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保護中的社會排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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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學報》2016年第一期

摘要：

隨著近年來中國社會保護的大幅擴張，針對城市貧民的社會保護政策（城市低保政策為典型）是否有效緩解受助者的貧困和社會排斥的問題開始受到關注。研究發現：中國現行的福利供給模型與美國學者蘇黛瑞提出“基于回應的援助”模式非常類似，是典型的消極回應而非積極賦權型的福利供給模式。中國城市低保政策是為了緩解當年下崗潮帶來的嚴峻社會壓力和安撫下崗職工的情緒而設立的，其目的是維持社會穩定和政黨政權的合法性。這種救濟而非賦權的福利模式注定了政府對待城市貧民以有限物質救助為主，具有強烈的維生型特征，較少關注城市貧民的權利，政策執行時考慮更多的是管理便利而非受助者的感受和需求。現有針對城市貧民的社會保護雖然一定程度緩解受助者的收入貧困和物質剝奪，但社會保護政策中蘊含福利污名和福利負激勵因子，助長了他們在勞動力市場、社會關系以及主觀層面的社會排斥。原本促進社會融合的社會保護政策在實際運行中引發或加劇了社會排斥，導致了福利悖論的產生。

關鍵詞：

城市貧民；社會保護；福利政策；社會排斥

一、研究緣起

1949年建國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政府在城市社會保障領域中的角色歷經三次大轉型和變遷。第一階段：1949年到1978年，政府全包全攬時期。政府在城市施行“單位制”即“鐵飯碗”的終身就業制度，為城鎮居民提供幾乎全方位的庇護，抵御了失業、疾病及養老等多重風險。第二階段：1978年到2002年，政府在社會保障領域經歷了一個逐步縮小和退出的過程（徐月賓、張秀蘭，2005：88），導致“有增長無發展”嚴重的社會失衡現象。轟轟烈烈的市場經濟改革逐漸侵襲并瓦解原本由“單位制”構筑的堅固保障網。中國政府致力于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效率，忽略了在公共衛生、醫療保障的投入和對社會低收入人群的保障，忽視了社會公平和正義責任。第三階段：2002年至今，政府重新回歸社會保障領域。20世紀90年代末，社會問題已變得觸目驚心，社會風險越來越多。大規模下崗失業、就學難、就醫難、各類事故頻發，讓千千萬萬的人痛感經濟與社會安全的缺乏（王紹光，2008：132）。在此背景下，保護性的反向運動應運而生，政府正在改變過去忽視社會福利功能的傾向，試圖把“國家帶回”社會福利領域①。中國社會保護力度近年來大大加強，已經改變了過去“低福利”、“零福利”甚至“負福利”狀態，向“福利國家”邁進（王紹光，2013：71）。政府對城市貧民等社會底層的社會保障越來越重視，通過出臺多項針對性的社會救助政策，不斷加大社會保護的投入，逐步為城市貧民構筑多重福利安全網。

歐美國家的社會保護政策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大蕭條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隨著西方社會經歷五六十年代經濟高度繁榮和飛速發展，西方國家的社會福利大幅擴張，社會福利空前優厚。然而進入到80年以后，隨著石油危機和經濟的緊縮，有關福利的政策實踐和理論均引起了巨大爭論。到90年代尤其是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福利被普遍認為是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包袱，屢遭詬病。福利擴張與膨脹引發了福利國家危機，西方的高福利已成為國家財政的巨大包袱。美國自里根時起實施了福利緊縮政策，一直到克林頓時期“終結我們所知道的福利制度”（楊立雄，2012：19）。英國撒切爾政府自20世紀80年代起同樣對社會福利開支進行大幅消減，主張私有化。一邊是西方發達國家對福利危機進行反思，開始消減福利預算，認為福利政策不僅不能消除貧困和社會排斥，反而有可能加劇貧困和社會排斥；一邊是中國社會保護投入的飛速增加和大幅擴張。在社會保護經歷近20年發展后的今天，中國現有的社會保護福利政策運行效果如何，是否有效緩解了城市貧民的貧困與社會排斥呢？歐美發達國家的“去福利國家”化對于福利水平尚落后的中國同樣具有深刻的警醒意義。研究中國現有社會保護政策，一方面能對實施多年的社會保護政策進行評估，總結現有的社會保護政策取得的成果，同時反思是否存在西方福利國家的通病及不足；另一方面也是為完善現有的社會保護政策提供思路，思考中國“福利國家該向何處去”的問題。

