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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西方文化差異造成中西思維方式、價值觀取向、審美習慣的差異,給文化內涵豐富的河西走廊旅游資源文本的英譯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以《易經》中的“不易、簡易和變易”三易原則作為翻譯河西走廊旅游資源文本的規范原則,在忠實再現原文內容的交際過程中,為實現交際意圖和目的,對原文做適當的創造性的改寫,在中西文化逐漸“糅合”的過程中,遵循“簡易和變易”的原則,尊重中西兩種本質不同的文化,采納歸化和異化相結合的翻譯策略,促進河西走廊旅游文化的對外傳播。
關鍵詞:文化差異;“三易”原則;糅合;改寫;歸化和異化
人類的任何與社會相關的活動都離不開文化,人們在異國他鄉欣賞傳統文化,尋訪名人故居和歷史遺跡,觀摩和參加某地傳統的文化活動,這種以了解、體察異國文化為目的的旅游就構成了文化旅游。由于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態自然而然會存在差異,而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文化的載體———語言上,而且體現在文化的受眾者層面,具體表現在表達方式、文化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審美習慣等方面。翻譯是一種跨文化交際的文化活動,而在這個活動過程中,最大的難題就是文化差異,而中西文化差異對河西走廊旅游文本的對外傳播必然會有一定的影響,如何消解這種影響就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中西文化差異
中西文化分屬于完全不同的兩種文化體系,在本質上存在很大的差異。中華文化起源于華夏文明,漢朝之后,異族入侵,歷經多民族文化融合。漢唐時期,絲綢之路的開通使大量西域文化傳入中國,中華文化是多種文化交流、融合和升華后形成的多元一體的文化形式。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國文化與西方的多元文化之間既有沖突對抗,又有文化之間互相包容的特性。而在跨文化交際中,這些非語言的文化差異,不依附語言代碼而進行的交際,在人類交際中起著語言代碼無法替代的作用[1]。菲然認為文化對人們的潛在假設產生無意識的影響,而“它決定人們的知覺、思維過程、情感以及行為方式”[2]。而受中西方不同文化體系影響而形成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審美習慣等因素必然會影響翻譯質量,降低了交際效果,影響實現跨文化交際和文化傳播的目的。1.思維方式差異中國文化千百年來受儒家思想的影響,這種核心思想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產生的影響是不容忽略的。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探討的是“人”與“天理”的合一,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這是中國人最基本的思維方式,認為人與天不是一種主體與對象的關系,而是處在一種部分與整體、扭曲與原貌的關系之中。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儒家、佛教、道家三家思想都主張“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觀點體現了“天”,即宇宙作為整體和作為整體中的“人”具有統一的結構的整體觀。而中國傳統哲學的整體觀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生活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所以中國文化偏重綜合性,致使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具有綜合性、模糊性和發散性等特征。西方文化源于希臘文化,受羅馬精神的影響,形成了羅馬文化,再后來,受猶太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的影響,而有了中古文化,近代意大利文藝復興與日耳曼精神也給西方文明帶來了精神上的沖擊,最終形成了西方近代文化。