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黨刊在抗戰宣傳中的成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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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發行研究雜志》2015年第九期

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共創辦中央黨刊16種，抗戰期間存續或新辦的有4種，分別是《黨的工作》《解放》《群眾》和《共產黨人》。《黨的工作》創刊于1936年6月10日，是黨中央指導黨的各方面工作的內部刊物，發行范圍涉及黨和軍隊相應級別的干部和機關，停刊于1937年12月10日，總計發行48期。《解放》是黨中央于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創辦、面向全國公開發行、經過與國民黨斗爭后取得合法地位的“政治理論機關雜志”[1]，發行機構分布廣泛，除延安外，在各根據地、全國一些大城市均設發行點，讀者群涉及眾多，不僅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而且還包括國民黨上層人士。《解放》停刊于1941年8月31日，總計發行134期。《群眾》創刊于1937年12月，與《新華日報》可謂兩位一體，是黨中央在國統區創辦并公開發行的黨刊，先后經歷了武漢版、重慶版、上海版和香港版。香港版時期《群眾》的海外影響很大，“主要銷往香港、南洋和海外，也有一部分銷往內地”[2]。《群眾》停刊于1949年10月，總計發行405期。《共產黨人》創刊于1939年10月，是黨中央在延安創辦的主要涉及黨建的黨內刊物，發行到延安、陜甘寧邊區、敵后抗日根據地、國統區等區域的中共黨組織。《共產黨人》雖通過黨內閱讀傳播，影響力卻不可小覷。《共產黨人》停刊于1941年8月，總計發行19期。由于特殊歷史時期，抗戰時期的四份中央黨刊并不一定都能按原定日期出刊，雖然只有《群眾》與中國人民一起迎來了抗戰勝利，但它們都對黨的相關方針政策和思想進行了宣傳報道，對錯誤思想進行了及時批判。

一、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傳播有利于團結抗戰局面的形成

抗戰時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共最根本的一條政策。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論政策》強調：“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決不會變更的”。

1.抗戰爆發前后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宣傳1937年2至6月，中共派代表與國民黨進行了多次談判。同年4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同志書》，號召全黨“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而斗爭”，“在目前新階段內，我黨工作中心的一環，應該是抗日的民主運動的發展”[4]。4月24日，《解放》刊登的《迎接對日直接抗戰偉大時期的到來》，文章指出：抗戰意味著開啟了“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的”[5]新階段，并在文中對中共的誠意和國民黨政策轉變的可能性等等涉及建立和鞏固統一戰線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解釋和分析。5月1日，《解放》刊登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一文，他強調要建立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基本實現國內和平的基礎上，目前的任務是爭取民主；而且，他還從辯證唯物歷史觀層面，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5月2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蘇區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關于政治問題的結論，即《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群眾》于5月24日第4期全文刊載。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和次日發表的談話，標志著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10月2日，《解放》第18期對《宣言》全文特載。并且，本期還把9月29日發表的《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成立后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分別加上四個小標題予以全文刊載，文章強調：統一戰線建立后，還需要注重民眾、共同綱領、必要改革等以使統一戰線得到充實和堅固。

2.對鞏固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宣傳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7月7日《解放》第七十五、七十六期（合刊）和7月16日《群眾》第三卷第八•九期（合刊）不僅均予以全文刊載，而且這兩期幾乎成了七七紀念特輯。其中，兩刊都刊發的文章有：《當前時局的最大危機》、《抗戰兩年》、《反對妥協投降堅持抗戰到底》、博古《抗戰二周年紀念獻詞》、王稼祥《目前抗戰的政略與戰略的中心問題》、劉少奇《鞏固團結粉碎敵人的陰謀》、鄧發《堅持團結才能爭取最后勝利》及《十八集團軍彭副總司令談堅持河北抗戰與鞏固團結》。《解放》刊載的有：《我們一定要勝利》。《群眾》刊載的有：時評《今天只有抗戰，只有勝利》、吳敏《國共兩黨聲明團結抗戰》、鄧小平《八路軍堅持華北抗戰》。這些都是對《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提出的“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后倒退！”[6]三大政治口號的支持與積極宣傳。抗戰期間中央黨刊的七七紀念活動，尤以兩周年為甚。

二、對《論持久戰》等宣傳擴大了中共抗戰方針政策的影響

抗戰時期，持久戰、游擊戰的戰略地位和統一戰線一樣，都是中共重要的方針政策。中共中央黨刊對此也進行了積極宣傳。

1.對《論持久戰》的宣傳1937年8月，洛川會議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放在開辟敵后戰場。1938年5月，分別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解放》第40期、《群眾》第二卷第3期均全文刊載）與《論持久戰》（《解放》第43－44期全文刊載）。《論持久戰》把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更為明確地概括為：“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7]，最終實現了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軍事戰略上，由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運動戰向抗日戰爭時期的游擊戰的重大轉變。《群眾》第一卷第10期至12期專門以大號字加邊框以示強調，大力宣傳《論持久戰》單行本。中共認為，抗日戰爭的作戰形式中，主要的是運動戰，其次是游擊戰。游擊戰同樣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其戰略作用具體表現在：現實角度它是輔助正規戰，未來而言是使它也變成正規戰。游擊戰爭的戰略綱領包括：處理好戰爭中的幾對辯證關系：防御與進攻、持久與速決、內線與外線，配合正規戰，建立根據地，戰略防御與戰略進攻，向運動戰發展，正確的指揮關系。