二、文獻回顧

（一）社會保護與社會排斥的關系1974年，法國學者勒內•勒努瓦（RenéLenior）首次使用“社會排斥”這一概念說明被排斥在正式就業崗位和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特定社會邊緣群體的“被排斥”狀態（熊光清，2008：14）。后來，社會排斥與公民權聯系在一起，指“社會、政治和公民權利的否決，或者個體不能參與基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功能”（丁開杰，2009：36）。社會排斥具有多維性、動態性、能動性、關系性等多種特性。多維性是指窮人除了在收入和物質層面，在勞動力市場、社會服務和社會關系等方面遭遇到排斥外，還遭受著精神和符號層面的主觀排斥（周林剛，2004：60）。動態性涉及被排斥的過程。能動性是指被明確的制度、機構所排斥。關于社會保護與社會排斥的關系在學術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社會保護政策可以消減社會排斥。社會保護政策是被用來概括各種形式的國家干預政策，這些政策旨在保護個人免受市場不測造成的種種后果的危害（尚曉援，2007：8）。這一點與福利國家理念很吻合，福利國家的重要任務就是去商品化，強調通過社會政策去干預市場帶來的不平等。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社會保護政策制造或加劇了貧困與社會排斥，關注社會保護政策導致社會排斥的機制和過程，集中探討的福利污名和福利負激勵問題。福利污名（WelfareStigma）是指受助者接受福利時遭遇的污名和被排斥的過程。蒂特馬斯很早就指出“采取目標定位策略的福利政策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恥辱感問題”（Titmuss，1968：142）。洪大用研究發現低保對象的標簽效用可以算是污名化的一種，受益對象在享受低保待遇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甚至犧牲個人和家庭的尊嚴和隱私（洪大用，2005：19）。祝建華、林閩鋼也指出城市低保對救助對象的識別采用選擇性的原則，在申請時進行資格審核的工作程序，產生了生存權對“尊嚴”的擠出現象（祝建華、林閩鋼，2010：203）。福利負激勵是指社會福利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產生了其沒有預計的負功能。在美國，新保守主義認為自由主義社會保護政策的推行加劇而不是緩解了聚居區特有的文化傾向和內城區的社會斷裂。“偉大社會”和其它社會福利計劃不僅沒能改變底層貧民的生活狀況，反而使人變得更具依賴性，助長了無業狀態，還導致非婚生育和女性戶主家庭增多（威爾遜，2007：23）。在《真正的窮人內城區、底層階級和公共政策》一書中，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梳理查爾斯•默里（CharlesMurray）的觀點時發現默里大力鼓吹聯邦計劃對窮人大為損害，認為社會政策的變動改變了決定人類行為的獎懲機制，社會福利政策非但沒能減輕了貧困，反而加劇了貧困，應該給與終止（威爾遜，2007：24）。國內學者研究發現城市低保政策對受助者的勞動積極性產生了明顯的負影響。“等額補差”式的救助方式導致受助者就業不積極，附帶的福利補貼對工作的抵消更大（黃晨熹，2007：149；李迎生、肖一帆，2007：122）。彭宅文發現低保福利帶來了“中國式福利依賴”，削弱了對低保對象正規就業的勞動激勵，他們更傾向于隱形就業（彭宅文，2009：172）。馬居里、趙淑蘭認為低保救助實踐產生了負激勵效應，造成低保對象“進來容易，出去難”現象（馬居里、趙淑蘭，2006：44）。根據北京市民政局2003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在沒有工作的低保對象中，46．6％人沒有再就業的意愿，有建構相對穩定的貧困文化趨向（洪大用，2005：20）。韓琳甚至發現更嚴重的福利依賴，低保家庭的年輕人寧愿在家里“啃老”也不愿出去工作（韓琳，2006：31－35）。

