在沙漠化土地治理的具體措施上，在農牧交錯地區可針對沙區中居民點、耕地、草場相對分散分布的特點，可以生態戶為基礎，采取天然封育，調整以旱作農業為主的土地利用結構，擴大林草用地比重，集約經營水土條件較好的土地，并和營造防風沙林帶、林網及沙丘表面栽植固沙植物、丘間地營造片林或封育相結合的措施；在草原牧區，除了合理確定草場載畜量，輪牧和建立人工草地及飼料基地外，還應與合理配置水井，確定放牧點密度，修建牧道等結合起來；在干旱地帶，要以內陸河流域為生態單元進行全面規劃，合理確定用水計劃，以綠洲為中心，建立綠洲內部護田林網、綠洲邊緣喬灌結合的防沙林帶和綠洲外圍沙丘固定等措施相結合，形成一個完整的防治體系。

許多實踐證明了合理的土地利用是可以達到土地沙漠化的防治及可持續利用的目的的。以陜西省榆林地區為例[5]，據史書記載，在1500年前，榆林地區還是個林草茂密，宜農宜牧之地。后因歷代征戰摧殘，亂砍濫伐，植被覆蓋率僅有1.8%，流沙已越過長城，逼近榆林城。據調查，在解放前的100多年時間里，有近13.4萬hm2農田和草場院由于沙漠化而被放棄，11.3萬hm2農田和26.7萬hm2草場受到沙漠化的威脅，產量和載畜量低而不穩。自50年代以來，通過統一規劃、調整和優化土地利用結構，堅持以治沙造林、保護和發展農牧業為主導，取得了很好的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從1950年到1990年底，榆林治沙造林保存面積達74.0萬hm2，恢復和改良草場66.7萬hm2多。糧食總產量1990年較1950年增產6倍，大家畜由7.6萬頭增加到36.3萬頭，羊由36萬只增加到150萬只，活立木蓄積340萬m3，價值7億多元，有5萬多農戶脫貧致富。

另一個成功的范例是內蒙古奈曼旗興隆沼地區。通過遙感監測（1974年和1994年）對比和實地調研[6]，將沙漠化整治前后的土地利用結構比重和其它方面的變化列于表1。從表1可以看出，整治實踐所帶來的環境和經濟效益十分明顯。

表1內蒙古奈曼旗興隆沼地區防治沙漠化的效益(1974～1994年)

br1Effectivenessincombatingdesertification

inXinglongzhao,NaimanBanner,InnerMongolia

(1974～1994)

1974占總面積(%)1994占總面積(%)效益增減

沙漠化土地(hm2)1570029.6221003.96-13600-86.62%

林地(hm2)7771.471584030.10+15063+19倍

農耕地(hm2)49609.36690013.02+1940+39.11%

糧食總產(t)279013110+10320+3.7倍

糧食單產(kg·hm2)562.51900+1377.5+2.4倍

草場承載能力（單位：羊）124200152200+2800+22.5%

人均收入（元）801120+1040+13倍

5結論

土地沙漠化的發生發展與土地利用有著直接的關系。人類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程度是導致我國北方沙漠化土地蔓延的主導因素，這不僅使環境惡化并造成大面積的土地退化，也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合理的土地利用在沙漠化防治中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通過進一步的研究和總結，可以為全國不同地帶的沙漠化防治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樣板。

參考文獻

1朱震達，王濤．我國沙漠化土地的潛力、現狀、發展趨勢與對策[A]．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中國資源潛力、趨勢與對策——中國科學院地學部研討會文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198～202.

2朱震達，王濤．從若干典型地區的研究對近十年來中國土地沙漠化演變趨勢的分析[J]．地理學報，1990,45(4)：430～440

3CCICCD.ChinaCountryPapertoCombat

Desertification[M].BEijing:ChinaForestry

PublishingHouse,1996,18～31.

4朱震達，劉恕．中國的沙漠化及其治理[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27～42.

5趙秉正．發揚延安精神堅持綜合治理加快全面開發沙區經濟步伐[A]．林業部治沙辦公室．動員起來向沙漠進軍——全國治沙工作會議文集[C]．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92,80～86.

6王濤，吳薇，王熙章．沙質荒漠化的遙感監測與評估[J]．第四紀研究，1998,(2)：108～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