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漢西域考察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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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雜志》2015年第五期

馬達漢（CarlGustafMannerheim，1867—1951）①，芬蘭近代史上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1944—1946年任芬蘭總統。馬達漢祖籍瑞典，1867年出生于沙皇俄國的藩屬芬蘭大公國，曾擔任過沙皇的宮廷近衛和御馬官，并在1905年參加了日俄戰爭。受俄軍總參謀部指派，馬達漢于1906—1908年前往中國進行軍事偵察，目的是探明清政府在新疆和甘肅的實力，清朝地方官員對待“新政”的態度，并對我國西北地區進行考察。為掩蓋其軍官身份，馬達漢作為法國伯希和探險隊的成員前往中國，并與“芬蘭-烏戈爾學會”、芬蘭國家博物館籌備委員會“安特爾委員會”達成合作，為他們收集古代文物。1906年7月，馬達漢從莫斯科出發，經俄國統治下的塔什干、安集延等地，于8月進入中國邊境。由于考察新疆是馬達漢此行的重點，所以他先對南疆的葉爾羌、和闐進行考察，后返回喀什噶爾向北行進，重點考察了阿克蘇、伊犁地區、喀喇沙爾、迪化（今烏魯木齊）、古城（今奇臺）、吐魯番、巴里坤、哈密等地。馬達漢所選擇的路線與其他探險家的路線不盡相同，時而偏離傳統的絲綢之路，期間六次翻越天山。離開新疆后途經安西、蘭州、西安、鄭州、石家莊、太原、歸化（今呼和浩特）、張家口，于1908年7月到達北京，結束了為期兩年的考察。馬達漢每到一處便與當地的官員結交，了解當地情況。馬達漢停留時間較長的地方多為軍事重鎮，對當地的軍事布局和兵力情況尤為關注，他還親自繪制了18座城市的草圖和許多路線圖。此外，馬達漢對阿布達爾人、土爾扈特部、撒里和西拉堯乎爾（即今裕固族）等少數民族族群進行考察，還前往拉卜楞寺考察，其后又在五臺山拜見了避難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尤為可貴的是，馬達漢將自己每日的考察活動寫成詳細的日記[1]，并在考察過程中拍攝了1300余幅照片②，這些已經成為今天研究清末社會的珍貴材料。近年來，隨著馬達漢西域考察相關資料的陸續翻譯出版和新疆檔案館相關檔案的公布[4]，馬達漢西域考察研究逐步展開。

一、國內研究現狀及趨勢

國內關于馬達漢西域考察的研究以2000年為界，2000年之前的研究較少。專門論述馬達漢的文章僅有劉愛蘭、房建昌的《芬蘭總統麥耐黑姆光緒末年對西北少數民族的實地考察》[5]一文。該文總體介紹了馬達漢的亞洲考察，是很多學者“結識”馬達漢的契機。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的馬大正先生，他閱讀該文之后，對馬達漢的印象有二：“在眾多新疆考察的外國人中還有一個芬蘭人，其經歷當屬奇特；對該文的題名大不以為然，考察時馬達漢僅是一個俄國軍官，怎么能配上幾十年后當上芬蘭總統的頭銜！？”，此后馬大正先生開始關注馬達漢新疆考察的情況，但收獲不多。2000年以后，國內知道馬達漢的學者日益增多，這得益于馬大正先生與王家驥④先生的結識。馬、王二先生就馬達漢新疆考察資料的整理和研究情況進行洽談，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下，“馬達漢新疆考察研究”作為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2000年度重點研究項目正式立項，可以說是我國學界系統研究馬達漢新疆考察的開端[2]10。國內關注馬達漢西域考察研究與“馬達漢新疆考察國際研討會”的召開不無關系。2006年8月20日至9月11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和芬蘭赫爾辛基大學主辦、新疆社會科學院協辦的“馬達漢新疆考察國際研討會”，分別在芬蘭赫爾辛基和中國新疆烏魯木齊召開，中芬學者于烏魯木齊會議后聯合赴南疆，沿著馬達漢當年在南疆考察的主要線路進行了野外考 察。中芬學者提交20余篇論文，后經馬大正、厲聲、許建英三位先生整理并出版了《芬蘭探險家馬達漢新疆考察研究》。此后，由于中芬學者的友好合作，“馬達漢中國西部圖片展”在中國進行了三次展覽①。此外，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芬蘭中國協會聯合主辦的芬蘭馬達漢中國西部圖片展于2010年6月7日在友協和平宮舉行。2012年，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傳部和新疆電視臺聯合拍攝的大型情景再現式紀錄片《百年新疆》②（又名《一百年前的探險日記》）拍攝完成，其中第四集《馬達漢•古道諜影》專門講述馬達漢新疆探險。以上會議、圖片展覽和紀錄片對于國內了解馬達漢起到了推動作用，也促進了馬達漢西域考察的研究進程。自2000年以來，國內研究馬達漢的學者不斷增多，也出現了不少的研究成果，總體上可以分為三類。