2.對中共游擊戰經驗的宣傳《解放》和《群眾》登載了許多用鮮活的實戰經驗換來的對游擊戰爭及重要性深刻體會的文章，它們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決策的預見性和正確性，另一方面也表現了黨刊對中央決策的積極宣傳和支持。在《解放》第一卷《把山西成為北方游擊戰爭的戰略支點》一文中指出：游擊戰能夠消耗、疲憊、瓦解、打擊直至驅除與消減日軍。任弼時在第29期《山西抗戰的回憶》中，結合敵我實情分析，指出參加山西抗戰的八路軍的作戰方針是運動戰和游擊戰，它們不僅具有我軍歷史上形成的優勢，即機動果敢迅速秘密的特點，而且也證明：當敵軍深入遠方后方時，人民的游擊斗爭是抗戰極其重要的一支力量。在《解放》第43－44期發表《八路軍抗戰的一周年》，文章分析了華北抗戰的成績，實際上是從實踐層面佐證了中央提出的游擊戰戰略綱領的正確性。在《論華北正規戰的根本教訓與游擊戰爭發展的條件》中認為：抗戰之初我軍正規戰的根本教訓在于消極防御，分析了此戰術不適合中國的原因，并說明游擊戰的意義及其施行的有利條件和困難，文章在正規戰的失利與游擊戰的勝利的對比中彰顯了游擊戰爭的正確性。《群眾》第一卷第10期刊發的《八路軍半年來抗戰的經驗與教訓》一文指出，我軍今后的戰斗主要應采用運動戰、游擊戰并適當配合扼守要點的陣地戰，但是，由于抗戰的復雜性，不可能單憑一種戰術取勝，因此要適時辯證運用戰術；同時，要注重發動廣大民眾戰爭并意識到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要性。

3.對中共游擊戰爭理論的宣傳就《解放》而言：第28期郭化若在《抗日游擊戰爭戰術上的基本方針》中認為，游擊戰爭最基本的原則包括兩個方面，在群眾方面，要發動、組織、武裝、相信、聯絡、依靠、幫助和愛護群眾；在軍事方面：要主動、靈活和積極。陳伯鈞的《論抗日游擊戰爭的基本戰術———襲擊》指出，襲擊是游擊戰爭的基本作戰形式，其要領包括襲擊駐止之敵十二條和襲擊行動之敵十八條。第31期水俠的《論抗日游擊戰爭的戰術———破壞》，在闡明了游擊戰爭中對敵人后方及交通破壞的作用及事前準備和注意事項的基礎上，涉及了對敵電線電桿、橋梁、道路、飛機及機場、汽車、坦克車、火車、火車站、兵站、倉庫等具體的破壞方法。就《群眾》而言：創刊號發表的任淘的《開展游擊戰與武裝民眾》認為，武裝民眾是實行游擊戰的前提，應該從加大宣傳力度、加強組織與領導、完善武器配備、民眾自覺等方面實現武裝民眾。第一卷第9期《關于游擊戰爭》一文，厘清了種種對于游擊戰的非議之聲。在第一卷第20期和第21期《論游擊戰爭》中指出，要依據政治、經濟、人員、武器和交通等條件決定戰略戰術。在第一卷第23期《開展河北的游擊戰爭》中分析了開展河北平原游擊戰爭的形勢和具體方法。

三、對“亡國論”“速勝論”的批駁

提高了持久戰思想的影響抗戰時期錯誤的思想很多，社會上流行的有“亡國論”“速勝論”等。抗戰前，國民黨還糾結于是否開戰，而抗戰后，就從“打不打”的問題轉變到了“如何取勝”的問題。而隨著戰事的展開，除了彌漫著的“速勝論”，抗戰前“抗戰必亡”論也轉而變成了“再戰必亡”論。抗戰時期中央黨刊在對持久抗戰思想進行深入解讀的過程中，實際上達到了批駁錯誤思想、提高正確思想影響的客觀效果。早在“七七事變”前，就指出，“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9]，1936年7月，又對中日戰爭形勢作了一般的估計，并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種方針。“七七事變”后，、、等在南京國民政府軍事會議上提出：戰略上應實行持久防御，戰術上應采取攻勢。中共洛川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強調：“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10]1938年5月，在《論持久戰》中運用唯物主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實際，對中共抗日持久戰方針進行了客觀正確、全面系統的分析和闡發。隨后，黨刊也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宣傳和支持中共中央的持久戰方針。

以《解放》為例，在第一卷第17期《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持久性》中，從政府與人民結合、軍隊與人民結合、人民的行動綱領等方面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進行了解讀。在第一卷第25期《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先決問題》中，指出了持久抗戰已經由事實證明是不爭的公論，為爭取抗戰勝利需要堅定信心，并注意戰術、指揮與民眾動員。以《群眾》為例，在第一卷第3期《目前抗戰形勢與堅持長期抗戰的任務》一文中，提出了堅持長期抗戰的三個基本條件，即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國防政府、鞏固和擴大現有軍隊。在第一卷第5期《怎樣進行持久抗戰》（《解放》第30期也刊載此文）一文中，總結出了八條經驗教訓，以及由此推導出的決定持久抗戰的八條具體辦法。[11]抗戰時期，中共中央黨刊成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喉舌、耳目和號角。黨刊通過大力宣傳中共抗戰方針政策，使民眾加強了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認識，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堅守在抗日陣營制造了強大的輿論聲勢；通過對持久戰、游擊戰戰略地位的宣傳以及對亡國論和速勝論等錯誤思想的批判，幫助全國人民樹立了持久抗戰的堅定信心。

作者：羅艷梅 單位：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