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媒介生態環境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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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西部民族關系建構的長期性與復雜性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除漢族以外，共有55個少數民族。多民族、大雜居、小聚居并相互交錯居住的國情，決定了我國民族關系必然存在復雜性和特殊性，民族問題普遍存在。根據我國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漢族人口為1225932641人，占91.51%;各少數民族人口為113792211人，占8.49%。［4］而西部少數民族人口占全國少數民族總人口的75%。如此大的少數民族人口比例，使得西部理所當然成為了少數民族地區的代名詞，也成為解決民族問題、構建和諧民族關系的關鍵。西部民族關系處理的好壞直接影響中國的民族關系大局。民族關系是中國社會關系中的重要層面，構建和諧的民族關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在2014年9月召開的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會議上，對我國的基本國情和民族關系進行了集中闡述，指出:多民族是我國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國發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各民族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和家庭成員的關系，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里不同成員的關系。

在我國現實生活中民族關系既具有廣泛性，又具有有限性。總體上來說，西部的民族關系是和諧的，在整體上是穩定和團結的，各民族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形成了相互交流與合作的良好局面。但社會轉型時期，各種內外交錯因素注定我國的民族關系構建依然存在著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其一，歷史地理自然條件不佳。由于西部地區沒有東南沿海地帶的便利交通和溫和氣候，西部地區處于相對封閉和半封閉狀態，氣候惡劣，地形地貌復雜，交通不便。受地理位置限制，自然條件相對惡劣，西部的經濟文化和思想觀念也相對落后。其二，矛盾的不可避免性。我國社會主義仍處于初級階段，存在著階段局限性，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間互助合作等都有待于進一步加強，民族關系的各種問題引發的沖突和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隨著改革開放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我國進入了各民族跨區域大流動活躍期。各民族之間的接觸交往逐漸增多，無論是從地理區域還是社會生活的領域，交往的范圍和程度都較之過去廣泛而頻繁。由此引發的矛盾和沖突也較之過去有增無減。在科學分析當前的形勢后作出了重要判斷，認為我國民族工作是成功的，但同時也面臨著一些新的階段性特征，主要表現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并存，民族地區經濟加快發展的勢頭和發展低水平并存，國家對民族地區支持力度持續加大和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建設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趨勢增強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糾紛上升并存，反對民族分裂、宗教極端、暴力恐怖斗爭成效顯著和局部地區暴力恐怖活動活躍多發并存。

各種問題的存在必然會成為實現“和諧社會”目標的制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促進民族關系的團結、和諧顯得尤其重要。民族團結是社會團結的重要組成部分。指出，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做好民族工作，最關鍵的是搞好民族團結，最管用的是爭取人心。涂爾干在《論社會分工》一書中提到:“社會團結”是指把個體結合在一起的社會紐帶，是一種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價值觀基礎上的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以結合或吸引為特征的聯系狀態。正是靠著這種聯系，社會才獲得完整的存在和獨立的生命。［6］民族團結是建立和諧民族關系的關鍵，但民族團結的實現是一個過程，需要不斷的磨合走向成熟。在促進民族團結的過程中，正確可行的輿論引導將有助于縮短磨合的過程，早日實現和諧統一。然而，縱觀西部地區媒介環境，西部地區整體媒介技術欠發達，自身在信息傳播方面沒有優勢。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以前，國內其他地區和國外媒體很少有關于西部的報道。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之初，全國乃至全世界媒體都比以往向中國西部投來了更多關注的目光，并掀起西部報道的一股熱浪。但隨后熱情逐漸減退，并沒有完全發揮出媒體應有的積極輿論導向和助力新型民族關系構建的作用。西部地區媒介對當地信息的傳播，會直接影響當地以及全國各族人民對于西部地區，以及各民族之間的認識，必然在民族關系的建構上產生意義深遠的影響。而要實現多民族世界社會整體的和諧，平衡、健康的媒介生態環境是其必要的基礎和保障。