（一）總體介紹馬達漢的綜合性研究成果王家驥先生所著的《馬達漢》是一部以學術研究為基礎，運用讀者容易接受的手法和文字撰寫的評傳，這是國內第一部專門介紹馬達漢的著作。該書介紹了馬達漢的個人經歷，并以馬達漢所寫考察日記為依據，著重介紹馬達漢1906—1908年的亞洲之行。此外，該書還涉及馬達漢與伯希和中亞組隊問題、馬達漢錯過莫高窟等問題，尤其是在探討中亞組隊問題時，提到了馬達漢的妹夫路易斯•斯帕熱伯爵加入探險隊而被伯希和所拒絕一事。伯希和對馬達漢多方刁難，這些在其他論著中均未得見。馬大正《芬蘭探險家馬達漢西域考察的經歷與研究》一文綜合性地介紹了馬達漢1906—1908年在中國（尤其是新疆地區）的探險活動，并強調馬達漢新疆考察在新疆考察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馬大正《略論芬蘭探險家馬達漢的新疆考察》一文整體介紹馬達漢新疆考察活動及其遺產的歷史價值，尤其要重視馬達漢所繪制的11幅不為史籍所載的城市布局圖；同時提到了與馬達漢同時期前往新疆考察的其他探險家，并與伯希和、日野強進行了簡單的比較；更正了耿癉在《譯者的話》中關于馬達漢的三個失實之處：馬達漢未曾擔任伯希和探險隊中哥薩克衛隊長一職，馬達漢被授予“元帥”稱號是在1942年，馬達漢1917年回國的真正原因是投身芬蘭獨立事業，但是其盜掘文物的行為概括了馬達漢與日野強考察的四個相同點：同為軍事性質考察，都是軍人身份，考察時間相同，都有記錄考察經歷的資料傳世；兩個不同點：馬達漢對軍人身份進行了偽裝而日野強沒有，二人服務對象不同。楊恕《論曼涅海姆新疆考察的學術意義》一文強調了馬達漢考察對于中國西北地區地理環境、民族民俗和政治經濟狀況研究的意義，尤其要充分發掘馬達漢拍攝照片所能反映出的信息，與傳統文獻相補充；同時還要加強對其他探險家考察成果的研究，將其中現代意義的科學記錄運用到自然地理環境的研究之中。王家驥《馬達漢新疆考察日記和回憶錄的史料價值》一文從清政府對外關系，英俄日三國對我國新疆地區的滲透，清政府推行“新政”產生的效果，新疆歷史人物及事件，地方官員貪污及清末新疆地區屯墾戍邊等六個方面，介紹了馬達漢新疆考察日記和回憶錄的史料價值。許建英《馬達漢新疆考察的資料收集及其方法》一文將馬達漢收集到的資料分門別類，并探討其獲得資料的途徑及資料的學術價值。劉明《試述芬蘭探險家馬達漢在新疆的民族學調查》簡要介紹了馬達漢1906—1908年的考察活動及其學術價值，并與同時期的外來探險家作比較。此外，閆存庭《芬蘭探險家馬達漢視域下的清末中國社會———〈馬達漢西域考察日記1906—1908〉述評》、王家驥《馬達漢的新疆考察與其人其事》、孫宏年《馬達漢的“亞洲情結”》、張金秋《曼納林不為人知的中國考察》四篇文章均對馬達漢中國考察一事做了綜合性介紹。

