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文化的生態功能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淺談文化的生態功能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文化即人化,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文化。它是人類意識形態、能力意志和認知水平的集中體現。文化的生態功能是指文化對人類生存環境在時間、空間等方面所產生的促進作用。它既客觀反映了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一種狀態、選擇與適應,又準確評價了人類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對自然資源與環境的認知水平、支配能力與表達方式。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文化總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以其特殊的傳承途徑和表達方式,影響并改變人類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制度約定和行為規范,產生強大的保護資源環境與生態服務功能。這既是人類反思自身行為、滿足生存需求的本能覺醒,也是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文化回歸。

[關鍵詞]文化;生態功能;科學發展;生態文明文化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人的意識形態、能力意志和認知水平的集中體現。文化作為人類特有的現象,其發生、發展總是同人與自然的關系和社會文明進程相聯系,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以其特殊的傳承路徑和表達方式,影響并改變人類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制度約定和行為規范,顯示其強大的保護資源環境與生態服務功能。

一、文化的生態學解讀

從生態學的角度看,文化是指人類對生存環境的社會生態適應。作為自然的人,應置自身與一切生物以平等的地位,在遵從自然法則和不危及其他生物前提下,實現人與自然的生態適應;作為社會的人,應承擔保護資源環境的責任,以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在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同時,實現人與環境的社會適應。在古今中外諸多關于文化的經典解讀中,我們能感悟人與自然、文化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真知灼見。文化即人化,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的統一體。“人化冶是以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以“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冶和“人化自然冶的命題作為立論基礎提出的一個文化概念。它表征著人的本質,體現著人的智慧和力量。人通過勞動創造了文化,文化的實現使勞動者成為人。勞動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過程,也是使自然界失去對于人的異在而成為人的自然的過程,人“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冶,“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對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冶[1]。通過勞動,人不僅再生產出自身的自然,而且再生產出外在的自然。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歷史地統一于人的生產實踐過程之中。這就是人類的文化。用馬克思主義文化觀考證人類文化與自然生態的相互關系,我們不難得出三點基本認識:其一,人是勞動的產物,文化也是勞動的產物。人通過勞動創造文化,反之,文化也通過勞動創造人。勞動是人和文化相聯系的中介,是人和文化形成、發展的共同根基。其二,人的自然化不是把人“化冶到自然中去,重新回到茹毛飲血、構木為巢的原始生活,也不是在自然面前無所作為,而是人保持對自然的尊重和謙遜態度,把自然作為自己的感情歸屬與精神家園。同樣,自然的人化不是把自然“化冶到不成其為自然,也不是按人的意志隨意地改造(破壞)自然,而是有節制、有限度的開發利用和保護自然———人類賴以生存的材料庫、能源庫和食品庫,實現可持續發展。其三,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達到“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冶[1]的崇高境界。這既是客觀存在的普遍規律和永無止境的文化現象,又是人類社會發展共同面臨的永恒主題和不懈追求的終極目標。文化由人類的行為模式構成。