（二）中國社會保護福利模型與社會排斥關系文獻回顧發現社會保護政策通過福利污名和福利負激勵有導致社會排斥的風險。但以往研究沒有回答不同的社會保護模型對城市貧民社會排斥的影響是否不同的問題，是否存在某種社會保護福利政策模式比其它模式更容易導致社會排斥的風險呢？這就需要了解中國近年發展的社會保護福利模式到底是什么樣的福利體制的問題。福利體制或福利模式概念最早由丹麥學者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在其1990年出版的《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①中提出。艾斯平—安德森從國家、市場、家庭（或社會）三者在提供福利的責任和以去商品化程度將福利制度劃分為自由主義福利體制、保守主義福利體制以及社會民主主義福利模式三種形式（鄭秉文，2005：33－35）。按照劃分，有部分學者將中國的福利政策模型歸于自由主義（“剩余型”）的福利模型，認為國家和政府是在市場和家庭在福利供給不足的情況下才發揮作用，是消極福利而非積極福利。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模式劃分能夠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國家宏觀層面社會整合的程度。一般來說，社會民主主義福利的整合程度大于保守主義福利體制，而保守主義福利體制又大于自由主義福利體制。但是這種劃分模式不能反映不同福利供給模型對微觀層面的個人社會整合的影響。美國學者蘇黛瑞提出了用觀念性原因來解釋社會政策的創立，根據福利項目中關于福利如何付費、如何對待窮人以及如何選擇和對待受益人等核心問題劃分三種不同的救濟模式：基于權利的援助、回應性的援助和改造／清理的援助（蘇黛瑞、周鳳華，2013：6－15）。第一種基于權利的援助，其邏輯是所有人都享有對生存、生活、社會保護和安全的權利，而且這些是應得的權利，平等、正義、公平是其追尋的價值所在。這種模式的社會政策以人為目標，人的生存和發展本身是目的而非手段。第二種回應性的援助是指為了回應民眾聲音需要而實施的援助項目，這種模式是一種外壓式的被迫回應性，目的是通過福利手段來緩解社會張力，滿足公眾需求或者安撫對現狀不滿的民眾。這種模式的最終受益者是政治家們，是為了滿足政治精英和政治家的利益需要。第三種改造／清理的援助，這種模式將窮人本身具有某些不愉快或者與社會及其目標不相適應的特征，需要從公共領域清理出去。采取的方式要么是改造或重塑窮人要么是監視、管制或約束窮人。改造或重塑窮人是為讓接受援助的人得到教導或培養，從而將他們整合到國家中去，為國家做貢獻；管制或監視窮人它需要增進的是整個集體的利益，這一整體思路背后隱含的家長式目的，無論是出于善心還是為了打擊或虐待窮人，常常被發現給與窮人更多的責難而不是照顧（蘇黛瑞、周鳳華，2013：8）。按照蘇黛瑞的劃分，三種不同的福利供給模式對福利接受者的影響不同：基于權利的援助受惠的是真正的貧困者，是為了保護受助者的基本權利；基于回應的援助獲益的是政客、政黨等，援助和補償受助者只是一種手段；基于改造／清理的援助希望通過重塑或徹底將受助者予以改造和清除，從而使整個國家系統受益。不同福利供給模型對城市貧民個體的社會融合和社會排斥的影響不一樣（見圖1）。中國現今的福利供給模型與蘇黛瑞的“基于回應的援助”模型非常類似，是一種消極被動回應而非積極主動賦權型的福利供給模式。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發展邏輯是經濟發展水平的一種被動發應，是一種被動的基于必要性的福利國家（岳經綸，2014：2）。城市低保政策的創立和發展回應的是政府維護社會穩定與鞏固其合法性的需要，而不是城市新貧困群體的社會權利訴求①，其目的是追求社會福利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融合，而不是微觀層面上個人社會行動者之間以及個人行動者與社會系統之間的融合（曾群，2006：3－4）。最終的目的是維護政黨權力合法性和政權的穩定，滿足城市貧民的個人福利需求只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這種救濟而非賦權型的福利政策模型在實際運行過多地偏向社會保障制度的經濟面、財務面和功能性，而忽略其發展需求，表現出強烈的維生型救助特征（陳水生，2014：64）。