（二）關于馬達漢亞洲之行所拍攝照片的研究成果在21世紀最初的幾年里，國內對馬達漢的研究主要圍繞其所拍攝的照片而進行。鄧明《馬達漢照片探秘：清末蘭州轅門》一文，以馬達漢所拍攝的蘭州街道照片為中心，引用蘭州諺語對照片中人們的行為進行解釋，進而將馬達漢所拍攝照片與乾隆年間《皋蘭縣志》中的《督署圖》、光緒年間的《金城攬勝圖》對比，證明照片中的地點是蘭州轅門，并根據傳統史籍敘述了蘭州轅門及城市構造的情況。習習《讀圖筆記》[16]以《1906—1908年馬達漢西域考察圖片集》為基礎，從中選取了八組照片（柯爾克孜獵人和他的獵隼、固滿的一名乞丐、穿越排山卡口、涼州北城門上的城樓和涼州街景、蘭州的大年初一、受過基督教洗禮的中國婦女、教堂餐廳、柳大溝的三名婦女）進行了闡釋。王家驥《馬達漢二十世紀初新疆見聞錄》[17]一文詳細地介紹了馬達漢在葉爾羌和阿克蘇的活動，并附有相關圖片。殷德儉《“定格于瞬間”———馬達漢西域考察圖片的魅力》一文先整體介紹了目前國內可見的馬達漢所拍攝照片的情況，強調這些照片的重要性，認為馬達漢拍攝照片包括了人物、風景、文物、市井、民俗等方面，涉及人類學、社會學、軍事學等領域，將馬達漢拍攝照片的興趣點與其考察任務掛鉤，強調所拍攝照片的紀實性，并提出與同時期的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所拍攝的照片進行對比研究的構想。

（三）運用馬達漢相關資料闡述清末社會的研究成果利用馬達漢日記來研究清末社會（尤其是新疆地區）的一些問題，是目前國內研究的主要方向。周軒《俄屬芬蘭男爵曼納海姆（馬達漢）西域考察中的官員交往》一文敘述了地方官員對馬達漢隆重的招待及馬達漢對他們的認識，并根據正史記載敘述了他們的命運，進而探討清末新疆地區的買官行為和官吏貪污腐敗問題，認為重金買官行為促使官員在有限的期限（一般為3年）內大肆斂財以收回買官成本，從而加重了貪污腐敗問題。李方《從馬達漢日記及報告看1906—1908年中國鐵路修建的狀況》一文以馬達漢考察日記中關于中國鐵路的資料為主，著重介紹了馬達漢打聽到的關于修建新疆鐵路的兩條路線：一條是從張家口經呼和浩特經古城通往新疆，另一條是從西安、蘭州、哈密到烏魯木齊。清政府將修建鐵路的任務分派到各省，因此各省需要自行籌集資金。在馬達漢看來，當時中國修建通往新疆的鐵路困難重重，而在收回路權運動之后外國人仍占據著中國鐵路部門的諸多要職。閆存庭《從〈馬達漢西域考察日記1906—1908〉看清末的新疆社會》以馬達漢考察日記為基礎，介紹新疆農牧、商業以及民眾生活等情況。閆存庭《馬達漢筆下的喀什噶爾社會述略》和吳孝成《外國人眼中百年前的伊犁》兩篇文章將日記內容與單個的地方社會研究相結合。