西方文化屬于商業海洋文化,因為生活環境的惡劣,為求生存,他們與自然作斗爭,試圖征服自然,從而形成了西方民族特有的功利主義和個人為中心的價值觀,同時,受原子觀哲學觀念和形式邏輯思維法則的影響,自然就孕育出了西方民族的抽象思維和理性邏輯思維模式。2.價值取向差異中西方在價值觀取向上最大的差異就是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差異。中國人受哲學整體觀和和諧至上的觀念的影響,秉持著“天人合一”,講求對大自然的崇拜和順從,必然導致中國人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認為集體和個人的關系互相依賴,互相影響。個人依賴集體,又從集體中得到關照。在西方,受文藝復興運動的影響,提倡人文主義思想,宣揚個人主義。而且西方人重視的“人物分立”的文化價值觀,崇尚自由和平等。西進運動為西方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孕育了西方人的實用主義價值觀。3.審美習慣差異審美習慣是一個民族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所經歷的生活在民族心里的積淀,反映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人文思想和藝術審美觀。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的儒家思想蘊含著豐富的美學思想,對中國美學有深遠影響。孔子在《論語•八佾》中評價《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就是采納了適度、折中的“中和”審美思想,認為審美要調和兩個極端。這一“中和”思想滲透在漢民族的思想意識中,積淀文化心理中,影響漢民族的審美習慣、審美情趣和審美標準等方面。西方哲學審美起源于“邏各斯(Logos)”,蘊涵著人和自然的二元對立。“物我分離”二元哲學觀,以邏輯審視、剖析對象,客觀、真實地表現對象的形式細節,模仿和再現對象自身特有的氣質和精神。西方人偏好思辨理性的審美方式,主張審美主體要注重自身邏輯性、嚴密性和完整性。
二、中西文化差異對河西走廊旅游英譯的影響
中西文化不同起源造就了英漢旅游文體獨特的語言風格、文體風格和美學標準。一般而言,漢語旅游文本善用華麗辭藻,講究工整對仗,多用四字詞語,起渲染烘托意境的作用[3]。相較而言,英語旅游文本行文簡明實用,結構嚴謹而不復雜,語言直觀通達,注重信息的準確和語言的實用,彰顯樸實自然之美,力求再現自然。[4]旅游文本英譯的目的是吸引旅客和旅游市場促銷,所以要讓國外旅游者讀懂看懂,產生共鳴,因而翻譯時必須注重譯文的實用性和特殊性,重視讀者的“期待視野”,在翻譯時要重視譯文讀者語言、文化及審美心理的觀照。1.讀者和原文之間尋求平衡,譯文適當地“創造性叛逆”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也反映在語言表達方面。反映到景物描寫的語言上,就出現了英語思維縝密,用詞強調簡潔自然、描寫突出直觀可感的風格;漢語則多仰仗辭藻的渲染“文采濃郁”的描寫風格,創造詩情畫意的意境。毛榮貴、范武邱指出:從作品來看,它總是要激發讀者開放某種特定的接受趨向,喚醒讀者以往閱讀的記憶,也即喚起一種期待[5]。讀者帶著這種期待進入閱讀過程,并在閱讀中修正、改變或實現這些期待。旅游文本往往帶有本族語多重文化色彩和表達習慣,所以外宣翻譯要做譯前處理[6],對外宣傳翻譯是一種目的性及需求性很強的社會活動,但在譯成外文時若照原文措辭和句式翻譯則很難為國外讀者接受,影響接受效度。黃友義認為,翻譯外宣素材時,譯者則需注意中外文化差異,時刻不忘用國外受眾的思維習慣去把握翻譯。此外,他還認為,好的翻譯并不是將源語逐字逐句、一字不落的轉換為目的語,而是要站在外國人的文化、思維角度對文本進行加工,從而更好地適合外國人的“口味”。[7]因此,在翻譯旅游文本時要考慮譯文讀者的接受度,必須適當地“創造”譯文,既要滿足讀者期待視野,還要適當地“叛逆”,打破讀者定性的思維范式。受中國人螺旋式思維的影響,漢語旅游文本及漢譯文本迂回曲折,通常以位置介紹開始,文本順序形式上皆是話語順序形式,而英譯旅游文本在行文上要符合西方人的直線型思維模式,英語文本從讀者的視角以情景開頭,以近義順序形式,文本結構以線形結構為主。正如美國漢學家JohnDeeney所言:“每一種語言都從文化中獲取生命的營養,所以我們不能只注意如何將一種語言譯成另一種語言,還必須力求表達兩種文化在思維方式與表達情感方面的習慣。”