三、研究發現

本文選取中國社會保護的典型政策城市低保政策為切入口，以廣州市城市低保戶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施行近20年的城市低保政策對受助者帶來的影響。本研究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城市低保戶在社會保護福利政策的庇護下是否還遭遇社會排斥？其遭受社會保護或社會排斥的機制和過程如何？在資料收集上，以質性訪談為主，同時輔以觀察法和文獻法。訪談前，研究者大量搜集國內關于城市低保的相關政策和文獻資料，重點關注廣州市低保政策、保障性住房政策等相關社會保護政策的詳細內容，并對其進行了文獻分析。在此基礎上，研究者于2011年8月、2014年7月至9月和2015年1月至2月三個時間段里，先后多次進入廣州市城市低保家庭進行訪談，共直接訪談城市低保家庭29戶，間接訪談6戶，并對其中5戶低保家庭進行了回訪。還訪問了政府民政部門、住房保障辦、街道居委低保經辦人以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等9位辦事人員。在訪談過程研究者還通過觀察日志的形式及時記錄了低保家庭的家庭狀況、社區氛圍以及周邊公共服務的配套情況。

（一）福利救濟消減收入不足與物質剝奪近年來中國政府逐步加大了城市反貧困力度，密集出臺各種社會救助政策，提倡通過“配套措施”和“分類施保”逐步完善低保政策本身，逐步構建了以城市低保政策為主體，以教育救助、醫療救助、住房救助為補充，輔以各種優惠政策和臨時救助的綜合性救助體系。以廣州市為例，城市低保戶不僅獲得“低保金”補貼，還包括義務教育救助、醫療費用減免、公有住房優惠、水電煤氣補助、購物卡補貼等30余項疊加福利。廣州市海珠區SY街道負責低保的Y科長就指出“低保不僅是480元（2011年）這么簡單，它是全方位的。”現在國家除了低保金這一塊，還有經濟適應房、住房補貼、助養、助困、助學、醫療等補助，還有一些節假日補貼、物價上漲補貼，經常性地還會有一些慈善基金，接受個人和企業捐贈，如婦聯、共青團等組織也會在我們這邊拿資料對一些特殊困難的進行資助。現在的政府政策是越來越好，保障全面多了（訪談記錄：SYJDY20110815）②。“低保證”含金量高，還意味著它是通往其它社會保護和多項福利優惠的萬能鑰匙，有了它，城市貧民從物質到心理上都有了“著落”，維持了基本的生存需要。真的很感激政府，之前自己那幾平米的房子真的太小了，多虧了政府，如果不是，我們一輩子都不可能住進這樣的房子里（訪談記錄：FH20140725）。國家還行，讓我們勉強能過，不至于說讓你活不下去（訪談記錄：QH201407301）。打個比方，如果你住上公租房，政府把住房的問題給解決了，那你每個月只要付水電費房租幾十塊錢，其他亂七八糟的，有低保金還有糧油補貼其實也是勉強過得了，不至于絕望。反正有低保，又有大病保險，也不用操心保險的，全部都不用操心了。像我女兒去年住了一次院，也基本上報銷的一干二凈了，自己只需要出點生活費（訪談記錄：SCN20140807）。城市低保、疊加福利①等政策讓城市低保戶的生活有了起碼的保障，政府為他們構筑了堅實的安全網，看病難、上學難以及住房難的現象有了明顯緩解。有限低層次的福利救濟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緩解他們的生存壓力，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生存處境。