許建英《馬達漢筆下的新疆民族與社會》一文以馬達漢日記為基礎著重對新疆族群進行梳理，認為清末新疆地區民族種類實際上比我們現在所劃分的更多樣，更復雜，其中阿布達爾人、什克韶人、多浪人等現均已被劃入到維吾爾族中。因此要對馬達漢所提到的那些族群進行深入研究，從尊重族群獨特性的角度出發，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還原各族群的稱呼并且重新劃分其民族。閆存庭《從另一種角度解讀清末新疆土爾扈特人的社會生活———以馬達漢筆下的卡爾梅克人為研究對象》則是從民族學的角度對馬達漢訪問過的少數民族卡爾梅克人進行敘述。馬大正《芬蘭探險家馬達漢訪察衛拉特蒙古述略》，通過描述馬達漢所交往的納生巴圖等衛拉特人，進一步探討馬達漢對衛拉特人風俗習慣的認識和在衛拉特游牧地所做的軍事考察。孫宏年《馬達漢與十三世達賴喇嘛———以1908年的五臺山會見為中心》一文以鮮為人知的馬達漢覲見十三世達賴一事為中心，敘述了此事的過程，尤其注意到十三世達賴對清廷的防范和親俄行為，并將此事置于英俄在中國西部地區角逐的大背景之下探討此事的意義。苗普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館藏有關馬達漢新疆考察檔案述論》一文以新疆檔案館館藏的馬達漢新疆考察相關檔案資料為基礎，列出了馬達漢在新疆考察的行走路線，到達或離開各地的時間并與日記中的記載比較，得出二者基本一致的結論；探討了馬達漢在南疆地區無護照旅行，所持護照與抄件上漢文名字不一致問題以及私自變更路線問題，認為馬達漢私改路線是為了搜集軍事情報。阿拉騰•奧其爾《馬達漢〈軍事考察報告〉述評》一文以馬達漢的軍事考察報告為基礎，探討了馬達漢考察的軍事性質。認為《軍事考察報告》對于我們研究馬達漢，了解當時沙俄侵略中國的陰謀、清末社會狀況、西北地區少數民族歷史有重要意義，應該得到學界重視。該文是國內首篇專門介紹馬達漢軍事考察的文章，寫于中文版《軍事考察報告》出版之前，在當時價值頗高。此外，還有學者在論證其他問題時引用了與馬達漢相關的資料，例如艾力•吾甫爾《新疆阿布達里人淵源考》等文。馬大正先生和厲聲先生在“馬達漢新疆考察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言時提出“應將馬達漢新疆考察研究放到清史、新疆地方史、新疆探察史、中亞地區史，以及20世紀國際地緣政治等大背景下進行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研究”的目標。而目前國內的研究狀況與這一目標還有一定的差距。

二、國外研究狀況及趨勢

馬達漢西域考察問題也受到國外學者的關注和研究，其中主要以芬蘭學者為主，限于條件，遺漏較多，只能做部分介紹。國外對馬達漢的研究以20世紀90年代為界，早期對馬達漢的研究主要從文物考察、民族學調查、氣象探測等方面進行，而鮮有論及其軍事考察的著述。這與芬蘭人民的民族情感有關，芬蘭人不愿意承認其民族英雄竟然為沙俄帝國主義服務。蘇聯解體之后，蘇芬之間一些敏感的問題得到緩解，使得客觀地評價馬達漢在芬蘭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成為可能。1992年赫爾辛基大學開始舉辦關于馬達漢的公開講座，其中也包括關于馬達漢西域之旅的述評講座。1999年芬蘭文物局舉辦了題為“1906—1908年馬達漢在亞洲腹地”的大型展覽會以展示馬達漢的西域之旅，并編輯出版了有關的論文集和光盤。