美國文化學家克羅伯和克拉克洪在對西方學者自1871年至1951年期間關于文化的160多種定義作了比較與評析之后,給文化下了一個綜合定義:“文化由外顯的和內隱的行為模式構成;這種行為模式通過象征符號而獲致和傳遞;文化代表了人類群體的顯著成就,包括他們在人造器物中的體現;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傳統的(即歷史的獲得和選擇的)觀念,尤其是他們所帶來的價值;文化體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活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則是進一步活動的決定因素冶[2]。這一文化的綜合定義之所以得到現代東西方學界的廣泛認可,其經典之處在于其把行為模式(無論是外顯的生產與生活方式、還是內隱的思維與意識形態)、符號傳承(語言文字以及知識習俗的獲取與傳遞)、人造器物、價值觀念和對人類活動的影響等五層含義聯系在一起,不僅揭示了文化的本質內涵,而且闡明了文化核心價值觀通過影響和改變人的行為模式,進而顯示其改善自然界生物生存狀態的功能。文明以止,化成天下。在中國經典歷史文獻記載中,最早出現文化一詞的莫過于《易經》中:“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冶(《易經》)。這里的天文是指天道自然;人文是指社會人倫。故而,上觀天宇日月循環,晝夜四時交替之變化,可知曉這一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下察社會人倫秩序,以明行為合乎文明禮儀,行為有所節制,循規蹈矩,可教化天下百姓之言行。文化的本意正在于“以人文而化成天下冶。通過以上三種對“文化冶人性化、人道化和社會化的解讀,不難看出,研究文化的生態功能應從其本源入手,沿著“人與人冶、“人與自然冶這兩條主線展開與延伸。“人與人冶的關系則構成家庭與社會,構成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制度、生產關系、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人與自然冶的關系則反映人對自然的依賴程度、認知水平和節制調控能力。人在生產勞動實踐中的知識積累與財富積累的多少,創造能力的強弱和認知(生產力)水平的高低,決定著人的生存狀態,進而影響資源與環境的消長。兩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廢。只注重一面,而忽略另一面,都是對文化認識的偏差和缺失。

二、文化的生態功能的內涵與特征

文化作為人類社會特有的歷史現象,其本身并不具備如森林、海洋、濕地、沙漠等自然生態系統那樣直接的生態功能。文化的生態功能是通過影響和改變人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道德準則和行為方式等,達到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改善生態、珍愛自然的目的。文化的生態功能是指人類的各種文化現象在改善包括人自身在內的所有生物生存狀態中,特別是在改變思維方式、發展方式和社會生活方式中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它既客觀反映了人與自然相互依存關系的一種狀態、選擇與適應,又準確評價了人類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對自然生態與資源環境的認知水平、支配能力與表達方式。文化的多元性、多維性和多樣性決定了文化的生態功能的主要特征。結構的多元性。所謂多元是指文化觀念結構復雜性。文化觀念是人類在長期社會實踐中形成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道德準則和行為方式的復合體。實踐證明,盡管地域、民族、宗教信仰與傳統習俗等文化背景及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存在差異,但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卻表現出驚人的趨同性和一致性。層面的多維性。所謂多維是指文化時空尺度的差異性,即文化從不同的時間、空間,不同的廣度、深度,不同的方位、視角,對一切影響生存環境的因素進行觀察、判斷、取舍與抉擇。這種層面的多維性,客觀體現了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地域與人群所應承擔的生態責任,兼顧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在維護地球生態平衡中的公平正義。表現形式的多樣性。所謂多樣是指文化現象和表現形式在調整人與自然關系上所顯示出的無比影響力、凝聚力和創造力。這種人類在維護共同利益上的認同感和驅動力,甚至可以超越政治、信仰、國界與種族,影響和改變全球發展理念與國際共識、國家戰略取向與基本國策,并滲透到精神、物質、制度、行為等各個層面。

三、文化的生態功能表現形式

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人類總是運用文化的智慧和力量,在對自然的進退取舍中,在對生存與發展的功過是非中,深刻反思,悉心判讀,不斷改變人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調整和改善人與自然關系。這種影響和作用,隨著全球生態問題日益凸現和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程度,通過各種顯形或隱形的路徑,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或大徹大悟,柳暗花明,或潛移暗化,自然似之,彰顯著文化的生態功能。