（二）福利污名助長社會關系排斥政府為了確保社會保護政策能幫助到真正需要的人，在申請要求和管理上了設置了許多要求，有些嚴苛的條件忽視了窮人權利，傷害城市低保戶的自尊，存在明顯的“污名化”傾向。污名是社會對某些個體或群體的貶低性、侮辱性的標簽，被貼上標簽者由此產生羞愧、恥辱乃至犯罪感，并導致了社會對他們的不公正待遇。社會排斥即是社會對被貼上污名標簽的人所采取貶低、疏遠和敵視等態度和行為，是污名化的結果。污名化包括“身份”污名和“程序”污名兩種。前者是指選擇性救助中的“身份”認定本身就伴隨著恥辱感；后者是指在接受救濟時遭遇的繁復程序以及工作人員的無禮對待等。實踐中低保申請過程的公示和領取低保期間需要參加義務勞動都使得城市低保戶的身份處于“全景式”敞開狀態。低保“身份”讓不少城市低保戶在人際關系上經受著嚴重的歧視和排斥，現住在FH花園公租房中的植女士，說起她在CG街遭遇鄰居和菜販子排擠的情形：那些鄰居知道我們拿低保后，都看不起我們的。就連菜販子都嫌棄我沒錢。我去買肉時那些肉販子就趕我走，罵我“又挑剔又沒錢，快點走不要擋著”。住在那里20多年，有什么料大家都知根知底，自從有病之后，大家就更當我瘟神一樣，見我就躲開。整條街整棟樓的人都排擠我們，還有一點就是我們一家三口個子都矮，就更歧視我們（訪談記錄：XX201408041）。“低保”的標簽效應和污名化對低保家庭的青少年影響尤其大。譚先生反映，他上初中的女兒在學校組織活動時會被老師當著全班的同學點名說特困的可少交錢，或者干脆叫她不要參加一些集體活動，這導致她女兒平時很少與同學來往。譚先生說現在的小孩都分圈的，富人家的孩子一起玩，窮人家的孩子只能靠邊站，因為玩不到一塊去。現就讀大學一年級的郭同學回憶起高中時“宏志生”身份被暴露后，她的生活發生很大的變化，遭受同學的質疑，被認為是“異類”，直至被宿舍同學隔離的過程。在我國，程序污名存在于城市低保政策中的“張榜公布”和“鄰里監督”等家計調查程序中以及遭受工作人員的無禮對待等。城市貧民如想申請城市低保和公租房，這兩項政策都有明文規定，需要對申請者的個人信息進行多次公示，并且歡迎群眾監督。這種“張榜公布”的方式容易讓申請者有一種“被貼大字報”和“做了什么見不得人的事”（訪談記錄：JSZ20150130）的尷尬和無奈，而“鄰里監督”則賦予其他人的城市低保監控權，讓低保戶處于道德不利位置。他們為了生存，只能不斷降低自尊來換取物質上的利益。自尊的缺乏反過來影響了他們人際交往中的自信，自卑讓他們逐漸跟外界隔絕，人際關系紐帶進一步中斷甚至完全脫節。