1998年，芬蘭電視臺赴我國新疆實地拍攝的電視片“馬達漢西域考察紀行”，也已刻錄為VCD光盤出售[8]5。就目前筆者可知資料而言，與馬達漢亞洲考察相關的作品主要有：《馬達漢從東突厥斯坦收集的考古文物研究》（A.M.TallgrenTheManner-heimArcheologicalCollectionfromEasternTurkestan）、《馬達漢收集的墓碑古籍殘本》（G.RaquetteCollectionofManuscriptsfromEasternTurkestan）、《對亞洲腹地幾個部族的人類學體型測量》（KaarloHildenAContributiontothePhysicalAnthropologyofSomePeoplesinCentralAsia）、《馬達漢收集的佛經殘片》（J.N.ReuterSomeBuddhistFragmentsfromChineseTurkestaninSanskritand“Khotanes-e”）、《四份維吾爾商業文件和蒙古方塊字文書殘片》（G.J.RamstedtFourUigurianDocuments；FragmentofMongolian“Quadratic”Script）、《馬達漢考察時的氣象記錄》（Runar.MeinanderMeteorologicalNotesMadebyC.G.MannerheimduringhisTravelsinCentralAsiain1906—1908）、《馬達漢的地圖測繪》（A.K.MerisuoC.G.Mannerheim’sMappingWorkonhisJourneyacrossAsiain1906－1908）①。哈里•哈倫是芬蘭學術界研究馬達漢的旗幟性人物，他的《馬達漢：一名戰士和地理學家》②、《馬達漢1906—1908年由西至東穿越亞洲之旅的分析索引：地點、人物和一般術語》③以及由他編輯的《馬達漢1906—1908年在中國作為軍事間諜的筆記》④都是與馬達漢西域考察相關的文章。目前筆者所見的國外研究主要是收入馬大正、厲聲、許建英整理主編的《芬蘭探險家馬達漢新疆考察研究》一書中的會議論文。高歌《馬達漢在亞洲的歲月：1904—1908年》（許建英譯）綜合性地介紹了馬達漢在日俄戰爭及亞洲考察中的活動，著力探究了馬達漢在地理學、人種學及古代遺跡學等領域所做出的貢獻，尤其是馬達漢收集到的大量唐卡、公元6世紀的文書、用蒙古文方塊字形式寫成的佛教文書價值極高。蒂默•納拉耶爾維《馬達漢中國探險：新疆考察時的獵人和騎手》（許建英譯）圍繞馬達漢對馬匹和狩獵的極度喜愛這一主題，先介紹了馬達漢中國考察的任務（包括軍事偵察和文物收集）及完成情況，認為馬達漢既出色地完成了兩項任務，又不忘自己的興趣：狩獵和馬匹。蒂默•納拉耶爾維認為瑞典文日記原稿中包含著更多能反映馬達漢與馬匹關系的細節，有待于進一步發掘；探討馬達漢錯過莫高窟的原因時，蒂默•納拉耶爾維認為馬達漢對佛教文書不感興趣是主要原因，并非單純地忙于狩獵，而馬達漢缺乏對古代文物的興趣和鑒賞能力是因為未能得到專家的指導。哈里•哈倫《馬達漢男爵騎馬亞洲之行和……》（許建英、楊衛東譯）將原版日記中關于馬達漢在考察期間乘坐馬車、懸轎及火車的未公開發表的部分章節補錄出來，說明馬達漢亞洲之行中所用的交通工具問題。通過探討交通工具的使用情況，可以對路況及馬達漢身體狀況進行探討。其中在補錄章節中有一段涉及馬達漢與伯希和等法國探險隊成員結識的文字，這是在中文版日記中見不到的，故而在探討馬達漢與伯希和關系問題方面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另外，補錄文字中還涉及道路里程問題，可用于探討馬達漢的行程問題。