(一)生生不息的凝聚功能

“生冶“生生冶“生生不息冶“生生之道冶等以“生冶為主旨命題的論述,之所以經久傳承而不衰,在于它不僅深刻揭示了宇宙萬物的普遍規律和本質表征,而且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對“生冶的尊重與頌揚。從百經之首《易經》中關于從“生生之謂易冶(《易經•系辭上》),“天地之大德曰生冶(《易經•系辭下》)的論述,到先秦諸子百家關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冶(《老子》四十二章),“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冶(孔子《論語•陽貨》),“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冶(《莊子•天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冶(《荀子•禮論》)的解讀,再到宋學家朱熹關于“天地以生物為心冶(《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的仁說等等。所有的“生冶,均泛指生命、生物、生存、生產、生活和“生的狀態冶;蘊含生生相續,生生不息,以求達到生生之境;揭示天地自然,世間萬物,人情事世,變化無窮,永無止息之義;倡導崇尚自然,珍愛生命之“大德冶。五千多年來,中華民族正是在“生生不息冶的文化氛圍中,踐行著“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冶(《易經》)的道理,將“生生不息冶的易理文化一以貫之,萬世傳承,并以此凝聚成堅如磐石的民族精神和牢不可破的生命共同體。每當山崩地裂、山洪暴發、冰封雪蓋的危急關頭,中華民族萬眾一心,眾志成城,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大無畏英雄氣概,演繹了人世間大愛無疆、血濃于水的感人畫面,體現了中華民族對生命的無限關愛和尊重。“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冶淤。

(二)厚德載物的激勵功能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冶,其意為天體之運行剛強而勁健,君子應效仿之,奮發圖強而永不止息;大地之氣勢厚實而和順,君子應效仿之,厚積美德而包容萬物。“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冶(《易經》)。先哲們歷來稱“天地冶為“萬物之父母冶。故,斯人當以視天地為父母的感恩之情,明善待自然為生存籃的養育之理;以“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冶之德,詮釋崇尚自然,仁義厚樸之道。中華文化歷來以傳承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的天地精神,作為民族精神價值之源,立國立身之本。通過對天地精神的感恩與崇拜,激勵人們從敬畏自然的神圣感上升到呵護生態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唯有大自然“敦仁厚德冶之大愛,方能容納“承載萬物冶之大度。如今,當人類反思工業文明后短短二百多年中,因謀取巨額財富而不惜瘋狂地掠奪與消耗地球資源,引發氣候變化、資源枯竭、災害頻發、環境污染等諸多生態災難之時,權衡利弊,評說成敗,得之毫厘,失之千里。究其緣由,說到底就是文化的缺失,價值觀的扭曲和倫理道德的泯滅。為彌補給天地父母帶來的滿目瘡痍,為追尋失落已久的人類共同家園,可持續發展作為國際共識與人類智慧,既是對自然的尊重,對責任的擔當,也是對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天地精神的傳承與發展,激勵當代人立言明志,科學發展,鍥而不舍,勵精圖治。

(三)天人合一的教化功能

“天人合一冶構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和核心。它既是一種至高無尚的理想境界,又是一種為人處世的倫理法則,千百年來已成為教化“為人之道冶的哲理與行為準則。古人有天人地“三材之說,人居其中冶;又將道、天、地、人稱之為“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冶。故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五章》)。冶西漢哲學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中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冶。而宋代張載在《正蒙》中則首次提出“天人合一冶這個命題:“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冶張載所言之“天冶,即為人心以外的大千世界或宇宙。宋代以來的“天人合一冶主要指一種個人修養的境界,帶有濃郁的倫理色彩和近乎終極的理想追求,教化百姓至今。“天人合一冶作為先哲的生態智慧與倫理追求,正有形無形地匯聚成一股改善生存狀態、傳播民族大愛、沖破迷茫惆悵、自信自立自強的力量。這種力量,教化人們在身處逆境時懂得珍愛,在遭遇災難時挺起脊梁,在興旺順達時居安思危,在治國興邦時得以效仿。當今社會,幾乎所有人與人、人與自然等諸多利益關系上的問題,均能從“天人合一冶的哲理中受到啟迪,去尋求新的覺醒與回應,進入一種高尚的人生境界與終極追求。