[8]觀照中西思維方式差異,要遵循以中國文化為基準,以譯文讀者為導向的原則,靈活采納翻譯策略,盡可能在提高原文文化信息“保真度”的基礎上,最大程度地滿足譯文讀者的文化信息和審美預期,從而達到翻譯宣傳的目的。2.“游目”與“透視焦點”的差異,需對原文做適當的“改寫”中西游客價值取向的不同以及思維方式和審美心理的差異都會影響游客的“游目”與“透視焦點”的形成。旅游文本是一種信息呼吁型復合文本,目的是為游客提供全面的景點信息,呼吁游客采取行動。旅游文本的體裁和文體規約因文化不同而相異。漢語旅游文本主要以介紹旅游目的地的社會地位和歷史發展為主,鮮少有旅游景點和服務信息的實質性介紹;而英語旅游文本重點介紹景點、地理環境、服務設施等純信息的傳遞,而不過多著墨于風景的描述。從語言層面而言,漢語深受儒家哲學和美學傳統影響,遣詞造句多空靈叵測、虛幻神異,利于營造意境,因為意境創造的極致就是創造含蓄美、朦朧美,也就是模糊美。[9]漢語旅游文本為了結構的工整,渲染詩情畫意的氣氛,往往使用大量的四字短語和平行對仗結構,但是詞語大體都表達相同的意思和意境,語義重復羅嗦。而英語旅游文本,因受西方傳統哲學主觀與客觀的物象關系論的影響,景物描寫以“主客分離”的表達方式為主,應用客觀實在的語言對景物做清晰直觀的描述,所以英語旅游文本“句子結構以主語和謂語為核心,統攝各種短語和從句,由主到次,遞相疊加,結構復雜,但形散而意合,形成了‘樹杈形’的句式結構”[10]。諾德提到,通過平行文本(paralleltext)的比較分析能揭露出源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中兩種文本的某些文本語法功能的表述差異。[11]通過平行文本比較與分析則能進一步分析出語法功能的頻率和分布情況。她認為,譯者通過體裁規約來分析原作和目標文本中的語言特征,在翻譯過程中做出一些改寫,是很必要的。中西文化差異造成中西游客價值取向不同,游客在景點中關注和舍棄的視野元素會有不同。因此,在漢語旅游文本的英譯實踐中,為突出文本的功能,實現翻譯目的,譯者應該轉換思維方式,對語篇的結構進行適當的改寫,提供國外讀者所熟悉的信息,滿足他們的閱讀視野期待和審美期待,注重譯文生態,凸顯譯文的文本風格和功能,達到傳播河西走廊旅游文化的目的。3.中西文化接觸的“二語糅合”,“歸化”與“異化”的抉擇語言的接觸和文化的融合是歷史的必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隨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進程進一步推動,中西語言接觸和融合現象越來越普遍,語言的接觸和文化融合是一個必然趨勢。語言接觸的過程就是文化融合的過程,文化接觸的過程伴有語言的融合。近年來隨著中西文化的進一步接觸融合,漢英兩種語言逐漸接受了各自語言中的語言表達,如語詞、語調等。旅游文本往往帶有本族語多重文化色彩和表達習慣,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要注重傳達原文信息,但是,基于英漢兩種語言在不斷的接觸中互相“糅合”,對原文的用詞和行文習慣加以微調,適當應用“異化”策略,不要盲目地“歸化”,消極地遷就讀者,通過旅游資源的外宣向國外讀者推介中國的特色語言,宣傳中華民族燦爛的歷史文化,積極主動地實現文化層面的讀者觀照。旅游文本包含的信息量大,但是在翻譯實踐中,譯者不能一味地考慮譯文讀者的文化需求,外宣翻譯重在尋求譯文信息傳遞的精準度。施拉姆認為為了一種文化在另一種文化中能更好地傳播和融合,翻譯需要調節新舊信息,盡量減少沖突和矛盾[12]。而謝天振也指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因此每種語言都無可避免地帶有某一民族文化的積淀印證”。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要考慮社會、文化、歷史、思想、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的結合。在傳播河西走廊的地域文化的過程中,最容易失掉的就是源語的文化特征,因此,譯者要盡可能傾向采取異化的翻譯策略,以期實現文化的傳播和語言的融合。河西走廊的旅游文本具有信息化、本土化的特征,如若讓游客在閱讀英譯的旅游文本的同時,不但滿足游客的期待視野和審美心理,還可以讓游客感受河西走廊的地域文化的神奇之處,就需要譯者關注兩種語言文化內涵的差異,真正實現對讀者更高層次的關注,促進譯文讀者與文本之間的良性互動。因此,譯者作為文化交流的媒介,不僅要以譯入語讀者接受為導向,解讀源語語言符號,而且還需有深厚的文化素養,解讀語言符號所承載的豐富文化內涵。這就要求在翻譯中以河西走廊地域文化為取向,應力求最大限度的異化,保留和傳遞源語文化特色,把河西走廊的本土文化呈現給國外游客,讓游客在文化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中國地域文化。在語言層面上,要以歸化為主導原則,盡量使用明白易懂的文字忠實地傳遞原文的內容和信息。