阿爾伯•雍杜寧《俄國地緣戰略對馬達漢的影響》（王家驥譯）將馬達漢軍事勘測任務與米留亭制定的軍事勘測地理計劃做比較，介紹了米留亭軍事思想對馬達漢的影響。認為馬達漢的軍事考察報告和繪制的地圖在俄國的亞洲政策中得到運用：在對抗日本失敗之后，俄國嘗試擴大在中國新疆、蒙古以及馬達漢所調查地區的影響，這與國內研究者們所認為的軍事考察報告未能得到有效利用的觀點不同，值得思考。珀提•殷克寧《從軍事情報角度看馬達漢上校的亞洲之行》（楊衛東、陳海濤譯）先介紹了馬達漢考察的背景：清政府的新政改革引起俄國關注，而依據數十年前普爾熱瓦爾斯基等軍官所收集到的關于中國的情報系統需要更新。繼而介紹馬達漢軍事報告及其成果，該文寫于中文版《軍事考察報告》出版之前，在研究馬達漢考察的軍事性質方面有著較高的學術價值。彼特•桑德伯格《攝影家馬達漢》（許建英譯）利用馬達漢與其家人、伯希和的往來書信中的相關信息探討馬達漢在考察中所使用的照相機型號為鄂奈曼•克拉普，這是當時配置最先進的一款照相機。繼而探討馬達漢攜帶感光板及沖洗照片的艱辛，并對馬達漢所拍攝照片進行評價，認為他拍攝的人物照最為生動。碧麗瑤•瓦麗瑤拉《馬達漢與芬蘭國家博物館》（楊衛東譯）以馬達漢所收集文物為主線，介紹了馬達漢考察前為進行人類學調查所做的準備，包括閱讀前人中亞考察的指南書目，向前輩（G.J.蘭司鐵、奧托•唐納等）請教。又依據《馬達漢1906—1908年由西至東穿越亞洲》一書介紹了馬達漢收集的文物情況，最后介紹了考察成果的分配情況：人種學實物和其全部手稿歸芬蘭國家博物館，照片所有權屬于芬蘭-烏戈爾學會，唐卡及一些佛教用品、作為禮品接受的東西為馬達漢所收藏，現在可以在馬達漢家庭博物館里看到。收藏于芬蘭國家博物館和芬蘭-烏戈爾學會的這部分資料大多數已經出版或者用于研究。由于馬達漢考察時芬蘭國家博物館尚處于籌備階段，所以馬達漢收集到的文物對芬蘭國家博物館而言意義重大。阿里•麥克萊《馬背之旅的開始：馬達漢1906年在吉爾吉斯斯坦———今天與100年前觀點之比較》（楊衛東、陳海濤譯）旨在研究馬達漢在奧什為旅行所做的準備工作，并與現在當地情況對比。作者在親身考察之后，將自己目睹的吉爾吉斯斯坦地區的自然環境、社會生活、市場形勢等與100年前馬達漢關于該地區的記錄相比較，認為這100年間當地的馬匹價格、工資水平、人們的服飾沒有多大變化，而當地的環境卻變化很大，馬達漢當年常常見到的山頂積雪場景現已少見。作者認為可以沿著馬達漢的旅行路線建立一條“研究走廊”來監測環境的變化和社會生活的發展。尤哈•楊虎嫩《馬達漢在拉卜楞寺》（許建英譯）一文依據馬達漢考察日記敘述了馬達漢在拉卜楞寺考察的過程，并注意到馬達漢因為沒有拿到前往拉卜楞寺的推薦信并且拒絕當地“強人”的安排與“幫助”而遇到當地人恐嚇和刁難的問題。認為馬達漢對拉卜楞寺的考察雖不及俄國探險家G.N.波塔寧、P.K.科茲洛夫等人深入，但他所拍攝的該寺照片卻價值頗高。

三、小結

通過對馬達漢西域考察研究進行綜述，可以看到：21世紀以來，國內外對馬達漢的研究由冷到熱，逐漸展開并深入。目前，國內對于馬達漢西域考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綜合性地介紹馬達漢西域考察、沿途所拍攝照片、所記述的清末社會現狀三個方面，尚未全面挖掘，仍有諸多內容以待后人研究和拓展。國內對于馬達漢的研究主要依托于外文資料的翻譯，所以加緊對相關外文資料的翻譯、出版是當務之急。我們相信，伴隨著更加豐富的相關外文資料的翻譯，馬達漢西域考察研究會結出更多的碩果。

作者：楊亞瓊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社會發展學院