（三）福利負激勵助長勞動力市場排斥社會保護福利政策不僅不能減貧，還有可能引發“負激勵”，尤其是對就業激勵帶來很強的負作用。城市低保政策在實際運行中正在“制造”一個長期的低收入群體，這主要源于城市低保政策中的“差額救濟”原則以及附加其上的“疊加福利”政策的雙重作用。1．差額救濟與疊加福利雙重作用現行城市低保政策對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線的城市家庭采取差額救濟方式。低保家庭的最終收入＝低保標準＊家庭人口數。而低保家庭實際領取的低保金＝低保標準＊家庭人口數—人均實際收入＊家庭人口數，也就是說，這個家庭的人均實際收入越高，其實際領取的低保金越少，反之收入越少，甚至為零的話，實際領取的低保金也就越多。工作替代率通常被用來衡量救助制度對就業的激勵程度，是指救助標準與救助對象參與工作后可能收入之間的比率，工作替代率越高，表明就業推動力越；反之，就業推動力越高（黃晨熹，2007：145）。歐洲七國曾有過類似的研究，當工作替代率達到80％，失業者尋找工作的積極性將大大降低（慈勤英、王卓琪，2006：136）。現行中國城市低保政策的這種差額補貼的政策導致對工作替代率是100％，就是說一個家庭收入在低保線內每增加一元，其保障補貼的金額就會減少一元，嚴重削弱了受助者的就業激勵。劉阿姨的先生因身體殘疾一直吃低保，劉阿姨則靠居家養老賺點錢，而劉阿姨的工資收入使得其家庭人均收入剛好超過低保標準線。當時做居家養老是政府給錢的，有工資單，880元，超了低保標準線20元。然后他的（劉阿姨先生的低保）就給停了，停了三個月。哎呀，我干脆不做了。我一天煮三餐飯，還要坐車來回，這個路費你看，每天來回都要八塊，工資減去路費到頭來拿的還沒有低保多。政府可不管這些，那我干脆就不工作了（訪談記錄：JD201408202）。劉阿姨說政府分明是不想讓人好好找工作，她始終不明白為什么她自食其力，辛辛苦苦出去工作，到頭來倒讓自己先生的低保給停了。事實上，訪談時筆者發現這種硬性的補差方式讓不少具有勞動能力的受助者主動放棄了工作，或者為了規避喪失低保的風險而轉向隱形就業，瞞報自己的實際收入。調研中還發現，即使低保補差金額比參加工作實際獲得的現金收入少幾百塊錢，一些社會救助者還是會緊抓低保不放，而選擇不工作。這是因為低保身份不僅能獲得微薄的低保金，更重要的是能帶來豐厚的隱性福利，現有很多優惠政策和臨時社會救助都與“低保證”相掛鉤。2．福利依賴：貧二代主動放棄就業福利依賴是指受助者一旦享受低保后，容易產生依賴心理，從而促使受助者一而再再而三申請低保，寧愿長期依賴福利生活而不愿通過自己努力去就業和融入社會。福利依賴讓人們逐漸習慣于低保生活，并形成了相應的思維習慣，而這種福利依賴甚至還可以通過代際傳遞影響到了下一代。朱先生一家四口（朱先生、朱太太、其岳母和女兒）從2002年開始拿低保，長達12年。朱小姐今年22歲。2012年大專輟學后就從未工作過。筆者詢問朱先生及太太，為什么不考慮讓女兒出去工作？他們回答說朱小姐個子矮，很難找工作。朱太太說：“別人給她介紹工作，她又不愿意干，于是就一直這樣拖著。她自己不爭氣，讀了二年（大專），就中途輟學了，文憑沒拿到，現在就是初中文化。幫她找工作，她又不愿意，她自己找，又碰釘，也不跟我們交流。唉，講文化又沒文化，個子還矮過我（朱小姐身高目測不足150cm），不好找工作。跟居委也說過，居委答應幫忙，說要等，后來也沒消息，那就是沒有合適的。她就一直在家呆著，平時最多的就是睡覺，睡到沒譜，朋友有一些吧，都是跟些小學同學一起玩”（訪談記錄：FH20140725）。事實上筆者跟朱小姐見面聊天時，發現她思路清晰，伶牙俐齒，完全有能力可以找到一份養活自己的工作。所以回訪時再次見到朱先生和其太太時，就追問其女兒沒有找工作的真正原因。訪談者：其實您女兒挺不錯，應該可以找到一個不錯的工作。朱先生：她很叛逆，都不怎么跟我們溝通的，她的事我們管不了。訪談者：會不會有擔心她找到工作后超過低保標準，會影響你們全家拿低保？朱太太：是的，四個人只要一個人超出了標準，那么四個人都沒有低保了。訪談者：就是說如果找到一個2000多塊的工作，還不如低保拿的多，就干脆不工作了？朱太太：這個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我們還是希望她去找工作。這么年輕，怎么可以不做事情，哎，浪費了大好青春（訪談記錄：FH201407282）。筆者的詢問沒有得到正面回答，但在幾次的接觸中，發現朱小姐根本沒有去找工作的壓力或者可以說她是不敢選擇就業。他們現在一家每月低保收入有差不多2500塊，還可以擁有兩套房（FH花園40平米的公租房和在海珠區CG街一間30平米的自有房），平時爸媽的醫療費有報銷，大病有救助，還有糧油補貼等等福利。而如果朱小姐出去找工作，按照他父母反映和筆者了解的情況，要想找到工資待遇好的工作可能性不大，只能是那種二三千塊的普通工作，而這個工資收入一旦超過低保標準，會使全家人喪失“低保”資格。沒有了低保身份，附加在“低保證”上的其它福利將會一并取消，家人的醫療補助將被取消，公租房將被收回，還包括捆綁在“低保證”上各種隱性福利。這就意味微薄的工資還不足抵償失去低保的損失，反而會讓這個家淪到更加悲慘的境地。從這個層面說，朱小姐選擇不就業符合正常理性人的抉擇，或者可以說她根本不敢冒著找一個低微工作而導致全家人喪失低保庇護的風險。如果她找的工作工資不超低保標準，按照低保政策中現行的差額補全方式，她家獲得的實際收益跟與純粹吃低保一模一樣。從經濟上來說，工作于她沒有任何意義，她還不如天天在家睡大覺，平時跟一班朋友游手好閑。朱小姐年紀輕輕就沒能進入正常的勞動力市場，無疑會與主流社會脫節，短期上會延緩她的婚育和人生轉型，隨著年紀增長，她將會被社會隔絕得更厲害，很有可能繼續賴在低保中過一輩子。因為，勞動力市場排斥是社會排斥最重要的維度之一，而失業通常被認為是導致個體社會關系紐帶中斷的最重要因素。像朱小姐這樣的“貧二代”很有可能在人生發展和機會選擇上長期遭受社會排斥。