(四)四時教令的約束功能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頒布保護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法令和設立政府專門管理機構的國家。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堯舜時期,就專設了管理山林川澤的機構“虞部冶和山虞、林衡之官職。虞衡制的出現對歷代皇室機構設置影響深遠,直至清末仍被沿用。西周時期由皇家頒布的《伐崇令》規定:“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冶此外,周代還制定了保護自然資源的《野禁》和《四時之禁》。其政令覆蓋之廣、分工之細、律典之嚴令人驚嘆!司馬遷將先秦“月令冶明確為“四時教令冶,《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公史自序第七十》中稱:“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爺。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爺冶(《史記》)。以“四時教令冶為核心的古代生態法典制度,自先秦至明清,授民以時,示民以法,以“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冶和“山林澤梁,以時禁發冶(《荀子•王制》)的教令感化百姓,其文化傳承與法律制度相互融合,延續數千年之久,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法律文明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基本價值取向和文化理念。這種賞罰分明,寬嚴相濟的國家法典,不僅約束和規范人的社會活動與生活行為,而且至今對現代生態立法仍有著深遠的影響和借鑒作用。

(五)“仁民愛物冶的訓誡功能

中國傳統的治國方略歷來注重文治教化,主張“禮法結合冶、“德主刑輔冶、“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冶尤其在認識和處理天人關系上,尤為推崇“天人合德冶、“以德配天冶、“仁民愛物冶、“民胞物與冶、“節用愛物冶,以求“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冶的思想和“取之以時冶、“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冶倫理道德原則,力戒“竭澤而漁冶、“暴殄天物冶的行為,而視“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冶(《孝經》)所有這些,均與當地民間習俗相融合,形成“民議官許冶或“民議民定冶的行為準則。這種以神秘性、強制性、群眾性和功利性為文化特征的我國歷代保護自然與生態環境的民間規約,作為國法詔令的延伸與發展,其初始形態一般以血緣為紐帶的族規祖訓,逐步過渡到以地緣為特征的村寨規約。其傳承方式從口誦身教到勒石告示,再進化到至今仍流傳鄉里的民間規約。作為民間自律性的制度約束,與國家法律并行互補,共同保護著一方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維系著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現存中華古村鎮周邊成片的水源涵養林與景觀林得以永久保護,古剎寺廟里無數古樹名木得以千年繁茂,河西走廊沿線依稀可見的左公柳、左公楊得以萬人崇仰,旱區草原荒漠屹然挺拔的千年胡楊得以經幡祭祀……所有這些,無一不在彰顯文化的力量。這正是文化自信、文化自覺的活的見證。由此,構成了中國特有的法治與德治剛柔并濟,懲戒與教化融為一體,國法詔令與民間規約共同約束的中國傳統生態制度二元結構的文化主脈。它不僅把中國古代天人關系的思想以生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成為約束人們的社會生產活動行為規范,維系著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關系,確保山林川澤、鳥獸魚鱉等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休養生息,永續利用,而且作為對中華傳統生態價值觀和倫理道德的傳承與延續,至今仍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成為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和諧發展、持續發展的強大推動力。

四、結束語

“人類創造文化,文化影響生態冶。這一客觀事實已經存在并持續了數千年。如今,當人類共同面對諸多生態難題和困惑之時,運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新時期先進文化,詮釋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綠色發展的理念,重新認識人類賴以生存的星球,深刻反思人類的行為,就不難理解文化在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中,蘊含無比強大的力量,產生無所不至的生態功能。它所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轉變人的思想觀念、發展方式和行為方式,而是帶來了整個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希望和未來。中國夢,夢有根。它植根于中華文化之沃土,昌運于億萬民眾之踐行。讓生態融入生活,用文化凝聚力量。這正是文化改善“生冶之狀態的強大功能所在,也是掌握和運用文化的生態功能之本意和初衷。中華文化猶如一縷璀璨的陽光照亮前程,其生命之力永世不竭。這里,不妨引用29年前,75位諾貝爾得主在巴黎會議上所建言的那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00年前中國的孔子那里去尋找智慧冶淤。若真如此,地球幸甚,蒼生幸甚!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蔡登谷；盧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