三、河西走廊旅游文化英譯遵循“三易”原則
旅游文本是一種大眾化的通俗文本,涉及歷史、文化、宗教、民俗等各個方面的內容,在英譯時,不僅要考慮文本的功能和目的,更要充分考慮譯本讀者的需求和心理,遵循合理的翻譯原則,最大化地將旅游目的地本土信息傳遞給讀者,促進旅游文化事業的發展。《易經》中的“三易”主要指變易、不易、簡易。“不易”即“不變”,指陰陽變化的規律(陰陽易理)到任何時候都不會改變。在翻譯中,也有必然要遵守的“不易”原則。在語言層面上,譯者要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力求忠實再現原文所表達的思想及源語語言所承載的功能,實現翻譯目的。旅游資源的英譯就是為了實現信息傳遞和呼喚讀者行動的功能。因此,在翻譯中變的是語言系統和語言符號,“不易”的是保持譯文的“信度”,而要實現原文的“保真度”,還需從讀者角度考慮,對譯文做適當的調整,符合他們的閱讀以及理解,這樣就需要譯者認真準確地理解原文,還要理解譯文受眾的思維差異和審美差異。“大道至簡”是宇宙萬物變化的最高法則。“簡易”是指抓住主要矛盾將問題由繁化簡,河西走廊旅游文本的翻譯,如果抓住主要要點,就會容易很多。施拉姆認為,受傳者接觸新的訊息時,需要新舊訊息的調和,減少沖突和矛盾,以求內心和諧一致。一種文化在另一種文化中能更好地傳播和融合,譯者需要調和新舊訊息,盡量減少沖突和矛盾。漢語旅游文本多用華麗詞藻、四字成語,只為渲染和烘托氣氛,大多并無實際意義,而且多用名人、名言、名詩來表達自己的感受,但是翻譯成英語文本時,要使譯文達意貼切,就要調整措辭,調整結構,將虛華無實意之詞用通曉明了的表達方式表述,使譯文變得直觀簡潔、形象生動,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增強譯文的接受性和可讀性。“大道變化不已,萬物流動不居”[13]闡述了“變易”的道理,變易體現了宇宙萬物都在運動變化著,沒有哪個是不變的。“變易”用于規范翻譯,即指要轉換語言,但是在語言轉換過程中也有“不易”,即“不變”的翻譯內容或交際意圖和目的等。在河西走廊旅游文本的英譯實踐中,譯者可以根據原文信息以及自己對譯文的理解,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做一些適當的“創造性叛逆”,選擇適當的翻譯策略和表達方式。但是,表達方式、翻譯策略、結構的調整、改寫等都應遵循翻譯規律。“變易”是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不形而上學,孤立片面靜止地看問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跨文化交流過程中,存在本質性差異的中西文化應該尊重彼此文化,求同存異。因此,對處理含有豐富文化內涵的旅游資源文本時,要把異化和歸化相結合,在遵循“變易”原則的前提下,力求把河西走廊的地域文化傳播出去。
結語
在跨文化交際中,文化差異造成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和審美習慣的差異具有差異性和相似性的特點,而旅游資源文本的翻譯是對外宣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旅游翻譯在考慮文化差異的前提下,還要考慮交際意圖和讀者的文化心理和審美情趣,注重語言文化上的差異。隨著中西文化的“糅合”的過程逐漸深入,這些差異性將逐步減少,相似性將日益擴大,在這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中,遵循“忠實”不變的原則,依據讀者的審美認知對原文的行文習慣和遣詞造句做些恰當的“改寫”,真正做到對等的文化翻譯,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的跨文化交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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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玉婷 單位:河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