四、總結

一般來說，社會救助通常包含兩大目標：一是為貧困群體提供物質援助，二是消除對貧困群體的社會排斥（張浩淼，2014：163）。現行針對城市貧民的社會保護政策在第一個目標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惠及所有城市低保戶，實現了應保盡保，保障了城市低保戶們的基本生活。而第二個目標還遠未實現，甚至出現了福利悖論現象：原本緩解或制約城市貧民社會排斥的社會保護福利政策在實際運行中卻因福利污名和福利負激勵導致或加劇了社會排斥，在解決問題的同時產生了更大的問題。中國針對城市貧民的福利模型與美國學者蘇黛瑞提出的“基于回應的援助”救濟模式非常類似，是典型的消極回應而非積極主動賦權型的福利供給模式。這種救濟而非賦權型的社會保護政策模式注定了政府在對待城市窮人問題上，以有限的物質救助為主，具有強烈的維生型特征，較少關注城市貧民的權利，在政策執行時考慮更多的是管理的便利而非受助者本身的感受和需求。然而，“人不只是要活著，要有‘基本生活費’、最低食物卡路里標準；他還要活好，活出尊嚴”（瓦格爾，2003：157），活得有機會和希望。外在物質的相對匱乏、社會關系紐帶的中斷、主觀上的挫敗感和內在自信的缺乏等都使得城市低保戶們喪失利用機會的能力，他們遭遇的不僅僅是天生的不利，結果的悲慘，更可怕的是喪失了發展的機會和被剝奪參與的資格，在機會上被長期排斥在外。因此中國社會保護政策不能就經濟而經濟去解決問題，還應該意識到貧困和社會排斥的根源是權利的喪失。物質資源對窮人固然重要，但卻不是唯一要素，公民權利、尊嚴與地位等精神需求更加不能忽視。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都應該意識到消除貧困的根本途徑在于“賦權”，通過賦予貧困者利益表達和實現自身權利的途徑，改善政府等公共機構對城市貧民的責任心和回應性，促使城市貧民獲得與其他社會公民一樣的生存發展機會和資源。中國的社會保護范式應該從救濟向賦權型福利模式轉變，改變過去只注重物質救濟到強調對城市貧民重新賦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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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錦花 單位：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