二、我國西部媒介生態環境對于民族關系的構建

在這個傳媒化生存的時代，傳媒及其負載的信息已經深刻地侵入到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媒介生態環境對于民族關系的建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大眾對于媒介的高度依賴使得絕大部分受眾選擇相信媒介所建構的傳媒現實，人們習慣于將大眾媒介再現的環境當成真實環境對待。絕大多數人對于西部民族關系的認識和了解，只能是通過媒介獲知。媒介的結構必然影響信息的結構，而信息的結構直接塑造和影響人們的思維。媒介建構了怎樣的民族關系，人們就認識到怎樣的一種民族關系，“擬態環境”在傳媒化生存的時代愈發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媒介生態環境如何影響和建構民族關系，在國際和國內塑造了怎樣的民族關系的鏡像，直接關系到人們對民族關系的認識和關注程度，直接影響到人們看民族問題的角度并對此作出反應，其結果必將影響現實的民族關系。媒介生態環境建構的民族關系是基于現實的民族關系而產生，而又反過來影響現實的民族關系。西部媒介生態環境隸屬于我國媒介生態大環境當中，又呈現出西部地域性特質，對于民族關系的構建起著直接的作用。媒介生態是諸多因素的集合體，從宏觀層面理解，它是媒介與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和文化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從微觀層面理解，媒介生態環境則是將媒介自身作為環境來研究，這種環境不僅僅是一個容器，而且能改變其中內容的過程。媒介生態的維護不但要依賴媒介生態的平衡互動與整體聯系，更要依賴諸種媒介生態資源其內部以及內部與外部之間穩定而有規則的資源流動與循環。

(一)西部媒介生態環境的宏觀層面分析就媒介外部生態環境而言，主要是指能與媒介產生一定互動的非物質環境，主要為政治、經濟、文化等要素。在政治方面，西部民族地區本身的一些民族問題、宗教矛盾以及邊疆安全等問題使得政治成為西部媒介生態環境中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西部政治問題突出表現在:民族政策調整滯后導致社會發展的脫節、國際反華勢力和國內民族分裂主義活動引起的民族矛盾、現代化進程對于傳統宗教格局的挑戰、以“人權”為借口挑起宗教事端、三股勢力對邊疆穩定的影響等。這些政治問題因極容易被國外反動勢力利用，而成為國內外媒體十分關注的焦點。國外媒體往往會抓住一件事情而做大做足政治文章，西部地區媒體如若不積極營造正面輿論場，主動放棄媒體的“社會雷達”功能，將會造成嚴重的后果。西部地區媒介宏觀上以國家的方針政策、微觀上以民族政策為指導來組織各種報道，就民族地區的各種問題積極給予關注并進行輿論引導。在經濟生態環境上，我國民族地區總體上經濟欠發達，經濟環境有待大力優化，這使得西部地區的媒介生態環境受到較大影響，不僅媒介技術水平無法與中東部發達地區相提并論，媒介運行中必要的物質條件保證也不及中東部地區，自身在信息傳播方面沒有優勢。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會議指出，支持民族地區加快經濟社會發展，是中央一項基本方針。中央將進一步深化改革，激發市場活力，發揮民族地區特殊優勢，提高自身發展能力，這勢必使民族經濟大環境得到有力改善，從而更有利于民族地區媒介的進一步發展。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新階段，各民族間的經濟和政治交往日益密切，各民族之間文化也會在更大的廣度和深度上相互交流、借鑒、促進并共同發展。西部民族文化的這種變化必然會影響到文化生態的環境。媒體較多地將關注和報道指向新文化與西部地區民族傳統文化的互動與碰撞，以及在開發和利用中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不當流失導致的民族事件。西部民族地區各少數民族文化的顯著特質，為西部各類媒介生存、發展，提供著一些獨特條件和氛圍，有助于它們的傳播運行。這恰是西部民族地區媒介生態中的優勢因素，能為民族地區媒介提供獨有的傳播題材，生長傳播優勢，值得民族地區媒介機構充分挖掘。［7］

(二)西部媒介生態環境微觀層面分析對西部媒介生態環境不只是單一的，而是一個包含了視覺、聽覺等各類媒介的混合環境。［2］(P．149)因而，對于微觀層面的分析，我們從西部各類媒介自身入手，了解西部的媒介生態發展狀況。西部的各種媒介機構及其傳播行為、傳播規模和傳播效果，形成了具有西部特點的媒介生態體系，在對民族關系的構建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據《中國傳媒集團發展報告》等相關資料顯示，2005年底，我國有報業集團45個，其中西部5個;廣播電視集團21個，其中西部2個;電影集團7個，其中西部1個;出版集團23個，其中西部5個，大部分媒介集團集中于中國經濟發達的中、東部城市。“中國的媒介地理版圖的形勢正好與中國的自然地理版圖形勢相反，前者是東高西低，后者是西高東低”。媒介這種東高西低的分布情況說明，西部媒介集團的數量與其廣闊的地理空間和豐富的文化資源相比嚴重失衡。［8］就西部地區本身的媒介環境而言，媒介構成成分較為單一，近幾年新媒體的發展對西部媒介信息傳播環境有一定的影響，但受限于地域、市場、資金以及技術等原因，無法與傳統媒體抗爭，傳統主流媒體輿論仍是西部最有影響力的大眾傳媒。但傳統媒體在西部的發展也存在阻力。西部地區地廣人稀，交通不便，作為傳統媒介之一的報紙發行受到很大的影響。并且，西部貧困地區多，人們無法訂閱報紙，直接導致媒體消費市場的缺失，進一步影響了媒體輿論的規模效應。但從整體上看西部媒體以黨報為骨干，傳統的正統輿論是西部輿論的主要形式，輿論口徑高度一致，它們表現出強大的輿論穩態與慣性，輿論聲勢平緩、輿論行為對立因素減弱，社會反應平靜。［9］從這個層面上看，西部本地媒體利用當地的輿論陣地和地域接近性，在西部民族關系的建構上積極地發揮著作用。如，以四種文字出版的新疆黨報《新疆日報》，深受新疆人民的喜愛，它指導著新疆人民進行有序生產生活，保存地方文化特色的同時傳承多元文化，一直致力于促進各民族團結和共同繁榮。西部新媒體方面近年來也有一定成效。如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對2009年第四季度十件“輿情熱點事件”的政府應對、處置能力做出了評估，結論是新疆兵團“最牛團長太太”事件政府應對滿意度最高，新疆網絡輿情能力在不斷地加強。另外，2013年1月10日，新華社新疆分社與中國電信新疆公司在烏魯木齊簽署了《全面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決定進一步拓展合作廣度與深度，推出適合新疆本地終端受眾的新媒體產品，為新疆各行業、各族群眾提供更優質的新聞信息服務，并適應市場發展趨勢，打造符合新華社戰略轉型要求和電信通信技術發展要求的新媒體產業鏈，更好地服務于新疆跨越式發展大局。

三、國內主流媒體信息傳播對于西部媒介生態環境的影響

隨著新媒介的不斷發展，中國媒介出現多樣化、多元化特征，中國的傳媒生態環境也在不斷發生變化。處于中國傳媒生態圈中的西部媒介生態環境必然脫離不了大環境的影響，而大環境對于西部民族關系的建構也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國內主流媒體由于其權威性和公信力，對于西部民族關系的建構更有說服力，因而本文重點討論國內主流媒體對于西部的影響。他們對于西部的信息傳播，不僅關涉國內民眾對于民族關系的認識，更關涉到國際社會對于我國民族關系的了解，關乎到中國的國家形象。國內主流新聞媒體一方面積極、客觀、真實、負責地報道西部地區各類新聞，另一方面也肩負著扶持西部地區媒體積極傳播和建構和諧民族關系的責任。加強西部民族關系報道力度，積極引導國際國內兩個輿論場，在國際國內新形勢下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國內主流媒介一直致力于西部媒介生態環境的打造。早在1990年9月，新華社曾在烏魯木齊召開民族報道座談會。西部地區新疆、西藏、內蒙古、寧夏、廣西等12個分社的負責人及有關記者共25人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就民族報道的指導思想做了深入探討，指出:民族報道要始終抓住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這一基本主題，從穩定和發展這個大局出發，大力宣傳報道各族人民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作出的貢獻，［11］在這個指導思想指引下，西部新聞媒體相互協作，共同致力于以新聞報道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為加強和增進各民族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少數民族和漢人之間的相互了解做出了很多具體、形象和深刻的宣傳報道。西部大開發之初，國內主流媒體主要集中于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宣傳與解讀，圍繞西部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優劣勢著力于經濟和市場的報道，并探討西部大開發的意義。在此階段，盡管媒體較少涉及民族關系類的報道，但對于西部大開發的報道，幫助國內外更清晰地了解西部的歷史、現狀，激發人們開發西部的熱情，積極配合中央開發西部的戰略決策，并為之創造良好的媒體輿論環境。從2000年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至今，國內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對于西部地區的關注從未放松過，主流媒體對于西部地區的重要事件及時作出反應，以排頭兵的形式積極引導區域媒介發展進行了報道。例如:《人民日報》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其權威性和影響力早已深入人心。作者曾以“西藏”“新疆”這兩個具有西部代表性的地區為關鍵詞，對《人民日報》2003年至2012年的稿庫進行檢索，數據顯示出:以2009年為轉折點，對于“西藏”的報道，2009年之前平均每年在600條左右，之后平均每年在800條左右;對“新疆”的報道，2009年之前平均每年在800條左右，而之后則上升到1200條上下。就《人民日報》一家主流媒體而言，對于西部這兩個地區的報道量和近年來報道的上升趨勢，足以顯示出主流媒體對于西部地區的重視。國內媒介生態環境與西部媒介生態相對于競爭關系，更是一種互補的關系，并在一定程度上為西部區域媒介的發展指明方向。我國主流媒體與西部地區媒體在西部和諧民族關系的建構上力圖實現合力，在區域和全域形成“鏡像”并反作用于現實的民族關系，進一步促進了各民族團結、合作和共同繁榮，鞏固了我國和諧社會的新型民族關系。

四、西部媒介生態環境在民族關系構建上的建議

西部地區媒介在民族關系構建上存在著較大的難度。因為，同樣的社會沖突和矛盾，只要放在西部的環境中，就會被賦予特殊的意義。加之民族關系類突發事件本身具有敏感性、涉外性，多種問題交織的復雜性、連帶性更增加了問題的處理的難度。西部媒介生態環境對于民族之間平等、團結、互助氛圍營造總體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仍存在著一些問題亟待優化，總體上來說，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加強媒介生態外部環境的正能量影響。從媒介外部生態環境最主要的三個要素:政治、經濟、文化入手，發揮外部生態環境積極的影響，尤其不能忽視精神文化的重要性。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解決文化認同問題是做好新時期民族工作的關鍵，要把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作為戰略任務來抓。因此，國家應加強西部地區政治的引導，加大對西部地區的經濟投入，并充分挖掘地區文化資源，為西部媒介營造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厚實的經濟環境和富有特色的文化環境，改變西部媒介生態環境中不利的一面。二是合理進行媒介資源配置。盡管近幾年來，西部地區在全國媒介生態大環境的影響下，不斷發展新媒介，整合各種媒介資源，但由于地理位置閉塞，經濟不發達等原因，媒介技術的發展始終落后于中東部地區，形成傳統媒體獨大局面。媒介資源配置不合理和媒介種類分布不均造成了媒介生態結構的失衡。加之西部不同的少數民族在地域、語言、文化、觸媒習慣等方面都存在差異，造成了不同的心理素質和行為方式，受媒體影響程度也各不相同。這使得西部媒介對于民族關系的構建并未達到十分理想的水平。在這方面，還應加大政府的宏觀調控力度，加強對西部地區尤其是偏遠農村地區的媒介投資和建設，均衡媒介資源。三是縮短媒介對于市場的適應期。西部大開發帶來市場經濟的開放，而西部媒介習慣于計劃經濟時代的生存方式，對于市場缺乏一定的認知度，反映在市場體制下就是對社會輿論問題的預測引導缺乏深刻的體會與認識，缺乏必要的經驗，很難形成對民族關系的指導和對社會輿論的引導意識。西部媒介應調整思路，盡快適應市場開放與競爭，建立合理的媒介運營機制，在市場中進行有序競爭與合作，積極優化媒介生態環境。四是拓寬視野放眼于國內國際大環境。由于地域和文化優勢，西部媒介在對于構建民族關系在西部本地區的鏡像上，有突出的貢獻，在加強愛國主義、民族團結和民族凝聚力方面的傳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對于塑造民族關系在國內國際的鏡像上力量很弱，無法與國內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和輻射面相比。國內主流新聞媒體一方面積極、客觀、真實、負責地報道西部地區各類新聞，另一方面也肩負著扶持西部地區媒體積極傳播和建構和諧民族關系的責任。國內媒介生態環境對于西部民族關系的構建，不僅關涉國內民眾對于民族關系的認識，更關涉到國際社會對于我國民族關系的了解，關乎到中國的國家形象。西部媒介應積極學習和配合國內媒介生態大環境，在民族關系問題上積極引導國際國內兩個輿論場，這在現在的新形勢下顯得尤為重要。五是進一步加強西部媒介自律。從媒介生態內部環境來看，重點還在于媒介自身的素養與品格。就媒介從業人員來說，應進一步提高其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和職業修養。有些媒體從業人員因文化素養不高，欠缺對宗教、民俗民風應有的了解，導致報道中違反禁忌出現失誤，嚴重的甚至自身成為引發公共事件的源頭。最為典型的是1989年《性風俗》事件和1993年《腦筋急轉彎》事件。兩起公共事件的起因都是媒體出版物中涉及侮辱少數民族、傷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內容，從而在西北穆斯林聚居區甚至全國引發了穆斯林群眾較大規模的抗議風波，對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和經濟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同時，媒介從業人員的業務能力也不能忽視。部分西部媒體報道的關注度集中在熱點、新奇等方面，呈現出來的報道多屬于表象、膚淺、散亂類型，系統性、連續性、深度挖掘的報道較少，有待于進一步加強。媒介從業人員應正確認識我國民族關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團結的光明面，自覺維護國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團結大局。

作者：殷瑜 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新聞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